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疑》甲集四卷，刘家龙著，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刚是一百年。著者履历未详，但知其为山东章丘人，此书汇录壬寅至乙巳四年中读书札记，刊刻与纸墨均极劣，而其意见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

　　“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术。或问通人而不通天地则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尧舜孔子也。尧不自作历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儒之止于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此言似奇而实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总之或以此故而于人事未能尽心力，便是缺点。从来儒者所学大抵只是为臣之事，所谓内圣外王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及科举制度确立，经书与时文表里相附而行，于是学问与教育更是混乱了。卷四云：

　　“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已。《易》则三代以前之书，《春秋》则三代之末所用，故皆缓之也。场屋之序，考试之体，非为学之序也。”卷二云：

　　“周礼以《诗》《书》《礼》《乐》教士，孔子以《诗》《礼》训子，而雅言亦止添一《书》。程子曰，《大学》入德之门，亦未言童子当读也。朱子作《小学》，恐人先读《大学》也。自有明以制义取士，三岁孩子即读《大学》，明新至善为启蒙之说矣，遂皆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又卷一云：

　　“灵台本游观之所，而于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观之地，而于中置泮宫。孔子设教于杏坛，曾子亦曰无伤我薪木，书房之栽花木，其来远矣。今则科场用五经，无暇及此，亦时为之也。”卷二讲到以经书教子弟，有一节云：

　　“金圣叹曰，子弟到十余岁，必不能禁其见淫书，不如使读《西厢》，则好文而恶色矣。或曰，曲终奏雅，曲未半心已荡，奈何，不如勤课以诗书。然吾见勤课者非成书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难言哉，唯身教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则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谁与为不善。”末了说的有点迂阔，大意却是不错的，他说教子一事难言哉确是老实话，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现代只有性教育这一种主张，其实根本原与金圣叹相同，不过有文与实之分而已。前者凭藉文人的词章，本意想教读者好文而恶色，实在也不无反要引人入胜之虞，后者使用自然的事实，说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较的多有效力。刘君对于圣叹的话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觉得子弟或不必给《西厢》读，而在成人这却是有用的。如卷四云：

　　“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又卷一云：

　　“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鼓儿词，而不喜作古近体诗，尤不喜作试帖。孔子言思无邪，又曰兴观群怨，皆指风言。山歌俗唱，风也。古近体，雅也。试帖，颂也。今不读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戏者，想皆翻孔子案，别撰尧舜二诗置于《关雎》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罗万卷之书，谙练历代之典，而于人情物理一毫不达也。”这个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叙小修诗》中云：

　　“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此种意见看似稍偏激，其实很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颂，绝少有写山歌者，乃是因为真声不容易写，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则云：

　　“杨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学术之偏而极其甚者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书几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书虽不传，以其字义揣之，殆今之《阴骘文》《功过格》也。尧舜于地天通则禁绝之，今之富民于《阴骘文》《功过格》则刻之传之，可谓贤于尧舜矣。”案《尚书》注云，使民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今谓是邪教经典似无典据，唯其排斥《阴骘文》《功过格》的意见我极为赞同，中国思想之弄得乌烟瘴气，一半由于此类三教混合的教义，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谓之愚儒莠书也。刘君深恶富民之传刻邪教之书，不知儒生的关系更大，近代秀才几乎无不兼道士者，惠定宇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说骂朱子者必绝后，迷信惨刻，与巫道无异，若一般求富贵者非奔走权门则唯有乞灵于神鬼，此类莠书之制作宣扬传布皆是秀才们所为，富民不过附和，其责任并不重大。鄙人不反对民间种种祷祀，希求得福而免祸，唯一切出于儒生造作之莠书曲说至为憎恶，往见张香涛等二三人言论，力斥扶乩及谈《阴骘文》等为魔道，今又得刘君，深喜不乏同调，但前后百年，如《笑赞》中所说，圣人数不过五，则亦大是可笑耳。

　　书中多有不关重要问题，随笔记录者，自具见解，颇有风趣，虽或未必尽当，亦复清新可喜。如卷一云：

　　“古者以萧为烛，如今之火把，故须人执之也。六代时已有木奴，代人执烛。杜诗，何时秉银烛，银已是腊烛矣，何用人执之耶，而韩忠献在军中阅文书，执烛之卒爇其须，则何故耶。谀墓者空中楼阁，修史者依样壶卢，类如此。”又卷三云：

　　“古人祭祀纳金示情，唐明皇东封金不足用，张说请以楮代之，此纸钱之始也。吴穀人《墦间乞食》诗云，归路纸钱风，可谓趣矣，若据为用纸钱之考证则呆矣。”又云：

　　“《聊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娱人耳，后人尊之太过，反失其实矣。即如其首篇《考城隍》云，堂上十余官，唯识关壮缪。夫红脸长须者戏台之壮缪耳，其本来面目亦如此乎。乡人入朝房，谓千官皆忠臣，问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满脸抹粉也。《聊斋》之言与此何异。又如有心为善，善亦不赏，岂复成说话乎。”此处批评蒲君，似乎太认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语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聊斋》恐亦难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张飞之在涿州，则又是别一例，盖英雄豪杰唯从唱本中钻出来的乃为群众所拥戴，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

　　“颜路请子之车，是时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颜老而贫也。孟子后丧逾前丧，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养士，故郑有青衿，刺学校废也。战国之国争养客，故鸡鸣狗盗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为小官，而所任则府史之职，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颜雠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贤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则直达于君，而受虚职焉。故孟子馆于雪宫，又馆于上宫，且为客卿而出吊也。是则春秋无客，战国无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贵，臣不甚贱，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战国则君骄臣谄，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为客矣。此书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称知县曰父师，幕客之束修所以重，而称知县曰东家也。孔子必闻其政，则子禽以为奇事，孟子传食诸侯，而景春谓其不急于求仕，皆此之由也。”这一则在第四卷之末，说孔孟贫富的原因很是详细，说得像煞有介事的，觉得很有意思，中间书院膏火与幕友束修的比较更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风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上边所引的文章里边，这一则似乎最漂亮，一面说起来却也是比较的差，因为这样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确实，假设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谬说。我们这里引了来看他怎么说，并不要一定学他说，重要的还是在前边的那几节，其特点在通达人情物理，总是平实无弊者也。

　　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