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士”火箭引擎经过了300次静态测试、50次飞行测试、290次点火系统测试，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安东尼坐在会议室里，烦躁地抽着烟。

　　路克仍然在华盛顿潜逃，没人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来，可安东尼却被困在这里，听国务院的官僚枯燥地谈论如何镇压古巴山区的叛军。安东尼十分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他们可以直接指挥的卫队不到一千人，所以除掉他们绝非难事——不过没什么意义。如果卡斯特罗被杀了，总有人接替他的位置。

　　安东尼希望做的是到大街上去找路克。

　　他和他的手下已经给哥伦比亚特区的所有警察分局打了电话，要求警方一旦发现任何酒鬼或者流浪汉惹起的事端，一定要详细报告给他们，还要注意那些讲话像大学教授的犯罪者，以及所有不寻常的事情。警察们乐于和CIA合作，他们喜欢这种与国际间谍活动沾边的感觉。

　　国务院的人结束了发言，大家开始了圆桌讨论会。安东尼知道，唯一阻止卡斯特罗这样的人夺取政权的办法是，由美国出面支持一个温和改革派的政府上台。这些共产主义者的幸运之处在于，目前没有这样的危险。

　　门开了，皮特·麦克赛尔溜进来。他抱歉地朝桌子前排的会议主席乔治·库伯曼点点头，然后坐在安东尼旁边，给他一个文件袋，里面有很多警方的报告。

　　几乎每一个警察分局都有不寻常的事情报告。一个漂亮女人因为在杰弗逊纪念堂扒窃被捕，结果警方发现此人竟是男儿身；一些披头士企图打开动物园的笼子，把里面的一只老鹰放出来；一个住在维斯勒-海茨的男人想用一块加了很多芝士的比萨饼把他的老婆闷死；一辆属于一位宗教出版商的货运卡车在佩特沃斯把货物掉在了路上，佐治亚大道的交通被堆积如山的《圣经》阻塞。

　　路克也有可能已经离开了华盛顿，但安东尼感觉可能性不大。路克没有买火车票或者乘公共汽车的钱。当然，他可以偷，但他为什么要费这个事呢？他没有地方可去。他母亲住在纽约，他有个妹妹在巴尔的摩，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没有到别处去的理由。

　　安东尼一边快速浏览报告，一边支起耳朵听他的老板卡尔·霍巴特讲美国驻古巴大使伊尔·史密斯的事情，史密斯不知疲倦地给那些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改革古巴的教会领袖等势力搞破坏，所以，安东尼有时简直觉得史密斯是个克格勃，但史密斯之所以这么做，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个傻瓜。

　　有一份警察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它拿给皮特看。“这是真的？”他怀疑地小声问。

　　皮特点头。“一个流浪汉在A大街和第七大街交叉口袭击和打晕了一名巡警。”

　　“一个流浪汉打晕了一名警察？”

　　“而且那个地方距离我们跟丢路克的街区不远。”

　　“这可能是他！”安东尼兴奋地说。正在发言的卡尔·霍巴特恼怒地扫了他一眼。安东尼压低声音，再次耳语道：“但是，他为什么要袭击巡警？他偷了什么东西吗——比如警察的枪什么的？”

　　“没有，但他干净利落地揍晕了他。警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右手食指断了。”

　　安东尼如遭电击一样浑身发抖。“是他！”他大声说。

　　卡尔·霍巴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

　　乔治·库伯曼开玩笑地说：“安东尼——要么闭上你的臭嘴，要么到外面去说，为什么不出去呢？”

　　安东尼站起来：“对不起，乔治，我马上回来。”他走出会议室，皮特紧随其后。“是他，”安东尼关上门后又重复了一遍，“这是他在二战期间的一贯手法。他用这种办法对付盖世太保——把他们的食指掰断。”

　　皮特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安东尼意识到他说漏了嘴。皮特一直以为路克是个精神崩溃的外交官。安东尼暗骂自己的大意。“我没有告诉你全部，”他说，伪装出漫不经心的语调，“我曾经在OSS与他共事过。”

　　皮特皱眉。“而他战后成了外交官，”他目光敏锐地看着安东尼，“他不只是和他的妻子闹矛盾，对吗？”

　　“对。我敢肯定，原因比这个严重得多。”

　　皮特接受了安东尼的说辞。“听起来，他是个冷血的杂种，就那样掰断别人的手指。”

　　“冷血？”安东尼从未这样想过路克，虽然路克的手法确实无情，“我猜，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还好，自己的无心之失就这样掩盖过去了，安东尼庆幸地想。但他仍然需要找到路克。“这场打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九点半。”

　　“该死。这是四个多小时之前。现在他有可能出现在城市的任何地方。”

　　“我们怎么做？”

　　“派两个人沿着A大街走，给附近的人看路克的照片，看看能否发现关于他行踪的线索，也和那个警察谈谈。”

　　“好的。”

　　“还有，如果你获得了什么消息，不要犹豫，尽管到这个愚蠢的会议上来找我。”

　　“明白。”

　　安东尼回到会议室。安东尼二战时期的好伙伴乔治·库伯曼正在不耐烦地发言。“我们应该派一支特种部队过去，他们都是硬汉，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能把卡斯特罗的垃圾部队全部清除。”

　　国务院的代表紧张地问：“我们需要给行动保密吗？”

　　“不，”乔治说，“但我们可以把它伪装成一次地方冲突，就像我们在伊朗和危地马拉做的那样。”

　　卡尔·霍巴特插嘴道：“请原谅，我提个愚蠢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伊朗和危地马拉的行动要保密？”

　　国务院代表说：“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战术广而告之，这很明显。”

　　“请原谅，但我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霍巴特说，“苏联人知道那是我们干的。伊朗人和危地马拉人也知道是我们干的。该死，欧洲的报纸甚至公开宣布是我们干的！除了美国人民之外，没有任何人被我们愚弄。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撒谎？”

　　乔治愈加恼怒地回答：“要是不加掩饰，就会被国会质询。该死的政客们会问我们是否有这个权利、这样做是否合法，还有那些可怜的、闲得无聊的伊朗农民和摘香蕉的该怎么办等等问题。”

　　“也许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坏，”霍巴特顽固地坚持道，“我们真的在危地马拉做过什么好事吗？很难看出阿马斯政权和一群强盗有什么区别。”

　　乔治的脾气彻底失控。“够了！”他咆哮道，“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讨论怎么喂饱挨饿的伊朗人和给南美农民人权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的工作是维护美国的利益——还有该死的民主！”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卡尔·霍巴特说：“谢谢你，乔治。我很高兴能够弄明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