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八年底，在明招山呆了大半年的吕祖安打算回岚山一趟，其实主要还是三件事：
一是要审定一下这半年多的生意账目，规划岚山新的投资方向。这个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他过多操心了，如今岚山的账目都在苏明渊的掌握中。论起打理事务的条理清楚，十个刘二祖也赶不上一个苏明渊，真真是宰相之才啊。你说这天下间，到底埋葬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人呐！
二是要敲定后需各种产品的生产规模、物料进出等等事项。眼下生意越做越大，市场需要进一步拓展。粮食来源也要更加稳定。因此，这次回岚山，除了吕祖安和吕轻侯父子外，又特意安排吕祖泰选了几个管事的掌柜同行。
再就是想要筹备钱庄事宜。现在光是岚山每月进出的钱粮就五六万贯了。加上吕、陈、叶、时、巩等数家在曲阳、北神、密州等地的锥场商贸，每月总有十几万贯的钱粮往来规模。
按照后世的商业经验看，以这十几万贯再去撬动出几十、上百万贯的钱粮资金流量出来，不是难事。吕祖安觉得开办一家能异地通兑的钱庄大有可为。
盘点自己眼下掌握的富裕本金也该有十多万贯。吕祖安原本想先从自家生意做起，慢慢再渗透、吸纳另外几家生意。但吕祖泰在问清钱庄模式后，禀明二位兄长，一下子也入股二十万贯。
此后明招山诸家族闻猎心喜，也纷纷跟庄。陈亮家认股十万贯，叶邽家一万贯，时澜家两万贯，巩丰家两万贯，楼昉家十五万贯，如是就集资到六十万贯。
吕祖安再算算岚山收益进度，又把岚山预期收入的十万贯也丢进来，合计钱庄股本达到七十万贯。众人议定每万贯为一股，钱庄股权分作八十股。其中资本七十股，另外十股自然要便宜吕祖安，做了他的经营酬劳。
原来钱庄之事，在宋代并非新鲜事情，其时便有“金银铺、银铺、交引铺”等钱柜面市，专为兑换钱币，买卖钞引等业务。
吕祖安的钱庄设计，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并刊印发行钱票，用来做钱粮汇兑凭证。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异地汇兑功能，使商贾在经营生意上免除了大量现金携带的烦恼。
此举正是针对此时社会商业发达，南北走私物流兴旺局面设计。想在南北两朝民间、异地“通存、通兑”，避开朝廷对铜钱的管制。
说白了，吕祖安就是参考后世的某些灰色钱庄，一下子就解决了东南众商家的烦恼。其实以南朝商家之精明，之前也未必没人看出这商机。只是如何营运，毕竟没有吕祖安来自后世的各种花哨经验。再说，干成这事的核心是你要在南北朝都能拥有自由贸易的根据地啊。
这就不是一般商人能够解决的事情，但在吕祖安这里就全不是个事情。岚山本就是要割据的，明招山如今变成自家后院，手里又攥着大量超越时代的科技产品，市场占有率爆棚，那还怕啥？
何况吕祖安天生谨慎，初期钱庄筛选的都是些较大物流量的熟悉客户。他们要想做到通兑，便需要在生意做成前先存入银钱，缴纳千五存钱费。到生意完成时，再纳千五取现之费。
异地存取的汇兑费用，也是定在每月百一之数。只不过相对账期延长一些。具体要看路途远近，时间长远。眼下也就集中在明州、温州、台州等东南人脉深厚地方，及楚州、海州、密州这等岚山周边的物流发达场所。
因为南北货运虽然获利丰厚，但风险也大。一般商贾随时被人设局进去，可就钱粮两亏局面。如今有人帮你全解决了。纵然被人弄去银票，也能及时到钱庄挂失补办。这运输钱粮的成本、风险一下子全解决了。
按照吕祖安的计算，这物流一存一取之间，少说也要两三个月。钱庄对外放贷生利是月息百二之数，比之当时“金银铺、银铺、交引铺”等钱柜放贷的百四费用低了一倍。而且时间最长不过三五个月，也就一次生意往来周期而已。
这样大约便会有七八成存入的钱可以拿出来再次放贷生息。而那些商家发现只要把钱存入钱庄不要每次取回，用钱时只需到钱庄办理过户汇兑手续，他就不需要付那两次千五费用，委实便捷、俭省。要知道，此时多数钱柜还要收不菲的存钱费用，保利钱庄算是免费帮你管钱、管账了。
其实这种营运模式，难说比大宋原有钱柜模式高明多少。便是前唐时期，都曾有过类似经营，只是后来都被朝廷收为官有罢了。如今南北朝廷发行的交钞，也多是因此异地贸易才生发出来。
但说是类似，其实本质大不同。不一样的关键在于，南北朝廷的铸币也好，交钞也罢。都是没有“基本金”概念的。如今朝廷发行多少货币，不是根据市场生产出多少产值去衡量，而是根据朝廷需要多少钱去铸造、印刷！
平时倒是还能自制，可到了战乱年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坑！
吕祖安甚至认为，南宋的灭亡，与其说亡于蒙胡的铁骑，不如说亡于经济上的破产。
边事紧张，就滥发交钞。滥发交钞就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就继续滥发交钞。恶性循环，直到朝廷信用破产。于是天下豪强、百姓“不直久矣”。到了那时还不亡国，等着过年啊？
或说有宋一代，他们对于货币体系的认识就是“量入为出”原则。然而等到财政危机、或战乱时代时，就又身不由己地变成了“量出为入”。
说实话，以南宋目前状况，就是在“量出为入”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朝廷、市井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是底层百姓水生火热的凄苦！
“量入为出”作为一项财政原则，几乎是历代朝廷理财的基本法则。两千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王制》就曾最早明确量入为出原则：“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此后两千多年中，“量入为出”原则一直受儒家思想家的热烈追捧，成为约束皇家财政行为，反对横征暴敛的有力思想武器。
“量入为出”作为一项财政原则，在和平时期，大体上都能得到遵守。其被遵守的证据是，不少朝代都非常注重积贮，通过积累财政盈余以应付紧急开支而不是通过临时增税去应付危机。
如宋朝早期的皇帝就曾不断积贮“封桩钱”，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争进行财政储备。
也就是说，中原任何一代王朝从未通过“举债”应付突发事件，也不知“国债”为何物。更不懂在发生大规模战事，财政匮乏，增税缓不济急时，可以发行“债卷”应付事件。
假若勉强说有的话，那就是“卖官售爵”。一般都是作为“昏君、奸臣”的标签存在的。问题是，只要稍稍要点碧脸的皇帝或大臣，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捡这个标签往自己身上贴呢？
好容易混上台面的人物，容易吗我？历史定位还要不要？后人会怎么评价？你以为他不想这些花头啊？所以，多数时候，当朝廷遇到战乱等大型危机时，会自然选择“量出为入”的原则。
与“量入为出”原则相反的，就是“量出为入”。朝廷以支出的需要决定收入的多少。前唐杨炎改“两税法”时，总的原则就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首先计算出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支出数额，然后将此数额税负分配下去。
比如现在的南宋朝廷，要给金国岁币，要养军备边事，要皇家规矩，还要维持庞大的官员高薪体系。它就只能把这些费用先算出来，然后分摊下去。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任凭通货膨胀，百姓流离失所，民间豪强兼并。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不管你有过多少类似的理财手段，吕祖安都不会打怵。因为这件事的背后，还有个更重要的东西，没有被这个时代广泛认知。那就是“信誉价值、品牌力量”。
或许当时人也未必完全不晓得这个道理。但是，朝廷上的事，历来晓得归晓得，做得归做得，一码归一码的好不？
所以如今南朝交钞也是便于携带的，可那玩意贬值得厉害。几乎一天一个价的，到手了就赶紧想法子花出去。谁敢拿去做长途贩运的营生？还不要亏死啊？
南宋的底层社会里，普通人家为何不事积蓄，有钱就要赶紧花掉？还不是被交钞逼的！
而吕祖安却是根据这个时代的物流特点筹划，账期规划的非常清晰。准备金也达到三成，可说万无一失了。便是朝廷有些不开眼的官吏想要横生枝节，偏偏吕祖安的生意跟脚在北朝。
南朝的官儿未必敢去找麻烦，北朝官儿未必能整明白这其间的道理。倒是两不管的方便营生。
再说到“信誉”这玩意，目前也是最不缺的。有吕祖谦这个“东南三贤”的大能在背书，加上岚山物事的新奇巧妙，足以吸引商贾蜂拥而至了，谁会疑他？
何况，如果岚山在大宗贸易上只收自家银票呢？
综合许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一次。因此这次北去，就走的是陆地，打算到了建康再出海去岚山。几人轻装潜行，先去了临安。果然临安的繁花似锦，便是民间百姓也比别处富裕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