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结束之后的近代和现代，实在一言难尽：文化信号很多，而文化实绩很少；文化激情很多，而文化理性很少；文化言论很多，而文化思考很少；文化名人很多，而文化巨匠很少；文化破坏很多，而文化创造很少。

　　兵荒马乱，国运维艰，文化的这种状态无可深责。但是，后来由于各种现实需要，总是把真相掩盖了，把成果夸大了。

　　远的不比，不妨以我们刚刚说过的明清两代作为衡量坐标来看一看，那么，大家不难发现，在近代和现代没有出现王阳明这样等级的哲学家，没有出现曹雪芹这样等级的小说家，没有出现汤显祖这样等级的戏剧家，也没有出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等级的批评家。请注意，这还只是在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郁闷的年代作比较。

　　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是两件事：一是破读了甲骨文，二是推广了白话文。

　　也许有人会说还有第三件事，那就是新思想的启蒙。这固然作用很大，开一代风气之先，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只是“西学东渐”，就像当时开办西式学堂和西式医院一样，具有重要的移植意义，却不具备太多属于中华文化本体的创造意义。

　　破读甲骨文，确实不容易。我在《问卜殷墟》一文中曾经详细地论述过，这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功力，加上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科学思维，再加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的学术责任和杰出才情，熔铸而成的一个惊世文化成果。连孔子也无缘见到的甲骨文，却在几千年后被快速破读，随之商代被透析，《史记》被证实，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人在学术能力上的一次大检阅。正是由于这种学术能力，中华文明又一次首尾相衔，构成一个充满力度的圆环结构。

　　推广白话文，更是意义重大。这是一个悠久文明为了面对现代、面对国际、面对民众，决心从技术层面上推陈出新的宣言。其间当然包含着严重的文化冲突，而站在革新一方的代表，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承担者，因此又必然隐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但是，出乎意料，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也快速完成。由学者登高一呼，由作家写出实例，由出版家弘扬传播，在社会动荡的不良条件下，使用了几千年的话语书写方式，在那么大的国度内全盘转向现代，这就为后来一切新教育、新学科、新思维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这中间事情很多。例如要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白话文语法，要规范读音和字形，要创造一些与现代交流有关的新字新词，又要把这一切与中国传统语文接轨。这些事，全由一些文人在艰苦摸索。他们没有什么行政权力，只能用各种“建议文本”让人们选择和讨论。这个过程那么斯文又那么有效，证明中华文化还有能力面对自身的巨大变革。

　　其实，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传统语文的当代化还遇到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减少古代文本的异读，如何进一步汲取当代生活用语、世界各华人圈的不同习惯用语、被公众化了的文学创作用语、被重新唤醒的各地方言用语等。好在，有过一百年前推广白话文的成功经验，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探索中推进。那种以“语文判官”的形象来阻止这一过程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总之，由于破读了甲骨文和推广了白话文，有效增强了中华文化对于古代和未来的双重自信，这两件事从两端疏浚了中华文化的千古经脉，因此我要给予高度评价。

　　除了这两件大事外，也有一些人物值得关注。

　　作家，仍可首推鲁迅。因为他最早用小说触及国民性，是一种国际观照，宏大而沉痛。可惜，他的小说写得太少了。此外，沈从文、张爱玲两人分别在对乡土和城市的描写上表现出了比较纯净的文学性。

　　公众知识分子，可推梁启超、胡适。他们宏观地研究了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异同，写了不少重要著作。并且，他们又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不习惯的方式到处传播。可惜，这种秉承宏观大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还是太少。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家化的存在，放弃了在公众领域的精神责任。他们两位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家。除了他们，我认为还有三位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那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钱穆。这三位中，前两位一直都非常郁闷，在他们留下的照片上，几乎没有看到过笑容。

　　点评一：

　　到了明清两朝，中华文化毋庸置疑地走向了衰败。文化专制主义阉割了民族的创造力，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在高压控制之下，一具国家的权力僵尸在按惯性运行，老百姓苟活着，文化人喘息着。似乎大家都在等待某个结局……（老愚）

　　点评二：

　　明清时代将古代中国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推向巅峰，犬儒当道，思想腐朽，社会闭锁，人心禁锢。本文对此发出检讨，并指出民间社会透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舒展生机。窃认为，本文未能揭示更为重要的生机：明清儒学转向导致士与商的互动，使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秩序发生错动，从而开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世济用的文明潮流。即使没有“西学东渐”，儒学内部的乱象也足以终结漫长的古典时代。明清的“郁闷”同时也孕育着新技术、新文化、新思想的创造力。日后白话文的推行，居功至伟。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马策）

　　点评三：

　　明清的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虽留下过惊鸿一瞥，但总体上来说是沉闷的、压抑的。作者直陈这观点源于“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如此难堪的文化现象，又何以会出现在明清两代？主要是那时文化专制主义形成了“以沉闷为背景”的社会气氛，文化在种种的规章制度中“循规蹈矩”地走进了被限定的死地，最终导致“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在这个怪圈中，文化成了统治者奴役被统治者的工具。

　　作者以愤激的言辞、伤怀的情绪、理性的分析、翔实的论证，反思了这一时期出现的特有文化现象，郁闷的同时又流露出了些许的欣慰，失望的同时又表达出一份希冀。（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