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袁世凯回原籍时，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其实是监视袁世凯。

　　肃亲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在暗中监视，袁世凯对此当然心中有数。

　　开始为了避开嫌疑，他在家里闭门不出。有当地官员来探视，他一方面毕恭毕敬，一方面闭口不谈国事。还无病**地总是说自己的足疾有多严重，身体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付无病**、市井小民的模样。

　　对袁得亮则是特别地恭敬，常常找各种借口重礼相送。

　　因为都姓袁，袁得亮也很快成了袁世凯的本家。

　　这本就是个贪财好利之徒，加之袁世凯也真没有什么不轨行为。

　　每个月向步军统领衙门写的报告，最后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代劳。

　　或许是清廷真的对袁世凯放心了，或许是他们已经没有精力管袁世凯的事。这个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这正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

　　没有了袁世凯，清廷这个又老又破的机器，还在艰难地运转着。

　　主事的摄政王，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载沣，正焦头烂额。

　　从对袁世凯处置中，应该能看出，这是个有心机，能忍耐，也是能够识大体的人。

　　他接管朝政后，在摄政王的岗位上，可谓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是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做事。

　　公道的说，无论是个人的才干，还是在勤政方面，比起他的那些有作为的前辈君王，并不逊色。

　　只是生不逢时，比如一部车已经马上就瘫痪了，司机的驾驶技术再好，又何济于事呢？

　　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术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一个人有再大本事，如何能够扭转乾坤。

　　这个时候被开缺，对袁世凯来说，应该是他的幸运。

　　因为他离开后，清廷的统治就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

　　有人说如果袁世凯在位，清廷就可以化解这些危机，其实未必。

　　因为，袁世凯不是超人，他如果继续在位，恐怕也只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甚至很难再有后来的，东山再起机会了。

　　袁世凯离开政坛不久，就暴发了大规模的立宪请愿活动。

　　载沣摄政之初，就承诺立宪将按着既定的政策继续进行。

　　他没有食言，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国二十一个省，除新疆之外，都完成了咨议局的选举。、

　　各省的咨议局一产生，就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议员们积极的参政议政，不但监督制约着政.府的权力，也促进和完善着政.府的施政。

　　上上下下，积极性都很高，特别是士绅阶层，成为立宪最积极和热心的群体。这也不奇怪，这些人已经是这个社会最为活跃的阶层，立宪本就是这个新兴的阶级的政治诉求。

　　是的，立宪在继续，但广大的士绅和民众对原定的准备立宪时间，不满意了。九年时间太长了，大家等不得了，纷纷要求加快进度。

　　张謇，不错，就是袁世凯的那位老师，他一直热衷于立宪。我们记得，当年提议立宪时，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在朝鲜时两人因张謇那封信已绝交多年，但为国家、为立宪大局，张謇放下了个人恩怨，主动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

　　现在，张謇已经成了立宪请愿活动的领袖。

　　从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在张謇的策划联络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个省的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联合会。

　　联合各省的督抚和咨议局，要求中.央政.府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他们組织了三十三人国会请愿团进京请愿。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请愿书出自状元张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国会，在此之前应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从速组织责任内阁。

　　请愿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利用各种关系遍谒朝臣，寻求支持。

　　他们首先去求见的是首席军机奕劻和其他军机大臣。

　　奕劻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那桐也表示赞成。

　　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访问一些皇族亲贵的时候，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而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总算是让代表们感到些许安慰。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随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资政院议员）特意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不仅如此，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他们“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尽管经过一番很大的波折，请愿书还是送达到了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手中。

　　清廷在对请愿书答复的谕令中，对代表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对各地表现出的立宪积极性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做什么事都不能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九年立宪既然是已经定下来的大政方针，还是不要改变为好。客客气气的拒绝了这一次地请愿要求。

　　请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达成，但能看出新一届的清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后当政时期的固执和傲慢。至少已经能够有个平和的姿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了，这个进步还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当年的公车上书，请愿书根本就没交到皇帝的手中，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清廷根本不当回事。

　　遭到拒绝的咨议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没有放弃。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

　　于是，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

　　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

　　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吓”，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

　　于是，六月二十一日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这一次的拒绝态度强硬，明确提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很遗憾，这个政.府毕竟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面对，人民日益增强民主意识，如何倾听发自民众地呼声，更谈不上正确对待民众的请愿活动。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