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

　　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

　　ioticallyi

　　sa

　　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

　　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思想上肯定有“不争”的成分。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反对的。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鲁汶（Louvai

　　）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

　　ussel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

　　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

　　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提出“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

　　在当时，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留学生看来？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当亡国奴，简直就是卖国。

　　这封信一登出来，自然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

　　胡适并不避讳，在日记中作了记录：“邝煦堃君（《月报》主笔）诋为'木石心肠，不爱国。’”

　　“谌湛溪(另一报的主笔）来书云：大著结论……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这是讥讽胡适为日本立了功，可以封侯了。

　　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转信与胡适，因其内容太激烈，任叔永没转却把它毁弃了，这让胡适觉得任叔永“忠厚可感”。

　　已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了，时过境迁。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唐德刚看来不仅是热血青年，多少还有“愤青”的情怀。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

　　是的。在胡适那封公开信里有这样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

　　但细读全文其主旨不是“安心读书”、而是反战。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当年胡适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

　　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所谓叫嚣战争最凶的人，一般是不上战场。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况爱国，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其实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反动的。殊不知，那些狂热鼓吹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人，挂在嘴上的也往往是“爱国”。和这些人相比，胡适的“世界主义”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为写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胡适不爱国吗？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同时，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其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

　　读了这篇文章，胡适很愤怒，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威尔逊的话：“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支那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

　　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

　　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胡适向来是不畏人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做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有人说胡适的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但他自己认为“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头，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或许，这便是胡适的真，这便是胡适的书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