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看押我的刑jing把我强行拽出了会场。当我被押回到jing车上，到jing车一直开走前，我的身边多了很多刑jing。因为我的周围跟着很多人，刑jing在清理道路，疏散群众。我看着围上来的群众，有认识的，有许多不认识的。很多人喊：“别害怕，告他们。”“对，告，一定能赢！”
我上了汽车，似乎冷静了很多，下面，我看见了舅舅正和群众冲击刑jing们用身体连起来的jing戒线。
二舅，没什么文化，只会开车、修车。我担心他在感情面前有什么过激行为。于是，忙喊：“二舅，别和他们争执，没什么用，放心吧，我死不了！我还没活够。再说，我也不够死刑啊！”我的喊声，起了效果。二舅和所有的群众都止步观望我。
车缓缓地开动了，我给了亲人及关心我的群众一个笑脸。“放心吧！我死不了！”我继续说。
在回来的路上，预审科韩江说：“回去也别上火，冷静下来，好好把上诉书写出来，按正当防卫的四个基本条件套住了。”随后，韩江对另一个看押的刑jing说：“宋振岭的官司如果打赢了，不是说死不死的问题，而且是有罪无罪的问题。”
我回到看守所，看守所并没着急把我送回号里。往回送其他的判刑人员时，给我往桌上放了半盒烟，让我先抽烟。我心里明白，把我放回号里，他们不放心，怕我闹事。所以，按这种情况，看守所得找我谈心，做思想工作，同事，号里得安排人暗中看着我。
当我被送回监房时，发现里面的人员已经调整，但朱佩金没有动。当天是王颍涛管教值班，王管教进来时，我对他说：“王哥，我求你件事儿，我想通过看守所找我的律师，另外，求你转告我家里，给我买二十本稿纸进来。”王管教答应着走了，我回到铺上坐下来。心里除了气愤以外，大脑一片空白。身体靠着墙，紧紧地闭上双眼，回顾今天一天发生的变化。晚上，吃饭的时候，朱佩金劝我吃几口饭，说不上火是假的，但要想坚持把官司打下去，就得坚持住。我一直没有吱声。
晚上，我设法弄了两瓶酒、豆腐卷和花生米。如果按平时，我一瓶能喝两三顿。这次，我自己喝了大半瓶。我让朱佩金陪我喝，他不喝酒，于是我把剩下的酒都倒进了缸子里留着明天喝，说着，他过来抢我缸子，被我摁住了。朱佩金不再吱声，我很快的、几口就把剩下的酒喝进去了。我让号里人把第二瓶打开，朱佩金说什么也不让。
自从我回来后，号里人大气都不敢出，说话、走道都很谨慎。有怕我发火的，有不知所措的。我可以想象出，号里人每过一分钟都是那样的漫长。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问朱佩金：“是不是看守所让你看着我的？”朱佩金说：“你去开公审会时，曲禄太所长就把我提出去了，让我看着你。兄弟，大哥说句心里话吧。能想办法撤就撤吧，不能这样等死吧。”我没有吱声。朱佩金又说：“放心，大哥我不会看你笑话的。人都这样了，自己想办法吧。”我说：“我心里知道怎样做，即使我死也不会这么轻易死的，是爷们就得轰轰烈烈地死。”
这一夜，我没有睡意，即使事前做过很多心理准备，但死刑来临时，大脑还是一片混乱。几次劝慰自己，睡一个好觉，明天稿纸拿来，好稳定情绪，整理材料。可是思维都支配不了神经，一直处在紊乱的状态下。
每天我都是自己起床，洗漱。今天早晨刚起床（我没有起床，盖着被躺在床上），朱佩金让号里人用脸盆给我打来洗脸水，毛巾、香皂，让我洗漱。说我带着镣子不方便，我也就顺从了大家的意见。
朱佩金说：“兄弟，白天整不整两口了？”我说：“晚上再说，白天我得写材料，还得见律师。”也许是昨晚喝了一瓶酒，没吃饭的缘故，胃里有点烧膛。开饭时，我要了大盆苞米面糊糊粥，往里加了nǎi粉和白糖，一口气喝了个jing光。
9点钟，陈荣国律师来会见了。他已起草了上诉状，给我念了一遍，写得挺好，问我有没有不当或补充的地方，我说没有意见。其实，陈律师在地方上算是一流的律师了，因为腿有残疾，提到律师界，都知道有个叫“陈瘸子”的律师，辩护刑事案件经验丰富。陈律师让我在上诉状上签字，下午就递交法院。
我对陈律师说：“一审法院以什么理由，给我认定的故意杀人罪？”陈律师说：“这不是在法庭上你的辩护。法院以你懂法为由，持刀杀人，主观认定有故意杀人动机。”
我说：“这是放屁，我虽然读了一些法律书籍，这都是案发后，在看守所里学的，这么认定不是本末倒置吗？看来一审是非往死里整我呀。正常法律规定上诉期是十天，到我这判决，给我上诉期仅是三天，按严打案件宣判。”
陈律师说：“当时，我的观点不主张把被告人亲属的社会关系挑明。”
我说：“在最后，法庭陈述时，我也考虑了再三，但以整个诉讼和庭审过程，已经严重地出现了不公平。所以，我想还是挑明了好，把我说的话形成文字，就是真的死，也不能糊涂着死。有文字在卷，一是我不相信上一级执法人员不慎重对待，二是最起码，我死了，ri后家里人上告的话，有关部门打开卷案能看个明白。
陈律师说：“一审判死刑，也别上火，还有二审。宋振岭，我可以这样地说，在我从业的多年中，接触的刑事被告人，在法庭上能自己辩护到这种程度的，你是第一个，作为一名律师，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二审高院来人时，我找办案人谈一谈，一般案件能不能动过来，办案人的态度能表露出来，如果办案人坚持一审判决，或态度不明朗，我马上带上材料进京。我以一名普通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去叩开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的大门，我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
我说：“谢谢您，陈律师，如果今生还有机会的话，一定报答您的。我的案情是典型的权与法对抗的案例。被告人亲属强大的地方势力，一般的律师是不敢接我这个案子的。
所以，开始我就没打算在地方找律师，担心不敢出庭辩护，二是怕耽误事儿，三是担心地方律师力度不够。
陈律师笑了：“我坚信你死不了。”
我说：“我也有信心，有因才有果，即使我承担果的话，最起码被告人承担因，不能把责任都加到我的身上，这是最基本的案情。”
我和陈律师唠了近两个小时，临走前，告诉我，有事的话，随时随地通知看守所找我。为了这个案子，在上诉和二审期间，牵扯外地的辩护案子暂时就不接了。
陈律师的一席话，让我在危难之际，感到无比的感动。
下午开饭前，看守员把家里给我买的二十本稿纸送了进来。晚上我就便彻夜地开始写材料。上诉材料陈律师给写完了。那么，我着手写的就是给上级司法、政法、纪检、检察机关领导写控告信，从省级到zhong yāng。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能引起上级机关的领导的重视，但人在生死线上，不能放过任何一种可能，不放过任何一线希望。
连续三、四天，我通宵达旦地写，每天早晨家里会来人，把材料取走，复印一份，留作底子后，便及时地把控告信寄走。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打个盹。材料一批一批地寄走，该做的都做了，心里产生了一种空虚感。每天晚上来临时，就捅点酒进来，喝完了就看书，白天开始睡觉。白天我躺在被窝里，不用叠行李，看守所从领导到看守员，谁也不管我，也算够意思了。近三年的时间，我不但协助看守所创建“文明监号”活动，而且，号里凡是难管的押犯，都往我呆的号里放。放到我的号里后，都能规矩地呆着，看守所省心多了。
有两次刚睡了一会，就被噩梦给惊醒了。醒过来后，怎么也睡不着。在刚判死刑的这几天里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亲情、友情，在心里感到并不重要。只想着怎么样才能摆脱掉死神的纠缠。也许，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吧。当自身受到生命威胁时，会暂时放弃一切情感的缠绵。
前面的路，却是不容乐观，如果说一审没有一定的准备，法院也不会轻易就判死刑。我现在面临的两股力量，明的是法院，据听说，宣判前已经和省高院进行了沟通，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案情变动，很可能要维持原判。那么，被害人的亲属必须也会通过渠道来干扰二审的公正。我的等待，虽然是被动中的无奈，但也是非常冒险。二审一旦维持原判，回文，我即被押往刑场，执行死刑。
从内心讲，我挺恨审判长和庭长，这两个人是左右这起案子结果的关键人物。我应该做两手准备，我应先把脚镣子铆钉弄活了，这需要时间一点点地解决。我找出了秋季准备的两根锯条，在被窝里悄悄的锯铆钉。我的睡眠已经不分黑白，几天过后，号里的人也都麻痹了jing惕。这时候，任何一点闪失都不能有，所有再好的人都得提防着点，因为两只脚上的铆钉，全部锯活了，最少也得一个月左右，而且，不一定每天都有机会。
跑并没有活路，我一但选择这条路，就是一个想法，不能死得这么简单，必须要让徇私枉法者付出代价。重点干掉审判长和庭长，其次是法院院长，血洗大兴安岭地区中院，制造一起惊世惨案，之后，留下遗言，我为什么要血洗法院？以此jing示执法者，必须要让后者认识到，执法公正执法为民的重要xing。
看守所每天晚上有一名看守员值班，巡逻的时两名武jing，两个小时一班岗。看守所曲所长也值班，我的目标就选择在曲所长值班时下手。曲所长有个惯例，特别是死刑犯，如果在号里吵闹，不服管理，他会利用他值班时间，找你谈话，给你找烟抽。目的是做你思想工作，安慰你。为了让他提出和你谈话，可以晚一点闹，那么半夜他也会提你出去，这是我三年来掌握了他的习xing。待他提我出去时，我可以披上军大衣（我一年前就已备好了）。把秋天藏到铺地下的一米半寸管，裹到大衣内，一进值班室，待曲所长把门关上，回手照头部一管子，我分析也差不多了，不行再补一铁管子。之后，把自己镣子卸下，同时卸下他的手枪。
然后，回到走廊，武jing一般的情况下，晚上一个人值班的时候很多，当时的监管就是这样。我考虑了，尽管许多jing察和我处得不错，但赶上谁的班，谁就算倒霉了。我开门喊武jing说曲所长叫他，武jing一定会过来。那么，进屋同样就是一铁管，假如第二个武jing也值班，也采取同样的方法解决。这样，我除了得到一支手枪外，再能拿走一支微冲、两梭子子弹。如果顺利的话，解决中院的几个主要人物，手里的子弹还是够用的。
当时，看守所和公安局大楼是前后院。楼下是武jing中队，因此院墙上有一个出入的方便小铁门，黑夜白天都敞开着，顺着小铁门撤离看守所是件很容易的事。一旦越狱成功，哪儿也不去，直奔中院。在天亮前，熟悉好院长办公室的地理环境，之后，设法进到刑一庭办公室，爬上天棚守株待兔。等第二天上班，刑一庭人都到齐了，第一梭子子弹直接shè向审判长和庭长。然后，换上第二梭子子弹直奔院长办公室，去解决院长，手枪子弹留着打零，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如果我要是采取这一方案，那么，一但镣子铆钉锯断，就得行动。否则，临近chun节了，节前清号检查一定很严，特别是对戴镣子的死刑犯，必须会认真查镣子。几天来，一边锯铆钉，一边做着思想斗争，内心特别地矛盾。每天夜间锯一会儿，之后，用布重新缠上。
看守所里有一位老管教，叫王明，在刑jing队呆过，后来在预审科又干了许多年。他和我处得比较不错。有一天值班，晚上临睡前，进走廊溜达时，扒在铁栏上和我唠了很长时间的磕。他说我死不了，毕竟是人命关天，省高院不能轻易就维持死刑。他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两点，他说：“如果办案人问你‘知不知道刀能捅死人？’你可以说‘我知道刀能捅死人，当时情急时捅了一刀，我不想捅死他。’”另外，他还说：“省高院想不想给你纠正，你从办案人问话，做笔录的角度，就能判断出来。如果他专挑你有利的情节问，说明他们想给你改回来。”还有，办案人问你话时，也许有的问题很刺耳，但你千万不能和办案人吵架，如果吵架，你基本上就算失去了再生的机会。
王明管教的一席话，是善意的。我心有感激，而且说的很有道理。我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省高院提审后，根据高院的态度决定，如果态度不明朗。我马上采取行动；如果有希望，可以放弃冒险行动。
自从12月26ri，我被判处死刑之后，家里便全部行动起来了。母亲和三弟振平次ri进京找律师，由于中国法律事务中心的王明毅主任和宋迎跃律师仍在加拿大打官司，没有回国。母亲和振平来到běi jing市第六律师事务所，律师谭磊了解了这起权与法较量的案例，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得知一审已被判处死刑之后，深感案件的严重xing，谭磊拨通了自己老师的电话，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教授律师田文昌，希望能得到田文昌教授的支持。田文昌教授是以刑辩为主的律师，在běi jing地区田文昌教授威望很高。田文昌询问了案情之后，没有考虑任何经济条件，答应出面担当我案的二审辩护工作。母亲和三弟振平于90年元月4ri返回大兴安岭。
在唐山市办事的大舅与当时任牡丹江市委主任的大姨夫两人，亲自坐镇哈尔滨，大姨夫原是哈尔滨人。找了许多自己的同学，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省委纪委书记，省纪委书记说：“纪委无权干涉法院的审判，但可以查党员干部。”让时刻掌握二审高院的审判结果。一旦维持原判，省纪委立即插手查涉案的办案人员。
二弟振库和陈国荣律师一直守在加格达奇。由于被害人华宇生前仗着父辈的势力，在地方横行霸道，并且创立带有黑社会xing质的帮会“五虎帮”，自任帮主。一个时期以来，在大兴安岭地区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那么，这次由于“帮主”华宇在电影院公开调戏人家妻子，又追打人家弟弟，被刺伤致死。人家案发后又投案自首，而被案人华宇的亲属凭着家人都身居公检法要职的便利，干扰法律公正，给判了死刑的这一说法。自我被判了死刑之后，已经在本地区造的沸沸扬扬。由此，以二弟所在的职业高中师生和我所居地的五一村为基础，向省zhèng fu和省高院联名签署的控告信，联名者达四百七十多人。
律师陈国荣通过渠道接到联名信后，和二弟振库复印后，分别寄往省zhèng fu、省高院和省高检主要领导。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控告信和群众的联名信，已经引起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唐宪强院长的高度重视。为了复核我案，确保案件的公正xing，将一直分片负责大兴安岭地区复核案件的办案人调到牡丹江地区复核案件；而把原负责牡丹江地区复核案件的办案人调到大兴安岭地区复核案件，唐院长并嘱咐办案人，重点认真地审理核实我案。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检察院也做出了反映，调阅研究卷案。
黑龙江省邵省长在群众联名信上签了意见：“对宋振岭一案慎重处理。”并转交省司法机关。而被告人华宇的姐姐，地区中级法院审判员得知省高院因复核我案，把事先沟通好的省高院办案人调到牡丹江地区复核死刑案。特意调派一名陌生的办案人时，华宇的姐姐亲自前往省城走动，找关系，以此达到维持一审判处死刑的目的。被害人父辈甚至把关系找到省公安厅厅长的身上，只是为了让我为其偿命。
正与邪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而在囹圄中的我，受条件的封锁，整天大脑仍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每天还在找着机会，用锯条不停地锯着脚镣子。边锯边想：也许公元1990年是我人生的终点，也许一个月后，或一个半月的今天，大兴安岭地区将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既然苍天不能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要让世人知道，我死得值！是个男人！即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久就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掉，但我曾像闪电一样在宇宙中惊现过。相反，我绝不会像羔羊一样，让你借助法律手段悄悄地把我杀掉。而达到报私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