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像“长房长子”，自然格外重视。

　　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当代》杂志长篇号发表，然后由我一向非常推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书。不想它生不逢时，也遗传了我“多灾多难”的文学命运，在本该是像过生日一样只说“好话”的《蛇神》讨论会上，就有人发难，随后升级到中央一级的大报上。

　　河北省一“爱嚼舌根的人”，竟将北京的种种闲话传播到天津，我为了不破坏跟心目中“皇家出版社”的关系，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社领导，取消出书的计划，采用“肉烂在锅里”的策略，将书稿给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不是批我吗？反正臭就臭在天津了！

　　许多年以后，“百花”的版权一到期，应相识多年的编辑包兰英君所约，就又将此书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订本，算是了却心愿。

　　这是一部纯虚构的小说，我有意把故事的大背景放在南方的山区，不想竟引得四面八方来对号入座。那是一个对文学神经过敏、多疑多虑的时期，人人都喜欢对号入座，又极端恐惧和厌恶被对号入座。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把《蛇神》改编成大型话剧，由当时的院长孔祥玉演男一号，公演后几乎每个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有人对号。有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想借小说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制造一场政治事件，以期阻挠话剧的演出……过了很久，我才偷偷地买票去看了一场。

　　在所有被牵连到《蛇神》风波的人中，有两个人的态度让我感动和崇敬。一位是河北省梆子剧院被吴祖光先生誉为“国宝”的演员裴艳玲，有人风传《蛇神》中的女主角写的是她，她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词。为此我又专门写了一部关于她的纪实小说《长发男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也只字不提《蛇神》的事。我之所以写后面这部纪实小说，就是想告诉读者一句话：《蛇神》中的花露婵不是裴艳玲。裴艳玲身上那种吸引我的、独特的东西，一旦变成花露婵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按裴艳玲的气质来写花露婵，《蛇神》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另一位是张贤亮。在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开会的时候，一位副主席当着我的面问张贤亮：“看了子龙的《蛇神》吗？里面的邵南孙就是写的你。”张贤亮哈哈一笑：“邵南孙是子龙心目中的男子汉。”何等智慧，何等气度，不愧是见过大阵势、境界不俗的张贤亮！

　　写一篇小说引起一番争论，甚至酿成一场风波、一个事件，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幸运，我却感到烦了、累了。我希望人们忘记我和我的作品，让我安静而从容地生活、写作、休息。当时的新潮小说出尽风头，像我这种角色正好躲起来喘口气，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想不到总有人要拿我磨牙……

　　或许作家可以算做“感情上的运动员”，要经受各种感情运动的锻炼，全面提高感情素质，才有可能在某个项目中取得好成绩。创作就是一种激情，作家的全部技巧还不就是打开闸板、疏导感情的激流，让自己顺水而下吗？幽雅和精心雕琢往往会成为真实和诚恳的障碍，而诚恳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别的不敢说，《蛇神》是诚恳的。

　　在当代“心理小说”中已经没有理想的地盘了，理想人物更是声名扫地，甚至会受到责难。作者在感情上钟爱备至的人物，在艺术上却常常会给这个人物帮倒忙，下不了绝笔，这就是由于我格外珍惜花露婵，反而局限了对这个人物的刻画一样。看来创作不仅是一种激情的宣泄，作家还要有一种超感觉的能力，有时要超越自己的情感，服从艺术的规则。

　　当时那些急于否定《蛇神》的人，读的还都是《当代》上发表的删节本，那是个掐头去尾的《蛇神》（被删掉了两万字左右），这种砍削很可能是一种有好处的整形和修理，把小说的缺点和当时被认为“敏感的东西”都砍掉了。但我更希望他们能根据“全须全尾”的《蛇神》发议论。着什么急呀，等到单行本印出来，甚至放它两年再说。文学不是信奉“在所有批评家中，最伟大的，最正确的，最天才的是时间的论断”吗？

　　倘若命中注定在创作道路上不会有安宁，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现实：人们可以咒骂它或颂扬它，厌恶它或喜欢它，只要不轻视它，不无动于衷，不是不屑一顾，作家还有何求？我喜欢就作品论作品，没有人规定谁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我不想以简单的格式和各种习惯性的规范把自己的小说束缚住。

　　否定自己的昨天来肯定今天，同肯定自己的昨天来否定今天一样愚蠢。创造的本质就是要变、要动，不可能死抱住一种模式不放。作家也和生活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的概念同世界的概念、人的概念一样变得无比复杂了，社会对艺术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对生活的选择也应多样化。

　　多元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呢，还是标志着失去了理想？我想当今的文坛也是这样：“二八月乱穿衣！”《蛇神》是我这条蛇正在蜕皮时的产物，不管读者认为我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蛇蜕却是无毒的，可以入药。当然不能排除我一辈子也许都蜕不下这张皮的可能性。我不想丢掉自己，只想认识自己。

　　《蛇神》如果引起议论，最不安定的因素大概就是邵南孙了。他独有的荒诞的命运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无权说生活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只能说生活就是这样。一切荒诞都来自现实，邵南孙行为中那种种出人意外的落差，并不比这几十年我们生活中的反复无常更令人惊奇。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觉得中国人无论做出什么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用荒诞的手法写荒诞已不足为奇，用现实手法写荒诞则使荒诞更烈更深更真。

　　我就想通过对邵南孙命运的感受来体验和理解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现实就像梦和雾一样捉摸不透”，小说中有梦的生活，花露婵则是一个生活的梦。把梦的生活和生活的梦纠葛在一起，或者说把“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正常和正常的疯狂融为一体，就有可能使小说达到应有的真实和深度。

　　鬼知道每个活人的心灵的内在辩证关系有多么微妙，邵南孙的性格始终处于变化和矛盾之中，在他身上有许多相对立的因素，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外在行为不一定都标明他的内在品质，性格和行为总是有矛盾，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我想写出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真实生命。

　　我小心翼翼但又渴望能揭示当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活动、复杂的性格，包括毫不隐瞒地解析自己的灵魂。人们已经厌恶了压抑、虚伪和贫乏无知。我想邵南孙身上那股压抑不住的报复心理会让一些人难于接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推崇宽宏大量，认为报仇是奴隶的感情，是弱者的表现。宁肯在底下暗争暗斗，阳奉阴违，唯唯诺诺，没有个性。这是消磨民族精神的一种瘟疫，一百多年来给我们酿成了多少灾难！创造阿Q形象的鲁迅先生却是极端鄙视“阿Q精神胜利法”的。

　　不会有人误解我是在宣扬报复主义吧？

　　我不推崇复仇主义，只想分析生活的质量、人的质量，艺术应该具备现实的真正的品格。邵南孙的报复情绪来自对生活的恐惧，当他经受了一系列的精神摧残之后，十几年来禁锢得很紧的感情，突然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强烈得连他自己都不能自控，我更无法左右他的行动。其实世界上到处都有报复的言论和行动，发生在邵南孙身上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何况他又是个狭隘、自私的家伙……

　　文学作品应该深入到民族的心理层次，作家有权选择文学自身的时代意识，我塑造邵南孙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目的就在于此。不要把知识分子都看作是“受难的圣者”，当代社会心理潮流不是强调认识自我、强化自我吗？只有敢于剖析自己才谈得上“认识”和“强化”，才有可能提高人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

　　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心里想要表达的一切，就采用两个时间层次，这是最省事的办法。“过去的故事”不单指“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故事”也不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历史和现实互相映照，互为因果。这样写跟小说的内容相符，一幕一幕的，戏剧舞台就是社会大舞台的缩小。我写不了史诗，也不想把小说写得很长——拉开长篇的架势，细针密线，广为铺陈。即便如此，我也是前半部写得从容，到后面就有点急躁，也许是邵南孙把我折磨得不耐烦了。我追求紧凑、集中，把所有别人能够猜到、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省去，作家跳跃再快也没有读者的想象快。马拉美曾说，一部作品里本质的东西正在于不能表达里。

　　重要的是内容，无论如何不能让形式束缚内容。但形式选择不好就会妨碍内容。只要有助于艺术思维的深化，能加强故事的哲理性，能从新的角度展现人的性格、挖掘新的情节纠葛，能给人一种新鲜的艺术感染，管它是老套子还是新花招，统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要么不写，要写就应该有一点新东西，或人物，或故事，或思想，即使失败也不要躺在别人的尸体上。只要有生命、有变化、有不加美化的真实就行。

　　记不得是哪个外国人提过这样一句口号：“作家不应该有什么理论！”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能长在别人的胳膊上。否则人家一抡胳膊你就得发晕。我的本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样认识世界，而不是按照别人能够理解的那样去描写世界。

　　写到后来我也拿邵南孙没办法了，仿佛不是他走投无路，而是我陷入了绝境。“美只有一种”，而包围它的有一千种丑。照此写下去我只能从三楼的阳台上跳下去了！幸好小说结尾的时候邵南孙又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大自然养育他，保护他，抚慰他，也许还会净化他的灵魂，他舍此别无更好的出路。至于他能否在铁弓岭长期呆下去，能否跟柳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有天知道。

　　蒋子龙

　　201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