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也算通俗地亲近了一次吧。
从中可以知道，自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虽然其中也关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话语的起点和结局却都是自己。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也不可能与别人有丝毫争辩。
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序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老去。
这样的自我一站立，中国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文化。
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养他，却不能拯救他。一个多愁善感的孤独生命发出的声音似乎无力改易国计民生，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独却又不再孤独，他因唤醒了人们长久被共同话语掩埋的心灵秘窟而产生了强大的震撼效应。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学，因此，他也就从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心。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被嫉受诬，将成为一个横贯两千多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高贵和美好，也都将从这个主题中产生。
屈原为什么希望太阳不要过于急迫地西沉于崦嵫山？为什么担忧杜鹃啼鸣？为什么宣告要上下而求索？为什么发誓虽九死而未悔？因为一旦被嫉受诬，生命的时间和通道都被剥夺，他要竭尽最后一点力量争取。他的别离和不忍，也都与此有关。屈原的这个精神程序，已被此后的中国文化史千万次地重复，尽管往往重复得很不精彩。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学摆开了两重意象的近距离对垒。一边是嫉妒、谣诼、党人、群小、犬豕、贪婪、溷浊、流俗、粪壤、萧艾，另一边是美人、幽兰、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飞腾、修能、昆仑、凤凰。这种对垒，有写实，更是象征，诗人就生存在两边中间，因此总是在磨难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难。诗人本来当然想置身在美人、幽兰一边，但另一边总是奋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终生处于挣扎之中。
屈原的挣扎启示后代读者，常人都有物质上的挣扎和生理上的挣扎，但诗人的挣扎不在那里。屈原的挣扎更告诉中国文学，何谓挣扎中的高贵，何谓高贵中的挣扎。
屈原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它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屈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总是表现出大道在心，平静从容，不惊不诧。相反，他有那么多的惊诧，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么多的眼泪和叹息。他对幽兰变成萧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为什么美人总是难见，明君总是不醒。他更惊叹众人为何那么喜欢谣言，又那么冷落贤良……总之，他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他曾写过著名的《天问》，其实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问”和“人问”。他是一个询问者，而不是解答者，这也是他与诸子百家的重大区别。
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徙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由此可见，屈原为诗作了某种定位，为文学作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作了某种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虽然有很多模仿者，却总是难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经历和精神上与他有局部相遇，却终究又失之交臂。至于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大半失落。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回避的沉重课题，在这篇文章中也来不及详述。我只能借取屈原《招魂》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短句，来暂时结束此次的话题——
魂兮归来！
点评一：
文学硕士、某文学网站CEO说，屈原是个不成功的人，他为何不与楚王搞好关系呢，那样他就有可能成为文学CEO，而不是投江喂鱼了！在人成为自身“成功”的工具、财富为王的时代，诗性的生活几乎就是奢侈的代名词。诗人因为有内心话语而自我隔绝。（老愚）
点评二：
诗人是什么？是孤独的“愤青”。《离骚》是什么？是忧愤、牢骚。如果世无屈原，大概就不会有“愤怒出诗人”之类的说法。李白的壮阔跌宕、杜甫的悲愤沉郁积极呼应着《离骚》。最重要的是，屈原向后世文人播撒下忧患、悲悯的种子，但也很可能播撒下矫情的种子。（马策）
点评三：
今天，我们分明感到诗歌就如长虹在天，让人景仰崇拜，而又遥不可及。作者告诉我们，《诗经》就是写在万家的炊烟之间，写在百姓的脚步声里，都在我们身边，都在我们眼里、心底。
然而生活的瑰丽神奇，不能钩玄出每一个人的诗心。花开花落，万物有情，江流急湍，惊涛拍岸，唯有那些静对心灵、独悟山水、神思邀游的人，方能成为诗的主人。屈原就是这样一个悬崖边上的吟唱者，“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泱泱历史铭记着屈原上下求索的壮美，也曾记下了唐人张籍《枫桥夜泊》中不朽的失眠。由此想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祖先那样去亲近诗？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少有深刻而华美的情愫？物质的阜盛难道就是灵魂的敌人？魂兮归来，屈原在“招魂”，作者也在呐喊。（余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