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到30岁，已经是功成名就，但他非常注意对年轻后进的帮助和提携。

　　1919年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林语堂获得到哈佛大学留学的“半额奖学金”，每月由清华学校提供40美元的资助。出国的时候夫妻俩只有太太的一千块大洋的嫁妆，到哈佛一年后半额奖学金又被无故取消。夫妻俩能够在海外苦撑四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胡适的帮助。

　　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林语堂拍电报向胡适求助。

　　由于他知道胡适经常资助别人，家中并不宽裕，便在电报中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没过多久，胡适果然按林语堂的要求，如数给他汇来了借款。不过，胡适附信说，这钱是北大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林兄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而且一定要到北大工作”。

　　林语堂收到汇款后，认为这钱有买人的意味，心中颇有些气恼，但想到可以解自己燃眉之急，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再说了，他本不想留在国外，回国到北大工作也很不错。过了一年，他到欧洲留学，经费又遇到了困难。于是，再次向胡适写信，希望再向北大借1000美元。胡适和前次一样，又如数给他汇了款。

　　几年后，林语堂学成回国，应聘北京大学外文系，担任英文教授。到北京后，由于胡适南下，林语堂便向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致谢，并确定还款日期。蒋梦麟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他向北大借钱的事。林语堂这才明白，胡适为了自己安心求学，也为了给北大招揽人才，节衣缩食掏腰包，或东挪西借了那2000美元！

　　当林语堂说出这段往事时，胡适已归道山，身边遗物只有153美元，听的人无不动容。

　　据林语堂《八十自叙》回忆说：“我曾由胡适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学接触过。我热烈支持中国的文艺复兴。我曾两度由他作保，汇支一千大洋。不过胡适没有向北京大学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资助我。我回国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

　　胡适在1920年2月5日的日程与日记中有“林玉堂信，附美元480”的记录，应与此事有关。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胡适对林语堂的帮助主要是经济上的，他对顾颉刚则不限于经济上的帮助，在治学方法和治学方向的影响更大。

　　1920年，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毕业后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希望顾颉刚留在北大负责编辑《新潮》杂志，于是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帮顾颉刚在北大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在胡适的帮助下，顾颉刚如愿以偿。当时顾颉刚月薪只有50元，维持个人生活和苏州家用需要80元。胡适请顾颉刚帮助自己编书，每月自己付给顾颉刚30元，帮助顾颉刚解决了生活问题。

　　顾颉刚留在北大后潜心读书，在胡适的鼓励下编辑《辨伪丛书》，并受胡适《水浒》序的启发留意古史演变，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最终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成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等：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被胡适帮助过的年轻人何止以上两位。

　　他的学生，一代大师季羡林，在回亿他的恩师胡适时写到：“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建德（今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周一良被委为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其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七十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一良在文.革中为追求“进步”，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然而，文.革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著述的道路上，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杨联陞（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所以，季羡林大师由此而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