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和皖系之间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烈了，眼见他们之间的一战已经是不可避免。

　　在最后的关头，徐世昌还想尽力挽救危局。于六月七日、十四日、十八日三次发电，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位巨头到北京来会商，寻求和解。

　　李纯首先复电，称病婉辞。曹锟则借口直军吴师回防，须加布置，而无法分身。

　　十八日晚接奉天电报，张作霖已应召入关。

　　张作霖十九日抵京，成了北京城的一件大事，所有的要人都到车站迎接，其威风不减三年前他的亲家张勋带兵入京的盛况。

　　安福系为了讨好这位关外王，由曾毓隽负责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以备作为这位贵宾的行馆。

　　张作霖下车后，表示此次入京有三项目的：

　　（一）为助靳云鹏重任阁揆；

　　（二）为征询和局现况若何？

　　（三）为将来裁兵与废督问题。

　　这当然是作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

　　他先谒徐世昌，次访靳云鹏，然后去见段祺瑞。

　　都知道段祺瑞等级观念极强，一向看不起张作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但是，这一次放下身段，对这位草头王十分客气。张对段则十分恭顺，两个人谈得不错。

　　张作霖并未在奉天会馆下榻，而径赴北京的奉军司令部休息，并以司令部为行馆。

　　段祺瑞与张作霖会晤后，徐树铮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在曾毓隽私邸举行会议，研究当前局势。

　　大家一致认为张作霖肯到北京来，至少表示奉军不会附从直系，因此直系应该会有所顾忌而不会任性妄为。如果能促成张作霖守中立，就不怕和直系一战。为了争取张作霖，决定以副总统一席来交换张作霖在直皖冲突中中立。

　　会上，有人提醒，从张不接受曾毓隽的邀请，到奉天会馆下榻，可以看出他对安福系很冷淡。目前的关键是搞清楚张作霖的真实想法。

　　小徐自告奋勇，亲自去见张。

　　二十日徐树铮去见张，张竟不客气的以闭门羹相待。

　　如果安福系知道，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解决危局的先决条件，是靳云鹏复职和撤换安福系三总长，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的自作多情了。

　　靳云鹏在直皖局势日趋紧张时便上辞呈。第一次徐世昌批给假十天，第二次又批给假十天，第三次增加十天，准假二十天，二十天满后又延长十天。靳本人去意已决，不待假满即第四次上辞呈，徐世昌还是一拖再拖。

　　很明显，徐这样的挽留靳，也是缓和时局的举措。

　　徐世昌知道，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参与，是不会有成果的，他因此而对张作霖说：“仲珊（曹锟号）来了总好谈，请兄赴保定去劝劝他。”

　　张作霖欣然答允。

　　六月二十二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由北京移到保定。

　　二十二日保定举行会议，吴佩孚发言最为强硬。

　　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解决局势的六项条件：

　　（一）解散安福系；

　　（二）撤换安福系的三总长；

　　（三）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

　　（四）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

　　（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徐树铮免职。

　　曹锟和张作霖都觉得条件似乎过于苛刻，因此把第六项徐树铮免职取消，六款改为五款，请张作霖带至北京，与当局磋商。

　　张作霖二十三日由保定返抵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的行馆设晚宴款待。

　　段向张表示：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且愿意支持一位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副总统。

　　张作霖则表示，他自己一向服从“督办”的态度。

　　这顿晚餐，开始时的气氛很和谐。当谈话进入张作霖保定之行，张便把保定会议的五项条件提了出来后，气氛便有些变了。

　　段祺瑞表示撤销边防军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是可以商量的，不过要求保证不要追查交通部和财政部的账目。

　　原来这两部因为支持安福系，挪用了许多公款，如果追查起来，麻烦就大了。可是，不把先前的账目理清楚，谁愿意带人受过，这当然是无法保证的事。哪个新部长上任，会接一笔乱帐。这一天的交换意见，基本上是无果而终。

　　此后一连三天，大家在幕后磋商，段祺瑞都不肯让步，只是要张去疏通和劝导曹锟让步。

　　二十六日，张作霖没耐性了，吩咐路局替他预备专车，准备离京，这一下段祺瑞受不了了。

　　二十七日，段亲自到奉军司令部来见张，挽留他不要离京。

　　段表示靳云鹏坚决不肯复任总理，这一来内阁势必改组，全班人马都需要调动，安福系三总长自然随之下台。新内阁中，至少交通总长要保留，这是他们的底线。

　　此前，张作霖曾和靳云鹏密谈过，靳表示自身若再留任国务总理，必无良好结果，因此拜托张作霖不要再挽留他。张了解靳的处境，决心放弃挽留靳任阁揆的努力，因靳的去职，三总长自然也跟靳去职，问题确实是随之而解决。

　　于是，内阁问题又集中到新内阁总理的人选，经过相关方面协商，多数人主张周树模出来组阁。

　　二十九日，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和张作霖两人到公府举行会商。就保定会议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徐提出折衷意见，主要是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务，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新内阁由周树模出组，靳云鹏仍担任陆军总长。

　　当场段祺瑞基本没怎么说话，也没有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第二天，段祺瑞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先一天在公府会议的情形。徐树铮等人这时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

　　徐树铮强调：三总长不可以退出内阁，最大让步只能接受把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他本人必须留任西北筹边使。

　　小徐看着在一旁一直闭目凝思的段祺瑞，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段是多么的意气用事。

　　便用挑拨的口吻说：“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替督办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

　　听了小徐这番话，段使劲地把桌子一拍，大吼道：“对，我们不能再退了。他们欺人太甚。”

　　张作霖听说段祺瑞态度又转为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告辞。

　　这次段变了脸，不待张开口便咆哮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保定方面听说西北边防军准备改归边防督办直接统辖，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所以非常愤慨。

　　张作霖虽是一个老粗，但他粗中有细，且智慧超人。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止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兵权解除，其他条件便容易谈了。

　　可这却是最难让段祺瑞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受恩深重的老长官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小徐。

　　段的为人刚愎自用，自信自专，这些都是张作霖所了解的。他自己感到调和已不可能，所以三十日他又备车要离北京。

　　这次不是段留他，而是徐世昌留他，徐世昌认为张作霖一走，战争便无可避免，所以再三再四挽留，请张再作最后的努力。

　　但是，局势已经走进死胡同。小徐不但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安福系更是变本加厉。在这样情势下，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七月一日，保定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

　　言道：“直军全体将士致书于边防军、西北军全体将士曰：我辈谊切袍泽，情属手足，谨抒亲爱恳挚之宣言，敬告于明顺逆知大义者，夫同类不相残，同国无义战，千古之铁案也。我祖轩辕氏制兵之始，原为对外之用，北逐荤粥，南驱苗蛮，中原始有此一片干净土。洎平北伐玁狁，西御氐羌，与匈奴、突厥、金、元、满、蒙角逐中土，无非借我国军，固吾圉也。充国屯田，德裕筹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踊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在昔专制时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表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更何仇于国家。天良未泯，浩气犹存，既非至愚，终当觉悟。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是在我军人有觉悟心，尤贵我军人有辨识力。

　　“彼野心私利之徒，动辄曰服从命令，拥护中央。试问此项征讨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为治命耶？为乱命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久为权奸之惯技。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个。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全国军人，闻风兴起。……

　　“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军创边防之基础，西北军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胞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虞邪？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怂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军西北军构怨’，是等无意识之谰言，希图妄施离间。我亲爱友军必不为其稍动。

　　“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坠其收买离间术中。……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军愿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军得附边防军与西北军之骥尾，则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军全体将士敬告。”

　　民国九年七月二日，徐世昌正式下令批准靳云鹏辞职。

　　靳在请假期间，国务总理是由萨镇冰代理。靳辞职后，亦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担任陆军总长。

　　靳的坚决求去，是因为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而在直皖两系磨拳擦掌，跃跃欲战的局势中，他感到左右作人难，更怕皖系以他为叛徒。

　　他之所以愿意退居陆军总长地位，是怕他不做，会给他的死对头小徐腾出地方。

　　七月四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特别会议，参陆处员均到。会议结果，决定西北军改归陆军部辖。西北军司令部即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由李垣署理。

　　散会后即由总统府拟定命令共有三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署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部由陆军部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