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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汉之所兴 太宗篇30 雍熙二年

汉世祖 芈黍离 6516 2024-04-14 04:40

  广阳伯府简朴而又不失威严,换在一年前还不是这样,只不过在皇帝力倡节俭,反复提及,并屡次批评教育那些用度奢侈之家,铺张浪费之举后,作为大汉有数的权臣之一,赵匡义自然也谨遵皇帝教诲,领会皇帝意图。

  于是,广阳伯府的日常开销一下子减半,曾经那些张挂各处,展现权力、地位与富贵的金玉绸饰,都消失无踪。

  除了权力与名位之外,赵匡义还是一个十分严谨克制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在生活作风这种小问题上,更不可能和某些人一般,逆着皇帝的意志来。

  对于皇帝厉行节俭的举措,朝野之间当然一片称赞,这毕竟是政治正确的事。只不过他们背地里是怎么想的,就难与外人说了。

  同时,依附于权贵们的那些奴仆、扈从,反倒是怨声一片,毕竟,他们的待遇肉眼可见地下降了。权贵们的奢侈享受,有很大一部分营养,实则是被寄生于他们身上府中的虫豸们吸取的。

  当然,刘旸在生活作风上的提倡与约束,也不仅仅留于口头上,毕竟,连诏书制命都有人敢阳奉阴违,何况这种不致命的事情,该有的手段,刘旸也用尽了。

  从雍熙元年秋开始,除了对一些权贵明确提出批评之外,刘旸也开始在人事上给这些人设阻,有皇城司、武德司的辅助,勋贵、官僚们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说全部摸清,总是有个脉络可循。

  不听上意,那么今上就从他们最在意的地方去炮制,打他们利益核心,而正巧,从蜀乱爆发之后,朝廷便借机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教育改革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清廉能干的官吏得到了提拔,相反,曾今那些不以为意甚至肆无忌惮者,则被贬、免、流“照顾”上。其中,有不少在税改大政下兴风作浪抑或玩忽职守乃至阳奉阴违者,都得到了惩戒。

  在雍熙元年下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官、司法官、治安官再到监察官,在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的主持下,罢免、替换、问罪官吏达五百余人,其中有近半都是各地、各署的头脑人物。

  如此大力度的吏治整风,可是刘旸继位以来空前的大手笔,引得上下格外不适,甚至在行政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很多人都表示不满。

  尤其是川蜀爆发大乱的情况,很多人都以此来劝谏、提醒刘旸,但刘旸却也同样的理由反驳回去,川蜀之乱正是给他们上上下下提了个醒,究其原因,正是吏治污浊所致。

  朝廷若不引以为戒,即行整饬,难道要等到全国各地,边地烽烟,处处叛乱,再行挽救吗?

  同时,刘旸还能摆出一大堆官吏失职、权贵犯罪、豪强猖獗的案例与证据,只是在政治上整风,已经是皇帝克制宽忍的结果了。

  从河清之行,到川蜀叛乱,虽然样本不算多,但皇帝刘旸倒也勉强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当然不是土地矛盾、生产所有制上的根本问题。

  而是,刘旸深刻地意识到,吏治不清,皇帝的权威不固,就别提什么改制改革,再实惠考虑再周全的政策,都别想落实好。你以为的治病良药,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药。

  也是基于此点认识,刘旸开始从“税改”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开始跨步前行,有力出击,真正从吏治着手,开始收权立威。而人事权,在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中,都是最核心的大权,刘旸当然要收到手中。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的,不是靠简单粗暴地免些官、换些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新上任的官员与前任一般,那也只是白费功夫,反而造成政局动荡。

  因此,针对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由内外臣僚们上奏提出的“税改之弊”,刘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见,而这些根据实际问题、弊病提出来的政策意见,则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形成刘旸的施政纲领。

  总结的来说,就是“肃清吏治,加强监察,与民以惠,保证公平”。治政先治吏,安邦先安民,人治社会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国安民造成的问题,终寻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决。

  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最后也未必走得通,但随着刘旸抓住“重点”,至少眼下,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

  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他将很多时间,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

  外放的朝官、进京戍职的地方官,从知县令长起,他每个人都要亲自接见,考察他们对履地政治民情的了解,听取他们的施政想法,同时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

  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自然是有效果的,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之下,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

  而地方上的官僚们,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哪怕天高皇帝远,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不要失了敬畏之心。

  刘旸也向他的臣僚们传递着一个态度,清廉自守,尽职做事,那就无事。想要进步,则做当下最重要的事,释民怨,安民心,卫公平。

  当然,刘旸能这么做,掀起这样一场政治改革,也是有足够基础的。首先,类似的“整风运动”在世祖皇帝时代并不少见,大汉的臣民对此也是“有见识”的。

  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而这些毫无疑问是刘旸的核心力量所在,从各方面支持着他的执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汉帝国在世祖皇帝统治晚期,出现了各种弊病,国力有所衰退,但统治阶级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还是很强的,朝廷的权威也足,从官方到民间,风气从整体上也是向上。

  没有这些,像刘旸这么搞,早就沸反盈天了。诚然,大汉诸道州都有各种跌破下限、毫无吃相、贪婪到近乎愚蠢的剥削行为,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连最后一粒粮、一枚铜钱都不愿意留给底层下民小农。

  而通过这么一场“政治进攻”,刘旸也才真正意识到,世祖皇帝留给他的,究竟是怎样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核心,不是皇位、耳目与财富,而是那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稳定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社会管理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权力,那么皇权几乎是无限的,当然,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触及到那最高的上限。

  为此,刘旸甚至不由反思继位以来发生的种种状况,有些事情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依其预计,他登基之后的情况,应该是众正盈朝,君臣一心,共同匡正大汉积弊,让国家重新走上一个正轨,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谐、繁荣昌盛的清平世界。

  但显然,刘旸此前太“天真”了。痛定思痛之后,刘旸得出了一个结论,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他保留了太多东宫时期的心理与作风,名位虽到了,但思想上远没有跟上。

  要知道,世祖皇帝为何会拥有那般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不是白来的,也不是靠活得久,那是他张开獠牙利口生生抢来的,那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上的。

  或许不那么充分,但当刘旸真正认识到手中权力,并利用其治国理政时,大汉帝国也自上而下地向着曾经的秩序恢复。

  平心而论,从刘旸登基以来产生的种种风波,出现的累累乱象,如全部归咎于他这个雍熙皇帝无能,诟病他软弱迟疑、掌控力不足,那是有失公允的。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世祖皇帝的问题很大,他既创造了一个巅峰的封建帝国,也带给臣民无尽的压力与麻烦。

  而比起继承世祖皇帝的伟大,刘旸更大的挑战,反而是如何一边承受着那光环的反噬,一边给先帝买单擦屁股,税改是一方面,蜀乱也是一方面,两者之外,还有更多。

  蜀中起义,对于还未彻底走上正轨的雍熙政权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对皇帝刘旸来说,同时也危中有机。

  继位之初的各种挣扎犹豫,无处着手,也随着蜀乱的爆发,让刘旸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一个统筹内外、驾驭权柄的契机。

  当然,前提是要取得胜利,川蜀的乱贼要平定,然而,半年多了,进展并不是那么地顺利.......

  时下已是雍熙二年仲春,视角放回到广阳伯府,黄昏将至未至,天空已布满绚丽的色彩,比起平日,赵匡义回府可要早多了,并且心情很是不错,嘴角洋溢的笑容怎么也敛不住。

  让前来迎接的伯府长子赵德崇都忍不住开口询问:“今日有何喜事,让父亲如此开颜,莫非蜀乱平了?”

  闻问,赵匡义立刻收敛了,面上不再挂着喜颜,恢复了他政事堂二号人物的威严。

  伸手朝里,在赵德崇的陪同下,穿过中庭,直入正堂,方才说道:“蜀乱未已,不过你父权柄更甚了!”

  迎着赵德崇讶异的目光,赵匡义嘴角再度露出笑容,解释道:“陛下让为父协管都察院,今后这朝廷监察事务,也由老夫过问了!”

  过去的一年,准确地讲是过去半年内,都察院的权威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这完全是由皇帝刘旸催动的。

  刘旸要搞吏治,除了对官员的教导培养、人事调换之外,监督工作是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而在世祖时期,朝廷监察系统也是几经调整,权力不说没有,但总归是要弱上那么一环的。

  监察工作不好做,既要去啃骨头、得罪人,自己还要持身以正,随时抵御各种外界的利诱与威胁。而世祖皇帝,又是个更偏向剑走偏锋,搞特务监察的,自然就导致都察院的权威无形被削弱。

  而刘旸登基以来的做法,便对都察院的权威进行了重塑,为此不惜限制皇城、武德二司,今春以来,又再度明诏,将都察院内外各级御史权责明确,同时增加行政拨款。还放出话,下一次科考,将再适当提高明法科的录取人数与录取率。

  一时间,都察院的官员们,腰杆子也硬了,头也能抬头了。被刘旸拜为“都察使”的杨业,更是炙手可热。监察系统,对大汉官员你的吸引力也肉眼可见的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让实际为政事堂副相的赵匡义协管都察院,一方面是进一步提升监察系统实力,另一方面对赵匡义而言也是权力的扩大,相辅相成的事。

  赵匡义看得清楚此事的影响,于他自身有大利,自然开怀。

  相比之下,赵德崇则显得要谨慎些,想了想,道:“这可是得罪人的差事!”

  闻言,赵匡义摆摆手,笑道:“想要做事,做成事,哪有不得罪人的?何况,到了为父这个地位,值得我去得罪的人与事,也不多了!你之顾虑,不足为虑!”

  说着,赵匡义又不禁感慨道:“陛下这手棋下得也堪称精妙,让慕容德丰用人,让为父察人,以此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而为父还得心甘情愿地堕入彀中......”

  听赵匡义这么说,赵德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赵匡义则继续道:“而比起都察院的权柄,为父更欢喜的,恰恰是此事。

  过去这半年,慕容德丰那竖子在朝廷内外安插了不少人,其中不乏要害重职,不免得意而望形。

  显然,即便被陛下视为股肱心腹,左膀右臂,若是权势过甚,也难免猜忌。

  陛下并非毫无保留信任慕容德丰,那君臣之间的嫌隙或许就从此开始,这,已足够为父高兴一阵子了......”

  听赵匡义这么一番心机之言,赵德崇眉头蹙了蹙,却也不好打扰他的好心情,只能轻轻地吁了口气。此时此刻,自家父亲,又何尝不是得意忘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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