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同意见的各方，很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更何况总有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一个较为完善的民主社会，应该能够使各种不同见解，有权力有途径表达，如果他们有表达的愿望的话。

　　问题在于：第一，表达意见的人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就是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别的人用平常心对待这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见到有示威游行就好象出了多大的事，甚至认为是天下大乱。第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主张、诉求不同的人能够相互包容，能够在一起和谐共处。所谓，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比如火烧赵家楼，比如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但总得说来还是采取和平示威的方式。要知道，在封建专制下，民众可是或者是逆来顺受、俯首听命，或者是揭竿而起。应该看到，从“公车上书”，到立宪的情愿活动，再到五四运动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历史是在前进的。

　　另一方面，在当局层面。在五四运动中，血腥镇压的可耻行为是有的，比如在山东和湖南。但是，同样在总的方面，还是较为理性和克制的，特别是徐世昌的中央政.府。

　　五月四日和五日，钱能训总理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当即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因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傅增湘也同样予以拒绝。

　　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总统徐世昌一直是主张采取缓和手段的。五月六日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令云：“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第二次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有记载，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五月七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也一肚子委屈。

　　对前来看望的朋友发牢骚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一直被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也有相关文字留下，不妨一读，现抄录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

　　“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

　　“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

　　“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

　　“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於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疱，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株，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民国七年冬，巴黎开（欧战）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二十七国，我国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其它代表即派驻外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兼任。南方军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对外不应示以分裂，商由军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为代表，一同同发。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祺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消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皆无异议，就此决定。

　　“陆代表一行此次由海道赴法，须经过日本。日本政.府即通知章公使转达政.府，以陆代表经由日本，极表欢迎，俟陆代表过日时，隆重招待，日皇预定由避寒地回京接见等语。政.府即转电陆代表，陆代表回电应允，请转日政.府。后忽来电以途中受寒致病，属外部电辞日政.府接待。政.府不知何病不能接受招待，但只好照电章公使请婉向日政.府辞谢。日政.府深为诧异，但允取消宴会，希望与外相一谈。

　　“陆氏到了下关，日本即派御医往诊，知系受寒，无甚要紧，当派专车接到东京，与日本内田康哉外相，晤谈二十分钟。后陆又来电云密件箱遗失，嘱再速抄一份即寄巴黎使馆，政.府始有怀疑。余揣陆氏向来意志薄弱，易于动摇，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尚有南方代表，恐别有用意。及到巴黎，开会后来电谓，关于取消德奥租界，权益法权等项，均顺利通过。至庚子条约事不在本会议应议之事，不能提议。后又来电谓美国总统问中国与日本有无密约，盼速复。余在国务会议发言，陆氏以现任外交总长出席与会，有无密约，外交总长岂有不知，不即答复，反来电问，明明显示内阁不统一，且对阁员有不信任之意，虽未指明，暗中似有对我不满，且对外亦示以国内不一致，我恐这次和会将大有问题。钱总理即说，复他没有密约好了。后来一直没有公电报告，直到拒绝签字之前，由陆氏来电略言，奉职无状，电请处分。钱总理料知事情重大，回明总统，去电慰留，并令签字。余在国务会议未发一言。

　　“章仲和（宗祥）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长（公府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酬应，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告，吴总监（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

　　“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

　　“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岩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岩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啊！警察们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这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见我与仲和在客厅谈话，他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侍，故连警棍都没带。

　　“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问槎说，来了，你们应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婢一僮陪侍着。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旅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屋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

　　“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炎，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章宗祥)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服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仲和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即到同仁医院，见仲和面色苍白，闭目而睡，状很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诉我，他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动，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属部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仲和夫人来京。傅沅叔（增湘）总长（教育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府秘书长亦来，我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后吴镜潭来，问他带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后我又到医院，因不知仲和伤势情形，即住在医院。仲和夫人来时，已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怕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丑吉，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丑吉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仲和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曹家锅炉里，后都找着了。等仲和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东海为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馀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家父母已于翌晨送往天津寄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憩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房等同住一起。

　　“我到团城第二天，合肥即来慰问。此老向不做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又问仲和伤势如何？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说了即辞出。我本已预备辞呈，因合肥属不必辞，只好暂搁。后仲和出院，东海安置他于北海北隅之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亦有亭树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新修理髹漆，以备招待外宾，与团城一苇可通，不必经由外面。东海为我与仲和之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在住团城数天后，东海忽傍晚驾一叶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松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与军机处往来书电很多，木版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遂送交吴秘书长属代谢总统。后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亦辞谢。

　　“我在团城头几天，还有学生，手执卷了的白旗，三三五五行走，后来即没有了。北大蔡孑民校长，有简单谈话登于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之语，亦是劝学生停止之意。我以为学.潮已了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们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

　　“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的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商会。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以我的揣想，东海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画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惜百密不免一疏，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反授合肥以口实，斥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令下之日，合肥即来团城气呼呼的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说罢不等我答复，竟悻悻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且说我们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自相矛盾矣。继以钱能训辞总理，任龚仙舟（心湛）为总理，以表示钱引咎，且与段有接近之意。以东海素称为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平凡向无机诈之人，何能适应此环境。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那时我年已近五十矣。

　　“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重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之揶揄，可想中毒之深。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它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我之后人，亦将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亦可使我良心稍女。

　　“东海不满合肥，是权力之争，然合肥之权力并非与东海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失望，而合肥对东海，以我之观察，总算惟命是从，不失其尊敬之意。即以此事而论，亦没有直斥东海，足见合肥之厚道；而东海对我们，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具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事也。

　　“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盅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他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揭发其真实相也。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子兴（陆徵祥）回国不久，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后，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俪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后告知在中国四位至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徵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