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1018年）秋七月既望，銮驾亲临帝国第一座综合性政法大学，向阖校师生，发表讲话，以咨鼓励。大学全称：大汉政法大学堂。

　　坐落在苏州昆山的娄江学院，在早期的“临淄王集团”中，堪称是立足根基，人才宝库，建校十多年来，也为江南、为刘文济提供了大量吏干之才，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践，最早那一批，已经晋级为朝廷命官，官位最高者已经做到一县主官的要职。

　　不只是普通的吏职人员，似范仲淹这样的顶级人才，则完全是意外之喜，还附赠其兄范仲温。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也已初步证明，专科吏才这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甚至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然还是需要具备足够的前提，首先要有足够强力的当权者的支持，其二要有开放的教育思想观念，其三还需要有足够多高素质的生源。

　　而这些条件，在建隆元年的大汉帝国，都勉强具备。过去的几十年，得益于帝国的强盛，军事上不断胜利，经济上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进步，自然而然地引发帝国在思想层面的发展进化，各种思潮涌现，经世派，西昆派，改革派，保守派，以及各种地方派，可谓层出不穷，社会风气在变化，教育观念也在不断进化。

　　世祖时期，对文人文臣实则是有不小压制的，但进入太宗统治时期后，在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就逐渐放宽了。也是从雍熙开始，中国大地再度迎来了一个璀璨而繁荣的文化盛世。

　　包括在康宗时期，由于皇帝的荒怠，吏治的由清转浊，更引发了社会上的诸多思想共鸣。过去的二十多年，也给了各种学术家、教育家冒头的机会。

　　当然，在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一切的一切，皇帝的态度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当今天子刘文济，对思想教育的重视，对吏政学校的支持。

　　还是临淄王时，刘文济搞出娄江学院，还只是一种试验，一次实践，但等到登基并坐稳皇位之后，他便着手将十余年探索、实践、论证所得的结果，正式应用推广了。

　　早在端拱三年初，刘文济便下诏，将娄江学院升格为道级吏政学校，置于江南布政司衙下直辖，由学政官进行管理，完成了由半官方学校到官方院校的进化。

　　如果说，此前娄江学院毕业之学生，多供应给苏、秀、上三地，那么从雍熙三年起，将是为整个江南道，供应吏政人才，这是跨越式甚至是颠覆式的变化。

　　别看只是一所以培养专科下吏为主的学校，但身处江南道的权贵们，已经真正嗅到了那股不寻常的气息，那几乎是一种大变革的前奏。

　　对于地方上的权贵与官僚们来说，朝廷要精简人员，裁撤冗官冗员什么的，不管声势闹得多大，都有办法应对，有的手段，有的是时间，同中央周旋。

　　从世祖开宝时期开始，到整个雍熙时代，即便是康宗都喊过裁撤庸官冗吏的口号，但事实上呢，到刘文济都登基当皇帝了，冗官冗吏的问题，依旧不轻。

　　过去的二三十年，取得过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标不治本，哪怕早在开宝时期，世祖就下诏对全国道府州军县镇乡里各级官府机构官吏人数及相应俸禄做了一次全面的规定与限制。

　　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有隐户，地有隐田，这官有隐官，吏自然也有隐吏，编制内受限，还有编制外的临时工.

　　在信息、交通受限，监管能力有限的时代下，很多问题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只能陷入矛盾爆发、改良、压制、再爆发的循环中。

　　而仅从“吏政”事务来看，皇帝搞出这么一个吏政学校系统，却有些许触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权贵之所以为权贵，在于帝国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待遇，根子上的问题，不能通过直接挖根去解决，于是，从吏员供应改革结合行政监管，变成了刘文济琢磨出来的解决办法。

　　实事求是地讲，这仍旧是一种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来自于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对加强帝国中枢权威，对控制冗员与地方监管，对提高帝国职吏素质才干，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在刘文济的构想中，对于吏的清治，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彻底地明令禁止各级衙门私授吏员，即便不能将这份权力收缴中枢，也要使去编制化、制度化。而最终的形态将是，在未来某一日，大汉各级吏员，当从诸经过吏政学校培养学习的学生中去选拔，而不是单纯凭各级官僚一己之好恶偏私。

　　而要做一点，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实践，更完善的制度，更广泛的意识，更多的拥簇，还有更重的权威

　　并且，即便真按照刘文济的构想去推动，并且最终落实了，在这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谁不知道最终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能取得一定进步，就已然意义非凡了。而以刘文济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没撞南墙之前，是不可能考虑回头的，同时，以他素来谨慎的作风，也很难有事情能让他碰得头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时候，随着江南道布政司对娄江学院的“收编”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纸诏下，着娄江学院掌院王学新，拣精英教授入京，正式开始组建直辖于中枢的吏政学校。

　　而到了京畿层面，自然不能再向娄江学院那边小打小闹了，逼格、级别都要提上来，同时，也不再是单纯培养“吏”才了，而是一个真正培养官员、奉行精英教育的综合性学校。

　　为此，刘文济甚至下诏，将国子监都融入到大学堂里，可见其规格之高，不管历届皇帝重不重视，国子监都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学子的无限向往之地，其地位是神圣的。

　　因此，当皇帝要对国子监进行“大学化”改革时，在朝野之间引发了巨大争议，可谓甚嚣尘上，各路保守派人马都跳了出来，从坚决反对到保守争议，各种意见的都有，一时间，非议满京华。

　　皇帝明显不好惹，于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学新等筹建大学堂事务的官员、教授身上，各种攻讦与指责，向雨点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说他离经叛道，谄幸媚上，昂头挺胸进京师的王老夫子，被搞得声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后支持，还时不时地遣人关怀，在巨大舆论旋涡中，他怕是早撂挑子。

　　反对声音虽大，但平心而论，对帝国中枢决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上有皇帝强力推动，下有勋贵坐视观望，还有那批经由刘文济筛选而出的建隆宰相们，即便心存异议，也没有在此事上向皇帝发起挑战。

　　而在这些帝国最高决策圈层之外，还有同样一批人选择支持大学堂的建立，并且一个个战斗力同样不俗。嘴仗的作用不在胜利与否，只是避免舆论一边倒，方便浑水摸鱼，最大的价值也在于让掌权者实现最终的目的。

　　而刘文济的目的，最终自然是实现了，政法大学堂终究在一种非议不断但有条不紊的状态中，落实成立了。在后期的时候，很多人见事不可违，只能捏着鼻子加入，总不能让帝国的最高学府真落入到王学新这样一个“异端”手中，为了维护正统，暂与“邪魅”委屈合作，也是不得已下的忍辱负重。

　　到这样的地步，仅仅王学新，已经不足以掌控大学堂了，即便刘文济给他加了一个礼部侍郎衔，也只能成为诸副校长之一。

　　至于大学堂的首任校长，规格也提得很高，乃是宰相张士逊，而学堂的博士、教授等诸多师长，也都没一个凡人，三馆学士、京中大儒、地方学豪，纷纷扎堆，更重要的是，是朝廷诸部司衙门那些熟稔国事、达于政务的高官大臣们，也被要求定期到学堂教学。地方上述职之封疆大吏，政绩出色、建树有方者，也是一般。

　　至于随王学新进京的那些“娄江派”师长们，在京城中，就只能伏低做小了。不过，作为早年实践，前期筹划，并在后期参与到大学堂庶务管理的王学新，他的名字也直接印入大学堂的历史，乃至整个大汉帝国的教育史中，这样的名声，对王老夫子而言，也是一种足额的回报了。

　　师资力量如此，生源自然也不会是凡类，简单地讲，没有身份、没有背景的人，除非你天纵奇才，生而知之，抑或侥天之幸，否则绝对进不了大学堂。

　　便是如此，政法大学堂的建立，于帝国人才培养机制而言，都是一种大进步、大变革，即便本质上，他只是培养帝国统治阶级精英的地方，基本与黎民黔首绝缘。

　　毫无疑问的是，大汉政法大学堂，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帝国官僚摇篮的性质与地位。

　　PS：在江南道奉诏将娄江学院纳入布政司管理的同时，在北方的燕山南道，也做了类似的操作，只不过收编的对象，乃是由广阳侯府建立的“赵氏家学”，在过去的几年里，经赵氏家学培养有两百多名学生，在毕业后凭借着赵氏的影响，安插到燕南、河北一部分官府为吏

　　对于这种情况，作为皇帝的刘文济在察觉后，当然不可能允许其再存在。不过，即便收编了，赵家在幽州吏政学院，甚至在整个燕赵地区官场的影响力，却依旧很大程度地保留下来，甚至更加深入。就像赵匡义生前所言，昌其家者为家学，百年之基.

　　而关于“赵氏家学”的情况在京中上层间传开之后，许多人才真正反应过来。主持“赵学”的赵德崇并不为人看重，让人引发感慨的，还得是赵匡义的老谋深算，当然也有人称之为老奸巨猾。

　　但也到此为止了，就算想要效仿都没机会了，朝廷已经不允许了，尤其是勋贵出身者，毕竟容易被攻击个居心叵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