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总是有关于中医的激烈讨论，反对的一派认为中医就是伪科学，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医不能取缔。这种对中医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

　　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医佑护下来的，佑护的时间比科学的时间长得多。科学不会这么狭隘，把自己一时解释不了的“存在状态”判定为伪科学。

　　当天文学还没有发现很多行星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未被天文学关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种非科学的存在。

　　龙的形象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比较邪恶的形象，国内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读，龙不应该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应该换一个图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来。一个强大的族群的早期图腾总是凶猛的。不少国家以狼、熊、狮、鹫作为民族象征，丝毫没有要改的意思。中国商代青铜器上饕餮图纹比龙更为狞厉，但我们为此而自豪。为了不让外国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号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后代，才早早地把图腾强化。

　　社会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节来振兴或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的？

　　余秋雨：

　　元旦也不过了？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都不过了？随之而来，我知道，西装不能穿了，电影、电视都不能看了，电话、手机也不能用了，因为按照逻辑只能这样。我想提醒一句：过节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抵制”是自由，要别人一起“抵制”是强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专制。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民族主义而走向专制主义？

　　秋雨老师，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呢，还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我们永远不要去打扰它？

　　余秋雨：

　　暂时不要挖掘，因为我总觉得条件还不具备，而人类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测，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怀疑，留下一些对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对后代的期望，这才让历史神秘贯通。但是，我也不主张“永远不去打扰”，因为这样就会对后代做出强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计。

　　包括王朔在内的一批人声称，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无聊之举，您认为呢？

　　余秋雨：

　　我也有同感，因为那毕竟是小说，而不少红学家却把它当做真实历史在研究，在意会，在考证。

　　艺术虚构是一种伟大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全部转让给学术，一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历史剧往往有两个倾向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某种戏说，从闹着好玩的角度来吸引观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贴近历史，讲的主要是权谋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倾向的？

　　余秋雨：

　　这两个倾向古已有之，但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本质更接近于游戏，因此我更寄情于“戏说”，尽管现在“戏说”的等级还有待于提高。

　　莎士比亚前期写了不少更贴近历史的历史剧，但时至今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剧团会去演这些戏？带着厚厚的说明书弄清了历史背景再进剧场，这还算是看戏吗？

　　把历史交还给历史，让虚构来主宰艺术。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有必要树立文化偶像吗？树立多少？什么度是合适的？

　　余秋雨：

　　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语句传承的，其实语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载体才能向后代运动。这种载体，就是人格。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凡是生命现象，就有基因，有遗传。因此，中华文化，是靠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复杂，以后我会专门论述一次。但我说到这里，已经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承载文化的集体人格，必然会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说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

　　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把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

　　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例如，很多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里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又如，花费巨大的**资金打造了一台宣扬“政绩”的演出，而最后没有一个观众自愿买票进入剧场，这也应该看成是“重大事故”：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过官方渠道严重伤害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相关官员冷眼旁观不闻不问，这样的官员也必须受到责任处罚……

　　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高校的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下岗就是下岗，不要变成“同级别调动”，使“问责”变成了官场巡游。这样的官员，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听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

　　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

　　感谢王元化先生。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有什么话要说？对于当下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结您又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

　　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代。由于“**”灾难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争论也明明白白。不像后来，记忆渐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咬人、毁人。

　　八十年代由于小人的集体冬眠，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大思考、大决裂、大创建时期，一片意气风发。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穿过身边密密麻麻的小人阵仗而梦回那个年代，一次次热泪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临着来自小孩子的挑战，电视上小学生可以挑战成年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频繁的电脑影响下提笔忘字，念不对语音，说不好成语，写不对笔顺。更多的成年人在历史年号、典故知识的记忆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认为，成年人应如何面对基础文化知识的重新修补？

　　余秋雨：

　　成年人的记忆力当然没有小孩子好，忘记一些文化积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恼，也不必羞愧。成年人胜过小孩子的最大优势，就是人生体验，其中包括对古往今来多种文学作品的体验。这比语音、成语之类重要得多，我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孩子们的老师。

　　你的问题让我产生一种担忧。这些年来，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来越热衷于一些技术性的文化细节，而完全不在乎对大道、文脉、时运、诗魂、意境、心灵、感觉的体验了，这真是文化的一种可怕堕落。记住，文化之神永远大于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远大于文化之术。对此，万万不可颠倒。

　　有越来越多的节目将目标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选秀节目将小孩子变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长的纵容与制作人的刻意引导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小孩早熟”的现象，您怎么看？

　　余秋雨：

　　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进入选秀节目。成人没有理由如此侵扰幼者，喧闹的社会没有权利过早地玷污纯净的童年。

　　纯净的童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拔苗助长是一种最残酷的伤害。每次看到五六岁的孩子在电视里模仿成人情感的节目，我都想伸手拨电话向公安局报案，因为有人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秋雨老师，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电视剧，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说《西游记》和《红楼梦》，都在计划重拍，您觉得反复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创作者的原创力枯竭呢？

　　余秋雨：

　　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不喜欢老片重拍。在观众的审美心理学上，老片有一种“先期号召力”，但是，观众在观看时的对比和厌倦，必然超过这种先期号召力。更尖锐的问题是：那些老片产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时代，在精神上很难引起当代观众共鸣。如果要共鸣，那就要对老片进行大规模的改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拍个新片？

　　我估计，老片新拍，一是为了便于吸引投资，二是为了便于审查通过。但是，既然身处一个主张创新的时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

　　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

　　“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时候，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余秋雨：

　　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余秋雨：

　　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重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

　　历史很难信任，因为历来的高层史官把它宫廷化了，底层艺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众把它情绪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几人？

　　相关资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寻找自己心中的历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能让我们信任一种独特而又可靠的逻辑。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一种主张：心外无史。

　　至于那些历史学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历史的虚假性，这是有价值的，但他们自己也掉到真实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证，可以洗刷一些明显的虚假，但这些史料考证就是可靠的吗？

　　我们发现，在网上炮击名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多，比如章子怡不爱国，刘德华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感觉这些名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至于遭到这么强烈的谴责，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余秋雨：

　　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早就由红卫兵、造反派试练过了，他们当时残害的对象，叫做“三名三高”，简单说来，就是名人。

　　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如果要想控制这种现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国的法制建设能让诬陷罪、诽谤罪、侮辱罪真正获得审判，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我们一直在谈论历史，有一句话叫做“盛世修史”，那现在中国涌动的对历史的近乎狂热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现代涌动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者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一点点浮躁的某些现状呢？

　　余秋雨：

　　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热地寻找历史话语，多半是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而且，这种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无知心理的，哗众取宠式的。因此，这样的“历史热”，如同民间节庆祭祖的炮竹烟火，转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应该在人们忘记历史时独自走向废墟，或者，在人人大谈历史时悄悄离开，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北京奥运期间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广受老百姓的好评，甚至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一直沿用下去，为此韩寒在博客中创作了一篇小说，大胆设想单双号限行数年后各种因果关系下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求得平衡点？

　　余秋雨：

　　韩寒的小说没看，但“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数人”极易盲从，“多数人”无法实证，“多数人”难以反驳，但“多数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这是我在“**”灾难中反复看到的事实，几乎颠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识。一切反对民主却又要伪装民主的人，都会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断言，人类灭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广泛失控。

　　是选择理性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两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后者。如果试图平衡，结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们在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明的那些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改写成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呢，还是保持它原来的形态，让孩子们去背诵《三字经》《论语》呢？这似乎需要进行取舍，秋雨老师怎么看？

　　余秋雨：

　　两种途径都要。最难的是对经典作出精彩的“现代阐释”，这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阐释”大师，使维纳斯、拉奥孔等古代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著作获得普及的现代生命。其实，后来他们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毕加索的阐释也很成功。

　　阐释，是现代良知与古代情况的对话，也是现代对古代的一种选择。这个工程，不亚于一项重大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阐释者群体，有一些学力深厚的学者开始做了，如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没有把阐释之桥通向普通民众，因此还只是学术性阐释而不是社会性阐释。

　　前段时间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淡化了战争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而代之以重视物质文化历史的记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变动，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让您编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历史教科书，会是怎样的？

　　余秋雨：

　　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官，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盘棋，黑白倒置了，棋还是这盘棋。

　　我们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观”转向“全民生态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性推进，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体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学的课题。相反，一次次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对文明和文化来说，确实未必重要。

　　上海的学者们，既然你们做对了，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年代，属于政治、经济、科技的盛世。我所担忧的是，我们许多文化精神却在流逝、在消退，我们是否需要再有一个战乱的时代，才能迎来再一次的文化繁荣？

　　余秋雨：

　　以为战乱能推进文化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误会。这种误会，大多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影视作品种下的恶果。

　　战乱，永远是文明的最大摧残者。人类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毁于战乱。如果说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灾难会带来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但我们不能为了培植这种大爱精神而期待地震。

　　战乱确实有可能激发英勇气概，但更多的却是非人道的残忍。而要消除这种残忍在人们心灵里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费远比战乱更长的时间。墨子说，一心只想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统治集团，他们会用千言万语论述战争的必要性，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战争。因此，他提出，为了普天下的“兼爱”，必须坚持“非攻”。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进行创作时都带有某些怪癖，比如说李白，每当他写诗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创作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写字台前面，古龙在写作之前必须把手洗得很干净，干净得甚至都脱皮等。这些怪癖包括我们讲过的魏晋名士们也有很多奇怪的行为方式，您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容得下这些有怪癖的才子吗？

　　余秋雨：

　　不少杰出的艺术创造者确实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表现为神经质。这不仅应该被宽容，而且应该被欣赏，就像欣赏窗外一棵长相奇特的树，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树；或者欣赏天边一朵怪异的云，怪异到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群体生态造成了在生活习惯上互相窥视、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恶癖，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寻常生态，给很多杰出人物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不幸，还说人家是“怪癖”。

　　我认为，即使不是艺术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种奇特的生活方式。这不可耻，可耻的是偷窥他们，又容不下他们的人。大而言之，一个把平庸的一致当做生态标准的民族，是可怕的。

　　至于你所说的李白喜欢喝酒，海明威站着写作等，根本说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艺术家太正常是让人遗憾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不少隐潜的怪异，没让大家知道。

　　前一段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个城市街边的银行旁，一个歹徒突然冲到人群里对一个女孩捅了一刀，抢了她的包就跑了。那个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个女孩，直到最后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致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余秋雨：

　　这件事，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一个时代的耻辱。很多路人也许会解释，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不便介入。但是，鲜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会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认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公共空间发生的灾难，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才造成的。这个毛病不改，总有一天大家会在更大的灾难中束手无策。

　　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社会名流、影视明星都纷纷捐款，随后网友们在网上将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名人、明星列入一个个黑名单，进行抨击。您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

　　余秋雨：

　　这种倾向使我非常担忧，因为——

　　第一，大爱的奉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和比较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爱就会陷于尴尬，并大打折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为不捐助者对于捐助者的审判，结果从根本上败坏崇高的捐款活动；

　　第二，捐款途径多种多样，仅从网上查询，很容易搞错。我在灾区看到不少开着大卡车前来捐献的企业家，他们的捐助数量就很难查得出来。我本人捐了五十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小学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由于我必须亲自挑选书籍和设备，就把款项交给一个工作小组来执行，这也无法在红十字会的账目上查到。

　　总之，我不希望把全民参与的一个伟大的救助活动搞脏。我们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习惯于鸡蛋里边挑骨头，把好事折腾成坏事，大家要警惕。

　　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像工地，不断在拆，不断地建，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别提心中的安稳了。请问余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包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拆大建？

　　余秋雨：

　　我们原来的生态实在太落后、太简陋了，可以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因此，“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过几年就安静了。

　　在这个问题上，不少文化人给大家制造了一个误会。他们总是宣称，我们是从和睦的古典社会一步跨入喧闹的现代社会的，因此诱使大家进入了一个“是古典，还是现代”的伪命题之中。

　　其实，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古典”早已过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时代就过去了。而且那时的“古典”也不精彩。后来，兵荒马乱、连年灾害、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多数中国人陷于最低劣的生态之中，现在的“大拆大建”，是针对这种生态而来的。

　　即使被现在一批文人描绘得精彩绝伦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也是一种低劣生态，我长期生活其间，深有体会。狭小而阴暗的房间和楼梯，处处都可以互窥和偷听；没有卫生间，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马桶”的呼声，整个城区臭气熏天；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在生煤球炉，因此臭气又裹卷在呛鼻的煤烟中，使人张不开眼……

　　中国民众有权利过得好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写文章而伪造和美化过往的生态。我们的前辈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们的幼稚强加给他们。

　　周正龙虎照终于被裁定为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围绕这个事件，上上下下一起圆谎。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余秋雨：

　　为假冒伪劣圆谎，大家都只在乎好听而不在乎真实，这是我国近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文化痼疾。我曾惊讶：为什么有关我的全部谣言都能在媒体上一一得逞，而大家都对真实不感兴趣？时间一长终于明白，假冒伪劣已经成了上上下下的一种心理惰性，这便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一种“文化”。

　　在这种文化的弥漫下，我们没有对真伪界线的敏感，没有对虚假扮演的警惕，一旦发现疑点也缺少实证机制和驳伪机制，我们甚至找不到脱伪返真的基本程序。我认为，假虎照事件的被揭穿，是一个偶然事件，中国文化战胜假冒伪劣的功能至今尚未获得。

　　我们未必喜欢假，却已经习惯于假。终于，习惯也成了喜欢。“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就让真实去承担“虚假”的恶名吧。

　　对这个现实，我非常悲观，并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曙光。

　　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一种高速发展的时期了，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古迹被以很快的速度消灭掉了，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资巨大的、规模堂皇的仿古建筑又被建设起来了。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城市发展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余秋雨：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意思：一、古迹必须保护，但也不能把古迹的范围无限扩大，对于保护的项目、内容、数量、范围、方式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论证；二、对于仿古建筑，不能加上“假古董”恶名一概反对，这是现代建筑学家撷取传统风格进行再创造的美学权利，但要力求提高等级，体现整体气韵。

　　城市建设是专业化要求很高的事情，已经建立了很多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和审美标准。对此，城市领导者不应该越过专业意见而武断决定，也不要对于传媒间那些非专业人士的议论过于在意。很多民众和那些喜欢发表意见的文人对于当代建筑的走向非常陌生，多数意见偏向于街坊戏谑式的保守、坐井观天式的幼稚，他们应该获得高层次的专业引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似乎都在盘点三十年来的得失，对于这三十年来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余秋雨：

　　这三十年，在经济上发展很好，在文化上问题很大。八十年代还不错，九十年代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假、大、空”的排场文化盛行，并互相攀比，对民众和领导产生普通误导，以为这就是文化繁荣；

　　第二，文化体制改革速度缓慢，完全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在主流文化领导部门和作协、文联等机构，基本上看不出体制改革的任何大动作，只有近两年才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静；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并越来越走向极端，严重抑制了已经急不可待的文化创新；

　　第四，大量纸质传媒中的文化版面在精神品质上严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冒充民意、伪装正义来攻击文化创造者的阵地，由于这些传媒的官方背景，致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磨损机制已远远超过文化创造机制；

　　第五，文化立法严重滞后，对于打击文化领域的盗版、诽谤、诬陷依然乏力，结果，二十年来文化名家出现的比例小而又小，即使出现了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扑灭的状态。

　　前段时间曾经有人声称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知道秋雨老师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余秋雨：

　　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图。在中国，富裕虽然令人羡慕却缺少话语支持，贫困虽然令人同情却缺少实质帮助。因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很有针对性。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进行理论琢磨，就立即显得简陋了。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办事的地方，一定还有难办之事；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讲话的地方，一定还有难言之痛。那么，官员的宿命就只能是：随说随办，无论贫富。

　　请问秋雨老师，对于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标项目，比如说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新楼，您的观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感慨北京城城将不城，因为长安街一路走过，可能就是万国博览会，您如何看待这个老城里出现的光怪陆离的各类现代建筑呢？

　　余秋雨：

　　我在建筑上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有资格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也会赞成。

　　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展现面向未来的活力。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余秋雨：

　　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吉诃德还可笑了。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余秋雨：

　　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回应“中国作家不是富，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余秋雨：

　　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着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余秋雨：

　　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余秋雨：

　　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诉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第一，呼吁**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要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第二，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遭受天谴，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天地间总有正义。

　　近来内地游客在华尔街骑铜牛，还大喊：“领导骑牛，比牛更牛！”“我们是中国人！”等口号，此事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另一些人觉得此事无关紧要，有的外国人也骑。您对此有何看法？

　　余秋雨：

　　小事情。普通中国人在华尔街的这类举止，虽然有点过度兴奋，却也没有怎么离谱，不存在“损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纽约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随意，我还多次看到时代广场上有一些脱衣牛仔在招摇，过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没有什么人去查问他们的国籍，更不会觉得他们损害了什么群体的国际形象。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松，再放松。

　　前几年全国高校最热的话题之一，莫过于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为了教学评估，各个学校使尽浑身解数，做假教案，重改考试试卷备档，甚至为了搞迎接教评活动的晚会、欢迎领导来校而停课，耽误正常的教学，真是花了血本。同学们人人自危，上课迟到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盛传“如果你在教学评估过程中毁了北大，北大就将毁了你”。诚然，教学评估有意义，客观上改造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教学条件。但是，评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评估的这些年，楼道就可以一直脏兮兮么？迎评促“进”的进步，是真的“进步”么？

　　余秋雨：

　　中国各行业的所谓“上级检查”、“领导评估”，常常成为一种灾难，多数是自欺欺人的过场闹剧。试问，这种“评估”，曾经“评估”出一位大学者，或“评估”出一个抄袭者吗？曾经“评估”出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或“评估”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研究工程吗？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大堆秘书所制作的报表，一大堆空空洞洞的“肯定”和“希望”。季羡林先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对我说：“这种评估，如果认真一点，即使只对全国重点高校，花一百年时间也轮不过一圈。”

　　有一位省委书记深知这种评估、检查对下级单位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大会上宣布：“全省一百二十个检查团、评估团，今天下午全部撤销，立即返回省城做正事！”我一听，在电视机前远远就为他鼓掌。

　　将中国的第一颗探月飞行器命名为“嫦娥”，似乎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彰显和宣传。但是，仔细想来，将中国古典文化和艺术中最具浪漫情调的意象之一，中国的阿弗洛狄特“嫦娥”与一颗没有美感的金属机器联系在一起，发人深思。现代科技其实对传统文化艺术正顺理成章地侵蚀。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侵蚀，甚至是文化想象的替换。“嫦娥”之类，在我们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的心目中，就可以是某种高技术产品的意象了，泛着冷冷的金属光……这并非危言耸听……

　　余秋雨：

　　你的想法太保守了，不像你的年龄。一个古典形象的最大魅力在于超越时空，而超越时空的最佳状态是融入新的时空，而不是让新时空中的一切对自己“肃静”、“回避”。嫦娥既然有勇气飞向月亮，为什么没有勇气飞向现代？

　　另外，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幽默。我第一次看到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穿着满台牛仔服演莎士比亚，一下子适应不了，但在看了半小时之后就为莎士比亚高兴了，发现他真的有能力穿越时空，而且，我仿佛也看到他在剧场上空爽朗大笑。

　　你们那么年轻，千万下要成为因循守旧、咬文嚼字式的老古板。人类史上一切有价值的灵魂都是可以互相对话的，他们都会像飞天一样自由翱翔，这不是谁“侵蚀”了谁，也不是谁“战胜”了谁。这是一种互相“侵蚀”和互相“战胜”，结果指向人类的完整，艺术的永恒。

　　不得不说中国电影，尤其是大制作，偏爱武侠和古装戏。很多人将之归为对“童话”的回归，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我更愿意指出这些片子的一种特质——异时空。电影不断地讲述古代，难道是当代生活的贫乏不足以生长想象么？作为造梦工程的电影，只能在讲述与现实无关的“异时空”时，才能制造出让人获得审美愉悦和观赏快感的“童话”么？对比好莱坞，当代生活照样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获得自由舒展。电影造梦，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当下的生活松绑？中国人电影中的“现实生活”意象，为什么总要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实生活不等于现实主义。

　　余秋雨：

　　很抱歉，我必须指出，你提问题的语言方式太拗，听起来很费劲。

　　以古代武侠编织现代童话，是中国艺术需要经历的一个美丽阶段。因为只有这样的阶段，才能使我们在艺术上真正超拔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局限。用你的概念，只有琢磨了“异时空”，才能知道我们身边的时空。

　　但是我相信，这个阶段不会沉湎很久，观众也没有长期陪伴的耐心。艺术家们在翻越一个山口后不会老是赖在这个山口不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游荡别处，观众们等着跟随他们走新路吧。

　　这一段时间的古代武侠童话题材，也暴露了我们电影艺术家的一个大毛病：实在不会“质朴叙事”。这是缺少文学原创力的证据，一时补不起来。那么多大同小异的炫丽场面，那么多的感觉和哲理，展览得眼花缭乱又苍白无力。如果他们要跳上更高的台阶，必须花大力气修炼“质朴叙事”的功夫。最惊人的想象力，也以“质朴叙事”为基座，例如《指环王》、《哈利·波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瑰宝，古琴一直是很高层、很小众的艺术形式，它伴随着一个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士大夫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而跟着逐渐步入坟墓。但最近几年古琴回热，看起来形势大好，琴也成为大型音乐会的宠儿，但是，古琴的声音不断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扩音设备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同时，又使得古琴音乐精华——极其微妙处（比如细微的吟猱之音）丢失，从文化的层次上说，更抽离了它深刻的文化属性。古琴音乐从来不为悦耳，流行音乐则一定是和“好听”分不开的。高雅艺术走向大众，还是高雅艺术的变质和死亡？

　　余秋雨：

　　又太保守。古琴在古代的地位，显然被夸张了。数量少得可怜的文人士大夫的高雅生态，显然也被理想化了。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整日忙忙颠颠，诗、书、琴、画对他们来说只是“风雅余事”，达到专业水平的不多。诗、书好一些，琴、画的水准大多也只是入门而已，其中尤其是琴，真正能弹的只能是专业琴师，一般文人也不过是摆弄一下罢了。

　　因此，要说古代文人弹古琴没有表演性，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萎弱的不自信状态。等到明末江南有一些官僚文人有能力养琴师了，当时也是不惜四处通知、长期张罗，竭力打造着一个个表演场面。阮大诚家里就是如此，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我们不能用臆想中的古代，来批判现代创作。

　　现代音乐创作中能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美色，应该鼓励。但如果要把古琴曲与民间的原生态音乐相比，我更钟情后者。这一点，我与音乐界的朋友谭盾先生有近似的看法。

　　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维持，往往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中国古典诗词讲求格律，本来是为其“音乐”美，但是，如今，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遵守格律，则不一定和坚持诗歌的“音乐”美统一了。本来合二为一的目标，如今已经不再一致。而且，今人学习古诗词，用今天的语言，也很难再直接、生动、纯粹地感受到它们原初的美，就像是兵马俑一类的出土文物，我们看到的，已经褪去了油彩，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失去颜色的灰色调，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再者，即使今人完全按照诗韵来作诗，那么我们也仿佛是一个盲人在手杖上绘出五色斑斓的图案来，有和无，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余秋雨：

　　你的表达方式也是太“绕”，听起来不太明白，但我大致领会了你的意思。你认为古诗有当时的音律美，但不必在现代依样画葫芦了。我赞成你的想法。

　　你们不知道，我能写一手很纯厚的古典诗词。我从小就背诵大量古诗，感谢中学语文老师刁攀桂、穆尼使我有了这方面的鉴别能力，更感谢大学时代的陈汝衡、盛钟健、范民声老师严格地教会了我写作古典诗词的技巧。后来，陈、盛、范三位古文专家都对我写出的古典诗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我现在完全不写了，因为那些词语方式，与我的真实心情产生了阳隔。前几年，马鞍山市要在李白去世处立一块碑，市民投票让我书写碑文。我提出，如果用辞赋体或文言文来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我要用现代散文来写，才能真实表达我对李白、对长江、对中外游客要说的话。他们同意了，我很高兴。

　　请注意，只要写好了，现代散文也会有一种语言节奏，可以句句入心，句句在口。这种语言节奏，未必比古代音律差。

　　秋雨老师，记得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您说过，如果把文化知识和看文化的眼光来比较，您更希望我们接受您看文化的眼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您的这种眼光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想问您的是，这一年的相处下来，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和建议吗？

　　余秋雨：

　　我很高兴这一年与你们的相处。我已说过多次，本来我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对中国的文化不乐观；自从结识你们，我在文化上也稍稍乐观一点了。当然，还只是“稍稍”。

　　对你们的希望和建议，这一年我零零星星已有不少表述，概括起来是三句话——

　　第一，把善良当做生命的根。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别有所指。你们从过去和现在都会听到很多动人的口号、漂亮的主张，包括那些国际通行的理念，这些都会理所当然地吸引年轻人的心，然而必须注意提出者的“善良指数”。他们如果以诋毁他人、造谣中伤、歪曲事实、幸灾乐祸为基本手段，那就千万不要追随。这是我在“**”中取得的经验，那些“打、砸、抢”的造反派提出的口号，也是“为了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现在下少投机者连“**”造反派都不如，完全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你们一定要防范和警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善良作为生命之根，并以此来衡量世间百态。

　　第二，把创造当做文化的魂。这是针对当前风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而言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创造，中华文化便没有前途，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这些年，文化的误导、政治的需要、大学的风气、民间的无知，造成了对古老话语和故事的盲目崇拜，这是中华文化面临转型和迈进时遇到的一个大泥潭。希望你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快速地移身到创造者的立场上来。为此，你们要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增强对一切创新信号、异态信号、陌生信号、后代信号的敏感能力和吸取能力，千万不要成为装模作样的“伪古董”。更重要的是，你们虽然出身北大，我更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成为文化的讲述者和评论者，而应该力争创造一点什么，从事文学创作、推动创意产业都可以。

　　第三，把自己当做独立的人。这就是说，不要盲从已有结论，不要盲从既定规范，不要盲从官方思维，不要盲从传媒误导，不要盲从众口喧哗，不要盲从多数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大学里的所学、所读、所听，绝大多数都是前人和别人的想法，整个儿是一个“异己的沼泽地”，明明已经被吞没了还觉得“水草丰美”。只有独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而一个人要唤醒并加固独立的人格，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否则，只能使平庸的文坛更加平庸，使杂乱的精神更加杂乱。在当前，年轻人更需要从网民的情绪潮汐中自我解救，独立寒秋，冷眼江湖，厕身人海，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那一点点独立。平心而论，生于今日而求独立，远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们的独立更困难，也更可贵。

　　这三句话，是我历尽半辈子风霜的自处之道，自卫之道，敝帚自珍，且转赠你们参考。人与人之间，生存环境可以千差万别，但生命哲学却处处相通。我与你们深谈了整整一年，彼此的生命也有了关联，因此临别直言，如同家人。

　　最后顺便说一句：你们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而又估计我能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