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就职演说接着言道：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

　　“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心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余故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肥，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总的说来，袁世凯的就职演说所描绘的前景还是很美好，也是很鼓舞人心的。

　　庆典整个一周的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三海宫殿的花园聚会上。

　　总统的夫人（正妻于氏夫人）由一长排兴高采烈的小女儿们陪同着，接见了众位宾客，并和他们握手致意。

　　到了下午，总统本人也要露面，他绕着硕大的凉亭漫步，并和被介绍给他认识的外国女宾们一一握手。

　　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有这样地描述：“随后，宾客们云集在宫里美丽的假山旁。在这里，站立着的军乐团演奏着乐曲，曲声却多多少少被树荫遮挡的石窟和四处蜿蜒的运河所投射出的旧时代的神秘氛围化解了。但是，什么都无法取代那倒映着晴朗天空的湖泊。

　　“沿着枝杈半掩的走道徐徐而行，可见庙宇、宝塔闪耀着明亮的红黄蓝绿等各种色调，浸润在光线中，全都展露出明亮的色泽。从一处大理石堆砌的栈桥开始，我们就在这使人沉醉的画面中搭乘渡船走了半英里路。景色奇巧瑰丽，水面延伸至无尽的远方，我们似乎徜徉在一大片开阔的街道上。

　　“魁伟的金黄色高墙将宫殿和环绕四周的城镇切断开来，又几乎完全被掩映在一整排大树之中。虽然此处与京城不过咫尺之距，我们却觉得相隔千里之遥。袁世凯在京城最完美的角落里选定了他的住处，世上所有城市里的一切庸常事物，或许都在此处被消解得一干二净。”

　　有意思的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事，袁世凯还给末代皇帝溥仪写了报告。

　　新任大总统要给昔日的皇帝写报告，这称呼该用什么呢？

　　当时，这份报告的抬头是这样写的：

　　“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

　　报告结尾处这样写道：

　　“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从这个称呼来看，当时袁世凯是将溥仪和自己视作平等关系的。细想下来，这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北京城里，同时存在着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政权。一个是大.清帝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他们毗邻而居。而管理范围和权力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他们之间似乎又是彼此平等的。

　　袁世凯报告的内容，一方面是告知溥仪自己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1913年10月6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并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另一方面是感激当年隆裕太后将政权交给自己，就任之后，将“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此时隆裕太后已经去世）

　　接到报告的溥仪是什么心情？如何回复的呢？

　　据说，溥仪看完报告，百感交集。

　　他不敢怠慢，急忙派“清前大臣、贝勒衔固山贝子溥伦”于十月十日典礼举行当天，率领禁卫军军官四员，带着《大清皇帝致大总统函稿》，代表他前往致贺。

　　在贺函中，溥仪依旧以皇帝的派头和口气夸耀自己和隆裕太后当年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可谓“付托之得人”，对袁世凯的当选“朕深慰之余，尤乐企盼深”。

　　袁世凯看了这份回函，呵呵一笑，他的目的达到了。至于溥仪的皇帝架子，袁世凯大概并不放在心上。他相当客气地接待了溥伦，还赏赐给溥伦一枚“一等嘉禾章”，作为他前来道贺的回报。

　　平定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收获满满，反对他的几个“诸侯”都被赶跑了。

　　安徽都督已换上了他的嫡系倪嗣冲，新换上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广东都督龙济光、江西督李纯，都是他信得过的人，这些地方也已在北洋军的势力范围之内。

　　湖南已委任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查办使。

　　这一年的十一月，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率李厚基的人马进入福建，遣散了湘军，赶跑了原来的都督孙道仁。

　　原江苏都督程得全也被迫宣布过独立，讨袁失败后不敢回南京。

　　江苏曾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又是富庶之地，江苏都督这个位置，袁世凯本来是想留给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的。让冯国璋带本部人马过去，就可以把华东牢牢控制。

　　但因为是张勋率部先打入南京，开始只好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

　　不久，袁世凯借口张勋所部屠杀日本人，有外交纠纷为由，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长驻徐州），还是让冯国璋来坐镇华东。

　　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张勋和冯国璋比，袁世凯还是和冯国璋更贴心。

　　而据张勋日后对别人讲，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是，北京崇文门监督何棪让他劝袁世凯称帝，遭到他的严厉斥责，而得罪了袁世凯。他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是后来才想明白的。

　　云南始终是袁世凯的心病，一方面北洋军兵力有限，鞭长莫及，自己的势力无法到达那里。另一方面，对蔡鄂一直怀着戒心。

　　虽然，蔡鄂在善后大借歀和宋案上的表现，还是很令袁世凯满意的。

　　在“二次革命”中，蔡鄂是二边都不得罪，充当了调节人的角色。

　　南北双方在准备开战前夕，鉴于蔡锷在民初西南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都不约而同地着力争取蔡锷，希望蔡锷支持己方。

　　孙中山指望蔡锷“能带云南兵出武汉，来参加讨袁”。黄兴则密派蔡锷的老乡谭心休至滇，约蔡锷起兵响应，支持讨袁。

　　袁世凯方也在试探蔡锷，意图拉拢。袁的心腹冯国璋致电蔡锷，攻击国民党人野性难驯，嘱蔡锷主稿呼吁对国民党进行围剿。

　　对于南北双方的剑拔弩张，蔡锷早已洞若观火。

　　他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后认为，“宋案须待审判于法庭，借款当待**与国会之解决”，均不能构成双方开战的理由。

　　他认为：“而况，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岂可阋墙启衅，自召瓜分！”、

　　基于上述分析，他坚决反对双方用武力解决党争和政争，努力避免发生内战，主张双方化解矛盾，共建民国。

　　他曾联合桂、蜀、黔等省都督通电全国：

　　“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法律判决。借款系**目前万不得已之举，且条件已经前参议院通过，并非**违法，无反对理由。旬日以来，锷等对于此案意见，业已迭电通告，其中危言苦语，原欲若辈稍有悔悟，以免摇动大局。乃不逞之徒，莫肯念乱，假托全国公民名义，意在借此大题，以为扰乱破坏之计。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

　　“谁为祸首，即属仇雠，务恳程都督、应民政长查究该会主名，按法惩办。兹请两院诸公、各都督、民政长暨各党会、报馆发抒正论，而遏乱萌。倘能内部调和，则外人野心必可稍戢，从容建设，或者可以图存，庶无负我辈革命之初心。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佥壬之手也。”

　　蔡锷不仅通过舆论表明自己反对双方动武的立场和主张，而且还具体做南北双方主要人员的工作。他对黄兴指派来滇的谭心休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加之袁世凯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时机未到，未可轻动。并要谭心休劝黄兴暂时忍耐，万勿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