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鲁迅论小说创作
附录：鲁迅论小说创作《呐喊》
关于《呐喊》
参见《呐喊•自序》。
其实《呐喊》并不风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间者，因为其中的讽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针对旧社会的缘故，但使老先生们一看，恐怕他们也要以为“吹敲”“苛责，”，深恶而痛绝之的。
《集外集•咬嚼之余》
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不过似乎说是因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们印了《语丝》，所以革命还未成功，或青年懒于革命了。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这是今年革命文学界的舆论。对于这些舆论，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高兴。因为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沉重起来。
《三闲集•通信》
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讥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还有，我合印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还乐得不可开交道，“他（成仿吾）这段文章，比”趣味文学”还更有趣些。”
《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集外集拾遗•题〈呐喊〉》
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图书馆被焚毁，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以及未名社的横祸，我那时颇觉得北方官长，办事较南方为森严，元朝分奴隶为四等，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实在并非无故。后来知道梁教授虽居北地，实是南人，以及靖华的小说想在南边出版，也曾被锢多日，就又明白我的决论其实是不确的了。这也是所谓“学问无止境”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1918年8月20曰，致许寿裳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一一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一一破破中国的寂寞。
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然而《新青年》中别的单名还有，却大抵实有其人。《狂人日记》也是鲁迅作，此外还有《药》《孔乙己》等都在《新青年》中，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别的单行本也没有出版过。
1921年9月5日，致宫竹心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笔名，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钳》（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
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mthustm)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孔乙己》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按：指《孔乙己》)，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一一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人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踏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1919年3月26曰）
《孔乙己》发表时的附记，《鲁迅全集》卷一438，注①
《药》
参见《呐喊•自序》。
1921年9月5日致宫竹心的信。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
王婆鬼气。
1935年11
就有些他的影响，比月16日，致萧军
《明天》
参见《呐喊•自序》。
《头发的故事》
1
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实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钊之所谓“每况愈下，”了，一一自然，这一句成语，也并不是章士钊首先用错的，但因为他既以擅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当时就听说，一一或者也是时行的“流言，”， 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愤慨过，以为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则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报》一样了。为什么呢？这须是熟精今典的人们才知道，后进的“束发小生，”是不容易了然的。因为《晶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太阳晒屁股赋》，屁股和胡须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说此部，即难免不说彼部，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者，为防微杜渐起见，应该在背后给一顿奚落的。一一如果说此外还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窃闻之：欧美的文明人讳言下体以及和下体略有渊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为中心而画一正圆形，则凡在圆周以内者均在讳言之列；而圆之半径，则美国者大于英。中国的下等人，是讳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讳，所以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讳之始，不知在什么时候；而将英美的半径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间或更在其上，则昉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之，虽然很像背道而驰，其实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诗。我现在虽然也弄弄笔墨做做白话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之下似的，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冢之类，倒无动于中；只记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刀的时候，可似乎略有做诗之意，一一但是，不过“之意”而已，并没有诗，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我有诗集将要精装行世，传之其人，先在此预告。后来，也就连“之意，”都没有了，大约是因为见惯了的缘故罢，正如下等人的说惯一样。否则，也许现在不但不敢说胡须，而且简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论”或“天地玄黄赋”便不屑做。遥想土耳其革命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呜呼，她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2
虽然有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一一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自胡须直至屁股等辈，倘使相安无事，谁爱去纪念它们；我们平居无事时，从不想到自己的头、手、脚以至脚底心。待到慨然于“头颅谁研”，“髀肉（又说下去了，尚希绅士淑女恕之）复生”的时候，一一是早已别有缘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评家们曰：“无病。，”我实在艳羡他们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间的毫毛，向来不很肇祸，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来呻吟一通。头发便不然了，不但白发数茎，能使老先生揽镜慨然，赶紧拔去；清初还因此杀了许多人。民国既经成立，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事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但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要人没有反拨，总须不加刺激；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齿又发生问题了，那当然就要说牙齿。这回虽然并非说下去，而是说进去，但牙齿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肠、直肠，和吃饭很有相关，仍将为大雅所不齿；更何况直肠的邻近还有膀胱呢，呜呼！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风波》
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记得七斤曾说用了若干钱，将钱数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钉。
倘其中没有七斤口述的钱数（手头无书，记不清了），则都改十六或十八均可。
1926年11月23日，致李霁野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剪短，分开，披落，烫卷……
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故乡》
一月份《改造》《某君传》（按:指增田涉一九三一年所著《鲁迅传》一一原书注）未刊载，岂文章之过耶？实因某君并非风头人物。证据是：甘地虽不穿衣服，也拍成影片。佐藤先生虽在《〈故乡〉译后记》中竭力介绍，又能怎样呢？
1932年1月5日，致增田涉
《阿Q正传》
FD君：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Q已经捉过，我不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人，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一一愈远愈好一一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普通认为romantic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哪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鲁迅上。
《华盖集•忽然想到九》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A.VassiB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下一事乞转告丛芜兄：
《博徒别传》是《Rodney Stone》的译名，但是C.Doyle做的。《阿Q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误记，英译中可改正；或者照原误译出，加注说明亦可。
1926年8月8日，致韦素园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一一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不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
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里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一一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
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
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的我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栓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一一
△杜小栓子刀铡余人枪毙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法文的登在八月份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1926年）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柏烈威先生要译《阿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
《阿Q正传》单行本，如由未名社出，会引出一点问题，所以如何办法，我还得相一相
ITTO
1927年4月9日，致李霁野
鼻信已由前函奉告，是要我在粵恭候，何尝由我定。我想该鼻未尝发癫，乃是放刁，如泼妇装作上吊之类；倘有些癫，则必是中大的事有些不顺手也。谢早不在此，孙林处信不能通，好在被告有我在，够了。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预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样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令尊大人的事真险，好在现在没有事了。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作为教本，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但这事太难，我读书又太少，恐怕不会成功了。例如，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1927年8月8日，致章廷谦
顷奉到五日来信，谨悉种种。我的作品，本没有不得改作剧本之类的高贵性质，但既承下问，就略陈意见如下：一一
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
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
顷奉到六日来信，知道重编《阿Q》剧本的情形，实在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前次因为承蒙下问，所以略陈自己的意见。此外别无要保护阿Q，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请任便就是了。
那是西洋一一尤其是美国一一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
《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我没有见过，他们连一本也不送我，定价又太贵，我就随他了。
1930年12月6日，致孙用
既为“列传” “，就必须和许多阔人一起排在正史里。[487页]①
(昔日道士写仙人的事多以《内传》题名。）[同上页]
(林琴南曾译柯南•道尔的小说，取名《博徒别传》，这里是讽刺此事。写为迭更司，系作者之错。）[同上页]
(此系林琴南氏攻击白话时所写文章中的话。）（“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氏之父。那时，蔡元培氏为北京大学校长，亦系主张白话者之一，故亦受到攻击之矢。)[同上页]
没有抗辩。[488页]
自己去招打（因自己不好，而挨打）的大傻瓜。[同上页]
何况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此系中国的所谓名人常干的勾当，其实是敛钱[贺礼]的手段）。[489页]
(茂才即为秀才。）[同上页]
(主张使用罗马字母的是钱玄同，说为陈独秀，系茂才公之错。）[同上页]
(庄，即村庄。）[同上页]
(翰林的第一个是状元。）[492页]
(“阿Q真能做”，即“真是拼命干活”之意。）[490页]
(在“懒洋洋的，”下面，仍以加上“瘦伶仃的”一句为好。）[同上页]
此二人都是文童的爹爹……[同上页] 角天
(参照12) 门
(癞疮疤，即因疥癣而变秃处的痕迹。）[491页]穿
(参照16) 虎堂
(同上。) 即 庄
(同上。） 天
(系指因营养不良，连头发也变成黄色者。）[492页]
然而，其结局却总是失败（如果直译的话。）[493页]
或者冒充官员抓赌，打人抢钱。[493页]
①方括号中的页码，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加注的。
把赌注压在角和穿堂的人，则与两侧的胜负相同；如两侧为一胜一负，则角和穿堂无胜负。[493页]
几天都……
(《小孤孀上坟》系戏曲名，译为《年青的寡妇上坟》如何？）[494页]又觉得比人……[同上页]
“牺牲”改成“牛”为好。对孔子供牛，对先儒则无牛。[495页]
秃。
(同上。）
大失体统的事（即不体面）。[495页]
而且似乎并没把这话当作一回事。[496页]
“走到他身旁……”系误译，实为他的仇人（对头）。[同上页]
“腿也直了，”，是因为学洋人走路的姿式，和（风采）堂堂稍有不同。[同
“老婆”为“
36.(同上。）
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497页]
晦气（迷信，据说如见到尼姑，便晦气一日）。[同上页]
扭住尼姑的面颊。[498页]
扭住尼姑的面颊。拧了一下。[同上页]
感到不幸。[499页]
还是……在脸上磨得滑腻了？[同上页]
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500页]
……而这回小尼姑却未隔着什么。[同上页]
这简直是造反，你他妈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因为事件是在夜里发生的）502页]
46.虽然并不像昨天赤膊那样冷得难挨的程度，……[503页]
只得扑上去。[505页]
或者二十分。[同上页]
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都没有发什么议论，而阿Q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505页]
“一注钱”，即很多钱。[同上页]
(同上。）
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508页]
“新闻”，只是“news”之意。[508页]
非祖母。[同上面]
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 509页]
赵家点的是使用菜籽油的灯台。[510页]
(同上。）
那是“我，”禁止他再来的……（下面是“因为这次是”我”去叫他的，不必担心不来，”的意思。)[同上页]
—瞥阿Q，看他感动了没有。[511页]
穿着明朝崇正(实为祯）皇帝的素……（即为明朝向清朝复仇之意[513页]
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同上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系戏曲《龙虎斗》中的唱词。宋赵匡胤被敌击败时唱的。误斩郑姓义弟，后悔削弱了自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系其敌人的唱词。[513页]
“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吧……”[514页]
宁波式的床（奢侈的大床），不是南京床。[515页]
“革命革命，革命再革命……”[516页]
“……他们已经来革过了。”[同上页]
当作满政府。[516页]
龙牌，以木板制成，四边刻有龙的饰纹，供于佛前，高一尺五寸许。[同 O上页]
译为“不准革命” “抑或好些。[517页]
说是完全变得不像个人样子了。[517页]
公即先生，这里含有轻蔑之意。[同上页]
顶子，清朝官阶的标志，安在帽顶的。此处译为“官阶的标志，”或好些。
[518页]
刘海仙即蟾蜍仙人。[519页]
因此，自己是不会想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的。连自己都想对此加以蔑视的。[508页]
指的是床，参照63。[515页]
(同上。）
载客往来于城镇和乡村的船，称为“航船”。七斤系人名，恰与日本昔年称工匠为某匠之某某等相似。[517页]
第九章为一切的结束，或仍称作“大团圆，”为好。[521页]
“我本来要……来投（申请加人）……”(因此长官误解为是来投案的。)
[523页]
西瓜籽形。[524页]
若是我孙子，就画得很圆的圆圈呢。[524页]
……不过是这么想吧。
当女佣人。[525页]
参照25。
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怀恋昔日的心情）。[527页]
在白布褂子上用黑字写着阿Q的姓名和罪行的……[525页]
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译文），《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10页，文物出版社，1975年12月版。原文未录。
山上正义先生：
译文已拜读。我认为译错之处，或可供参考之处，大体上均已记于另纸，并分别标出号码，今随译文一并寄上。
并于序文一一恕不能如命，请您自行撰写，仅希在序文中说明：这个短篇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为一家报纸的《开心话》栏所写。其后竟然出乎意料地被列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且在本国，作者因此而大受少爷派、阿Q派的憎恶等。
草草顿首
鲁迅
三一年三月三日1931年3月3日，致山上正义。
翻版书北平确也不少，有我的全集，而其实只三百页，可笑。但广州土产当亦不免，我在五年前，就见过油印版的《阿Q正传》。
1931年10月13日，致崔真吾
听日本人说，《阿Q正传》的俄译新版上，有Lunacharski序文，不知确否？如确，则甚望兄译其序文或买有此序文之书一本见寄。
1931年11月10日，致曹靖华
你在《世界幽默全集》中要加上中国部分，这很好。但也是难题。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似乎没有。蠢拙鄙野一类的东西却不少。但也只好选译一点。所要的书，月底可奉上。《水浒》等可由沪寄去。日本出售的书，价钱非常贵，怕要比中国贵一倍。你拟采用我的两篇（按：指增田译的《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一原书注），没有问题，当然同意。
1932年5月13日，致增田涉
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伪自由书•再谈保留》
《阿Q正传》，日本有三种译本：(一）松浦硅三（K.Matsuura)译，（二）林守仁（S.J.Ling，其实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国者）译，（三）增田涉（W.Masuda，在《中国幽默全集》中）译。又俄译本有二种，一种无译者名，后出之一种，为王希礼（B.
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预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一
一、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
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一一《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倭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史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一一
二、阿Q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Q—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Q》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同是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至于北方或闽、粵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
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地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1934年）《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编辑先生：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Q像，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沽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Q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Q正传》上说：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样。
专此布达，并请撰安。
鲁迅上。十一月十八日（1934年）《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西苓先生：
惠示谨悉。我今年接连生病，自己能起坐写字，还是最近的事。
左联初成立时，洪深先生曾谓要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但事隔多年，约束当然不算数了。我现在的意思，以为xxxxxxxx乃是天下第一等蠢物；一经他们xxx①，作品一定遭殃，还不如远而避之的好，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几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1936年7月19日）
致沈西苓信，原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之《电影戏剧》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学习鲁迅参考资料》177页
“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
(1936年8月3—6日）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①xx处的文字是当时编者所删去的。后据当事者回忆，前面删去的字可能是：“电影检查的老爷们，，后面的是：“的毒手”。一一原注
阿Q的像①，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
给刘岘的信，约写于1934年至1935年间。
原著《阿Q正传》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问：“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后半句不甚明了，请赐教。“一个”指什么？答：一个年轻人。中国社会相信佛教轮回说。人被杀后转世再生，二十年之后又是一个年轻人。（不过，此事我不敢保证。）
见《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
《端午节》
“亲领，”问题的历史，是起源颇古的，中华民国十一年，就因此引起过方玄绰的牢骚，我便将这写了一篇《端午节》。……
……近年有几个心怀叵测的名人间接忠告我，说我去年作文，专和几个人闹意见，不再论及文学艺术，天下国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来倒是明白了，身历其境的小事，尚且参不透，说不清，更何况那些高尚伟大，不甚了然的事业？我现在只能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
总之，我以为现在的“亲领，”主张家，已颇不如先前了，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谓“每况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骚如方玄绰者，似乎也已经很寥寥了。
(1926年7月21日）《华盖集续编•记“发薪”》
《白光》
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
①指刘岘所刻阿Q像。
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①，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1927年12月26日）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兔和猫》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一一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1926年2月21日）
《朝花夕拾•狗•猫•鼠》
《彷徨》
屈原《离骚》。
(1926年8月）
《彷徨》扉页的题词
《彷徨》书面的锌版已制成，今寄上草底，请将写“书名，”“人名，”的位置指出，
①指《白光》里的陈士成。
仍寄敝寓，以便写人，令排成整版。
1926年8月10日，致陶元庆
《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版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但第二版我还未见过，这是从通信里知道的。
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1933年3月）
《集外集•题〈彷徨〉》
《在酒楼上》
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
《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
《幸福的家庭》
参见1932年5月13日，致增田涉。
《肥皂》
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伤逝》
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
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
《离婚》
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综论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方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则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有自在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上月此间禁书百四十九种，我的《自选集》在内。我所选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时今日之当局，尚未取得政权，而作品中已有对于现在的“反动”，真是奇
事也。
1934年3月6日，致姚克
《自选集》出普及本事，我是可以同意的。附上印证壹千，希察收为荷。
1935年7月11日，致楼炜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
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1)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一一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我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
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人，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人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1933年）《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所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是对像隆冬一样没有歌唱，没有花朵的本国情景感到悲哀，才写些东西来打破寂寞而已，对于日本的读书界，恐怕是不会有一读的生命与价值的，以后写是还想写，但前途暗淡，在这样的环境中，恐将更陷于讽刺与诅咒亦未可知。
1920年11月14日，致青木正儿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沽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三闲集•通信》
柏烈威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
1929年3月22日，致李霁野
今天托内山书店奉上小说八种。郁达夫、张天翼两君之作，我特为选人。近代的作品，只选我的，似觉寂寞。这两册中，如有可取之处，即选译一些，如何？
1933年5月22日，致增田涉
我的小说，全部已由井上红梅翻译，十月中由改造社出版。但那些小说和“幽默”并非同类读物，实无关系。
二三日前曾寄上《三闲集》一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
1932年10月2日，致增田涉
井上红梅翻译拙作，我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从译书说，也是无可如何，看到他以前的大作《酒、鸦片、麻将》，令人慨叹。然书已译出，只好如此。你写的《某君传》也成了广告课题，世上事总是那么微妙。
我感到《小说史略》也是危险的。
1932年11月7日，致增田涉
下午收井上红梅寄赠之所译鲁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阅，误译甚多。
1932年12月14日，日记
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你和佐藤先生似未将你们所译的加以对照。我觉得那种做法，实在过分了。
1932年12月19日，致增田涉
至于他说我的小说有些近于左①，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①指苏联作家左琴科。
我并未为自己所写人物感动过。各种事情刺戟我，早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虽然有时会发火，但我自己也并不觉痛。
1935年6月27日，致萧军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设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近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的一般情况而言，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自然，人类最
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历来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将首先来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横在捷克的读者的眼前，这在我，实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结果是幻想中所描绘的计划完全打破了，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写成。
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
《故事新编》
关于《故事新编》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一一原先题作《不周山》一一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一一人和文学的一一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一一现在忘记了名字一一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人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一一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
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一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一一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一一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故事新编•序言》
现在在做以神话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须年底才完。
1935年12月4日，致王冶秋
《故事新编》今天才校完，印成总得在“夏历，”明年了。成后当寄上。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
1936年1月18日，致王冶秋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
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
《故事新编》是根据传说改写的东西，没有什么趣味。明天托老板寄上。
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
上月印《故事新编》一本，游戏之作居多，已托书店寄上一本，以博一粲耳。
1936年2月29日，致杨霁云
《补天》
参见《故事新编•序言》。
《奔月》
……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是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的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
我似乎比以前不忙一点，但这非因事情减少，乃是我习惯了一点之故。《狂飙》停刊了，他们说被我阴谋害死的，可笑。现在又要出一种不知什么。尚钺有信来，对于我的《奔月》，大不舒服，其实我那篇不过有时开一点小玩笑，而他们这么头痛，真是禁不起一点风波。
1927年4月9日，致李霁野
《铸剑》
《铸剑》的出典，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原文大约二三百字，我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也许是见于唐宋类书或地理志上（那里面的《三王冢》条下），不过简直没法查。
先生的对于《故事新编》的批评，我极愿意看。邱先生的批评，见过了，他是曲解之后，做了搭题，比太阳社时代毫无长进。
《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完全忘记了，因为是出自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日本的《中国童话集》之类也有，记得是看见过的。
日本最近好像很喜爱《全集》的样子。
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但在“堂哉皇哉兮嗳嗳唷”之中，却用了“嗳嗳唷”的猥亵小调。
1936年3月28日，致增田涉
《出关》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发信后，也看见先生的文章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是像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关》封闭了。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o 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
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现在反使“热情的青年”看得寂寞，这是我的失败。但《大公报》的一点介绍，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我并没有遭着这种打击和恫吓，是万分幸福的，不过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这也并无他意，只以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咱们也不妨谈一谈而已。
看所有的批评，其中有两种，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得更小，或者简直封
闭了。
一种，是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一个人。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不幸我那《出关》并不合于这一流人的胃口”于是一种小报上批评道：“这好像是在讽刺傅东华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见并不“是在讽刺傅东华，”了，这不是该从别处着眼了么？然而他因此又觉得毫无意味，一定要实在“是在讽刺傅东华”，这才尝出意味来。
这种看法的人们，是并不很少的，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
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有谁相像，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像。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一一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一一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一一叫作“个人主义，”，有破坏“联合战线，”之罪，从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说傅东华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儿，他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我对于这资格，也毫无轻视之意，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
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还有一种，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自况总得占点上风，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说得最凄惨的是邱韵铎先生一一
“……至于读了以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
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每周文学》的《海燕读后记》）
这一来真是非同小可，许多人都“坠人孤独和悲哀去，”，前面一个老子，青牛屁股后面一个作者，还有“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还有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竟一窝蜂似的涌“出关”去了。但是，倘是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会不再出关，回上海请我们吃饭，出题目征集文章，做道德五百万言的了。
所以我现在想站在关口，从老子的青牛屁股后面，挽留住“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以及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首先是请不要“坠人孤独和悲哀去”，因为“本意是不在这里”，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没说出在那里，也许看不出在那里。倘是前者，真是“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倘因后者，那么，却是我的文字坏，不够分明的传出“本意，”的缘故。现在略说一点，算是敬扫一回两月以前“留在脑海里的影子”罢一一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这样的凄惨，我想，这大约一定因为我的漫画化还不足够的缘故了，然而如果更将他的鼻子涂白，是不只“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这样子。
再引一段邱韵铎先生的独白一一
“我更相信，他们是一定会继续地运用他们的心力和笔力，倾注
到更有利于社会变革方面，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加强起来，同时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转为有利的力量，以联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
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然而我“们，”和邱先生不同之处却就在这里，我“们，”并不“坠人孤独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却会“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人孤独和悲哀去”的关键也在这里。他起了有利于老子的心思，于是不禁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我的无利于老子的具象作品封闭了。但我疑心：邱韵铎先生以及像邱韵铎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也许倒只在这里的。
(1936年4月30日）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