对促进台湾和大陆进行交流，一个功不可没的组织是一个基金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其董事长是辜振甫。著名的“汪辜会谈”，成了到目前为止海峡两岸最高规格的接触。

　　台湾各式各样的基金会很多，似乎每一次聚会都能发现几个基金会。有时你不主动去发现，基金会还会撞上你。

　　在高雄飞香港的班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位台湾太太，她很自信地断定我是跟书有缘的人，于是主动搭话，谈读书。原来她是“周太太读书基金会”的成员，这个基金会只有七个会员，全是太太。不再扩大，人多了不便活动，不便讲话。每两周聚会一次，每次两个多小时，只谈读书体会，不得谈家长里短、婆婆妈妈。这次聚会要推荐出一本新书，供下一次聚会时讨论，中途有人不喜欢，还可以再推荐新书。这个组织是由一位姓周的太太倡议建立的，并拿出了一点自己的积蓄给大家买书。其实这个读书会花不了多少钱，聚会地点各家轮流，谁做东负责提供茶水就行。

　　据这位读书基金会的太太讲，在台湾这种自发的小组织很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又不坐班的太太们，更喜欢参加这样的读书活动。我问她读不读大陆的书，她说简化字读起来太困难了……

　　这大概是最小的基金会了，且属于自助自娱的性质。更多的基金会是助人、助事，或纪念某个人、某件事。

　　台北一富翁，领导着四个性质不同的基金会。其中一个是每月向一个文艺组织资助二十多万元新台币做活动经费，包括给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发六万元的津贴。

　　一个作家每月需要从一个富人那里领取工资，这说明商品社会有情，还是无情？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商品世界，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假如你靠写作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另谋其他职业。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依靠，可以终生端“铁饭碗”。但每个人活得错不错？至少不比有“铁饭碗”的人在经济上差。商品经济培养人的生存能力，长本事。道是无情也有情。

　　台湾文艺团体很多，有些文艺家协会、作家协会，从会长到会员都另有职业，他们的关系既松散又紧密。松散的是平时分布在各行各业，互不搭界，各干各的，没有经济、人事、政治上的攀比、竞争和种种矛盾。如果大家要聚在一起，那只为了一个原因：有文学活动。因此，文学的关系，文学的情意，反而更紧密。你如果觉得这种紧密妨碍了你，可以疏远一些，可以不参加一些活动，没人怪你。毫无疑问，五花八门的基金会表达了商品经济有情的一面。其根据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是为了做好事、做善事而成立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一个鼓励作恶学坏的基金会。

　　既然产生了这么多基金会来做好事，那就说明这个世界很不完美。无以计数的基金会对贫富悬殊的商品社会起到了平衡和保护的作用，它使一些富人变成了善良的好人，甚至是英雄，载入史册。无论他们有多富，是怎样富起来的，今后还会有多富，都被社会承认是道德的事情。一些急需钱的事和人，又很幸运地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就有可能通过基金会得到所需要的钱。让现代人在紧张激烈、冷酷无情的商业竞争中，感受到一点温情、一份真诚。得到帮助的是极个别的事和人，知道有基金会存在的是整个社会，缓解了许多冲突，给商品世界增加了些许情感亮色。

　　市场经济唯市场的马首是瞻，是“唯利是图”的。基金会则是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对此加以调节。

　　没有人能告诉我，世界或台湾总共有多少基金会？基金会有多少品种？只能就我所知道的分一下类，发现文教方面的基金会最多。这既说明天下的文教行业都比较穷，最需要帮助，又说明经济时代对文化的重视。金钱向文化倾斜，借助文化提高经济的品格，塑造良好的形象，对发展经济大有裨益。办基金会并不完全是赔本的事。根据基金会的多少，其品位和办事的效率如何，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

　　市场经济又可以称为“富人经济”，基金会正是“富人经济”的产物，没有富人的赞助，没有钱，是办不成基金会的。但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愿意办基金会，也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名副其实，有些基金会只挂牌子不干事，或干事很少。基金会更不都是赔钱的，有的把基金拿去投资、经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现代种种基金会绝不简单地等同于古代舍粥的大锅。它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形形色色的基金会，可以观察当代社会诸多的社会情态和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