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西方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创造性思维集体迸发的时代，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这个人类思想史上的神奇时代，充满了惊人的巧合。我为了让大家对中国文化史的思考拓宽到世界视野之中，因此还希望大家在那个时代稍作停留。记得牧笛前两次讨论时曾经提起过“轴心时代”，那还是由你开头吧。

　　王牧笛：

　　我在课外做过一些准备，弄清了一些概念。“轴心时代”这个说法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王安安：

　　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些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在轴心时代的先哲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指导。

　　余秋雨：

　　“轴心时代”，英文是Axial Age。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对全部人类文化史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年代。这个年代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前后两百多年，不太短，但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却不算长。正是这个不算长的年代，左右着人类的整体精神历程。

　　雅斯贝尔斯对于轴心时代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希望大家能记住。他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在人类奠定精神基础和伟大事业中，我们的祖先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不过有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心头。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人类群体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创造力迸发的时代？在我印象中，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的年代靠得很近，孟子、庄子、亚里士多德等人靠得更近。这么多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有趣：为什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开天辟地，而后代子孙那么多年后还只能追随他们，却没有能够超越？为什么人类最精彩的思想创造，集中完成在二千五百年前？对此，你们怎么看？

　　万小龙：

　　雅斯贝尔斯探讨“轴心时代”的时候，还有一个辅助的命题，那就是古印度、古希腊、中国古文明都是独立发生发展出来的，彼此之间没有相互交流和影响。这让我觉得更加奇妙。对于这种奇迹，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历史的偶然，我不相信历史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那里面。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有时候接受一点偶然性也许意味着更客观的分析视角。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后人没有办法超越前辈的创造，一直在追寻先人的脚步？我觉得，原因跟先人创造的学问的性质本身有关。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哲学、艺术、宗教，而不是科学。科学的发现可以因为王具的进步而不断被超越被改写，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扩充，展现了一部不断进步的科学史。而哲学、艺术、宗教却属于另一个范畴，和人类工具的进步、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人未必能超越前辈。

　　王安安：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工艺和艺术之间的区别一样：艺术是可以具有不可超越的、永不磨灭的魅力和力量，而工艺却绝无可能占领永恒的制高点。因为艺术是偶然性的、创造性的，而工艺是可传承的、不断进步的。我觉得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就可以类比为工艺和艺术的关系。

　　余秋雨：

　　你们两位的意见我可能不赞成。千万不要把轴心时代和以后时代的差别，看成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固然，哲学、艺术、宗教，在轴心时代已获得惊人发展，以后的发展是轴心时代建立的精神基础的衍生。科学其实也是如此，虽然看起来成熟于近代和现代，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现代物理学的许多规则，与《周易》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暗合。总之，轴心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关系，是上下垂直型的，而不是横向分割型的。

　　诸丛瑜：

　　我认为这种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东西，划分了构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这个天地当中去做事情。哲学、艺术、宗教，则没有可重复的实验可以检验其对错的，不像科学那样，今后更接近事实、更理性的理论，可以有力、彻底地否定前人。

　　金子：

　　我倾向于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空间上遥不可及的几个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同时开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摆脱蒙昧，驾驭尚未成熟的理性驱驰于广袤无边的思维宇宙。我怀念那个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迸发的时代，因为这种童年的生命力是无法被超越的。知识确实可以不断积累，但是那种新鲜的生命力是很难被超越的，那种新奇喜悦的力量是很难再出现的。

　　余秋雨：

　　说得不错。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尽管有这种无奈，但我们对高山的记忆并不会因此减损。

　　轴心时代的思考，世界上多个古文明都参与了，是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这种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决定了多个古文明的本性，因此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不同特点。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多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八年前我与凤凰卫视的考察队一起实地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目的就是要寻找从轴心时代开始的它们的各自脉络。几度长时期的考察，对我的冲击很大，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刘璇：

　　秋雨老师关于“种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

　　王安安：

　　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外国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

　　余秋雨：

　　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现象未必是本性的外化，不能牵强附会。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

　　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这种以偏概全的急躁，可能是一种学术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