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刚谢世的美国大牌剧作家阿瑟·米勒，在最近出版的自传中介绍了创作《推销员之死》的经过：“一天黄昏，步行通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我站在大桥的拱顶上，面对海洋的风，去拥抱那个至今为止我尚不熟悉的更大的世界。如果我尚没有主题，我却有一种不能形容的新形式的感觉。这个新剧本将是无限地紧缩的，又是无限地广阔而从容的；故事将是又奇特又平凡；它将是一个从未在任何舞台出现过的戏剧。我一想到它就感到性欲冲动，就感到我对妻子的爱。而且，不可思议的，同时感到对所有女子的爱。我开始觉得，真正的艺术必定是一阵爱欲的充溢。”（董鼎山《纽约客书林漫步》）

　　米勒的这条“创作经验”有些奇特，不知真有这样的感觉，还是故弄玄虚？或许是有意无意的要往弗洛伊德的“性驱动”上靠？作家平常是压抑的，创作激情的高涨就是性的释放。这显然在解释创作灵感的产生是由下意识的性冲动来决定的，刺激不是来自外界，而是人体内部，人最深刻的本质在于自然发生的本能动机。

　　也就是说，性才是创作的真正动力。有了灵感便先要燃烧起性欲，或者说是性欲产生灵感。才女莎乐美，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做过尼采和里尔克的情侣，被誉为“伟大男人的女神”。在最近刚译成中文的她的自传《在性与爱之间挣扎——莎乐美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最强烈的快感就是接受男人的精子。”

　　去年在巴黎举行的“性爱毕加索”的展览上，展出了毕加索从未发表过的以性爱为题材的画作，巴黎毕加索博物馆主任雷尼耶解释说：“毕加索的色情作品一直被隐藏，从某种意义来理解，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色情的，创作永远源于性冲动。”

　　——说得多么直截了当。

　　于是我开始查找资料，想知道中国有哪些作家其创作灵感也是直接来自性冲动，或能间接的引发强烈性欲。但我手边的资料有限，又加上只是一时兴起，并不想多费工夫，得出的印象恰恰和西方作家的经验相反。有些作家创作灵感来了反而性欲减退，创作一紧张，性能力便低下。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为了约到一位著名作家的稿子，就费劲搞到了壮阳药送去。此事曾在文艺圈子里传诵一时。

　　如果说这种“性无能的创作现象”是极个别的，没有代表性，那创作灵感的产生并不源于性欲，却是极其普遍。一般作家不提，还是以大作家的创作体验为例。

　　老舍在介绍《骆驼祥子》的创作起因时说：“一九三六年春天，一位朋友跟我闲谈，谈到他在北平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我当时就说这似乎可以写一篇小说。朋友又说，有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转祸为福，乘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牵回来三匹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茅盾决定创作《子夜》的情况也差不多，当时他害眼疾，医生嘱咐一年不能看书，他便到处去会朋友，聊天，听到了许多平时没有听到过的情况，于是受大形势的启发构思出这部长篇小说。鲁迅说灵感的爆发“像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

　　郭沫若说，长诗《凤凰涅槃》的诗意袭来的时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巴金在写《家》的时候是：“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等等，等等，似乎都跟性冲动没有什么关系。（以上均引自《创作与灵感》一书）

　　这算不算东西方艺术家的一个差异呢？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和感受，中国作家在介绍创作经验时很少跟自己的性联系起来。尽管艺术的本质是一样的，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无法逃避性，但掩藏得越巧妙越好，表达得越含蓄越是高手。向来以为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意境两忘，物我一体”，又哪能光想着性呢？

　　即便是一些赤裸裸的色情读物，也是侧重于性能力、性技巧的渲染，不太重视性欲。西方则是张扬性，以性欲的强烈为荣。且不太在意性能力和性技巧，更看重性的感觉，就像阿瑟·米勒所标榜的那样。艺术家是如此，普通人也是如此，美国卫生杂志根据其进行的一项调查，开列出典型美国男人的几大特点：身高一点七三米，白天做梦大都与性有关，每周性生活平均二点五五次，最喜欢白色内裤，洗澡时喜欢淋浴……

　　创作中最神秘最难以捉摸的就是灵感的产生，专于意，意于心，欲速则不达，可遇而不可求，仿佛是一种自然灵气，恍惚而来，倏忽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也许有人得益于性，若把它完全归结于“性驱动”，绝对是唬人。

　　所以，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作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去看他的作品，“创作谈”之类的东西容易故弄玄虚，越看越让人摸不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