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禀官家，张太傅到了！”崇政殿内，内侍石全彬小心翼翼地向一副昏昏之态的皇帝刘文济道。

　　闻声，刘文济从书卷中“醒来”，睁开双眼，老迈疲惫之态难掩，但眼神却依旧深沉，就仿佛蕴藏着无穷的神秘与危险。

　　也是到了晚年，刘文济的权威才真正得到树立，上下敬服。不为其他，而因刘文济开始无所顾忌地行使皇帝的权力，用极其强力乃至酷烈的手段，打击不臣，维护自己的权威。

　　可明显发现的一点，从建隆二十年开始，皇帝刘文济的性情是偏暴戾化的，耐心日益短缺，杀心逐渐深重，用刑之严苛，与继位之初截然相反。

　　在人生与帝王生涯的暮年，刘文济就像卸下了所有伪装一般，不再克制本能，那些宽容与仁爱，不说彻底被他抛弃，但总归不再如以往那般过分追逐......

　　陈尧佐、吕夷简、萧恭、朱祺，这些建隆老臣名臣，都陆陆续续被赶出朝堂，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而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则在于枢密副使董从俨之死。

　　董从俨以攻杀金蛮刘金、平定漠北之功，从一边将，晋位枢密副相，也成为建隆时代武功武臣之代表，刘文济统治生涯后期的军坛上，是有特殊地位的。

　　而他在枢密院与折惟昌、萧惠这两个南征北战功臣的斗争，也持续了整整八年之久，这也是他最终失足被杀、悲剧收场的主要原因。

　　如果只是政见不合，又或者是单纯的权力之争，斗争也只局限于合理范畴之内，那么董从俨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

　　但偏偏，董从俨自负功高，平日里多有跋扈，自信于军事谋略与能力，在军政事务上，甚至屡次将皇帝刘文济的意见给否了，那种生硬的丝毫不讲政治智慧的忤上。

　　便是如此，刘文济也未尝不能容忍董从俨，功臣有一定特权也不足为奇，至少不至于起杀心。千不该、万不该，董从俨深入参与到夺嫡之争去了，是睢阳公刘继英收买的主要大臣之一。

　　董从俨想得很简单，通过扶立刘继英，取代折惟昌，成为枢相，而他能听到的，是圣心如何属意刘继英，能看到的，是刘继英的声势有多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与看法，董从俨与刘继英自是越走越近，越捆越深，甚至在军队内部，帮助刘继英安排心腹，培植力量。

　　当皇帝心目中的天平向皇孙刘维箴偏向，当刘继英之短暴露出来，董从俨的所作所为，在刘文济的眼中，就变得其心可诛、不可宽纵了。

　　建隆二十二年冬，枢密副使董从俨暴亡于枢密院。这种死法，也算是对帝国功臣的一种挽尊了，但这件事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董从俨死后，朝廷上下，再无敢对皇帝僭越不敬者，甚至连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情况都少了，只因为，皇帝越来越可怕了。

　　董从俨这样的功臣，说杀就杀，没有丝毫容情。过去的皇帝，顾虑重重，大臣们可以欺之以方，但当皇帝都不顾体面了，那再顽固保守的人，也不敢真拿着家族富贵去与皇帝硬碰硬。

　　董从俨之死，也是引发帝国军政系统变动的一个强烈信号，从那之后，奉皇帝诏命，折惟昌、萧惠联合主持军法司的石元孙（石守信之孙），对内外军人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与清理。

　　其中主要目的，在于斩断睢阳公刘继英的爪牙，但这种动作，是不可避免会造成“误伤”的，至少一大批董从俨的部属以及燕山北道出身的将校，受到严重排挤打压，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曾追随董从俨血战漠北......

　　但没办法，这就是政治，从董从俨倒下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一大批将校的悲剧与沉沦，帝国军方的一座山头，也就这么被推倒了。

　　董从俨的悲剧结局，说到底，还是他本身的问题。他有当世卓越的军事才华，但在政治上，实在乏术，甚至短视，在帝国高层，他可以靠着殊功一路莽着走，但当朝局在“夺嫡”的影响下变得复杂诡谲之时，他便迷失其中了，及至身死道消，军事上的敏锐嗅觉，在政治上，当真毫无用处。

　　当然，皇帝刘文济在用人上，或许有一定指摘之处，向使董从俨能一直在地方坐镇带兵，没准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流芳百世，千古扬名。但这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了，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董从俨之死，可以说视作建隆后期帝国政坛上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毕竟不久后的开年，刘维箴就被册立为皇太孙。而刘文济统治生涯末段，帝国政治的紧张、压抑乃至酷烈，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这还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变化。一直以来，刘文济都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壮年时，尚且可以靠着出色的手腕以及足够的耐心去应付，等到迟暮之年，精力不济，身心俱疲，也再保持过去的那种状态了。

　　为了维护天子威严，巩固皇权，他也只能采取一些严酷的手段，继续展现他的强势与不可侵犯。可以说，刘文济一生都在证明自己，但到了晚年，他已经不需要和光同尘，只需要短短几年的上下畏服即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制许久的特务政治，也再度抬头了，建隆二十年后，皇城、武德二司在大汉帝国，尤其在京畿范围之内，可是活跃异常。

　　话说回崇政殿内，老皇帝刘文济放下由蔡齐等臣编纂的《国史》，看着石全彬，想了想，方才轻声吩咐道：“宣！给太傅备座！”

　　张太傅，不是他人，正是前宰相张俭。作为三朝老臣，尽忠皇室四十余载，张俭素有“治世能臣”的美名，为相二十余年，于国于君，多有裨益。

　　早在建隆二十年的时候，感朝中局势糜浊，张俭便有隐退之意，以年高向刘文济请求致仕，但被刘文济拒绝了，并极力挽留，张俭无奈，只能继续以古稀之年，担任吏部尚书。所幸有杜衍的辅助，否则怕是真要如张俭自诽那般，昏昏碌碌，误国误民了。

　　在陈尧佐罢相之后，张俭晋位尚书令，不过只当了半年的过渡首相，刘文济终于“良心”发现，准他在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以本职致仕。

　　不过，刘文济对张俭信重是毋庸置疑的，仍旧留他在京中发光发热，赐其为太傅，坐镇东宫，辅弼太孙刘维箴。而张俭，也朝着四朝元老的传奇之路迈进，功绩任人评说，但名位年龄的组合，足以在帝国历史上留下一道深刻的印记。

　　到建隆二十四年，张俭已经八十岁了，但精气神却依旧良好，拄着御赐的紫金杖，仅观形貌，说他比刘文济年轻都有人信。

　　“老臣张俭，参见陛下！”迈着缓慢的步伐入殿，张俭大礼参拜。

　　平日里，老臣参拜，刘文济都会免其大礼，不过今日，他是眼睁睁看着张俭做完一整套礼节动作，方才摆手示意。老脸上露出一抹惆怅，刘文济唏嘘道：“张卿年高，犹如此康健，令朕羡慕不已啊！”

　　闻此言，张俭自是谦逊相应，态度很谨慎。对于这些近乎虚与委蛇的回应，刘文济也看淡了，并不是太在意，又自顾自地感慨了句：“掌国二十七载，事情做了不少，问题也留下了不少，向使能再给朕二十载，天下大治，不是空谈，只可惜，天不假年啊.......”

　　听皇帝这般说，张俭哪里还坐得住，当即起身，诚惶诚恐地拜道：“陛下千秋，何出此言，大汉亿兆臣民，仍需沐浴陛下之恩泽——”

　　“千秋万世之谈，从来愚谬！老之老矣，行将就木，朕都看开了，张卿亦无须出此言宽慰！”刘文济摆摆手，眼眶竟然不自觉地多了几分湿润。

　　此时的刘文济，没有维持了一辈子的平和与沉静，也没有晚年的固执与暴戾，活像一只将死之鸟，其声幽幽，其鸣哀哀。

　　良久，方才从那种自怜自伤、自哀自叹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定了定神，方才看着张俭，严肃地问道：“朕常对章德太子寄予厚望，意欲将大汉交给他，他虽无长才，但足以守国。

　　可惜，上天无情，降大悲大痛，戏弄于朕？这几年，朕深以为忧者，唯国家承统，社稷前途。虽听众臣之请，册立皇太孙，然太孙毕竟年轻，又少经世务，朕心中始终不安。

　　张卿四十五年宦海，德高望重，洞察世事，这一年多观察下来，以卿之见，朕选的这个皇太孙，如何？能否，承担起大汉帝国的万钧重担？”

　　皇帝以此事咨臣，可想而知对张俭的尊重，也可见刘文济此时内心依旧存在的犹疑。而张俭听了，态度更加谦卑谨慎了，仔细地思量过后，方才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恕臣直言，如论圣明，太孙自远不能与世祖、太宗、陛下相比，然持重守静，能听人言，克己奉公，便足以成为一仁明之君，可以守国。

　　世祖曾有一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陛下励精图治二十余载，大汉天下繁荣昌盛，开历史之隆，已非后世之君所能企及。

　　太孙纵非开拓创举之君，但萧规曹随，承祖宗之业，想来还是大有可为。而况，朝廷人才济济，只需善用人才，从谏如流，亦可无虞......”

　　张俭一番话，将刘文济给说沉默了，但观其表情，显然并没有真正说服他，刘文济本不是一个能被轻易说服的人，何况如今，早已疑根深重。

　　但是，除了默默接受的，他又还有其他选择吗？毕竟，刘文济已经不愿意再折腾帝国朝廷了，他也折腾不动了。

　　良久，刘文济方才抬首，满口的慨叹语气：“但愿，如卿所言吧......”

　　“听说张卿致仕，年耄耋，犹能吃酒食肉，好生羡慕！”回了回神，刘文济又强作欢笑，冲张俭发出邀请：“今日，就留宿宫中，陪朕对饮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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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隆二十四年（1041）秋九月初三，大汉皇帝刘文济驾崩于洛阳紫微城崇政殿，享年66岁，在位二十七年，庙号世宗，谥号承天隆运文武英明宣皇帝，葬于汝州泰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