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肯定都经历过几桩痛快事。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是刚参加工作便一步跨进当时的头等大厂：“天重”——天津重型机器厂的简称。作为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不只在天津，在全国也赫赫有名。我亲身经历了它波澜壮阔的辉煌，也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正是这个过程，成全了我的文学创作。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早期的一批作品，都取材于这个厂。我文字中的气脉、视野和个性，也得益于这个厂。

　　我至今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厂区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百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我小说中的“局长”、“厂长”，就是在这样的气势中诞生的。

　　“乔厂长”身上有着“天重”第一任厂长冯文斌的影子。他是从中央下来的大干部，还不是一般的大，我作为秘书在帮他搬家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两张毛主席亲笔写给他的条幅。一张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另一张是批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想那两条让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语录，说不定就是专门送给他的。但他确有大人物魅力，作大报告时会将早、中班和正常班的职工集中到一起，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他却只在手心上记几个数字就上台了，一讲两三个小时不打断流。台下绝对没有打喳喳、织毛衣、嗑瓜子以及出出进进的，大家都觉得比看电影还过瘾。

　　抓工作就更狠了，每天上班来必定先到各主要车间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了的事就得非办不可。有一回车间里需要高压无缝钢管，供应科长派采购员到鞍钢去买，一个星期没有下文。在生产调度会上车间里又提出钢管问题，厂长责问供销科长是怎么回事？科长不敢说别的，只好说钢管很快就到。说完借着去厕所就溜号了，一口气跑到车站登上火车就去了鞍钢。第二天他从鞍钢打电话给车间，说钢管已经发货。他这次若弄不来钢管，简直就不敢再见冯厂长的面了。

　　还有一件事，水压机进入安装调试阶段，技术人员认为至少需要十天，冯厂长却指示必须三天拿下来。他布置完任务后就让我给搬了把椅子往现场一放，他坐下后不说话，也不跟着干，更不干扰工人干活，整整坐了三天三夜，没见他打过盹，甚至没见他伸懒腰、打哈欠，也没见过他吃饭。只是在工人吃饭前的半小时，他会到食堂转一圈，嘱咐食堂把饭菜搞好，或许他就抓这个时间吃点饭。等到工人们吃完饭回来，他早已经坐在现场等着了。因为他坐在现场，工程师们和各有关科室的头头全都来到现场，跟着工人连轴转。只用了三天三夜，果真把设备调试好了，大家都觉得从来没有干过这么漂亮的活。冯厂长当即宣布，每人回家好好睡上两天两夜。他说：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山头有战略意义，就一定得拿下来，死人也要拿下来。搞生产也是这个道理，该下决心的时候就得下决心。如果我心一软，你们说十天就给你们十天，一晃荡说不定半个月也完不成。

　　冯厂长的故事多，“天重”的故事自然也少不了。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土地开始的，城市里则从国营大企业开始。当时全社会都重视工业，大工厂成了各地最重要的景观，不只是国家领导人会不断地来视察，外国的首脑也常来参观。我当时担任锻压车间主任，车间里包括四大块：六千吨水压机、两千五百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和粗加工，总共有一千多名员工，以后渐渐地改为三个分厂。在我的记忆里有两次最为惊险，事后我的厚帆布工作服竟让被吓出的一身冷汗给浸湿了。

　　一次是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夫人，陪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车间参观，那天碰巧刮大风。幸好六千吨水压机正在干一个一百五十吨的大活儿，一千三百度的高温将钢锭烧得发白了，贵宾们被烤得都退到了车间门口。而门口风又大，只站了一会儿就由市领导引导着出去了。领导人刚走出车间，三十多米高的房顶窗户就被大风吹开，碎玻璃碴子嘁里哐啷地砸下来……还有一回，一位懂行的国务院副总理来视察，辅助天车从炉膛里钳出一个烧透的大钢锭，放在一百七十五吨锻造天车的链条上，天车操作机铿铿一较劲，底下的链条断了。天车司机还算机灵，立刻将天车开到旁边重换了一根新链条，然后才开始锻造。一般外行人看不出是发生了事故，可那位副总理是行家，转过头问我：你的设备在开炉前不作检查吗？我的汗立刻就下来了，生产前哪能不检查？况且是国家领导人来，那真是查了又查，可偏偏就这么寸！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开拓者》，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领奖时有记者问我：你是个工厂的业余作者，却在小说里写了个D副总理，这虚构得有点离谱吧？你见过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吗？对这种身份的人物的言行，你怎么把握？他的提问带着一种蔑视，认为工厂的业余作者就没见过世面。我当即回答说：巧了，我不只见过一个副总理，还跟其中的一位副总理有过一段交往。那位副总理原来的单位，跟“天重”同属于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当上劳模后我帮他整理过材料。后来被周总理看中并提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一九七八年解职后又回到一机系统的天津机械厂，从头再来还是由工人干起。我曾抓了个中午休息的空去看他，只见他在屁股底下垫了个稻草袋子，后背靠着工具箱，脸上盖着半张报纸，正呼呼大睡。我提前准备了一肚子的安慰话都没用上，改为开玩笑说：您可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他跟我说：从一当上副总理就严重失眠，每天能睡三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说也怪，自打一回到天机，嘎噔一下失眠就彻底好了。由于他肯吃苦，干得好，再加上改革开放到处都需要能人，他一步步地又升了起来，组长、班长、技术改造办公室主任，最后调到华北物资公司担任总经理。我曾在当时的《海南纪实》上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话题还是再回到“天重”。由于它牌子硬、厂子大，用人的地方多，再加上冯厂长名头响亮，四处搜罗人才。久而久之，“天重”成了工业系统的一个大人才库，或者叫领导干部培训中心。“天重”里出能人，在天津出了名。不要说冯厂长手下的四梁八柱都非等闲之辈，就连一般的中层干部，甚或是在“天重”很不起眼的人，一离开“天重”调到别的厂，立刻就显露出在大厂见过大世面的优势，知道什么叫领导、什么叫管理，很快就成为厂里领导，或尖子式的人物。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厂子活泛了，人的流动也多起来，人往高处走嘛。某一天，有些过于敏感的人忽然发现，天津市的头头脑脑中怎么有这么多“天重”的人啊？市里管工业的领导，还有经委、计委、统计局、人事局、技协等重要的经济技术部门的领导，几乎都是从“天重”出来的，到哪里都不愁碰不上“天重”的人。

　　原来我那个车间的一名技术员，现在是一家私人大型锻造公司的董事长，拥有个人的万吨水压机，专门生产重型曲轴。正是受他的启发，我才答应了一位好编辑的约稿，正在搞一部新时期国营大厂的调查报告。

　　甚至连老“天重”退休的人，也“退”出了一种别样的味道。有天早晨我在公园里撞上了当年的总工程师，手握一杆一米多长的大笔，在湖边低头塌腰，蘸着湖水在地面上写大字。这种地书的大笔都是自制的，笔杆用塑料管或拖把杆代替，笔头则是海绵或泡沫塑料做的，蘸一下湖水能写五六个字。省钱，省事，用不尽的湖水，写不完的大地，既练字，又健身，还可养神益智。于是我走过去小声凑趣：好啊，水边写水字，字水灵，人滋润。

　　老总身边有位老太太扫了我一眼，质问道：什么叫水字？这是地书，懂吗？我们有个正经八百的地书协会，会员比在纸上写字的书法家协会的人还多！我赶紧改口：失敬失敬，地面练地书，越练越地道。老总也借机站直了身子，端详我半天才笑模悠悠地说：你是大笔杆子？（这是我在工厂时的外号）我笑了：梁老总，您现在的笔杆子可比我的笔杆子大多了！多年没见想不到您改行了，留美的炼钢博士，如今竟成了地书协会的会员。好风雅，好情趣，越老越精神！梁老总摆摆手：行啦，别在这儿又臭转，我知道你的本意是想说，水边写水字，越写越水，字水人也水……不敢，不敢！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赶忙摆手。老工程师依然像过去那么风趣，年近八旬还有这般风采……

　　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不光有许多“天重”的人出来，还有许多外边的社会名流，一窝蜂地要进入“天重”，深入生活、下放劳动、带着学生实习……说来也同样令人振奋，这些艺术家们在“天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爬滚打”之后，个个都硕果累累。

　　评剧演员刘宝生，成了影视界的著名编导。老作家万力，在“天重”的两年间，完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还编辑出版了六卷本文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秦征，带着学生在“天重”写生期间，接受了天津市长的邀请，为改建的天津新火车站大厅，创作了六百平方米的穹顶油画《精卫填海》，成为天津市的经典景观。

　　常来“天重”深入生活的还有天津美院的教授、著名画家吕云所，以后他去美国弗吉尼亚艾莫雷大学和1912美术馆定期举办个人画展，成为被邀请的第一位东方艺术家，画展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和成功”。艾莫雷大学美术系主任古斯比，在为《吕云所画集》美国版的序言里说：“吕教授的艺术是地球上最长的连续文明产生的令人难忘的艺术传统的一部分，他的经历及风景艺术，为人们展示了耳目为之一新的东西，也是西南弗吉尼亚山区人们似曾熟悉的东西。”吕云所的中国画为什么能引起美国人的共鸣，并让他们感到“震撼”？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作品？是吕云所的“积墨太行系列”。大块的积墨，大团的黑色，强劲而雄奇，深厚而通透，获得了极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巍巍太行仿佛迎面扑来。我站在吕先生的画前，不知为什么总会想到“天重”的大机器、大钢锭……

　　或许正因为常有一些艺术家到“天重”来，给这个庞大的重型机器王国，增添了一抹不甚协调的柔软和温情。一九八〇年春天，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车间里生产压力非常大，厂党委却通知我这个主管生产的主任到北京进修，而且进修的科目与工厂的生产毫无干系，是让我到文学讲习所读书。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却无疑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件快事。对我来说，在文讲所的小一年，重要的不是读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而是拜见了文坛真人，领略了文学殿堂的风光，了解了一些当红作家的写作个性和习惯。

　　我说的“文坛真人”，就是秦兆阳先生。文讲所请他做我和广东作家陈国凯的导师，每周二下午我俩要到秦先生家里去，或者听先生讲课，或者听先生批改我们交上去的稿子。由是我得以近距离真真切切地观察和感受这位文学大家。先生像一团慈祥的火，温暖而洁净，一点点地开导和提升着我们。有时我的作业交得很仓促，而秦先生却看得非常认真，并详细提出修改意见，一次次使我如醍醐灌顶，汗颜无地，那简直就是让导师帮着自己构思小说。以后听《李双双小传》的作者李准讲过一句话，令我更深切感悟到，能够让秦先生改稿子，享受其点石成金之术，是何等的幸运。李准的话是：“只有秦兆阳改过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见，敢改任何人的稿子。”这不是责怪，语气里带着尊敬和骄傲。

　　我是个工厂的业余作者，进了文讲所才知道什么是文坛，大开眼界，大长见识。特别是跟当时文坛上的一些才子、才女们朝夕相处，知道了他们为人和为文的特点，以及这两者间的联系和区别，对我启发很大。文讲所的经历，对我的创作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毕业后不久便发表了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我前期创作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这样，在我的前期作品里完成了两种“人物模式”的创造。

　　一种是“乔厂长模式”，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乔厂长式人物出现了不少。另一种就是“刘思佳模式”，他便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人物。在一个封闭的时代，一切都因循旧习，谁冒一点尖或出一点头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他，却个性突出、玩世不恭、桀骜不驯、喜欢抗上。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年轻人形象忽然多了起来，甚至在有些部队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也把年轻的军人弄成这样的性格。

　　作为那个时代的伴随物，自然也会有批判、有争议。我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批判我的文章，下班后会在路上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的火腿肠，当夜必完成一个短篇小说的初稿。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社会敏感，生活激荡，思想活跃，至今还令人感念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