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请愿。

　　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知名人士争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群起而响应。张敬尧民愤太大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支持湘人的驱张运动。

　　驱张运动是民国特别是湖南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谭延闿发出通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张敬尧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

　　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当场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

　　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面对湘人的责难，只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请愿团的领衔人范源濂，控述完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后，悲愤地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范源濂曾两度出任教育总长，是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出来发声，自然不同凡响。

　　他自己把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这时候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一样，除了无奈的摇头，也同样有心无力。

　　北京政.府既然无法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只能是毫无结果。

　　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

　　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

　　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三千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实在无法参与。

　　不过他认为湘军是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他预测枪声一响，张敬尧所部必定是毫无斗志，夺路而逃。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

　　民国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军开始总攻击。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二十余里的东阳铺。

　　湘军兼程疾进，北军果然闻风而逃。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讨伐。

　　徐世昌这一次很强硬，在他看来，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个人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

　　由此可见，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也并非是一无所获。所谓量变到质变，虽然没有引起质的变化，但对量的变化是有贡献的。

　　段祺瑞说不动北京.府，便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要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徐世昌当然知道是段在幕后操弄，这次是铁了心，照样不加理会。

　　对于湘军的攻击，张敬尧怕得要死，他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

　　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湘军三千支破枪也大显神威。

　　张敬尧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后在六月三日发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

　　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

　　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但好景不长，家遭变故，少年的他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苦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在东北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与扒手、胡匪为伍。

　　穷则思变，武昌起义后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团长。

　　民国二年（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范国璋，字子瑜，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在武卫右军中任职。

　　一九一零年由营管带升任第六镇十二协二十四标标统，后编入奉天第一混成协。一九一一年升任第二十四镇四十协协统。一九一二年任第二十师四十旅旅长。一九一四年八月继吴光新任第二十师师长。一九一七年率部至湖南任援湘军副总司令。

　　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五月二十九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其四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

　　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

　　长沙人望着这样的排场，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六月三日，这位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就不敢前进了。

　　这时是湘军一鼓作气，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

　　六月五日，惯于作威作福外强中干的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

　　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

　　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八十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即日解送督署。

　　张敬尧一直对外宣称死守长沙，这一来可吓坏了长沙人，人们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

　　六月七日，张敬尧突然变成了主和派，发电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

　　同时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

　　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电谴责张敬尧：“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

　　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

　　因为先一天的十一日下午，湘军已快速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

　　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

　　但张敬尧还摆出“战长沙”的姿态。

　　当晚十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

　　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长沙城很快腾起了一片火光，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