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总是快乐的。在路上观看沿途的风景，或想到下一个景观，总会令人激动和向往。但是，进行中也需要停留，难免要回头张望已经走过的路。这是一种习惯，有欣慰，有满足，有启迪，也会有遗憾……

　　站在两个世纪交替的边缘回顾20世纪，眼有点晕，头皮发乍，腹部一阵紧缩，类似一种饥饿的感觉——好了，就从饥饿感谈起。到20世纪的下半叶，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上天（人造飞船“可上九天揽月”）入地（北约的导弹在科索沃可穿透8米厚的钢筋水泥），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地步了。但是，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却称“全世界仍有10亿人，也就是全球近1/5的人生活在严重的饥饿状态之中，其中有1亿人濒临饿死的边缘，每年都有50多万人死于饥饿。”难怪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饥饿成了地球的幽灵是对全人类的蔑视！也是对现代文明的蔑视！

　　饥饿，日甚一日地威胁着我们这个苦乐不均、四分五裂的世界，饱的过饱，饿的越来越饿。20世纪80年代初，非洲一场饥荒饿死100万灾民。到90年代初，又一场大旱肆虐非洲20余国，使6000万人受到饥饿的折磨……于是，越是贫穷饥饿的地区，祸乱越多，改变多，国家的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战争多，而且常常是家贼引来外乱……20世纪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历史进程的改变，皆因老百姓吃不上饭，肚子饥饿！

　　我们不妨先翻一下中国近代史：

　　1929年至1930年，陕西大旱，“饿殍遍野，千里之内人烟渺无”；

　　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灾，饥民上亿；

　　1933年，黄河决口，饥民364万；

　　1935年至1936年，在全国1001个县中，死于饥饿者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

　　1942年至1943年春，因连续干旱，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地狱般的惨象，漯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饿殍尸数具，被野狗争食……”（引自《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

　　就这样，以反饥饿为导火线，爆发了一起又一起的农民运动和“抢米风潮”。在中国的农民革命不就是从打土豪分田地为发端吗？打土豪是为了能够分到田地，分到田地能够种粮食，吃饱肚子——这就是最原始的动力。当年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就不无偏激地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给中国以足够的东西吃。”

　　饥饿人间，逃避饥饿就成了一种动力。1955年我考到天津去上中学，原以为在大城市里肚子不会吃亏，岂料粮食限量供应，从农村来的学生饭量大，且无处去摘枣摸瓜以补充肚里的亏空，那是一种丝丝缕缕、绵绵不绝的腐蚀性饥饿。记得真正吃饱过只有一次，那天我去食堂晚了，剩下的几个窝头都是碎的，便跟炊事员矫情，既然你把它弄碎了就应该多给。也是炊事员急于要下班，就把自己的那一份也给了我——可惜这种便宜事不能经常遇到。当时曾给自己的肚子许愿，参加工作以后就不再让它委屈。1960年我去太原重型机械厂实习，全国已经开始度荒，买6两蒸米饭，里面有一半是红薯或土豆，吃进肚里不顶时候，很快就又饿了。因太重厂在郊区，周围有白萝卜地，上夜班的时候几个同学就轮流去偷白萝卜充饥，但白萝卜是越吃越饿。按理说，当了兵，保家卫国总应该能吃饱肚子了吧？同年的秋天我穿上了海军军服，在新兵训练基地照样也挨饿。当盛着热腾腾米饭的大笸箩一抬上来，战士们便一哄而上。他们第一碗盛平碗，三下五除二就扒拉到肚子里，再去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砸夯一样，摁了又摁，压了又压，直把碗装得成了坟头，然后慢慢地享受，因为没有再盛第三碗的机会了。每顿饭就是这一笸箩，够不够都是它。我是班长，不能抢饭，每次只能吃上一碗。有一天实在是饿得不想作假了，当教导员询问谁还没有吃饱的时候就举起了手，至今我还记得教导员当时看我的眼神，像枪口一样，恨不得一下就把我给毙了，且充满蔑视和厌恶。

　　这种时隐时现时强时弱的饥饿感一直追随我到70年代末，后来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叫《饥饿综合征》。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了中国人的大饥饿：吃人！谢冰莹则写道：“饥饿的确比死还要难受，比受了任何巨大深刻的痛苦还要苦。当你听到肠子饿得咕咕叫时，好像有一条巨蛇要从你的腹内咬破了皮肉钻出来一般；有时你饿得头昏眼花，坐起来又倒下去了，想要走路，一双腿是酸软的，拖也拖不动。”

　　经典作家们总结出文学永恒的三大主题是战争、生死和爱情。而中国新时期文学一个最充满魅惑力的主题之一却是饥饿：右派分子的饥饿、困难时期的饥饿、下乡知青的饥饿、牛棚的饥饿、农民的饥饿……张贤亮最好的作品就是写饥饿的感觉。其实，把饥饿作为重要主题的不只是中国当代文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其成名作《古拉格群岛》就是写饥饿的经典之作。

　　饥饿是因为贫穷所造成的物质极度匮乏，对付物质匮乏的办法就是限量供给。

　　于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票证时期——那时人们手里的钱不多，钱也更不是万能的，想买什么东西还要有政府发给的票儿和“购物证”，堪称是聪明的中国人的一大创造。

　　人们谈起眼前生活的进步总爱跟发票儿的年代比——此“发票儿”可不是购物后售货员给你的发货票。中国人在票字后面加上儿化音，腔调就显得柔媚且带几分俏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形容那个年代有专门的用语：“困难时期”、“特殊时期”、“度荒时期”……在老百姓的记忆里那就是个发票儿的时期。凡日常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国家按人头发给你各种各样的票儿，吃粮要有粮票儿，粮票儿又分全国粮票儿、地方粮票儿、粗粮票儿、细粮票儿、单位粮票儿等；吃油要有油票儿，油票儿又分普通油票儿、麻酱票儿、香油票儿；吃肉要有肉票儿；吃糖要有糖票儿；抽烟要有烟票儿；穿衣要有布票儿，穿棉衣还要再加上棉花票儿；买肥皂要有肥皂票儿；购买工业品要有工业券儿……热闹吧？新鲜吧？被物质的极大丰富弄得眼花缭乱且购物欲顿减的现代人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

　　历史学家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跛足的，如阿米巴一样蠕动。岁月跟季节一样，也总是冷热交替：新中国的诞生是大热，肃反是一种冷；公社化、公私合营是热，反右运动是冷；大跃进是热，度荒、四清运动是冷；到“文化大革命”又开始热得发胀……发票儿是对燥热而虚夸的大跃进的一种矫正，一种承受，一种反省，是个冷峻紧缩的时代，却并不消极。发票儿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和平等意识，无论男女长幼、级高级低，都一视同仁。票儿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保证，有票儿就有货，有票儿就能活，自己可不必为生活太操心，国家都给你想好了，个人活得单纯，累的是国家，所以那个年代人们对国家的感情不一样，培养起非常强烈的依赖性。最能代表当时人心态的是一首著名的在全国获大奖的诗：“国家是娘俺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喝奶水，谁拉俺也不起来！”你看看，“咕咚咕咚”吮吸有声，而且还任谁拉也不起来！直到几十年后，许多人需要自己打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时，想不起来也不行啦，才不得不直起腰，离开“娘”的奶头。

　　那时各种红红绿绿的票儿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它淡化了金钱的魔力，你有钱没有票儿照样也买不到东西。这既是对社会消费的压缩，又是对消费的刺激。中国的烟民之所以这么多，大概跟当年发烟票儿有关，每个成年人都可以得到烟票儿，不买对不起票儿，不抽白不抽……

　　想起来老觉得有点怪，发票儿的年代人们都争着当工人，社会上闲人极少。每到逢年过节各工厂还要加班加点，结果是大家挣钱不多，物质还极大地匮乏。现在表面看起来社会上闲人不少，受大累的人不是很多，物质反倒极大的丰富，真不知人们手里的钱是哪儿来的？马克思说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发票儿的年代似乎是有起点没有终点，人们只管拼命干活，消费很少的商品。现在是都愿意呆在终点，不想去起点开跑——生活真是变了，它证实吝啬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极度压缩不是经济，头脑简单的时候票儿多，知识发达了物质反而多了。生活比我们强大，不会只按我们的想法行事；我们比生活渺小，必须遵循它的法则。跟共和国一同经历过发票儿的年代，也是一种丰富，一种难得的体验，于是更深信经典作家的论断：困难和阻碍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

　　却并不是所有贫穷的国家都有这样的幸运。据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称：最富裕国家中的1/5的人口，却消费着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82%……这就是说，那剩下的4/5的贫穷的人，只能使用全球百分之十几的物质产品，岂不是仍然处在严重的匮乏之中？更叫人沮丧的是“有80个国家目前的年收入比10年前要少，全球有13亿人，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维持生计……”处在这样的状态，不限量发票儿行吗？

　　然而，连中国人似乎都感到票证的年月已经相当遥远了，更不要说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了。

　　人类生活的进步好像就表现在票儿的减少上，现代人的生活中只剩下一种票儿了——这就是钱票儿。即便只有这样一种票儿也还有人嫌麻烦，眼下的时尚是越有钱的人身上越不带钱，叫“一卡在手，走遍天下”。信用卡给了人们一种潇洒又拥有财富的感觉，一种随时可以得到钱的富人的感受和一种虚幻的力量。如果是在网上购物连卡也用不着。越是没有钱的人身上越要有点小钱，买什么东西都是付现钞，还会遇到假钞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