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

　　 随着一声长笛声音，福祥号客船在牵引船的拖引下，缓缓的驶入港口，在客运码头的一个泊位上停靠，这个泊位的岸边插满了彩旗，在客船停靠的地方还挂着一面大横幅，写着“庆贺福祥号客船首航成功” 的字样。而这时在福祥号客船的侧舷上，也挤满了客人，观看港口的景像。

　　 原来福祥号客船是青岛造船厂建造的一艘近海客船，排水量3500吨，航速为12节，可以搭载500名旅客，并且设有100间客房，另外还可以搭载800吨的货物，能够在6级海况下行驶。刚刚从上海走了一个来回，完成了首次航行，如果这一次航行没有大的意外，下一次就将从天津直达上海。

　　 这时在客船的二层侧舷上，聚集着一群年轻人，约有7、8人，年龄都在2、30岁之间，全部都是身穿洋服，留着短发、未系辫子，正在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神色之间颇为兴奋的样子。

　　 “星台，看来这海外华人确实是有些阡陌，只看这港口的繁忙景像，但却秩序景然，人货多而不杂、忙而不乱，虽然还不能和东京、大阪这样的大港口相比，但文明气像，到是相差无几啊。”

　　 “是啊，只看这港口，确实有几分现代城市的样子，看来这次我们来青岛定是大有收获。只是不知道海外华人又是何等风范。”

　　 “我看还未能就此定论，只是一座港口而已，如果以繁荣景像、秩序而论，上海、广州的港口也未必相差多少。”

　　 先前说话的那人摇了摇头，道：“上海、广州的港口均是在租界，由洋人管理，而清廷治下的港口几曾有过这样的气像，我的目力虽然不佳，但也见岸上的执事人等均是我中华汉人，因此仅此一点，也可见海外华人之不凡了。”

　　 又有一人呵呵笑道：“也是，夏先生仍诚实豪爽之人，绝不会故做浮夸之言，咦！夏先生在那里？怎么没有出来，这都快要下船了。”

　　 “夏先生和黄先生、徐先生、秋先生还在船舱里说话，他说了，让我们别急着下船，等在船上多等一会，等其他的客人都下了船我们再动，到时候自然有人到码头来接我们。”

　　 其他人听了，也就都放下心来，继续谈笑，又过了好一会儿，船上的客人也都己经下得差不多了，这时正在御货，只听脚步声响，又有3、4个人来到船舷边，为首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老人，身材魁梧，方面大耳，长髯垂胸，其他几人的年龄也都较长，均在30岁开外，还有一名女子。

　　 这群年轻人见了，也都纷向打招呼道：“夏先生。”

　　 原来这老人正是夏思痛，他在1902年底受华东政府的委托，到海外去寻找有志革命之士，到山东来共图大事。夏思痛出海之后，先到南洋，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岛，到是也结交了一些华商、志士，不过都是零散数人，不成组织，而且那里华东政府的名字未显，因此也都对华东政府不感兴趣。

　　 夏思痛在南洋游历了大半年，虽然成效并不大，但也增涨了不少见识，而且也打听清楚，在日本聚集着大量的革命志士，组建的团体众多，声势颇大，于是夏思痛又来到日本。结果和华东政府的爪哇护侨行动错过了。

　　 虽然是初到日本，但夏思痛的交往颇广，既使是在日本，也能经人转托，交结到不少人，生活衣食不愁，而几个月后，经人引见介绍，和不少革命者相识。

　　 其实在日本结识革命者，根本不需要有人引见介绍，因为在日本，中国革命者的行动基本是完全公开的，不仅能够随意的聚会、结社、发表演说、组织社团，甚致是创办报纸杂志出书，可以公开宣扬武装推翻清廷的主张。尽管清廷多次向日本发出抗议，但日本政府以言论自由为名，对此基本不闻不问，还有不少日本政界、工商界的人员和中国的革命者结交成友，甚至是资助革命者，因此说这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到是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当然不是好心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只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手段而己，毕竟日本和中国的文化相通，又知晓中国历史，不少日本政治人物都认为，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清廷实际己经进入王朝末期，基本己经无力回天了，只是能够苟延残喘几年而己，因此现在的革命者，在将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日本政府有必要和革命者中的知名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政界人士可以和他们建立私人友谊，将来日本就能对中国保持足够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在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主要是3个，一是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二是由黄兴、宋教仁创办的华兴会；三是由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创办的光复会。

　　 其中当然是以兴中会的影响最大，因为兴中会虽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会，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发展，而且兴中会的创办人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也是最高的。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己在中国组织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尽管这两次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是有行动，这一点要比其他只说不练的革命团体当然是要强得多。

　　 而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地球报》均对此进行了报导，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用英文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一书，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

　　 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日本的保护下，逃到日本，并以日本为基地，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在中国推行立宪，并且反对慈禧，力主由光绪亲政，主持改良。

　　 其实在康有为、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孙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好，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业。但康有为以朝廷忠臣自居，又自命当代圣人，而当时孙中山的名气只是在海外，在国内还是无名之辈，因此自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从此两派分道扬镳。

　　 但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确实均是大有名头的人，而且康有为又善于自吹，不仅以圣人自居，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帝师，并且假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诏外逃，招兵讨贼勤王。由于这时皇权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康有为的这一番包装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小的号招力，

　　 两人来到日本之后，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并且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自己的改良立宪主张，而且康、梁两人均是当代国学大师，妙笔生花，文章的条理清晰、字句工整，言语有据，在这个以报纸为主要宣传工具的时代，确实是非常有用的，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显得激情有余，但却文理不足，因此维新派一时声望之盛，甚致压倒了兴中会。

　　 后来康有为在1899年赴美发展，留下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大局，并在加拿大正式成中“中国维新会”又称“保皇会”，并在美洲、南洋、香港、澳门甚致是兴中会的老剿檀香山设立分会，一时声势颇为浩大。

　　 不过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声望大跌，不少中国人对清廷也彻底失望，加上一批有深厚国学基础的革命者来到日本，使革命者阵营的理论实力大增，1903年，革命者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的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进行痛快淋漓驳斥，从此双方在报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颇为类似现代网络中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从大势来看，是革命者开始扭转颓势，维新派则每况愈下。

　　 从表面上看，革命者和维新派的论战是主义、观念之争，但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取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侨，毕竟这时两派在国内基本都没有什么基础了，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因此双方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夏思痛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到日本，当然对夏思痛来说，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张对路，而且华东政府也是这样的主张，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阵营，并且和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识。

　　 而且夏思痛为人豪爽、见多识广，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华东政府的代表，更是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日本与中国接近，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国的信息资料，因此华东政府的不少资料消息都传到了日本，相比于南洋，在日本的华人对华东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不少人也对华东政府很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