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前途有三种：日本积极向革命进攻；蒋的部下转到西安方面来；日本操之过急，使中国革命起来。他很慎重，提出暂不发表宣言。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林伯渠等与会者一致批驳了张国焘的观点：“这次事变的意义第一在反蒋，第二才是抗日。”毛泽东在总结时又一次指出：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加鲜明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中央先派周恩来，后又派博古、叶剑英赴西安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得知南京军事进攻西安的消息后于15日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呼吁和平解决。

　　在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第一个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17日他一到西安马上和张学良会谈。他了解了6天来国内局势发展及国内外的反应，得知局势异常复杂，非在陕北所能估计到的，而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他明确表示：要保证蒋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既可以利用蒋与何应钦的矛盾逼蒋抗日，又可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情况电告陕北。翌日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决定。这一决定同《真理报》社论指责西安事变的态度完全不同，并且是在接到共产国际电报之前独立作出的。2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方案。

　　周恩来分别和张、杨两将军谈话之后，又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军政干部会议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周恩来的意见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些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派大兵压境。西安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客人只能作朋友式的劝告，特别做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铤而走险，杀害王以哲将军，同时拟定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这就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顿时，西安的局面危机四伏。东北军内部矛盾成为对抗性的；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西安内部的自相残杀一触即发。

　　周恩来等处惊不变，临危不惧，首先赶赴王以哲家中，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同蒋介石刚委任为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消息传出后有关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为了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不给中央军造成可乘之机，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暂避，使对方失去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的动作。终使事态安稳度过，和平解决。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杨虎城避居三原。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周恩来将博古、叶剑英等同志送到三原，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坚守西安迎接顾祝同进城，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周恩来如同擎天支柱，为世人敬佩。周恩来和顾祝同折冲樽俎，将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在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对张、杨的安危始终萦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要求释放张、杨。杨虎城遇害后，新中国建立伊始即在西安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安危时时记挂在心。他多次评价张学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直到他临终前的20天，躺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周总理对罗青长说：“过去，我说过，对台湾的老朋友，我们是后会有期，……我，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念念不忘为民族大业作出卓越贡献和牺牲的朋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思念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情感。这是总理临终前的遗愿，也是海峡两岸亿万人民的宿愿。

　　本书在参考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采访了大量亲历者的基础上编写、整理而成。在此，一并致谢！

　　我要感谢同仁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我提供素材，有的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无私地贡献给我。

　　我要特别感谢团结出版社副总编辑唐得阳，他于百忙中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付梓之际，本人诚惶诚恐，相信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李立

　　2007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