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校后记

　　研究作家作品，固然要联系历史背景、作家生平活动和心灵历程，但最重要的是依据文本。阅读、研究、翻译经典作家的作品，都需要有一个优质的文本，因为一字之差，就可能产生歧义和误读。在鲁迅作品传播史上，《鲁迅全集》有多种版本，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鲁迅全集版本。其特点是：校勘比较认真，题注比较简明，分类比较新颖，对鲁迅的日文书信也全部进行了重译。

　　一、关于版本

　　第一部《鲁迅全集》1938年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共20卷， 600余万字，收录了鲁迅的创作和译文，是《鲁迅全集》的奠基之作。第二部《鲁迅全集》1956年至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共10卷，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书信和文学史著作。特别是增加了注释，这是《鲁迅全集》出版史上的创举。第三部《鲁迅全集》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16卷，增收了鲁迅的佚文和书信，注释更为详尽。第五部《鲁迅全集》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18卷，增强了注释的学术性和准确性。这些版本各有其局限，但都具有权威性，为读者广泛阅读，为研究者频繁引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

　　二、本书分类

　　本书名为《鲁迅著作分类全编》。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有编年的文集不可的。”本书甲编共八卷，所收杂文均按内容分类，每卷篇目又采用了编年的方式，以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序，便于读者相对集中地了解和研究鲁迅所表达的思想及其创作历程。乙编共七卷，所收著作按体裁分类，所收著作或文章亦以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序。需要说明的是，鲁迅作品本身往往具有多义性，读者欣赏的角度又不尽相同，因此目前的类编方式表达的仅仅是本书编校者的观点和意图，并非鲁迅作品分类的统一模式。

　　三、关于校勘

　　校勘即校仇，原指一人持本，一人诵读，比勘文字异同，彼此如仇家怒目相对。其目的是校正文字，恢复文本原貌。古典文献学中有一条校勘原则，即依据善本对校。所谓善本，是接近作品历史原貌的版本，涵盖古、全、精诸要素。然而鲁迅作品的版本能够确定为善本的不多。比如，《中国矿产志》鲁迅生前曾出四版，其中1912年订正版可称善本。《呐喊》鲁迅生前曾出22版，其中1930年所出第13版为定本。《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生前曾出11版，其中1931年7月第11次出版之前作者进行了最后修订，此版亦应视为善本。其他鲁迅作品集情况相当复杂，很难断言某版本为善本。这就给校勘带来了困难。

　　以手稿为据？

　　本书所收“日记全编”与“书信全编”均以现存手稿为据。但鲁迅手稿大多散佚，比如《呐喊》，仅存一份《阿Q正传》手稿的影印件。鲁迅手稿本身也偶有笔误。还有一书多种手稿的情况，如《两地书》，即有三种：（一）原信；（二）公开出版时的修订本；（三）鲁迅亲笔抄录的纪念本。三种文字均有异同。

　　以初刊本为据？

　　本书所收诸篇参考了初刊本，但鲁迅有些作品结集前并未发表，无初刊本可以对校，如小说《伤逝》《孤独者》。鲁迅结集前又亲自对文章作了修订，不能均以初刊本为据。鲁迅有些早期作品发表时未使用新式标点，不便当下读者阅读。

　　以初版本为据？

　　初版本不能与善本等同。比如，《呐喊》的初版本原收小说15篇，后来鲁迅把《不周山》改题为《补天》，另编入《故事新编》。《呐喊》第13版印行之后，鲁迅又亲自订正了误植45处。所以校勘《呐喊》既不能完全以初版为据，也不能完全以定本为据。

　　以再版本为据？

　　鲁迅有修订文字的习惯，所以有些鲁迅作品集后出的版本比初版精确，但也不尽然。比如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北京未名社曾三次出版，后来由上海北新书局续出，重排印刷，不但文字没有更为精确，反而多了一些错字。

　　进行汇校？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汉字用量300多万字，版面字数约500多万字。鲁迅作品集历版不衰，仅《呐喊》一书鲁迅生前就有20多种版本。迄今为止，《呐喊》的纸质版本更不计其数。《彷徨》《野草》鲁迅生前有10多个版本，任何人都不可能将鲁迅著作的全部版本收集齐备，一一比勘汇校。一部《嵇康集》，只有七万余字，鲁迅汇校就付出了十余年心血。如果以此为典范对鲁迅全部作品进行汇校，非本书编校者的绵力所能为。

　　鉴于以上情况，本书选择的校勘原则是：日记、书信全编均以手稿为底本，其它部分用2005年版《鲁迅全集》跟初刊本、初版本及现存手稿对校，订正错讹，其异文择善而从。

　　校勘过程中，还遇到文字标点如何规范的问题。鲁迅作品汉字用量远远多于当今通行的简化字，又有常用古体字、异体字的写作习惯，也夹杂生造字（如“鈤”）和貌似汉字的日文。如强调保持历史原貌，那就只能恢复繁体字。这显然是不可行。但如果都按当今的简化字和标点符号用法规范，又有失鲁迅原作风格，而且当今通行的简化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也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我们的处理原则是：有简化字的用简化字，无简化字的用繁体字，异体字中尽量选用最为通行的字，手稿中出现的某些繁难字据原稿造字，不作无版本依据的擅改；不削足适履，强求统一。

　　四、关于题注

　　鲁迅作品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典籍、报刊、团体、流派、机构、国家、民族、地名、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含多国语言）及生平活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的《鲁迅全集》，注释详尽，是几代学人和出版人数十年的集体成果，属国家行为。虽有人榷商指谬，但仍具有难以超越性和不可复制性。本书对每篇作品都作了题注，介绍本篇写作、发表或出版的时间，鲁迅的相关自评，具有解题和简注的性质。题注一般不对作品内容及艺术特征进行阐释。因为阐释是一个辽阔的空间，允许见仁见智。编注者希望这些题注具备常识性，减少争议，避免将鲁迅作品的解读模式化。鉴于书信、日记的体裁跟小说、散文、杂文不同，无法每则日记或每封信都加题注。专著跟单篇的性质和分量也有不同，非题注可以说明。因此，我们在“书信全编”“日记全编”“学术论著集”“科学论著集”之前加上了导读，以供参考。鲁迅作品长短不一，因此题注文字无法统一限定。

　　五、关于分工

　　本书由陈漱渝、王锡荣、肖振鸣任主编。王锡荣负责“日记全编”的校勘，肖振鸣负责“学术论著集”及诗歌、文言论文的校勘。其余作品均由陈漱渝负责校勘。参加初校工作的有汤立、王立、高道一、秦世蓉、李淑文、赵雨生、邵魁、李京萍、肖媛等，题注部分由王锡荣、肖振鸣负责，参加撰写工作的有赵敬立、李浩、乔丽华、施晓燕、王锡荣、肖振鸣。“日记全编”导读由王锡荣撰写，“书信全编”“学术论著集”“科学论著集”导读由陈漱渝撰写。分卷工作由肖振鸣负责，陈漱渝作了局部调整。鲁迅致日本友人书信及《对增田涉提问的书面回答》由陈重役翻译。

　　在此书的编校过程中，最深的感受是编校者的知识背景、广度、深度跟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因此，工作中的疏漏失误难以避免，欢迎四海方家不吝指正。但本书毕竟是在人力、时间和其它条件短缺的条件下完成的一个鲁迅全集的新版本。记得鲁迅在《再论重译》等文章中，对重译采取了包容和尊重的态度，因为偌大的中国，偌大的文艺园圃，外国名著多几种译文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批评家必须反对的只是乱译和恶译文。对鲁迅作品的编选工作，也应作如是观。

　　陈漱渝

　　201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