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安东国早已成为一块心病了，在他还是皇子皇孙之时，就对安东没有好印象，他曾多次见太宗皇帝为安东国那边的状况而烦忧愁苦。

　　等他继位，在常人视野难及的地方，安东国也给他添了不知多少麻烦，安东王刘文渊对太宗嫡传之挑战几乎是克制不住的，而十年间伴随着刘文济的各种非议、流言，只怕有一半都出自安东之手。

　　对于这种情况，刘文济很少有正回应，但不发作，不代表他心里不清楚，不只洞若观火，而且长记心中，一直等着一个机会。

　　准确地讲，刘文济等待的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经过十年的经营，他的帝位巩固了，皇权树立，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中，帝国发展以及内部矛盾都恢复到一种良好的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建隆六年的安东王刘文渊，已经快五十八岁了。若是壮年的刘文渊，以其野望与脾性，一旦被逼急了，那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这个年纪的刘文渊，即便想折腾，也得顾忌安东国以及他的王子王孙。

　　而皇帝刘文济比刘文渊整整年轻十岁，说白了就是欺其年老，等的也就是这十年的时间。若再过些年头，刘文济的年纪也更大了，届时就是有心，怕也无力了。

　　因此，有些事情，只有在特定的窗口才能办，一旦错过了，或许就是永远。事实上，从“夏竦—王钦若—皇帝”这条线，就能看出些问题了。

　　否则人口买卖的弊病，在帝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地方自发性的打击也持续多年了，为何偏偏在夏竦这小小按察一次行动、一次奏章之后，掀起如此巨澜？

　　关键在于，建隆时代的安东国，即便有各种矛盾与问题，但其千年未有之盛况，已经对帝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在所有的封国中，安东大不一样！

　　世祖皇帝当年不惜血本地向安东援助，支持其开拓，意欲巩固帝国东北边防。而半个多世纪后，帝国生生孵化出了一个海东盛国，东北边陲的蛮夷们基本臣服，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站在中枢的角度，安东国必需要削弱了，即便冲着其常年保持的8万军队，就得有点动作。你安东可不比安西三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宗教战争，在东北那旮旯，需要如此众多的常备军队吗？意欲何为？

　　于是，建隆六年的这场风波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也是自安东建国三十余年来，与朝廷之间矛盾积累一次大爆发。

　　夏竦的奏章，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甚至于在上达京畿之前，中枢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而皇帝也不出意料地出特殊重视，就此事召开御前会议，还是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了政事堂宰相，还有皇室、勋贵代表及各部司大臣。

　　而对黑色产业，大伙自是千人一语，众口铄金，但涉及到安东国的部分，态度分化就明显了，有缄默者，有含糊者，还有情绪激愤、口诛笔伐者.

　　有无数前例证明，所谓会议，不过走个过场，尤其在这种君主专制的时代，规模越大，人越多，嘴就越杂，也很难对事件的处理与解决有什么实质的推动。

　　真正要紧的决策，或许在皇帝与宰相们的闭门会议中早就定下来，甚至在崇政殿内，就有基调了。召开那么一场会议，更多只是为了名分与大义，显得更孚人心罢了。

　　而在广政殿的御前讨论上，最终形成的决议就两条。一是进一步明确“对汉民买卖”非法贸易的犯罪性质，加重量刑，加强打击，并在接下来要求各地官府尤其是沿海官府，对相关事务进行整顿，保护大汉子民。

　　这，当然只是一种政治态度，乃至宣传口号，毕竟，只要能够正常进出口，只要利润依旧高昂，就永远少不了以身试法者。同时，真要进行有效打击，仅凭朝廷一道诏令，靠地方官府自觉，那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点，则是要求安东国那边，必须就此事，给朝廷一个交代。逾二十万的大汉子民，被当做货物贩卖到安东国，简直骇人听闻、天理不容.为了展现朝廷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刘文济甚至遣理藩使萧景亲自去绥化宣诏。

　　以安东在帝国布置的眼线，尤其是京畿之内，即便远在绥化，也算是耳聪目明。甚至于，早在夏竦上奏之初，安东王刘文渊便已经收到了消息，跑安东航线的人口贩子可不只被夏竦逮住的那十几家，其余人等在凛冬降临后是迅速躲避抑或是逃亡能带给他们温暖的绥化城。

　　对此，刘文渊起初的态度有恼怒，但并不怎么当回事，并且在他看来，也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因为影响到安东这边，予以了一定关注。

　　然而，随着舆情愈演愈烈，尤其是朝堂之上的声讨越来越尖利，刘文渊便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了，但是，他依旧没什么动作，甚至连一些来自京畿的“关心”与“疑问”，都没有回复，只是默默观察、审视着局势发展，甚至有种看戏的意味。

　　因此，广政殿御议的决策一出来，就以飞一般的速度，传向安东了，然后绥化王宫内，刘文渊暴怒了！欺人太甚！

　　针对这件事，刘文渊也紧急召开了一场安东军政上层会议，那些与人口买卖的安东权贵悉数到场。然后，安东高层也是群情激奋，怒不可遏，大骂夏竦奸贼，甚至影射皇帝昏庸。

　　在安东权贵们的眼中，干人口买卖的，又不只他安东一国，南洋诸国，那才是最大的输出地，海外那些封国在这方面可更不知收敛。

　　然朝廷其余诸国，都是不问不打，偏偏冲着安东来，如此机心意图，可谓昭著！几十年以来，朝廷对安东都是偏见颇多，屡有打压，过去尚有收敛，如今却是连装都不想装了，真当安东是泥捏的？泥人尚有三分火气！

　　于是，议政会变成了一场诉苦大会，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也都被“记性好”的安东权贵们给翻出来了。在很多安东权贵的观念里，他们是奉世祖之诏命、响应朝廷开拓实边之号召，方才前来安东这苦寒之地。

　　几十年两三代人的辛苦经营，方有所成果，日子才刚刚好过，朝廷便如此设阻。他们祖辈是帝国元勋，他们也为帝国东北之巩固与稳定呕心沥血，向使没有他们，东北不知有几多蛮叛夷乱.

　　不过，抱怨归抱怨，真让他们将口嗨化作实际行动，也还不至于，远没到那一步。倒是安东王刘文渊，通过这么一场会议，小小地试探了下安东上层的态度，在应对朝廷打压的事情，大伙心思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么多年了，愿意留在安东的，并且发展到拥有当下权势与地位的人与家族，心肯定是向着安东的。

　　而安东高层会议得出的结果是，安东该强硬些，不是你占着朝廷大义，就可以对安东予取予求，搓圆搓扁。安东国，是世祖皇帝钦封的王国，不是太宗，更不是你刘文济。

　　于是，当理藩使代表朝廷千里迢迢地赶到绥化城时，连刘文渊的面都没见着，完全没给其朝廷天使的面子，是丝毫不将其放在眼里。

　　当然，从结果看，萧景此行并不白来，还算不辱使命，他从安东带了几十颗贴着“名牌”的人头回京。你朝廷不是要交代吗？这就是交代！

　　几十颗人头，都是安东这边按着朝廷列出的犯官名单，然后处置了.只不过，刘文渊可不干自毁根基的事，名字是那些名字，人却不是那些人，而是绥化大牢里的一些死刑犯，这一点，刘文渊这边也没有使什么手段进行遮掩一二。

　　朝廷这边，得到这样的回复，可想而知，是如何震怒。早知安东王骄横跋扈，却不知狂妄至斯，这是一点都不将朝廷放在眼里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寇准为代表的一干大臣，立刻加大了对安东的声讨，主张一些严厉而强硬举措，将安东国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而刘文渊的表现，一些原本持中立态度的朝廷上层，也多有不满。即便再有情绪，也不能罔顾宗藩之约，臣属之礼吧.

　　若真如寇准等人的建议，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朝廷内部的反对意见也是很多的，阻力很大，尤其是军功贵族们。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军队更强权的事物了，想要强硬，必须得搞定军功勋贵们。

　　当然，刘文济的强硬措施，暂时也不包括军事手段，没到那一步，同时他还是更习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于是，用老了的招数又使了出来，刘文济下诏北巡，召安东王刘文渊幽州问话。

　　诏书的内容，措辞强硬而严厉，但皇帝亲自北上的决定，也算给了刘文渊面子。然而，刘文渊却并没有“体谅”皇帝的用心，而遣使回复：年高体弱，身染足疾，不能远行，请陛下见谅。

　　事实上，在刘文渊的答复上，还有半句话：若陛下有意，请移步绥化。只是，这样的回复，实在有失人臣之礼，负责拟写的书记官没敢记上。

　　但即便如此，刘文济也被刘文渊彻底激怒了，当即启动北巡，而比起几年前的南巡，动静可大多了，京畿之内，五万禁军随行，说他是去北征都有人信.

　　作为皇帝北巡的回应，刘文渊那边又上奏，说女真骚乱，侵犯边境，他请命戡乱制暴。而在辽东道缘边，也果然发生了完颜等女真部落的骚动，甚至有侵入州境杀掠者。

　　事情，就这么一步步朝着让人窒息方向发展而去。

　　就在建隆六年秋，皇帝北巡，銮驾抵至幽州之时，收到了来自松漠都督完颜石鲁的密报，或者说反咬：安东王意图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