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秋雨老师，有了网络和各种媒体，现在社会评论非常活跃，打破了原来“舆论一律”的沉闷和虚假，这当然很好，但也涌现出大量的气话、疯话、脏话、过头话。其实大家都想听听高屋建瓴的冷静判断，您又不上网，能够利用这个“闪问”的机会，把我们平日搞不太明白的某些社会言论，请您评判一下吗？至少，您是“旁观者清”，又有“长者眼界”。

　　答：

　　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很愿意这样做。但是，对于潮涌般的社会言论，我们的评论最好也力求简短。以“闪答”对“闪问”，以快速对快速，才有意思。那么，请开始吧。

　　问：

　　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取缔，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不该取缔。秋雨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

　　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就是靠中医佑护下来的。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

　　有学者说，龙在西方是一种凶恶的形象，为了避免误读，中国应该改换一种文化图腾。秋雨老师，您同意吗？

　　答：

　　不同意。别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狮、鹫作为文化图腾，没听说要改。祖先们正是预料会有脆弱的后代，才选择了凶猛刚健。我再重复一句话：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

　　体会您重复说出的这句话，我是否能认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裁割中国的历史文化？

　　答：

　　对。西方现代的那些价值标准都很不错，但应该明白，在那些标准出现之前，中国人已经非常精彩地活了几千年。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帝国，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说这些都是白活，你难道不像我一样生气？

　　问：

　　不少文化人写文章说，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种非常值得回忆的早年生态破坏了。秋雨老师写过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优美散文，一定也赞同这种看法吧？

　　答：

　　不赞同。一切回忆，都会以情感删削真实。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连年战乱、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早年生态”的低劣程度超过现在最坏的想象。就连现在被不少文人描写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种矫饰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他从南京路来到上海的中心区域老城厢后说：“这是整个地球上最贫穷的族群，备受欺凌，牛马不如。我们一直在为世界争取幸福和公平，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直到我年轻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态都触目惊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针对大面积的低劣生态进行的。中国百姓苦了那么多年，有理由稍稍过得好一点。

　　你们毕业后，最好不要为了“玩文化”而伪造“贵族凋零”“皇城暮鸦”“风华散尽”之类意象，来鄙视普通民众的生态进步。

　　问：

　　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断写文章说，北京城新建的地标诸如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都光怪陆离，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叹“城将不城”，您同意吗？

　　答：

　　不同意。一个大国的首都，应该保存一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更应该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请你们联想一下：曾经以花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筑自傲的巴黎，在建造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罗浮宫玻璃金字塔时也遭到过激烈反对，但现在这些新建筑却都成了巴黎的无敌标志。这是一个文化心理的新生过程，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有过描述，你们可以找来一读。

　　至于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维健全、兼容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

　　问：

　　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答：

　　过于自信就会产生莽撞，人类不应该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远不要打扰”的说法也不妥，因为谁也没有权力发出隔代命令。

　　我有一种朦胧的预感，随着机器人和高清晰度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的考古发掘未必继续沿用大规模的开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问：

　　我想请教一个现实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今天社会上，媒体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刘翔这样的明星，而不是大学者、大科学家？这是不是产生了文化重量的颠倒？

　　答：

　　你说错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

　　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给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答：

　　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

　　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之一，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疑虑之一，不都是食品吗？那儿大有用武之地，坚持几年，可望大成。反之，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民之难题”“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

　　问：

　　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作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的昏庸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

　　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

　　问：

　　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

　　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

　　我见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据我所知，“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问：

　　秋雨老师，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索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型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

　　《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因为在中国现代，真正的好作品实在太少，大多处于比较幼稚的摸索阶段，又兼兵荒马乱，成果更是寥落。当然，应该容忍后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

　　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钟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

　　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

　　问：

　　您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太重要，但也有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德国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比不过现代文学。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答：

　　我不同意那种观点。一种专业，投入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封闭式的迷醉。即使这个人的视野并不狭窄，也会陷入这种迷醉，就像一个行车万里的司机老是惦念着那个经常栖宿的小旅馆，认为它超过别的很多旅馆。这种陷入很可爱，而且无法辩论。

　　问：

　　中国当代文学您关注吗？一般的印象，您非常宏观，只在乎屈原、司马迁、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您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只有鲁迅和沈从文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学才能，可惜中断创作的时间太早。出于这样等级的判断，您怎么会留意当代文学？

　　答：

　　即使从最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也不能不重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艺术，更是气象大开，粗犷有力，直逼大地人心，重寻苍凉诗情，总体成就早已远超五四。我很少结交文人，但在当代小说家中却拥有贾平凹、余华、张炜等好友，与年长一代的张贤亮、王蒙、冯骥才也有交情。高行健、莫言、刘震云、马原、唐浩明、张欣、池莉都是朋友。结识的诗人有舒婷、杨炼、麦城、于坚。散文界的好友是周涛，我实在欣赏他牵着马缰、背靠大漠的男子汉情调。在港、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都是我的好友。本来龙应台也是，曾与贾平凹一起结成“风格迥异三文友”，但她现在做了高官，那就很难继续成为好友了。对文学而言，太高的职位，是友情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