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精海怪，××是大脑袋。”

　　——这首民谚似乎在辽宁流传有一个世纪了。其意是：辽阳人精，海城人怪，××人是大脑袋。令人不解的是它竟成了这些地方的一种宿命，“精”的总是精，“怪”的还在怪，“大脑袋”的地方也仍不见翻身成为富裕地区……因东北话里的“大脑袋”带有贬意，隐喻愚笨。所以我用“××”代替，免得伤害那个地区的人的情感，甚或惹起诉讼。

　　在这三个地区里让我挑选采访对象，我最感兴趣的是海城——中国近30年来，连续发生过两次地震的地方只有海城，这够怪的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特立独行的海城人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既是英雄又爱美人，口碑还挺好；既发动西安事变扣住蒋介石，又亲自送蒋回南京；他是现代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将领，又异乎寻常地长寿，把关押他的人都熬死了，他仍然硬硬朗朗地活着；带兵作战，杀人难免，最后却皈依基督……我想看看当今的海城人还能怪到哪里去？

　　不知是我的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1999年11月30日从天津乘船到大连，正准备登车赶海城，传媒报道海城刚刚发生了5.6级地震！专程来大连接我的海城朋友问我还去不去？如果害怕可以住到鞍山。我怎能说出一个怕字！尽管心里有点嘀咕，也有些丧气：这地震莫不是冲着我来的？想提醒我，还是要阻拦我？顶着地震去总归不太吉利，我还等着跨世纪呐！虽然脑子里这许多想法，嘴上却回答得很干脆：我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难道还怕你们的“5.6”吗？

　　车进海城，仍能感受到几天前那场令关里人羡慕的大暴雪的气韵：四野一片洁白，天地清澈透亮。没有一丝地震的痕迹，更看不出震后的慌乱。进入“三鱼（泵业公司）王国”，简直称得上是一片喜气洋洋了……喜气是从两幢漂亮的住宅大楼里散发出来的，人们进进出出，兴奋而又忙碌，有人拉家带口一块来看新房，有人已经在往楼里搬运新家具，还有人正在装修新居，相互串门观摩，吸收别人家的装修设计优点或暗暗较劲要装修得比邻居更豪华——这是三鱼公司的职工公寓。即使把这样的楼放到北京、天津，也算是高档的。公司以每平方米低于500元的成本价卖给职工，职工花四五万元就能买到一套上百平米的房子，就是这点钱，还可以向公司借，不要利息，一点点从工资中扣除。在房价高得吓人的今天，竟还有这么便宜的事！

　　——这里哪看得出是刚刚发生过地震呢？我来到了地震中心，对地震的那点惊惧感反而消失了。

　　三鱼公司的创始人戴喜东，把我接进他的办公室，我说：“全国都知道你们这儿又发生了地震，可你们倒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戴喜东全不在意：“现在不是30多年以前了，我的厂房、宿舍都是用钢筋水泥堆起来的，这点地震就像给我挠痒痒，怎还把它当回事？即便再有特大地震把房子震倒了，它也不会散架，人在里面保证没有事。”

　　刚一见面，正好借着谈地震让交谈自然流畅起来，我又问：“60年代那次大震的时候你在哪儿？”

　　他看着我，嘴上在回答我的问题，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情：“那年我还住在土垒的平房里，地震的时候就像坐在疯马拉的木轮车上，整个人被颠起老高，四周就像山崩地裂。闪电是弯角的，铁硬死拐，常常有两个闪电同时出现，尖端共咬着一个火球，如神话中的二龙戏珠。那时孩子都还小，我倒是越遇到事胆子越大，就大声叫喊着地震了、地震了，还让他们别慌，快点往外跑。我先把小女儿抱到房子外面，随后大女儿自己跑了出来，紧跟着妻子抱着小儿子也出来了，我二次进屋把母亲拉出来，赶紧返身进去再把棉被抱出来。一看房子还没倒，又跑回去把孩子们的衣服抢出来，不然震不死也会冻坏的……”

　　到海城来似乎就不能不谈地震，我一边听着他讲地震，一边打量他的办公室：房子很大，但满满当当，杂乱无章。墙角、墙边堆放着一摞摞一包包的古版线装书，摆在最浮头的有汲古阁的刻本，武英殿的版书，清朝第一版的《康熙字典》，《石头记》。窗台上放满古里古怪的瓷器玉器。三面墙上都挂着古画，一幅挨一幅，有的一个钉子上挂了两三幅，一幅压一幅。地上还放着几个未打开的大包，里面也装满古玩。办公桌后面摆着两个直通到房顶的大书架，上面码满现代书籍，大致分四大类：经营管理、历史、人物传记、艺术鉴赏工具书。如：《文物精华大辞典》、《现代美术全集》等。

　　这哪像是一个名牌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更像个杂乱的博物馆仓库。我们正说着话，一个年轻的文物商走进来，手里拉着一个大箱子，肩上还背着个大包，打开来全是字画。戴喜东拿起放大镜开始鉴定这些字画，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他有根有据地说出自己的理由，指出假在哪里。在这个过程中，文物商不时地从桌上抽出戴喜东的中华烟放在嘴上点着。这个年轻人是专门从丹东赶过来推销这些假字画的，戴喜东像检验产品质量一样，把假的剔除，凡是他想要的东西从不讨价还价，都是先让对方出价，然后在原价上再给加100元，最后又塞给小伙子200元的路费，还把那盒中华烟也递过去让他路上吸。原来他在低头验画的时候并没有忽略文物商人的烟瘾。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会对收藏古玩痴迷到这般程度。由此可见，现代海城人也的确是够怪的……戴喜东办公室里的这些古玩，还只是他全部收藏品的一个零头。他见我对他的爱好过于大惊小怪了，便领我走进一所废弃的旧中学，在十几个教室里都堆满他购买的古书、古字画以及瓷器和古家具。光是线装书就装满两间教室，仅油画就有1000多幅。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癖好，原因却很简单：当年爱读书的时候没有钱买书，发达以后便拼命买书，后来扩而大之又开始收藏各种古代文物……如今搞到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怪得有点离奇了？我心里生出一个疑问，压了半天没有压住，还是捅了出来：“你这不是有点玩物丧志吗？收藏古玩是无底洞，纵然你很有钱就能经得住这样折腾吗？被折腾垮的企业我可是见得太多了……”

　　他大度地一笑：“这没有多少钱，总共也不过200万，有不少是别人拿来抵账的，我真正花大钱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呢。”

　　其实，我很快就知道了。当地人背后喜欢称他“圣人”，而有“圣人”的地方必有传说——我在采访中先听到了他砸饭盒的故事。

　　6年前他买下镇办电修厂、成立三鱼泵业公司的时候，曾搞了一次“砸饭盒运动”——饭盒，工人上班的必备之物，张大帅时代工人上班要夹个饭盒，日本鬼子来了工人仍然要带着饭盒上班，国民党当政更是不能没有饭盒，共产党让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上班还是少不了一个饭盒。家里做上顿得想着下顿，带到厂里却都成了陈饭剩菜。一人一个饭盒，到处乱放，各车间还都得安上大蒸锅以解决饭盒加热的问题……戴喜东下令，谁也不许带饭盒进厂，见一个砸一个，上班期间由公司管饭！听到这个决定，跟他贴近的人都吓了一大跳，立刻给他算了一笔账：公司里许多车间都是体力劳动，每个工人每顿饭不会少于6两米，1500人一天就净吃掉800多斤大米，相当一亩高产田的产量，再加上肉呀菜呀，一年少说也得贴进去120多万元，对一个私人股份制企业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眼下的风气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你怎么可以倒过来，砸烂小饭盒，重建大锅饭？戴喜东不为所动，他才是“三鱼”的主宰，有一种令人敬畏又使人平和的力量。他喜欢的格言是：“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在砸饭盒之前他显然是仔细思虑过了，他经过思虑后决定的事不能更改。于是，“三鱼”的职工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吃下来了……

　　戴喜东小的时候，每天要起五更到邻村去上学，黑灯瞎火了才能赶回家。前几年他自己出资给家乡建了一座“弘义书院”。不久又出资600万元，给镇中学建了新大楼。海城有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报销不了医药费，去年底，戴喜东拿出几万元为这些老人报账。然后又花了十几万元资助一些老同志去旅游，临行前竟然还向老同志提出“四要一不”：“要住好、吃好、玩好、休息好，不要光想着为我省钱。”三鱼公司的干部就更美了，国内玩遍了，就轮流出国旅游，每人还补贴300—500美元。1999年公司花200多万元为全体职工购买了人身养老保险……据说他还因处理得当和抢救及时，救活过四五个人的性命——这大概是他被称为“圣人”的主要原因。

　　一桩桩一件件，办的都是好事，却又有点奇特，难怪也有人把他当成“冤大头”。因为眼下抠门的人太多了，许多人连该花的钱都不想花，更别说不该花的钱了，几乎是一毛不拔。其实这并不是不可以理解，大家都是罗锅上山——前（钱）紧呢。许多人欠债都不还，逼急了就扔出一句混混儿的话：“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甚至有人对灾区也搞假支援，嘴上说是要支援灾区多少多少钱，还大张旗鼓地送去一张特大号的空头支票，登报纸，上电视，出尽风头，为自己大做广告，到时候那张支票却不能兑现，或者拿一堆积压的破烂产品抵账……像戴喜东这样为别人花钱如流水的人，当今生活中还有多少呢？他支援灾区很简单，就是给红十字会寄去20万元现金，不到电视晚会现场登台亮相，也不让公开自己的姓名。

　　说也怪，尽管他这么折腾，三鱼公司却越干越大，财源滚滚——这其中的奥妙比他大手大脚地花钱更让我感到惊奇。我端详这位60多岁的老人，无论怎样看都难把他跟他眼前的职务联系起来，倒更像个言方行矩的道学先生——这样一个人又怎样把偌大的三鱼公司经营得这么好呢？

　　我请戴喜东带我下去看工厂——那才是制造和支持他这个“圣人”的地方，他所有资本都来自工厂里的生产。要我相信种种关于他的传说，就得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不同凡响的企业。

　　工厂是崭新的，机器设备是新的，甚至连工人也大都是年轻人，给人一种新异的生气。每个车间都整洁有序，各道工序井井有条，“三鱼”明明是个创出了名气的老企业，怎么会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呢？戴喜东告诉我，他重新为企业设计建造了厂房，刚刚更新了生产设备，所以像个新企业一样，工厂才是他的根本，既然他在别处都敢那么慷慨地花钱，在改造企业上就更不会疼钱！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新厂房包括刚刚落成的新办公楼，竟然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根据需要和自己的心意画出图样，建成自己喜好的样子……这是个心智奇巧剔透的人，凡是需要的他自己就能干，似乎已经进入了一种从心所欲的境界：他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变成真真切切的现实。

　　有个“工头”模样的人追上我们，向戴喜东汇报，新办公楼的顶部套灰粘不住，抹了三次掉了三次，施工队想先往上面喷一层胶，然后往胶上抹灰。戴喜东略一沉吟，断然否定了“工头”的建议：“所有化学胶都有污染，其粘度也是有期限的，过不了几年就会爆皮、脱落，我们的房顶子还要不要？套灰粘不住是因为太干，你先往上喷水，把表皮喷湿后再抹灰。”

　　他容貌随和却不失威严，行动缓慢又充满自信。“一喷水就能粘住吗？”干了多半辈子泥瓦匠的“工头”半信半疑地走了。我也有些疑惑，但没有作声，跟着戴喜东又走进铸造车间。车间主任向他反映，新冲天炉的铁水流不出来，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下了指示：“把炉膛加高，向炉口倾斜3度。”

　　我一直惦记着想知道他的这些主意灵不灵，在工厂转了大半天之后，回去时又绕到铸造车间，等了一会儿便看到了出炉，铁水被烧得红里泛白，溅着火花一泻而下，欢快顺畅，光芒刺眼。戴喜东不知是看出我对他在技术方面的权威性有怀疑，还是他也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会奏效，领着我走进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新办公楼，顶部套灰的工序已经完成，“工头”欢欣鼓舞地迎过来：“喷水的法还真灵……”

　　我不解，戴喜东怎么能对自己企业里的各个环节都无所不精呢？他原本只是个小学教员，1962年在举国度荒的中期得了肺结核，被学校辞退后给生产大队看水泵。几年后他成了当地知名的修水泵、修电机的专家，被四村八乡请来请去。人们先是称他为“能人”，当他把事业干大了并做了不少好事，就又被人们称为“圣人”，有些好事办得不被人理解，很容易又成了“怪人”——最后还是回到了一个“怪”字上。做人也是一种艺术，能达到“怪”也许是最高境界。

　　我们回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直奔自己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几张表格，他逐张地看了一遍，嘴里轻声嘟囔：“今天进账97万元，周转资金还有240万……”

　　“这么多啊，也就是说你一天就能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我也凑过去看那几张财务报表，这些表格也都是戴喜东自己设计的，将公司一天的生产、销售以及财务状况一目了然地都反映在上面。他抬头看着我说：“这是最低的了，销售旺季每天可进账200多万元，公司每天的周转资金是300万，如果低于200万，警灯就会亮。”

　　我似乎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别看他被古版书和古字画包围着，买古玩、看古书、陪朋友参观聊天，在他脑子里真正惦记着的是公司的经营情况，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不由脱口说道：“你是外表大大咧咧，好像花的比挣的多，其实内存精明，心里有本大账。”

　　他调子很低：“干企业不算账怎么行？我花得多是因为我觉得该花，一个人的资产超过一千万就是属于社会了，必须不断地回报社会。该我想的我尽量想周到，该我做的我尽量做周全，可你知道好心不得好报的古训吗？别误会，不是我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报答……”

　　原来善门好开可不好闭，有些莫名其妙的人打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来找他要钱，诸如什么反腐败基金、厂长经理读书会、计划生育周、世界卫生月……反腐败还要基金？厂长经理们能凑到一块去读书吗？中国一年之中有近400个节日，如果这个周那个月的都来找他要钱，打死他也应付不过来。给了张三，李四又会找上来，还有个完吗？有些不该给的钱如果给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但有时他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管用，万般无奈就只有耍肉头阵：“我不是拿不出这笔钱，而是不能拿，你们如果实在不甘心就自己拿吧，看我这里什么东西值钱就拿走。要不就抢，反正从我嘴里不能说出那个给字。”

　　为此，他得罪的人也许比感谢他的人还要多些。

　　我问他，在海城像他这样的富翁多不多？他说资产高过他的至少有百家以上。我大为惊异：“海城人到底是怪啊？还是富啊？”他解释说：“海城人的怪跟富有关，海城人的富也跟怪有关，自古海城人的经济意识就很强，重商轻官，其他地方的人读书是为了做官，海城人读书是为了经商。所以清朝分配秀才指标的时候都格外卡海城，跟海城相同的地区可以得到25个秀才指标，海城却只能有8.5个。那个时候只有考取秀才，将来才有可能当官，当秀才是获取功名的第一步。也许正是由于朝廷在仕途上卡了海城人，才逼得海城人不得不在经商上寻求发展。你到沈阳、鞍山的大街上去看，穿戴时髦的年轻人往往是海城的，在高级服装市场门口的一辆辆奔驰车也大多是海城人的。”

　　如果富就叫怪，那谁不想怪呢？戴喜东并没有说清楚，海城人是因富才怪呢？还是因怪才富？

　　我倒是发现了戴喜东的另外一怪：时下富翁们都兴养狼狗，雇保镖，建高墙，拉铁网。戴喜东就在“三鱼”职工公寓的二号楼里买了一个门洞，一家大小都住在里面。无论早晚，他一个人出出进进的还从未碰上过想打他坏主意的人。看来“圣人”能辟邪，吉人自有天佑。

　　其实，光是对付社会上的要钱大军还不算难，眼下最让戴喜东头疼的还是自己企业里的“世纪病”——20世纪里最大的一种病就是平均主义，穷了要搞平均主义，富了也会滋生平均主义。他说：“按目前的分配状况，公司里很快就造就出一批百万富翁，眼前他们每年的收入可达到15万至20万，即使是一个中层干部的年薪也有六七万元。来钱太容易，不明不白地发财，就会使私人企业得国营病，重新再吃大锅饭，体现在工作上就是等靠要，挑肥拣瘦，松懈懒散，敷衍塞责，糊弄老总。拿钱多的认为老子该得，拿钱少的心里不平衡。我可不想当什么‘圣人’，也不是慈善家，我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的企业不停地创造更高的效益。”

　　从交谈中我感觉到，戴喜东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想搞一次“凤凰涅槃”——借世纪交替之际，把不该带进下个世纪的坏毛病统统烧掉。同时也能从他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一个被称为“圣人”的成功者的孤独……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中，人的关系永远是个变数。你给大家以很好的福利待遇，发很多的钱，或者让他人永无后顾之忧，却并不能让大家就永远地知足和保持积极上进的干劲，他是个60多岁的老人，不能不为企业的未来焦虑……

　　别人都以为戴喜东已经是一方名人，应该算活得很风光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干企业并不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它需要作出无数冒险甚至是看似荒谬的决定，既要决策跟企业生存跟自己的身家性命攸关的大事，又要处理太多细碎的琐事，而且老是寝食不安，很难有真正放松的时候，一步走错很可能就被竞争的激流所击败。这实在是一种劳心伤神的事，且具有让人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拔的诱惑。

　　所以，他要收藏线装书和古文物，享受一种与历史与文化的和谐，这是他生存的需要，是先天的人性所不能免的，借以中和自己的人格，协调自身的矛盾和痛苦。变换心境就是变换生命，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故纸堆里，会有一种灵性地抒发，使心胸空蒙灵荡，清洗大脑中的沉积物，戴喜东说，真要能“玩物丧志”倒好啦，“玩物”的时候常常想的是企业，触发的是办企业的灵感。

　　他只有在谈到自己的收藏的时候，脸上才现出顺畅的线条，有了与年龄相符的安详和笑意。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戴喜东这个“老海城”其实并不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