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丁文江二人的友谊，堪称民国的一大景观。他们有时志同道合，有时志同道不合，有时甚至志不同道不合，但这些基本上没影响他们相知相识后一生的私谊。

　　两人相识与1920年，那时胡适是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丁文江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地质调查所需要的人员，多数来自北大地质系。前边提到过了，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到丁文江任所长的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让他们每人辨认十种岩石，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这怎么可以？责任心强的丁文江，了解了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情况后，发现了一些亟待加强的环节。他准备把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反映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但是，考虑到这涉及到北大这样的名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他有所顾虑，做为校长蔡元培能接受吗？搞得不好，自己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不被接受，反而会得罪蔡元培这位名人，丁文江很纠结。

　　刚好不久前，他通过北大教授陶孟和认识了胡适，便找很受蔡元培重用的胡适投石问路。胡适听完情况后，不假思索的对丁说，他的担心完全是没必要的，蔡校长得知这个情况后，不但不会得罪他，反而会特别感谢。于是胡适和丁文江拿着成绩单去找蔡元培。蔡校长果然虚心听取了丁文江关于整顿地质系的方案，决定聘请李四光为地质系教授，并与地质调查所联合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从此，这也就开启了胡丁二人一生的情谊。

　　从胡适和丁文江的友谊中，或许能体会出一些交友之道。

　　胡适一直称丁文江为大哥，丁也确实有长兄风度，一事当前总是替别人着想，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胡适说丁文江很强的“宗教心”。胡适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很强的“宗教心”，即指他特别富有牺牲精神。

　　丁文江26岁自英国回来后，他的收入完全用来赡养父亲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26岁到48岁这22年间，他每年支付给舅舅500元赡养费；每年资助一位贫困兄弟300元。

　　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求哥哥动用一点关系，搞到一张军用免票。丁文江批评他道：“你不是军人，何以竟用起军用免票来？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观念，损坏国家社会，丧失个人人格，我希望你从此不作此想，才不负我教养你的一番苦心！”

　　后来，丁文渊赴德国留学。在同学的怂恿下，他写信给丁文江，请他设法为自己争取到官费。丁文江回信中再次对弟弟晓之以理：“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

　　这封信让丁文渊进一步认识到哥哥的为人。

　　在与胡适这位小弟的交往中，丁文江更是处处为这位小弟着想，对胡适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这是胡适发自肺腑的话。

　　一次，胡适生了一场大病，丁文江说他的家庭环境不舒适，硬逼他搬家，并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觉得太贵，丁文江和房主说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垫付10元。

　　胡适后来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像丁文江这样的很强的“宗教心”的人，别人肯定愿意与他交往，朋友肯定多。而胡适也同样是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有很强的“宗教心”，而且，胡适更是个让人如坐春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成为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们常用诤友，来形容二个人的亲密无间，其实，用诤友来形容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可能更为恰当。

　　丁文江积极鼓励胡适参与政治生活，二人携手合作,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

　　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将分别是丁文江和张君劢。这场笔墨官司一开战就吸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著名人物。论战的紧要关头，正在养病的胡适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横空出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逻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的个人声望也达到巅峰，成为很多学子心目中的青年导师。今天人们常说的“科学人生观”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首先提出来的。

　　前边提到过，1933年11月，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胡适随即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对蒋的观点表示反对，由此开启了民主与独裁之争。

　　这场争论吸引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当时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如蓝衣社、独立评论派、再生派、救国会、中社，以及《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无不卷入，形成了一场阵势壮观的思想大论战。

　　争论的初期，丁文江并未参与。此时，他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回国。考察中，举目所见尽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辉煌业绩和罗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机。个人权威产生的统一和高效，对丁文江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使得他的政治思想来了个“与时俱进”。

　　1934年12月，胡适再次发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以批评钱端升、吴景超等人鼓吹独裁政治的观点，从而触动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写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发表在《大公报》上。并在当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明这篇文章正是对胡适上文观点的“针锋相对之作”。事实确实如此，胡适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决定独裁绝无可能。丁文江则相信“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为此提出“新式独裁”作为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所谓“新式”是指：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尤其是能够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调动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新式独裁”论点一出，迅即引发新一轮论战热潮。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胡适。看到丁的文章，胡适感觉极度惊讶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驳丁文江的观点，即刻写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时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上，显然有挞伐异端以正视听的用意。胡适认为丁文江对民主政治并不了解。他指出观点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关重要。他阐明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性，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纣为虐。

　　他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对丁文江的激烈情绪也反映在胡适日记里。1935年初，胡适在日记里录有对前一年的简短总结，主题即为此次论战，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这一称呼在胡适日记里仅此一次，一般都称“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隐含对丁氏立场的极度不满。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他看了丁文后颇感失望，即作长信（即《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答他，又附一短信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会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对胡适的反驳，丁文江很不服气，撰写了《再论民主与独裁》，指出“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有自杀或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他反诘说：“胡适之先生忘记今日中国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小孩’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

　　但是，那时对丁论极为不满的胡适，20多年后再次通读丁文江的文章，豁然体悟到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尽管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不同观点的争论，如果说对对立的双方的私人感情没有丝毫影响，肯定是不客观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对立，并没有对他们的关系造成大的伤害。或许，这便是诤友。

　　除了相互欣赏之外，朋友之间，还有很重要一点是相互理解，所谓理解万岁。

　　1926年蒲月五日，上海总商会热闹不凡，全市士绅商贾、文武官员、贵妇士女云集。时任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公布一个重大新闻：委任丁文江博士为淞沪督署总办，即大上海的“市长”。接着孙传芳揭橥了一篇扶植大上海的宏伟规划。

　　在这篇演说里，他总结了曩昔有名实业家张謇和孙宝琦对上海的斥地扶植规划为什么不克成功，而此次实行将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一切划入淞沪(“大上海”)局限内。孙传芳本身兼任督办，丁文江则全权代表他做督办公署的总办。

　　丁文江这个大上海“市长”，新官上任还真的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规划大上海，组建班子。他将全市划为24部门为商埠区域，所有区内市政、财务、警察、扶植、教育各项，概由督署统一打点。其时的督署设在龙华旧护军使的原址，下设总务、财务、工务三处及秘书室，人员精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督署各主管官员大多是丁文江亲自物色的，但人事公开，不任人唯亲，按期举办测验，量才录用。入署人员有较高文化水平宁实际工作能力，使得市府机构能运转自如。

　　第二件大事则是廉政利民，多做实事。在市政工作中，他特别注重道路卫生和重大民生，如为市民打针霍乱、伤寒流行症的疫苗。

　　他的第三把“火”烧得更旺、更出奇，那就是竟然将上国外国租界内的司法权收回。这本是受制于一些不平等合同束缚，无人敢碰。其实也不是他份内的事，出于爱国心切，他依靠司法和说理斗争，最终不以势力、不以手段，迫使外国人取消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暂时法院，遵照我法律审理民事、刑事案件。英国《宫林西报》的文章，曾因此而称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早已有跑马运动。每次跑马，吸引浩瀚的观众，收入颇丰。按照外国习惯，跑马运动需交税，但他们根本不买账。丁文江上任后，督署首次课征收税，西洋人不服，用抗议口气向督署要求免征。丁文江严辞回绝，西洋人只得乖乖地交税，使当年的税款收入增至40万元之多。

　　丁文江当了8个月“大上海”市长，虽然是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却因为是孙传芳的知遇礼聘，而成为他一生的诟病，连蒋介石也将他加入通缉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中。只是从未卖力缉拿他。

　　这一段弃科学从政治的履历新闻传开，国内外震惊，好多人对他发生曲解。时在法国留学的傅斯年，本来很钦佩丁的学识和为人，但一听到这段“不单彩”的插曲后，马上怒发冲冠，深悔本身看错了人。认定丁是卖身投靠，曾向胡适透露，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但是，胡适懂得丁文江。在《丁文江传》里，胡适专门有一章写了他任“大市长”的经由，为其辩诬。

　　有一件趣谈，《叫我若何不想她》的作者赵元任教授在家请客，胡适、丁文江等赴宴，傅斯年也去了。胡适把丁文江推向傅以诙谐的口气说：“这就是要杀你的傅孟真！”在笑谈中，丁与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傅斯年也写过两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述及他的这段履历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丁文江去世后，胡适、傅斯年一直存有为其作传的夙愿。1956年，胡适在资料搜集极不易的情况下完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一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

　　关于丁文江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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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1970）是美国学者费侠莉完成的。用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的话说，费著表现优异，在胡适铺设的路基上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最“值得推重的是著者的架构。全书以科学家、进化论者、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等几个观念来控制全书的讨论，脉络是清楚的，见解是引人的。丁文江信仰科学，究竟对科学认识如何？什么人对他有影响？影响他的人对科学的认识又如何？这些问题我们都获得了回答”。

　　费侠莉的西人身份，注定她对影响丁文江一生的西学素质的理解，较一般研究更为深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