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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学堂生活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周作人 14251 2021-08-07 07:27

  一 五十年前的学堂

  学校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虽然古今中外名称各有不同。西洋的有些大学有四五百年历史,不能算很老,但系统是接连着的,中国从春秋时代说起就已有二千五百年,只是中间有过好些变动,顶明显的是清末的这一段,县学书院变为学堂,民国初年一律称为学校,于是前后分为两橛,内容办法差不多完全各别了。

  在科举时代,只凭了八股文试帖诗考取人才,学校的空名称还是存在,各府县都有官学,设有教官,每年由学政考取入学的秀才名为生员,实在即是学生,附生增生是附加和增取的,廪膳生乃是成绩好给予公费的,原意都叫他们在学里读书,由教官监督,学政每年岁试,三年科试,以定进退。实际上他们终年不见教官的面,学堂里也没有教室宿舍的设备。书院里大概多少有点设备了,可是真是住宿在那里用功也绝无仅有,至少就我所知道是没有。初改办学堂的时候,大约可以说是戊戌至辛亥,正是过渡时代,有好些私塾书院的余风夹杂在里面,现在说起来不免觉得可笑,一面却也未始不是社会风俗的资料。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把二十世纪初年的情形记录一点下来,时间不过五十年,但也可见现代教育进步的多么多而且快了。

  二 学堂与书院

  康有为于戊戌五月上书,请开学校,京师大学堂以及府县学堂都在这以后成立,但是关于军事的学堂则早已有了。这年代手边无书查考,我们只要计算严幾道的年龄,就可以推知总当在光绪之初,在创办制造局的时候吧。水师学堂当然最早是在福建,我所知道的只是在南京的那一个,一九〇一年我到那里,正遇见杜锡珪那一班毕业,班数虽不可考,如以第三四班计算,那么开校的年代也当在七十年前了。当时还有一个陆师学堂,设立稍晚,近旁有格致书院,性质是一种理科的专门学校,不知何以只称书院,在杭州也有求是书院,仿佛是文学堂那时是称书院似的,但这也并不一定,因为过了两年在鼓楼下开办了两江师范学堂,这名称已经通用,至于格致书院后来似已停办,详细情形却不明了。说也奇怪,其时学堂很少,学生在社会上常被歧视,文学生长衫马褂,还没有什么,武学生穿了操衣马靴,被人看作吃粮的,他们也就反抗的看不起别人,连书院的朋友也在内,两学堂的学生互有来往,与格致书院的人可以始终不认识一个人。两江师范成立以后,有人宣传革命,始渐打破这个界限,但格致书院大概已经没有了,所以归结起来说,这学堂与书院的隔阂问题终于没有消灭。

  三 歧途

  我到南京是在一九〇一年,即清光绪辛丑年八月。那时子弟读书目的是在赶考,看看科举没有希望,大抵降一等去学幕,吃师爷饭,再不然则学生意,其等级是当铺,钱店以至布店,此外还有两样自由职业,即是做医生和教书,不过这不大稳固,而且也要起码是个秀才,才可以称儒医,坐家馆,否则有时候倒是还不如去开豆腐店了。我其时真是所谓低不就来高不凑,看着这几条路都走不来,结果便想到了学堂,那在当时算不得什么正路,但是没有别的法子,也就只有这最后的一着了。还是在一八九九年冬天,祖父从杭州写信来说,杭州成立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生每日一粥二饭,菜亦丰,若每月考列上等,有三四元的奖金,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云。我那时候没有去,说是无志上进么,那当然未必,问题大概还是在于经济,那里膳宿该是公费的吧,别的用度须得自备,那三四元的奖金实在很是渺茫,上等岂是容易考的呢?为了这一难关的缘故,便耽误了两年的光阴,终于转到南京去,因为当初虽然要付膳费,但甄别及格补缺之后,一切均由公家供给,且发给赡银,这于穷学生是很适宜的。书院没有赡银,武学堂近似当兵,读书人不大愿意去,所以特别优待,但到了清末也逐渐改变减除了。

  四 路程

  从家里到学堂,大抵要花路费六元,前后要六天工夫。第一天下午趁最近的东双桥的航船,开铺大概是二百文吧,傍晚开船,第二天早晨到萧山的西兴镇,停泊在俞五房过塘行的河埠。在间壁饭店(大抵在过塘行间壁多有饭店吧)吃了早点,如果轻身而且识路,可以步行,但有行李又要赶路,只好在行里雇轿,价在一元以内,渡过钱塘江,走到豆腐(或写作“斗富”)三桥,在沈宏远行歇下。午饭后下船往拱辰桥去,先在内河里走,下了一个坝,出至运河,没有多少路就到船埠,上了戴生昌或大东公司沪杭路小火轮的拖船,客舱一元五角,航行约须二十四小时,至第三天下午四时顷到达上海。本来如去赶长江轮船,也还可以来得及,但是说不定会遇见人满,无插足之地,所以不如在上海暂住一天,较为从容,住处是老椿记或周昌记,房饭钱两角四,想起来实在不算贵。第四天上轮船,不问招商或怡和太古,只要那天的船就好,散舱一元半之谱,却不一定有舱位,有时只得睡地铺,次日在船上,第六天里总可以到南京下关了。上边所说的是平常来往的路程,第一次去的时候乃是与封燮臣君一家同行,在上海多停了两天,七月廿九日从乡下姚家埭出发,至八月初六日才到南京,所坐的是招商的江永船,它走得慢,这名字倒很适切,正如那只顶小的船自称是江宽吧。

  五 入学考试

  等考学堂,必须暂住客栈,花费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住在他的房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我于八月初六日走到,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旧日记说是共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说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云从龙风从虎论”,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样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十七日复试,题云“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个论题真是难得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六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的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是:“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

  六 副额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七 学堂的房屋

  要说学堂的生活,须得先把房屋说明一下才行。因为不能确说,姑且算是坐北朝南的吧,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二门朝南,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是学生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列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翻沙厂和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各独立四间,中为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门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十几间,东邻是一所关帝庙,有打更的老头子住在里面,我们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在讲房屋,只能至此为止了。

  八 管轮堂

  管轮堂坐北朝南,长方一块,外院南屋一排九间,中间是走向洋文讲堂等处的通路,其余是教习的听差和吹号人等所住的房间,北屋也有九间,中间通往宿舍,左右住着教习们,中央靠东的一间监督所住。院子的东墙开一头门,外挂管轮堂三字的木板,接着是一条由西北往东南的曲折的走廊,走到饭厅,穿过那院子,再往南折,便是出门去的路。内院即是学生的宿舍,这建筑在光绪初年,与后来北大清华的新宿舍迥不相同,或者多分近似旧书院的制度也未可知。那是一个大院子,东西相对各是十六间的平房,门外有廊,其第八间外面中盖有过廊,不能使用,空着不算,所以号舍共计是三十间,这大概总占地面五分之四吧,还有西边五分之一,则是听差的住处,由那空间的通路走到宿舍来,那里的大院子往北去可以通到便所,往南则是茶炉,再出去就是监督的门口了。宿舍定规每间住两个人,照例一人发给床板一副,床架有柱,可挂帐子;两抽屉半桌一张,凳一个,大书架,箱子架和面盆架各一个,可以够用。又油灯一盏,油钱二百文,交给听差办理,若是要点洋油灯,则自己加添一百文,那玻璃油壶的洋灯也须得自己置办了。大抵当副额时只好用香油灯对付,到得升了二班,便换了洋灯,但这只是说那穷学生,后来有些带钱到学堂来用的人,那也并不是那么的寒酸了。

  九 宿舍的格式

  宿舍南北都是板壁,东西一面开门,旁边是两扇格子糊纸的和合窗,对面中间开窗,是直开的玻璃门,外边有铁栅栏。房间里的布置没有一定,可以随各人的意思,但是归结起来大抵也只有三类。甲式是床铺南北对放,稍偏近入口,桌子也拼合放在玻璃窗下,两人对坐,书架衣箱分列坐后。这种摆法房内明朗,空气流通,享受平等,算是最好,但这须得二人平日要好,才能实行。乙式是床铺一横一直,直的靠板壁一面,横的背门靠对面的板壁,空间留得稍大,桌子可以拼合,也可一人在窗下,一人在横放的床前壁下,便于各做各人的事。丙式是最差的一种办法,床铺也是一横一直,不过横的在里边,如乙式而略向前,约占房间一半,而直的则靠近门口放在窗下,本来也是一半地面,但空出门口一段,实际他所有的才是全部三分之一罢了。新生入堂,被监督分配在有空位的那一号里去住,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初步隔离的办法也不算坏,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移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相合,也会协议移动床位。其有长久那么株守门口的人,大抵总有什么缘故,与人合作不来,只好蛰居方丈(实在还不到一方丈)斗室中了。三者之中以甲式最为大方,因为至少总没有打麻将什么这种违法的企图也。

  一〇 上饭厅

  学生每天的生活是,每天早晨六时听吹号起床,过一会儿吹号吃早饭,午饭与晚饭也都是如此。说到吃饭,这在新生和低级学生是一件难事,不过早饭可以除外,因为老班学生大都是不来吃的。他们听着这两遍号声,还在高卧,厨房里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那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称号是少爷)是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时慢慢的吃。这时候饭厅里的坐位是很宽畅的,吃稀饭的人可以从容的喝了一碗又一碗,但是等到午饭或晚饭,那就没有这样的舒服了。饭厅用的是方桌,一桌可以坐八个人,在高班却是例外,他们至多不过坐六人,坐位都有一定,只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才可以参加,此外闲人不能阑入。年级低的学生一切都无组织,他们一听吃饭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餐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张开两只臂膊,像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着他踱,到得饭厅里,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顿素饭罢了。

  一一 打靶

  吃过早饭后,在八点钟上讲堂之前,每天的功课是打靶,但是或者因为子弹费钱的缘故吧,后来大抵是隔日打一次了。打靶是归兵操的徐老师指导的,那时管轮堂监督暂兼提调,所以每回由他越俎经管,在一本名册上签注某人全中,中一两枪,或是不中。后来兵操换了队伍出身的梅老师,打靶也要先排了队出去,末了整队回来,规矩很严了,最初却很是自由,大家零零落落的走去,排班站着,轮到打靶之后,也就提了枪先回来了,看去倒很有点像绿营的兵,虽然号衣不是一样。老学生还是高卧着听人家的枪声,等到听差一再的叫,打靶回来的人也说,站着的人只有三两个了,老爷们于是蹶然而起,操衣裤脚散罩在马靴外边,蓬头垢面的走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开上三枪,跑回宿舍来吃冷稀饭,上课的钟声也接着响了起来了。学堂以前打靶只是跪着放枪,梅老师来后又要大家卧放立放,这比较不容易,不免有些怨言,但是他自己先来,不管草里土里,随便躺倒,站着举起枪来,随手打个全红,学生们也就无话可说,古人云:“以身教者从,”的确是不错的。梅老师年纪很轻,言动上有些粗鲁但也很直爽,因此渐渐得到学生的佩服,虽然我因为武功很差,在他所担任的教科中各项成绩都不好,和他不接近,但是在许多教习中我对于他的印象要算是很好的。

  一二 午前的点心

  学堂里上课的时间,似乎是在沿用书房的办法,一天中间并不分做若干小时,每小时一堂,它只分上下午两大课,午前八点至十二点,午后一点半至四点,于上午十点时休息十分钟,打钟为号,也算是吃点心的时间。关于这事,汪仲贤先生从前曾经有这几句话说得极好:“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的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这里我只须补充说一句,那烧饼在当时通称为侉饼,意思也原是说山东烧饼,不过用了一个别号,仿佛对于山东人有点不敬,其实南京人称侉子只是略开玩笑,山东朋友也并不介意的。这是两块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中间勒上一刀,拗开就是两块,近来问南京人却已不知道这东西,也已没有侉饼的名称,但是那麻油辣酱还有,其味道厚实非北京所能及,使我至今未能忘记。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的人吃十二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四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我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了。汪仲贤先生所说是一九一〇年左右的事,大概那种情形继续到清末为止,一直没有变为每一小时上一堂的制度吧。

  一三 洋文讲堂

  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倒是讲堂的情形可以一讲,因为那是有点特别的。洋文讲堂是隔着甬道,东西对立,南北两面都是玻璃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黑板,前面是教习的桌椅,室内放着学生的坐位四排,按着名次坐。南京的冬天本不很冷,但在黑板左近总装起一个小火炉来,上下午生一点炉火,我想大概原来是对付洋教习的吧,我们却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特别如有一时期代理二班教习的奚老师,他还把桌子挪到门口那边去,有点避之若浼的意思。到了夏天,从天井上挂下一大块白布的风扇,绳子由壁间通出去,有听差坐在屋外小弄堂里拉着,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后来学堂也作兴放暑假若干天,那时候或者这就取消了吧。汉文讲堂只是旧式的厢房,朝东全部是门,下半是板,上部格子上糊纸,地面砌砖,与洋文讲堂比较起来差得多了,那些火炉风扇也都没有,好在每星期只有一天,也就敷衍过去,谁都没有什么不平。还有一层汉文简直没有什么功课,虽说上课实际等于休息,而且午后溜了出来,回到宿舍泡一壶茶喝,闲坐一会儿也无妨碍,所以这一天上课觉得轻松,不过那要走间道走过文书房,不是新生所能做到的罢了。

  一四 汉文讲堂

  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那时汉文教习共有四人,一位姓江,一位姓张,都是本地举人,又两位是由驾驶堂监督朱,管轮堂监督周兼任,也是举人,总办方硕辅是候补道,大概也是秀才出身,他的道学气与鸦片烟气一样的重,仿佛还超过举人们,这只要看入学考试和汉文分班的几个题目就可知道。我的国文教员是张然明老师,辛丑十月的日记上记有几个作文题目,今举出二十日的一个来为例:“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这固然比那“浩然之气”要好一点,但没法办还是一样的,结果只能一味的敷衍,不是演义便是翻案,务必简要,先生一半因为改卷省力,便顺水推舟,圈点了事,一天功课就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很是可笑,但在八股空气之下,怎么做得出别的文章来呢。汪仲贤先生说:“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不知道是那一位所说的,我们那时代的教员还只是旧的一套,譬如文中说到社会,他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还不来掺讲新学,汪先生所遇见的已是他们的后任,不免有每下愈况之感了。

  一五 操练

  午饭后吹号体操,这有点不大合于卫生,但这些都没有排在上课时间里,因为那时间是整个的被洋汉文占去了,所以只好分配在上课的前后去了。新生只弄哑铃,随后改弄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人则玩木马,云梯及杠杆等,翻跟斗,竖蜻蜓的献技,虽然平日功课不好,但在大考时两江总督会得亲自出马,这些人便很有用处,因此学校里对于他们也是相当重视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这算是最省事,按着名次两个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钟就了事,大考时要爬到顶上,有些好手还要虾蟆似的伏在桅尖上,平常却只到一半,便从左边转至右边,走了下来了。最初的教习是林老师,本校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吃鸦片烟,很是黑瘦,他只是来叫几句英语号令,他的本领大概也只能玩棍棒而已,后来换了新军出身的梅老师,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诸事都整顿起来了,但是爬桅也归了他指导,这于他多少是觉得有点别扭的。兵操在晚饭以前,虽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总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师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师,平时下操场他自己总还是穿着长袍,所以空气很是散漫,只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试时候,照例有什么官来监考,那一天他才穿起他的公服来,大帽马褂,底下是战裙似的什么东西,看去有点滑稽,仿佛像是戏台上的人物。

  一六 点名以后

  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都是学生自己所有的时间了。用功的可以在灯下埋头做功课,否则也可以看闲书,或是找朋友谈天,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到了九点三刻,照例点名,吹号不久,即由监督同了提着风雨灯的听差进来,按着号舍次序走过去,只看各号门口站着两个人便好,并不真是点呼,这样就算完了。十点钟在风雨操场上吹就眠的号,那里有两只厨房里所养的狗,听了那一套号声,必定要长嗥相和,数年如一日,可是学生们听了却毫不关心,要用功或谈天到十二点一点都无所不可,问题只是灯油不够,要另外给钱叫听差临时增加,因为一个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两堂宿舍中以管轮堂第十六至三十号这一排为最好,因为坐东朝西,西面是门,有走廊挡住太阳,东窗外是空地,种着些杂树,夏天开窗坐到午夜,听打更的梆声自远而近,从窗下走过,很有点乡村的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曾写过一首谐诗以为纪念,其词云:“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佳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题云“夏日怀旧”,原是说暑假中的事情的。

  一七 星期日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有些家住南京的学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头宽裕的上城南去玩,其次也于午后出城往下关,只有真是穷得连一两毛钱都没有的才留在学堂里闲坐。这所谓周末空气,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现,出操回来之后本城学生便纷纷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点名前才回校,但也有少数节俭家特别要吃了晚饭后才去,次日也于饭前赶回学堂,鲁迅曾很挖苦他们,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可说是刻画尽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楼,吃点小点心,雇车到夫子庙前,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饭的馒头面,游玩一番,迄走到北门桥,买了油鸡盐水鸭各一角之谱,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碗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二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若是下关,那很可以步行来回,到江边一转,看上下水轮船的热闹之后,在一家镇江扬州茶馆坐下,吃几个素包子,确是价廉物美,不过这须是在上午才行罢了。学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学生总喜欢穿着操衣,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班则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长衣,这原因很有点复杂,有的倚老卖老,有的世故渐深,觉得和光同尘,行动稍为方便,但有的也由于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两口鸦片烟,在每班里这种仁兄也总是会得有个把人的。

  一八 不平

  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只根据不完全的旧日记,壬寅(一九〇二)年中便有这两件可以为例,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的时代的事。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截止其春间所加给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次年四月里胡鼎也因文章犯忌讳,迫令退学了。甲辰乙巳年间,总办是蒋超英,他不是候补道,原是水师出身的人,甲申中法战役失机革职,后来起复,官衔是前游击。他在操场对学生训话,说你们好好用功,毕业便是十八两,十六两,十四两,将来前程远大,像萨镇冰,何心川那样,都是红顶子,蓝顶子。蒋君人虽粗鲁,却还直爽,所以我对于他个人相当有好感,但是这种升官发财学说那总是不足为训的了。

  一九 不平二

  汪仲贤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曾说:“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两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双方都殴伤了许多人,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这一节话当出于传闻之误,我们那时候两堂学生并无仇视的事情,虽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堂的学生因了班次不同很不平等,特别是头班对于二班和副额,如不附和他们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视以至压迫。例如学生房内用具,都向学堂领用,低级学生只可用一顶桌子,但头班却可以占两顶以上,有时便利用了来打牌。我的同班吴志馨君同头班的翟某同住,后来他迁住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里所有的三顶之一,翟某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翟的好友戈某向着吴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老拳,又有高某也附和着闹,大家知道这都是桌子风潮的余波。吴君当然并非康党,也未曾参加讲革命,但他们看来敢于不尊敬前辈,当然要以“乱党”论了。吴君后来调往驾驶堂,毕业后当了几年舰长,民国十六七年北伐时他在青岛做渤海舰队司令,因为“通敌”为张宗昌所枪毙,那时才真应了翟戈二人的话了。

  二〇 争斗

  学生有这些不平,便慢慢的要显现出来。第一步是想改换环境。壬寅冬天总办换了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江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大家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同胡鼎,张鹏,李昭文共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毕业生去,计划完全失败。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论太高,官僚也于改革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对于学生间的不平等,要想补救,空谈是无用的,只能用实行来对抗,剥削役使一切不承受,也不再无理地谦逊,即如上文说过的上饭厅的时候,尽管老学生张开了螃蟹的臂膀在踱着,后边的人就不客气的越过去,他们的架子便只好摆给自己看了。这种事情积累起来,时常引起冲突,老班只有谩骂恫吓,使用无赖的手法,但是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经过一次争闹,他们的威风也就减低一层,到后来再也抖不起来了。那时候的二班只注意于打破不平等,这事终于成功了,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以后升了头班,决不再去对别班摆架子,可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做,去同他们亲近交际,班次间的不平等是没有了,但还存在着一种间隔,或者可以说是疏远,这风气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有转变。

  二一 老师

  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那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的丢掉了吧。有些在兵船上的老前辈,照例是没有书的了,看见了这《天方夜谈》也都爱好起来,虽然我的一册书被辗转借看而遗失,但也还是件愉快的事,因为它能教给我们好些人读书的趣味。

  二二 老师二

  汉文老师我只有一个,张然明名培恒,是本地举人,说的满口南京土话,又年老口齿不清,更是难懂得很,但是对于所教汉文头班学生很是客气,那些汉文列在三等,虽然洋文是头班,即是螃蟹似的那么走路的人,在他班里却毫不假以词色,因为他是只以汉文为标准的。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作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我写了一篇短文,起头云:“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张老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夸奖说好,便是一例。那时所使用的于正做之外还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见好,其实说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并不是从张老师学来的,不过在他那里应用得颇有成效罢了。所以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只是时时耍点拳头给老师看,骗到分数,一年两次考试列在全堂前五名时,可以得到不少奖赏,要回家去够做一趟旅资,留住校里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汉文书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间接是有关系的。

  二三 天方夜谈

  《天方夜谈》是我在学堂里看到的唯一的新书,如读本所说我想我该喜欢它的。在中文书方面,当时看了很喜欢的也有好些,如《饮冰室自由书》等,真可以说是读了不忍释卷,但是后来也就不怎么珍重了。《天方夜谈》的时间却是很长,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它,只要读过它的几篇。在本国这类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如《西游记》,《封神传》,民间传说的故事如白蛇,蛇郎及老虎外婆等,文人写的有《聊斋志异》为代表,这些也为人所爱读,过于四书五经,但是比起《天方夜谈》来总还有点不如。《西游》《封神》的故事里大人物太多,都是什么老祖什么佛,空气有点硬化,而且不免单调,蛇郎等童话没有这缺点了,却是还在幼稚期,不曾十分长发。《天方夜谈》原是这一类质料,但从市场上经过了来,由多年说话人的安排与听众的取舍,使它更是丰富纯熟,要拿以前茶馆里的聊斋演义相比,多少近似,不过它并无蒲留仙那样的原本,所以可说是真正的民间文学了。我认识了这一本书,觉得在学堂里混过的几年也还不算白费,虽然那时的书早已遗失了,前几年托友人在上海买了一册现代丛书本,根据白敦译文最为可靠,可惜中间一叠十六页错订缺少。中文有奚若译四册,大抵系依据雷恩译文选本,因为是古文,所以没有细读。

  二四 打靶余闻

  打靶在外场操练中间最为简单,也比较有兴趣,有时候等全体完毕之后,可以请求再多打一次。所用枪械本来是马梯尼,不但笨重,反座力也强,肩头要撞得红肿,我进去时刚换了毛瑟枪,就好得多了。打靶场在学堂西边,南头有一座小土山,山下放了靶子,近地插上小红旗,一直倒也没有出过什么事情。只有一次,打靶中间忽然有四五只狗成群地跑过来,打靶的已经把枪停住了,监督是念《感应篇》放生的人,急得连声大叫不要放,那时轮到打靶的恰巧是头班的余德先,他的打枪算是不错的,听了起了反感,举枪一发,看见一头大黄狗倒在地上,跳起来一下,随即躺倒不动了。这件事不打紧,却使得监督大为狼狈,在他的功过格上至少要填上好几过了。又一次是预备大考,在打靶之后接着兵操,平常操演只放空枪,这时要放响枪了,发给了黄蜡封口的子弹,排好班分行对立,徐老师恐怕枪膛留有实弹,叫大家先放一下看。没有号令谁都没有装上什么,放不出什么声音,其中却夹着一两响声,只见西边排头杜君抛枪奔去抱颈大叫,难道真是中了枪了么?徐老师跑去检查,操衣领头搁着一堆熔化的黄蜡,项颈上烫成一个大水泡,看东边排头戈君的枪膛子留有弹壳,可见他是装填了,而且还是平放,或者瞄准了项颈放的也未可知。再查杜君的枪里也有弹壳,那么他原是对放的,只是没有打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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