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块长短不一、薄厚不一的木板钉起的木门，当然更不曾油漆，也没有门槛，代替门框的是埋在土里的、摇摇晃晃的两根柱子，门上只有一条由三个椭圆形的铁环组成的铁链，当家中无人的时候，最后一个椭圆链环扣套在右面木柱的铁鼻上，再挂上一个长长的铁锁。铁锁是老式的，在我年幼的时候，常常看到这种式样的长铜锁。开这种锁的钥匙实在太简单了，给我一根铁丝哪怕是一根木棍吧，我将在一分钟之内给您把锁打开。

　　据说从前有一段时间，伊犁农村连这样的由小小的铁匠炉土法打制的锁也没有人用。简朴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财产，稀少的人烟和罕见的、因而是高贵的过客，不发达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一切都不产生使用锁的需要。农家院落里的果树上的果实吗？任君挑选。维吾尔、哈萨克人认为，支付给客人享用的一切，将双倍地从胡大那边得到报偿。客人从你的一株果树上吃了一百个苹果，那么这一株树明年会多结二百个——也许是一千个更大更甜更芳香的苹果。客人喝了你家的一碗牛奶，明天你的奶牛说不定会多出五碗奶。多么美丽的信念啊！

　　那个时候伊犁的农民也养鸡，但他们并不重视去捡拾鸡蛋（至今伊犁农民认为鸡蛋是热性的，吃多了会上火）。鸡都是自由地走来走去的，没有鸡窝。有时候一只母鸡许多天不见了，主人也顾不上去寻找它。一个月以后，突然，母鸡出现了，后面带着十几只叽叽喳喳的雏鸡，主人的孩子将先期发现这样的奇迹，欢呼着去报告自己的爹娘，而对于报告喜讯的人，按照维吾尔人的礼节，应该给以优厚的款待和报偿。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我生活过的这个伊犁维吾尔农家小院，位于乌（鲁木齐）伊（犁）公路（老线）一侧，每天车来人往，尘土飞扬。当然，那时候房东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已经使用那把锈迹斑斑的锁了。然而，纯朴的古风毕竟没有完全灭绝，我们小院木门上的铁链的最后一个椭圆上，经常挂着的是一把并未压下簧去的锁，就是说，这把锁仍然是象征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也有些时候，连象征主义的锁都不用，最后一个椭圆上的铁鼻里，插着的是随手捡起的一块木片乃至一根草棍，到这时，连象征都没有了，只剩下超现实、形而上的符号逻辑了。

　　一九七一年，我离开这里不久以后，先是公路改了线，为了安全也为了取直，路不从村中经过了，小院马上变得安静起来。紧接着，小院拆毁了，按照建设规划，这里应该修一条路。现时，这条路已经修好了，一条乡村的土路，然而是笔直的，通过田野，通过小麦、玉米、胡麻、油菜、苜蓿、豌豆和蚕豆，越过一道又一道的灌水渠，路两旁是田间的防护林带，参天的青杨，青杨上栖息着许多吱吱喳喳的鸟雀。当人们走过这条安谧的田间土路的时候，将不会再想起，这里本来是一个不大上锁的农家院落。

　　房东大娘名叫阿依穆罕，一九六五年我住进她家的时候她已经头发白了大半，满脸而且满手的皱纹。然而，她还有很好的、我要说是少女一样的身材，苗条，修长，动作灵活。她的皮肤白里透着一点粉红，瓜子脸，大眼睛，细长的眉毛，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年轻时候的美丽。她的长相——后来我发现——是多么像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英语讲座《跟我学》节目的解说人之一、澳大利亚的凯瑟琳•弗劳尔啊！每逢我观看《跟我学》这个有趣的节目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想起阿依穆罕来，我以为我活脱脱地看到了阿依穆罕年轻的时候的形象。

　　她最大的爱好大概就是喝茶了，湖南出的那种茯茶，我要说她是像煎中药那样地使用的。一九六六年五月，我来到他们家将近一年了，一天中午，我们一起在枝叶扶疏、阳光摇曳的苹果树下喝奶茶，把干馕泡在奶茶里，这就是一顿饭。经过多日的训练，我已经能够喝下两大碗（每碗可盛水一公斤半）奶茶，对于外来户来说，这是相当可观的“海量”。喝罢三公斤奶茶并吞咽下相应的馕饼以后，我感到了满足也感到了疲倦，便走进我住的那间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屋，躺在从伊宁市汉人街用十一块钱的代价买来的一条毡子上打盹。迷糊了大约有三刻钟，我起身去劳动。出门以前，看到阿依穆罕仍然坐在二秋子（当地苹果的一个品种）树下喝奶茶，她的对面坐着邻居女人库瓦罕，她是一个铁匠的妻子，年龄比阿依穆罕小个两三岁。她们常在一起说闲话，互通有无，谁做了什么好饭，一定要给对方端一盘或一碗去。我不知道库瓦罕的到来，看来，在刚刚过去的三刻钟里，我还真打了个盹。

　　这天下午是在离这个小院——我的“家”不远的大片麦田里打埂子准备浇水。新疆的农田浇灌，与内地做法完全不同，这里有一种特殊的粗犷的办法。这里的渠水很大，浇起来浩浩荡荡，所以从来不打畦，也没有垄沟。一块农田，小则五亩六亩，大则十几亩二十亩，就靠一渠水大水漫灌。有经验的农民，把地势看好，然后一是确定在哪几个地方开口子，先后有一定顺序；二是确定在田里哪几个地方打几道土埂子。水有水路，地有地形，从某一个地方开了口子，大水哗哗流进，必然分成几路向低处流去，土埂子恰好就要打在这几路水的必经之路上，前进的大水受到埂子的阻挡之后，必然再次分化，同样，依据地势和水量，其分化路线也是可以预见的，再有几个小埂子一挡……如此，塞而流之，堵而分之，疏而导之，高低不平的田地竟然都能上水，我这个内地的城里人，也委实为之叹为观止了。

　　不过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对这套无畦无垄大水漫灌法还全无了解，虽说是依样画葫芦跟着老社员干，但对为什么要打埂子，挑什么地方打埂子一窍不通，到了地里抓耳搔腮、莫名其妙、愣愣磕磕、木瓜一般。再说，我用不好砍土镘，我用使镢头的办法弯腰撅腚抡砍土镘，角度不对，事倍功半，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收效甚微，羞愧难当，深感知识分子改造之必要与艰难。

　　领导我们干活的便是房东老爹穆敏，说是老爹，其实他五十几岁，身材矮小，双目有神，长须长眉，有德高望重的长者之风。而当时的我，不过才三十一岁，尊称他一声老爹，是适合的。

　　穆敏对我从来是带着笑容的，但他有一个毛病，带领一批人干活时，他只顾埋头自己干，不管别人，对于我在打埂子中犯难的情形不闻不问。其他几个人也都是闷头干的老头儿……受累并不可怕，就怕干这种不得其门而入的瞎活，那个下午，我算是受了洋罪。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只盼着穆敏老爹叫歇，偏偏他就是不叫。有几个老头也向他吆喊了，他点点头，仍然没有叫歇的意思。要是别人，干一个小时就会叫歇，一下午至少要歇两次，我们的这位老爹干活可真积极呀！我已经有点埋怨他了。

　　终于，人们不等他发话，先后自动停止了手底下的活，把砍土镘立在地里，坐到渠埂上吸烟。穆敏老爹也笑嘻嘻地停止劳动休息了，他不抽烟，只是用袖口揩着额头的汗。我学着用报纸纸条卷烟，用口水粘烟，但卷不紧也粘不牢，点火吸了两口以后，弄得满嘴莫合烟末子，又麻又辣，吐也吐不净。我想起这里离“家”很近，干脆回去漱漱口，喝碗水，倒也清爽——这就是在家门口干活的好处了。

　　沿着田边的一条满是牲畜粪便的土路走了几步，越过一条干涸了的灌渠，再越过公路，拐一个弯，便是我们的小院，推开三块木板钉成的门，我走进院里，不由一怔。原来，阿依穆罕大娘仍然坐在枝叶扶疏的苹果树下，她的对面仍然坐着邻居女人、皮肤黧黑的库瓦罕。她们的侧面，则坐着住在一墙之隔的大院子里的桑妮亚，桑妮亚是阿依穆罕的继女，相当年轻漂亮，已经有五个孩子，由于孩子的拖累，又由于她有一个精明强悍、会做成衣、会修皮靴、会做饭、能抓钱的丈夫达乌德，她是从不出工下田的。

　　经过了至少半分钟的思忖以后我才对这个场面做出了判断：原来房东大娘从中午开始喝的这次奶茶仍在继续进行！锅灶也扒出了许多灰，显然又烧了不止一大锅水，挂在木柱上的茶叶口袋，中午我们一起喝茶时还是鼓的，现在已经是瘪瘪的了。摆在树下的小炕桌上铺着桌布（饭单）里放着两张大馕一摞小馕的，现在已经掰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天啊，这几个维吾尔女人，其中特别是我的房东阿依穆罕大娘可真能喝茶！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都不能相信，简直能喝干伊犁河！我在书上看到过古人的“彻夜饮”，那是说的喝酒，而且只见如此记载，未见其真实生活。今天，我却看见了“彻日饮”茶！

　　“请过来，请到桌子这边来，请喝茶！”她们热情地邀请我。我本来是想喝点清水的，因为奶茶太咸又有油，但既然她们盛情相邀，便过去喝了一碗，只喝得浑身透汗，神提目明。我心想，盛春之际，树下畅饮砖茶奶茶，确是边疆兄弟民族农家的人生一乐！

　　晚上下工以后，大娘宣布，由于没买着肉，不做饭了。伊犁维吾尔人的习惯，吃面条、抓饭、馄饨、饺子、面片之类，叫作“饭”，吃馕喝茶虽然也可充饥，却不算吃饭，只算“饮茶”。这个晚上，又是奶茶与馕。我以为，经过一中午和一下午的“彻日饮”，阿依穆罕可能喝不下去多少了，谁知道，她仍是一如既往地两大碗。

　　这还不算，饭后一个小时，她还要再精心烧一小壶茶。这种睡前的清茶，有时加一点糖，有时就一点葡萄干或者小馕，边啜饮边谈话，与其说是一种物质的需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阿依穆罕烧这种清茶的本事也是很高的，先在铁锅里烧半锅开水，把一撮湖南茯砖茶放到一个搪瓷缸子里，用葫芦瓢把开水舀入缸子，缸子放到柴灰余烬旁边，既不让水沸腾，又维持一个相当的温度，我想是摄氏九十至九十五度左右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掌握一个适宜的时间，大约十至二十分钟，然后倒茶喝。看起来，这个工艺过程很简单，然而在新疆这么多年，我喝的砖茶可谓多矣，没有一处能把茶烧得像阿依穆罕大娘烧的那样好。我自己在家里也烧茯茶，尽量按照我观察学来的方法去做，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同样的水平。

　　喝着清茶，我与房东二老轻轻地谈着天，释却了一天的劳乏。阿依穆罕看着茶碗，不动声色地对穆敏老爹说：

　　“老头子，茶没了，该到供销社去买了。”

　　目光清明、声音清亮、个子娇小、胡须秀长的穆敏老爹叫了起来：“胡大呀！这个老婆子简直成大傻郎了！一板子茶叶，两公斤，十天就喝完了！”穆敏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蹦出来了，好像受到了突然的击打。他确实是在惊呼，然而满脸仍是笑容，他好像在着急，却仍然充满轻松，他好像在埋怨（甚至有点激昂慷慨），却又充满得意，也可以说是欣赏，或许是在炫耀。这一辈子我见到的各样的人的各式各样表情也多了，但是这种难以言传的“轻松愉快的着急”，是只有穆敏老爹才有的。

　　“你才傻郎呢！”老太婆自言自语，口齿含糊不清，既不理直气壮，也并无愧色。她仍然什么人也不看地说：“不是十天，是十二天。又不是我一个人喝的……反正你明天得给我拿茶来。”

　　“喂，老太婆，砖茶多少钱一公斤你知道不知道？茶叶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运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尤其尤其最重要的，我已经没有钱给你买茶叶了，你知道不知道？”老爹把声调提高了，眉头也皱起来了，说完，哈哈大笑。

　　阿依穆罕大娘一边拾掇茶碗饭单馕屑一边嘀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喝茶。”

　　“呜——呜，”老爹叹了口气，“可怜的老太婆！”然后他用命令的口吻说：“给我两个小馕！”

　　“你……”老太婆抬起了头。

　　“今晚我要去伊犁河沿检查他们的夜班浇水！那个能说会道的马穆特，只会开会的时候没完没了地给干部提意见，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负责任……昨天晚上他们组浇水，他呼呼地睡大觉，包谷地里的水全跑了……要在旧社会，这样的人不饿死才怪……”老爹恨恨地说。

　　穆敏是生产队的水利委员，而五月份，是昼夜浇水最紧张忙碌的月份，老爹夜间去巡查浇水的情况，是他这个水利委员分内的事，当然不足为奇。但他事先一点没有说要上夜班，故而阿依穆罕与我听了都一怔。

　　这也是穆敏老爹性格上的一个特点：他不喜欢预报自己的行动。当大娘问老爹第二天做什么的时候，他常给予的回答是：“谁知道呢？”要不就是：“让胡大来决定吧。”

　　老爹解开黑布褡膊，把两个小馕放好，再把褡膊围着腰系紧，临走出房门的时候，回首向老太婆一笑，老太婆跟了出去。我看看天时已晚，便铺床准备睡觉。谁知没过一分钟，听到院里一片喧嚷，噼里扑通，老头喊，老婆叫。我连忙推门走出，只见房东二老正与他们的毛驴“战斗”。

　　穆敏老爹饲养和用以代步的是一条个儿虽不大，但很结实，毛色棕褐的母驴。一个多月以前，母驴刚刚产了一驹，老爹已经好久没有骑用它，今晚要用，母驴恋驹心切，不肯外出，只是随着老爹的紧抓着缰绳的手打转，嘴被勒得咧开了老大，露出粉红色的牙床和舌头，鼻孔大张，十分丑陋。老爹大喊大叫，脸红脖子粗，硬是指挥失灵。老太婆尖声斥骂母驴，照样无济于事。二老一驴，斗得难解难分。见此场面，我想帮忙又帮不上忙，想笑又不敢笑。母驴伸长了脖子，更激起了老爹的怒火，跳起来照着母驴就是一拳，用力一拉，估计使出了老大的力气，母驴跟着向外走了几步，老爹终于憋足了劲把驴拉到了门外的土台边（维吾尔农家门口大多砌这样一个土台，为骑马骑驴的人上下牲口之用。夏天，人们也可以坐在这里卖呆乘凉）。

　　穆敏老爹骑上了驴，但母驴仍不肯走，在街心转着圆圈，任凭老爹拳打脚踢，就是不肯就范。最后还是阿依穆罕大娘打开驴圈，把驴驹赶到大路上，果然，母驴精神抖擞地带着小驹子向庄子的方向进发了。

　　这一夜我睡得很实，大概是白天盲目打埂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一觉醒来，茶已经烧好，老爹没有回来，我俨然是一家之主，坐在“正座”上喝了茶。不管喝茶还是吃饭，阿依穆罕大娘总是半侧着身坐在靠近锅灶、碗筷的地方，不论吃喝得多么简单，她都是盛好，恭恭敬敬地用双手端给老爹和我，吃完一碗，需要加茶或加饭时，也都由她代劳，她绝不允许我们自己去拿碗拿勺。维吾尔家庭男女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

　　中午，阿依穆罕一反常例做了拉面。她告诉我，她早晨在供销社门市部排了一个小时队，买了五毛钱羊肉，她估计，老爹中午会回来，“老头子一定会给我带茶叶来的。”她笑眯眯的，说起来挺得意。她还告诉我，在供销社排队买肉的时候，一位新迁来的社员对卖肉的屠夫说：“你别给我这么多骨头，我要骨头少一点的。”屠夫回答说：“骨头该多少就是多少。如果骨头少，羊怎么立在地上，又怎么在地上走呢？”屠夫的回答使所有排队的人大笑。阿依穆罕大娘还告诉我，这位屠夫很有名，宰了一辈子羊了，他宰出来的肉又干净又好吃。我对这一说法提出了一点异议，我说，羊肉好吃不好吃，恐怕决定于羊本身，与谁宰没有什么关系。大娘打量了一下我，叹了口气，“哎，老王！您不懂，谁来宰，关系大着呢！比如×××、××××（她提了几个名字），就是肥肥的料羊（指用精饲料喂肥的羊），他们宰出来也是淡而无味呢！”

　　她的说法使我将信将疑。

　　大娘做好了菜，又做好了面剂子，然后烧开了一大铁锅水。水开以后，她把柴火略略往外扒一扒，走出院门站到街心眺望。她站了十几分钟，回来，打开盖锅的大木盖，看看水已经熬干了四分之一，便用大葫芦瓢舀上两瓢水，重新续柴火，把水烧滚沸，又往外扒拉扒拉火，走出门去迎接。如是搞了好几次，也没有把老爹等来，只是费了许多水又许多柴。我连忙拿起扁担去挑水。大娘的洋铁水桶，一个大，一个小，大娘的扁担是自制的，原是一个树棍子，圆咕隆咚，中间拧了一道麻花，扁担钩子一端是铁匠炉打制的两环一钩，另一端是自己用老虎钳子折曲了的粗铅丝。挑起这两个空桶，走出去不到两步，扁担在肩上翻滚，水桶在扁担钩上荡来荡去，叮当作响，活像是闹了鬼。好在这种水桶比关内农村用的上下一般粗的铸铁桶小巧得多，装水也少得多，挑起来除了肩膀被挤得生疼以外，并不费什么力气。但挑回水来以后，看到大娘仍在顽强地从事着她那不断添柴添水，不断晾凉熬干的无效劳动，我忍不住进言道：“等老爹回来再烧水不好吗？您看，您烧了好几锅水啦，老爹还没有影儿呢。也许，老爹不回来呢。”

　　“老头是个急脾气，回来吃不上，要生气的。”大娘笑嘻嘻地说。

　　“可这样多费柴火呀！”我忍不住说，说完又后悔了，本来应该是贫下中农对我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的，怎么我这样僭妄，竟然倒过来“教育”起贫下中农来了？

　　“柴火嘛，老头子会拿回来的，还有茶叶，还有钱，这都是老头子的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笑得更开心了，她充满了信赖。

　　“可您怎么说老爹脾气急呢？我看他一点也不急呀！”

　　“当然啦，老王，他急。我们维吾尔人有句俗话，高个子气傻了眼，矮个子气断了魂。越是矮个子越爱生气……当然，他现在老了，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这天中午，老爹没有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老爹也没有回来。大娘又是烧开了水，走到小院外，站在街心，伫立着眺望通向庄子的那座架设在主干渠上的木桥，前前后后出去了好多次，加在一起站了足足有两个小时，烧干了一锅又一锅的水，耗费了一把又一把的柴。

　　快睡觉的时候，老爹回来了，他显得疲惫而又阴沉。大娘热情地向他说这问那，他一句话也没有，茶叶也没带回来，他也不做任何解释。大娘对他的这种表情好像很熟悉，便不说什么，默默地侍候他喝奶茶，并把中午剩的面条过了过热水，拌好，递给老爹。大娘也很沮丧，她不高兴时有一种特殊的表情，把上唇尤其是人中拉得很长，有时谈话当中做鬼脸时也是这样一种表情，这是我在汉人中间从没有看到过的。

　　遇到二老不愉快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尴尬、举措无当，如芒刺在背。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板着面孔，我不能板着面孔，我没有任何道理要板面孔啊！但我又不能在他们不快的时候若无其事地与他们说闲话，那样的话我未免太风凉、太轻松愉快、太不尊重与体贴人家。我谨慎地试探着与老爹说了两句不相干的话，“美国飞机又轰炸越南了。”我用我学得还不纯熟的维吾尔语，再加手势，再加汉语单词，吃力地表达着，对于他能否听懂，全无把握。“噢，太糟糕了。”老爹首肯着，向我礼貌地一笑，笑容旋即消失了。“北京，下了一场大雨，有的房顶子都漏雨了。”我又说。“噢，北京下雨了，好。”他的笑容更勉强了。

　　无话可说，我便睡下，等醒来，老爹已经走了。

　　“……老头子不放心，睡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马穆特浇夜班，睡大觉，大水豁了口子，跑到伊犁河里，哇哟，哇耶……”大娘叹着气，哼哼唧唧，一脸的愁容，把情况告诉我。

　　“您的气色很不好，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问。

　　她“呜——呼”地吐着气，摇着头：“没有别的麻达（麻烦、问题），茶没了，老头子说给我买回来，可他空着手回来了，他在生气，可能是没能支上钱……没有茶，头疼，我要死了，要死……”她有气无力地**着。

　　“您把购货本给我，我去买……”我自告奋勇。

　　“不，不，让你买得太多了，老头子知道了，会生气的。这个月可能就是不愿意让你给我买茶，老头子总是把购货本带在身上……”

　　无法，我又坐了下来，只能同情地、忧郁地说：“您真爱喝茶……”

　　我这句话好像触到了大娘的某一根神经，她的眼圈红了。她说：“我没有爸爸了。我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孩子了，胡大不给。我生的六个孩子全都死光了。我十五岁那年嫁给艾则孜依麻穆（***教《可兰经》诵经领诵者），我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第二个男孩长到了四岁，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个小石磙子，一副小套绳，还有拥脖（套包子），他把拥脖放到我们的一只黑猫的脖子上，呵，那真是一只大黑猫，简直像一条狗。我的儿子每天赶着猫拉石磙子，在院子里‘轧麦场’……我的儿子长得真好看，他多有本事啊，不到一岁就生吃了一头皮牙孜（葱头），到四岁的时候他都会写字，会写名字，会念‘拉衣拉赫衣，衣拉拉赫衣……’（经文起始句）了……”

　　阿依穆罕大娘的故事我已经听她说过几次了，但是，一遇到砖茶断绝供应的时候，她就要回顾这一段。也许，这回顾和叙述自己的痛苦，其味也如饮苦茶吧？

　　“可那一年流行瘟疫，我爸爸，我妈妈，我的两个姐姐，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儿子……都死了，胡大把他们的命收回去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老王！”

　　“如果医疗条件好一点……”我小心地说。

　　“也许……那时候伊犁也有医院……我的孩子陆续死光了，只剩下了桑妮亚。桑妮亚是艾则孜哥的前妻生的。我嫁给艾则孜哥的时候她才一岁，然后我成了桑妮亚的妈妈，我给她做饭，我哄她睡觉，我抱着她……”

　　大娘的回忆充满感伤，我也感动了。只是有一点，她和她的继女桑妮亚的年龄我怎么也算不对。如果阿依穆罕是十五岁结的婚而当时桑妮亚一岁的话，那么阿依穆罕比桑妮亚大十四岁。如今，桑妮亚自称是三十三岁。那么阿依穆罕只有四十七岁，显然不太对头。桑妮亚已经有五个孩子了，但长得结实、苗条、不显老，她很可能少说了两岁，比如，她可能是三十五岁。阿依穆罕大娘呢，也说不定记错了自己结婚时的年龄，恐怕也还要加上两三岁。那么，她不仅是超过了四十九，说不定是五十三岁左右了。

　　“……直到土改以后我才和穆敏结了婚。艾则孜哥死了以后，为了将桑妮亚抚养大，我守了十几年的寡。土改那年，我先把她嫁了出去，我把艾则孜哥留给我的产业差不多全给了她，只留下了这个小院和这一间小房，这原来只是大院的一角。你住的那间小贮藏室是穆敏后来盖的。我本来不想再结婚的，乡长和工作队长都来说合。我知道穆敏是个好人，他下苦（扛长活）几十年，又整整当了七年民族军的兵，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没结过婚。他不愿意别人说他沾了女人前夫的光。”

　　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桑妮亚家是那样的高房大院，而穆敏老爹这里是这样寒酸。

　　“……我与穆敏结婚以后，又生过两个孩子。”阿依穆罕继续说，“我不是不生孩子的女人，我生过，我有过。”阿依穆罕的声音激动得颤抖，眼里充满了泪水，“两个都是儿子，头一个出世三天就去了，死得像一只小猫。第二个孩子长到了一岁半，他会叫大大和阿帕（妈妈）了。我是生过六个孩子的母亲，但是现在，我生活着，像一个不会生孩子的人，那些不生孩子的女人，人们都讨厌，自己也讨厌……”

　　“也不能这么说……”我无力地劝慰着。

　　“不，我不这么说，唉，老王，我从来没有这样说。命是胡大给的，胡大没让他们留下，我们又说什么呢？这不是，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孩子，可是我有茶。穆敏总是给我买茶，不管他怎么发脾气，骂我，嫌我茶喝得太多，他一定会给我买茶来的……而且现在有了您，您也给我买过好几次茶了……”说着，她宽慰地笑了。

　　阿依穆罕的信赖是没有错的，她对穆敏的信任使我这个旁观者也感到温暖。这天半夜穆敏回来的时候带着半板子茯茶。他仍然是半夜来，天亮前走的，我睡得死，既不知道他来，也不知道他走。只见到第二天阿依穆罕眉开眼笑地大把抓着茶煮。这天的茶让人觉得特别有味，虽然我不理解茯茶怎么可能弥补父、母、孩子都不在了所留下的空白。

　　在这个繁忙的暮春和初夏里，穆敏老爹每天没日没夜地操持着队里全部农田的浇灌工作，有时一连几天见不着他，有时他回来睡上两三个小时，吃上顿饭，又匆匆走了。我问他：“您的睡眠不足啊，老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笑一笑说：“人就是这样子，愈睡，就愈松松垮垮。从小，爸爸是不让我睡多了的，每天天不亮，在我睡得最香的时候，爸爸就要把我叫醒。这样，就惯了，我从来不会睡得太多。”

　　他又补充说：“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对于我们浇水的人来说，夏天，在哪里不能睡觉呢？有时候我靠着墙坐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就是一觉。马就是这个样子的。老王，你可曾看见过马躺在地上睡觉？马不是小猫，它从来不会盘成一团，卧在火炉旁。一匹老马，站在那里，忽然闭上眼睛，又睁开了，这就是睡觉了，这就算是睡了一觉啊！”

　　我点点头，他的关于老马和小猫的比喻，使我悚然心动，而且带着惭愧。

　　然后是夏收大忙季节，然后是给麦茬地普遍浇一次水和伏耕，据说经过保墒晒土的伏耕以后，土地的肥力会大大提高。然后是玉米授粉期的灌溉。然后是苹果熟了，哈密瓜熟了，西瓜熟了，大家到果园吃果，到瓜地吃瓜，记上块儿八毛的账，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瓜果运到家。

　　老爹忽然不上工了，他说是要脱土坯、挖菜窖、修厕所，搞几天家务。但一连三天过去了，他一动也不动。他说要休息，但既不进城（伊宁市）游玩，也不在家睡觉，每天只是从早到晚坐在三块板钉起的院门前的土台上，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他的表情是忧郁的，遇到别人和他打招呼，他谦卑地短促地一笑，但那笑容挺苦，叫人觉得难受，就连说话，他也是懒洋洋的。

　　“老头子没有精神。”阿依穆罕告诉我说。

　　“没精神”这句话在维语里可以当生病解，也可以只是当作不振作解。我便关切地问候老爹：“您是生病了吗？要不要到卫生院去看看？”

　　穆敏似乎不太高兴，他说：“动不动就说生病吗？坐上一会儿就是生病吗？”

　　我抱歉地笑着说：“那最好，没有病最好。”

　　他好像也意识到刚才的不快并没有多少道理，转过身来，向我解释说：“人的精神嘛，一天会是好几样，一年会是好几样，一生嘛，更是一个样子又一个样子。这几天，我只觉得我非常懒散，松松垮垮。”

　　“那您好好休息一下吧。”

　　“这不干休息的事。每年我都要这样的，我在想，我想啊，想啊，想……”

　　“您想什么？您有什么发愁的事吗？”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该不该告诉我，然后他严肃地说：“我在想死。”

　　我吓了一跳，连忙问：“您在想死？您想死做什么？”

　　他悲哀地笑了：“小时候大人告诉我的，清真寺里的阿訇告诉我的，如果我们是好人，我们每天都应该想五遍死。做五次祈祷，就想五次死，夜间，更应该多多地想到死。”

　　“为什么呢？”我惊异地问。

　　“唉，老王，亏您还是个知识分子！”他遗憾地摇摇头，“人应该时时想到死，这样，他就会心存恐惧，不去做那些坏事，只做好事，走正道，不走歪道。难道您不明白吗？难道您就没有想到过死吗？”

　　“很少想。”我摇摇头，“但我也不愿意做坏事。”我又补充说。

　　老爹浅浅地一笑，和解地说：“当然，你们是汉族，你们不是***教徒。”

　　第四天，老爹仍旧没有去上工。阿依穆罕催促说，即使他既不去上工又不去脱土坯，他至少应该赶着毛驴去麦场，驮两口袋麦草回来。库瓦罕家已经卸了一车麦草了，而老爹还没弄回一根麦草来。

　　阿依穆罕讲得入情入理，要求又不高，老爹笑嘻嘻地答应了。当他在驴背上放了两条带补丁的空麻袋和一根长绳，赶着驴出门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

　　老爹一走去了五个小时，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面色红润，气喘吁吁，两只眼睛瞪得又圆又亮又大，说话声音洪亮，与前几天那种痴呆抑郁的样子判若两人。“怎么弄两麻袋麦草就用了这么长时间？”老太婆边埋怨，边质问着，“我们烧开了茶，等着你，等了一个多小时，瞧，把老王都饿坏了！”

　　“我和人吵架了。”老爹笑嘻嘻地说，他把眼睛一眨一眨，包含着四分惭愧、六分得意。“我走小路去庄子的麦场，正碰到我们的前科长、玛衣努尔的爸爸在打院墙，我发现他的院墙侵占了道路，比原来的院墙往外扩展了十五厘米，我给他提出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骂我。”说到这里，他皱了眉头。

　　“什么，他骂你？”老太婆马上扬起眉毛，一副同仇敌忾的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