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推选的国王

　　481年至531年间，克洛维成为首位法兰克国王，不列颠领袖安布罗修斯·奥勒良击退了撒克逊人，东哥特人也推举出了新的国王。

　　萨利安法兰克人在与阿提拉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之后零零散散地向西撤退，回到他们在莱茵河西岸的领地。虽然与匈人的战争削弱了他们的实力，但如今他们又东山再起。

　　约457年，半传奇式的人物墨洛维去世。他的儿子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继位，成为萨利安法兰克人的新首领。尽管希尔德里克自称“法兰克国王”，还在北部城市康布雷（Cambrai）修建王宫，但他只是众多首领之一。其他法兰克部落即便承认长发的萨利安人是联盟的领袖，也保持着本部落的独立性。还有一些小法兰克国王散布在各地，一些罗马人的小国国王亦是如此。在罗马人完全放弃对高卢的控制以后，叛变的罗马将军在卢瓦尔河北岸建立了自己的狭小领地。

　　希尔德里克被迫与这些敌对的国王交战，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奥多瓦卡、东部的阿勒曼尼人侵略者，以及进入卢瓦尔河流域的撒克逊海盗。他在481年去世之时，即便拥有国王的头衔，也只不过算是萨利安人的首领。

　　尽管如此，他15岁的儿子克洛维还是继位了。克洛维在他20岁时，击败了一个罗马人统治下的邻国，还将其领地据为己有。这是他继位后的首次大捷。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占领了附近的图林根人（Thuringii）、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的土地。后来，他领导法兰克人取胜的本领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使他凌驾于其他部落首领之上。

　　他也利用姻亲关系与其他国家结盟——他自己就同勃艮第的日耳曼部落的国王的女儿结婚，缔结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位公主名叫克洛提尔德（Clotild），是名基督徒。据法兰克史学家图尔的格列高利称，她开始向她的丈夫传教。“你所崇拜的诸神没有什么神通，”克洛提尔德坚称，“他们甚至不能自救，更不必说拯救别人了。战神马尔斯和智神墨丘利曾为别人做过什么吗？”

　　这种说法很务实。496年，克洛维发现，认同他妻子的观点是明智之举。根据格列高利的记载，克洛维当时正与阿勒曼尼人作战，眼看就要战败。这时，他抬起头，望着天空。“耶稣基督，”他祈祷道，“如果你助我战胜敌人，我便信奉你。我已向我的诸神祈求，但我十分确信，他们无意帮助我。”阿勒曼尼人顿时溃散，宣布投降。克洛维回去后皈依了基督教。他和克洛提尔德召兰斯（Reims）主教前来为他施洗。

　　对于图尔的格列高利而言，克洛维就是法兰克的君士坦丁。毕竟，克洛维的确与君士坦丁十分相似。如同阿拉里克领导下的西哥特一样，法兰克是一个邦联，而不是一个国家：法兰克人因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和生存需要凝聚在一起。他们在罗马境内生活了一个多世纪，也已经接纳了罗马的行为方式——对战神马尔斯和其他罗马众神的崇拜，以及罗马化的军队组织形式——这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最为坚强的纽带。

　　然而，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导致了这种“罗马性”（Romanness）纽带的断裂。同君士坦丁一样，克洛维认识到，需要一条更为坚强的纽带，把他的子民凝聚在一起（也需要这样一条纽带，帮助他实现对全国的统治）。而基督教将成为法兰克各部落之间新的黏合剂。

　　图尔的格列高利坚信克洛维是虔诚的：“如同君士坦丁再世，”他奉承道，“他移步走向洗礼池，准备用流水洗去旧疾（麻风病）留下的疤痕，洗净常年累积的污迹。”之后他不带一丝讽刺意味地补充道：“他军中的3000余名士兵同时接受了洗礼。”军队整体皈依基督教，与克洛维的自身救赎形成了完美的配合，且这种配合不可或缺，也恰到好处：信奉基督教的王室和皈依基督教的军队，将是法兰克作为新晋的统一基督教国家的核心吸引力。

　　皈依基督教的成效很快显现。507年，已经受洗的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克洛维信心十足，要向伊比利亚信奉阿里乌派的西哥特人发动集中攻击：“这些阿里乌派教徒占据着高卢的一部分，我很难继续袖手旁观，”他对众位大臣说，“上帝保佑，让我们入侵他们。在击败他们之后，我们将接管其领土。”

　　在其岳父勃艮第国王的增援下，克洛维向着卢瓦尔河以及西哥特边境进军。双方在武耶（Vouille）交锋，该地位于卢瓦尔河西南部的西哥特境内。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战死沙场，西哥特军队也溃败逃散。法兰克人向南猛攻，入侵了图卢兹。西哥特余下的王室成员携阿拉里克二世5岁的儿子阿马拉里克（Amalaric），逃往伊比利亚。

　　地图31-1 克洛维与他的邻国

　　意大利的东哥特军队也卷入了战斗。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女儿嫁给了阿拉里克二世，那么年幼的阿马拉里克——可能会是下一任西哥特国王——就是东哥特王室的一员。508年，东哥特军队抵达南部的罗讷河（Rhône），迫使克洛维从塞普提马尼亚（Septimania）撤军。此地靠海，是高卢的一小块区域。然而，这场胜利微不足道。虽然它阻止了克洛维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图卢兹仍在法兰克人手中，而如今的塞普提马尼亚只是西哥特统治下高卢的一隅。西哥特人几乎已经被完全驱逐至伊比利亚，在那里，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支离破碎的王国。

　　克洛维凯旋而来，从图卢兹运回了满车的金银珠宝。他在图尔稍作休息，感谢上帝帮助他取得胜利。也是在那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信。东罗马帝国皇帝有意授予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克洛维一个荣誉封号，承认他是西部蛮族之光。

　　然而，克洛维误解了他的意思。他自称“西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奥古斯都”，身着紫袍，头戴王冠。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图。但他也没有反对：克洛维距东罗马帝国很远，且他的权力能够牵制意大利的狄奥多里克，而后者才是更大的威胁；让克洛维在破败的小城康布雷紫袍加身，也没有什么害处。

　　但克洛维没有止步于康布雷。他既然是奥古斯都，是皈依基督教、取得战争胜利的罗马国王，就需要一个新的都城。随后，他定都于塞纳河上的罗马古镇，鲁特蒂亚——巴黎西（Lutetia Parisiorum），并开始加固城墙。他在领地颁布了一部用拉丁语撰写的法典，即《萨利克法典》（Pactus Legis Salicae）。该法典明令禁止了日耳曼民族过去的传统——血亲复仇，并以罚款和刑罚取代家族间的报复性杀戮。

　　他还一个接一个地清除了可能威胁他独掌大权的法兰克部落首领。从509年直至去世，克洛维作为法兰克第一位基督教国王、第一位颁布法典的国王，以及第一位统领整个国家的国王，在新都巴黎进行统治。此后的200余年，他的后代统治着以传奇勇士墨洛维的名字命名的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法兰克人的第一个王朝。

　　在海峡对岸，另一位与罗马稍有渊源的国王也在奋力保全其尚存的领土。他就是安布罗修斯·奥勒良（Ambrosius Aurelianus）。他的出身鲜为人知，但他可能拥有皇室血统。485年，在克洛维开启10年征战之际，安布罗修斯·奥勒良也领导不列颠的统治者们加入抗击撒克逊侵略者的大战之中。

　　30年来，不列颠的本土人一直在抗击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的入侵。抵御他们的进犯，已经成为两代人的生存之道。早在455年，沃蒂根就设法除掉了撒克逊人的一员大将。他在去世之前，率领部下继续抗击了15年，然而敌人却仍在边境骚扰。后世的英国史学家们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譬如谋害了不列颠的合法国王并取而代之（尽管在5世纪，还不存在任何与“不列颠的合法国王”相近的概念），以及将撒克逊人请入国门，把不列颠交到他们手中，来换取同撒克逊妇女亲热的机会。尽管沃蒂根一生都在对抗侵略者，但他也未能将他们驱逐，而他最终失败的辛酸过往仍萦绕在不列颠人的心中。

　　在沃蒂根去世之后，安布罗修斯担任了不列颠的战争领袖。安布罗修斯的背景已不可考，但在吉尔达斯撰写的史书，也是最早的记载中，他被称为“罗马绅士”，而其“紫袍加身”的父母惨遭侵略者杀害。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称他是“唯一幸存的罗马人”。而比德故作神秘地说，他的“父母是著名的皇室成员”，还称安布罗修斯是谨言慎行之人（viro modesto）。

　　这些说法并不可靠。但在不列颠，最后剩下的几位罗马将领之一很可能是安布罗修斯的生父；又或者，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几名罗马将领自立为王，而安布罗修斯则是其中一人的后代。无论出身如何（他没有对外宣扬），他都继承了罗马军队的传统，且再次将不列颠的小国国王团结到了一起。

　　与沃蒂根相同的是，安布罗修斯最初对盎格鲁——撒克逊侵略者发动的突袭战况不佳。473年，他遭遇惨败。此后，477年，他再度受到重创——当时，为数更多的撒克逊人在靠近不列颠安德里达（Anderida）要塞的南部海岸登陆。他们的指挥官是埃勒（Aelle）将军。埃勒就近在南部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南撒克逊王国，后简称为苏塞克斯（Sussex）。他是第一批在不列颠称王的撒克逊人之一，而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势力正逐渐深入。

　　485年，不列颠人进行了反击。据说在巴顿山［Mount Badon，又或许是英格兰东南部的索斯贝里山（Solsbury Hill），虽然无人知晓其确切位置］山顶，不列颠人在安布罗修斯的领导下，大获全胜。关于巴顿山战役的叙述众说纷纭，其中还充斥着后世之人的揣测。一些著名的人物也出现在这些叙述当中：安布罗修斯的兄弟尤瑟·潘德拉贡（Uther Pendragon）与他并肩作战；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格洛斯（Gorlois）率领部队在一翼发动进攻；安布罗修斯的得力部下是一位名叫亚瑟（Arthur）的战士；沃蒂根（不知以何种方式死而复生）加入撒克逊人阵营，攻打自己的子民。这些说法互相抵触，甚至连具体时间都不能完全确定。唯一能确定的是，不列颠人取得了胜利。

　　成千上万的撒克逊人遭到杀害，还有数百人被驱逐出英格兰，回到高卢及其周边地区。关于安布罗修斯的传说大量涌现。在面临看似不可阻挡的破坏与灭亡之时，他不仅是最后一个罗马人，也是最后一位文明的卫士。

　　巴顿山战役的胜利并没有终止撒克逊人争夺领地的脚步。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记载，不列颠人同余下的撒克逊人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491年，南撒克逊人领袖埃勒攻占了不列颠的安德里达要塞，掌控了南部海岸，还将当地居民赶尽杀绝，以此加强了对自己王国的统治。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甚至没有一个布立吞人幸存”。

　　尽管如此，巴顿山战役还是暂时阻止了新的军队涌入岛内。正如爱尔兰民俗学家霍根（Daithi O Hogain）所说，“对不列颠本土人的侵略‘暂时’受阻”。

　　但“不列颠本土人”性情软弱，他们团结一致，也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将撒克逊人驱逐出去。他们没有不列颠王国，没有不列颠高王，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理念。在6世纪初，如果说一个人是不列颠人，那就是说他不是撒克逊人。即便是受到再微不足道的挑战，各个独立的国王和部落首领都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511年，距安布罗修斯成功挽救不列颠已经过去了26年，亚瑟可能在对抗另一位不列颠国王的战争中丧命，而那位国王曾是他的盟友。这场战役发生在西南海岸附近的卡姆兰（Camlann），其中，手刃这位不列颠救星的却是不列颠人，而不是撒克逊人。

　　亚瑟名垂千古，被称为“布立吞人之王亚瑟”（Arthur, King of the Britons）。在这个世界上，文明和秩序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亚瑟就是这样一位斗士：他经常受到其他军事领袖的威胁，最后还遭到那些他本能够信任的人的背叛，以失败告终。正如威尔士诗人塔利辛（Taliesin），英国史学家蒙茅斯的杰弗里，法国诗人、十字军战士罗伯特·德·博龙（Robert De Boron），以及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所润色的那样，在那个死亡便意味着王权毁灭的时代，亚瑟的悲惨结局只是一个缩影。在不列颠的黑暗时期——事实上，大多数日耳曼民族亦是如此，包括撒克逊人——国王的权力不能世袭。国王要成功领导部落赢得战争，才能取得统治权；他的追随者会赋予他权力，因为他当之无愧。但去世之后，他的权力就会消失，而他的追随者将联合起来，推选下一任国王。

　　对于罗马人（以及波斯人）而言，君权的含义截然不同。罗马人认为，君权代表世代延续的不朽与永恒，它比任何一个在位的君主都要持久：这是罗马帝国的理念。君王会将实践这种理念的权利传给自己的儿子（因而王权世袭成为可能），他的死亡不会削弱君权。

　　但是在不列颠，国王去世之后，他的王国也就不复存在。随后，就会有另一个人称王，建立一个新王国。这是大多数日耳曼民族所认同的观点，也可以用来解释狄奥多里克大帝为什么会将罗马公民权与其子民的忠诚度联系到一起。一旦征服了意大利，他就是罗马的统治者。

　　古罗马帝国的理念是否影响了安布罗修斯·奥勒良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得而知。他是可能拥有罗马血统的不列颠“绅士”，但他与罗马皇帝之间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然而600年后，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英国，蒙茅斯的杰弗里回顾并再现了（或许毫无意义）那个国王去世就意味着王国毁灭的时代：亚瑟在卡姆兰一役中身负重伤，但他并没有死。他把王位传给堂兄弟，自己则被送往阿瓦隆岛（Isle of Avalon）疗伤。他的王国依然存在。虽然他悄无声息地离开，同王国和子民相距甚远，但他还活着。亚瑟在国家和国王合二为一的时代，成就了不列颠的新理念。如同国家理念一样，他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511年（卡姆兰战役同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去世了。

　　作为法兰克独掌大权的国王，他仅仅在位两年，也没有指定的继承人。相反，他把他的王国留给四个儿子共同统治：希尔德贝特一世（Childebert I）、克洛多梅尔（Chlodomer）、克洛泰尔一世（Chlothar I）和提奥多里克一世［Theuderic I，不要跟意大利的狄奥多里克大帝弄混了。Theuderic是日耳曼语，有多种变体，相当于英文的“Henry”（亨利）］。克洛维常年征战，为自己赢得了“法兰克国王”的尊位。他的王国里尽是好战的法兰克人，他们持有古老的日耳曼王权理念：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国王。他们非常痛恨任何把王国留给唯一指定继承人的行为，况且继承人也未曾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不过，克洛维把对法兰克人的统治权留给了他的家族，这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法兰克人来说，这种理念他们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萨利安家族的统治。

　　他的四个儿子选择了不同的城市作为各自的权力中心：长子提奥多里克一世去了兰斯；克洛多梅尔在奥尔良进行统治；希尔德贝特一世留在了鲁特蒂亚——巴黎西；而最小的儿子，克洛泰尔一世，则把苏瓦松（Soissons）作为他的都城。524年，这种格局第一次被打破。克洛多梅尔在对勃艮第人的远征中战死沙场，他的弟弟克洛泰尔一世却带领着另外两个兄弟赶到奥尔良，在哥哥的几个儿子继承统治之前，杀害了他们。四个国王变成了三个。

　　过去日耳曼民族的家族制度会使国家陷入内战，但也能使不称职的国王远离王位。531年，年轻的西哥特国王阿马拉里克被自己的部下杀害。他曾经得到过大部分人的支持，却没能证明自己是善战的将领。西哥特人推选了新国王，代替了他的位置。这位新国王本是一位名叫狄乌蒂斯（Theudis）的军官，他没有王室血统。他甚至都不是西哥特人。他来自意大利，是一名东哥特军官。数年前，阿马拉里克年纪尚小，而狄乌蒂斯被意大利的狄奥多里克大帝派至伊比利亚，监视王室的一举一动。

　　然而，他的血统与他的实力相比，无足轻重。因此，他成了西哥特的新国王。自此，血统对于推选西哥特国王影响甚微，西哥特也已恢复到按照旧时日耳曼民族的标准来推选国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