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教

　　孔子说，一定得学诗。

　　孔子见学生，劈头就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回家又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诗就那么重要么？

　　诗不能当饭吃，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也不能指望用诗来改造社会。鲁迅说，一首诗赶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打走了。除了少数时期，新乐府不是评价很高的诗。诗的用处不在那些地方。诗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填不饱肚子，却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之成为诗性的人。诗性的人不把人生看成干枯的东西，懂得怎样善待生活，少有得抑郁症的机会。对于诗性的人来说，诗是一座精神家园。

　　孔子听几个学生谈心，时发一哂，不轻许可。然而，当曾点说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即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苏东坡在颍州，一夜，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夫人王氏曰：“春月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何不召赵德麟辈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此真诗家语耳。”徐文长闻西兴一脚夫语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为之拊掌。凡此，皆诗性之人也。

　　诗教说到底是一种美育。它教人读诗、爱诗、懂诗，而并不要人人都成为诗人。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而不说“小子何莫‘作’乎诗”。孔子不作诗，孔门弟子也不作诗，但讨论起诗歌来，都有很高的见地。他们是一群心智健康的人，是一群诗性的人。《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的结果，能使人“温柔敦厚”，因为心态好，性格好，人际关系也就好。可见，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不把出作家、出诗人写进自己的培养目标，并不是一时的疏忽大意。你何能鄙薄中文系教授的述而不作！

　　列宁岂不伟！他说“就是砸破我的脑袋，我也写不出一句诗来”，却并不妨碍他诵读普希金，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诗性的人。小平岂不伟！他也不作一首诗。但在他第三次复出前，突然朗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一诗（见《三国演义》）。没有哪一个人比邓小平更当得起这首诗，也没有哪一首诗比这首诗更能表达邓小平复出前的心情了。为此，邓家的孙辈都能背诵那首诗——这事是我听邓林（小平之长女）亲口讲的，“自古英雄尽解诗”——错不了！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其实也参与了创作，也能分享到与作者同等的喜悦。

　　在“文革”最艰难的那一段岁月，秘书为周恩来总理收拾桌子，无意中发现桌上的书中夹着一片纸，上面是总理用铅笔抄写的一首江南民歌：“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周恩来在抄写这首民歌的时候，他十分压抑的心情应该得到了些许的释放。这就是庄子说的无用之大用。

　　马克思说：“对于非音乐的耳，再美的音乐也是没有用的。”与中小学开设音乐课、美术课一样，诗教也在于培养学生的美感，使之有一双慧眼，一双音乐的耳和一颗文心。往小处说，可以更好地欣赏人生（按美的规律去生活），反言之，有助于承担人生的痛苦。往大处说，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杨振宁说，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人的方程有极深层的理论架构之美，它们是造物者的诗。虽然世上有极少的人，在某一方面天赋超常，而在其他方面非常闭塞。要是能够选择，我想，他们也会一千次选择做心智健康的人、诗性的人，而不肯做偏才、雨人。

　　至于诗人，就更须以读诗、懂诗、爱诗为前提了。什么是诗人？我有一个定义——凡用全身心去感受、琢磨人生而又有几分语言天赋的人，便有诗人的资质。而诗才，是从阅读中产生的。读到什么份儿上，才可能写到什么份儿上。读到见了诗家三昧，不写则已，写必不落公共之言，下笔即有健语、胜语、妙语，而无稚语、弱语、平缓语。诗家刘梦芙自叙曰：“余诗沾溉唐以下诸家，于汉魏两晋未尝用心，气格未致高浑，辞句每患浅弱。”此真人不说假话。我素不能饮，亦为之浮一大白。

　　然则，诗可以不多读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