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一

　　大概是在绍兴住得有点烦腻了，想到外边，其实是北京方面，找点别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么科员之类，这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总之是袁世凯势力很旺盛的时候吧，所以这事就一直搁下来了。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

　　“十一日下午，得朱逷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

　　十二日晚，覆朱逷先信。”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因为他知道我自揣没有能力到大学去教英文学，也无此兴趣的，所以也不用问我的意思怎样，便径自回信谢绝了。朱逷先是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同学八人之一，平常虽然不常往来，却是很承他的关切，壬子年的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当初是课长随后改为视学，也是由他的介绍，这一回的事虽未成，但是其好意总是很可感谢的。其后过了两年，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候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

　　关于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谈，在我们的日记上都没有记载，只于鲁迅丁巳日记的二月项下，有这两条：

　　“十五日，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上午，得蔡先生信。”虽然没有说明事件，可能是关于这事的。二十日得北京十六日信，隔了三天特别寄一封快信去，此信于廿八日到达北京，即日有一封信寄给我，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我在日记上记着三月四日接到北京的廿八日信之后，次日写着：

　　“五日上午，至中校访徐校长，说北行事。”隔了一个星期，又记道：

　　“十一日，得北京七日信，附兴业汇券九十，又挂号信一，内只《群强报》一片，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也。”这里我们查对鲁迅的日记，在三月七日条下写道：

　　“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季茀买书泉卅。”上文汇票九十元的来源是明白了，但是同时寄到那一封挂号的《群强报》呢？当初一看，似乎是大有文章隐藏在后面，值得用显微镜看，或是化学药水去泡，仿佛是什么秘密文件似的，但是仔细的反复一想，这里的用意也就清楚的了解了。先祖介孚公当了二十多年的“京官”，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因此懂得北京的“听差”哲学，有些简直可以和斯威夫忒的《婢仆须知》媲美，我因为得闻绪论，所以也就能够了解此种疑难问题了。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类附寄汇票的信件，照例应当挂号，而这却没有挂，这是一个要点。同时寄来的一封却是挂号信，而信内别无他物，只有《群强报》一片，《群强报》不《群强报》且不去管它，但这总就有了一张挂号回执了，这又是一个要点。两个要点归并在一起，这问题便解决了：寄信的听差忘记了挂号，就将报纸一片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可以消差，至于收件人得到这样怪信，将如何惊疑，则他是不管的了。日记里的话多少还有当时惊异的口气，但当时得到了解答，也就付之不问了，后来见到鲁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只是微笑，说我的推测是不错的，这正是“公子”所干的事。“公子”便是那时所用的听差的“别号”，因为他有那么从容不迫的态度，无论什么困难的事都有应付的办法，自己可以免于“老爷”的责骂，至于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如何则在所不问的。这种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辇毂之下”才有，若是绍兴小地方，那还似乎没有，所以在《阿Q正传》里边，也还缺少这种人物，作者不曾借用“公子”，也正是他描写忠实的地方吧。

　　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我将离去绍兴的一个月以前，那个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终于去世了。他的顽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顶不行者是假道学，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来，特别是关于女色方面，所以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中间，著者“观鱼”是椒生公的胞侄，也只有感慨的说道：

　　“但他到了将近古稀的时候，突然的变了，一反以前的道学面孔，竟至沦于荒谬。”他的儿媳本来并不是怎么的好，现在却更为家人所看不起，于二月廿一的夜里死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死的，入歛的时候亲丁都藉口避忌，躲了开去，只剩下我们几个疏远的本家在场送殓，“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辈，人甚洒脱有趣，看见入歛时无人给死人“捧头”，这本是儿子的职务，他就笑着自告奋勇说：

　　“暂且由我来当临时的孝子也罢。”次日他的儿子仲翔叫我替他做一副联，那时就给他杂凑道：

　　“数十年鞠养劬劳，真是恩并昊天，至今饱食暖衣，固无弗尽由慈荫。廿余日淹留床箦，遽尔痛兴风木，并此啜粟饮水，亦不容长报春晖。”我自己也做了一副，于第三日送过去，其词曰：

　　“白门随侍，曾几何时，忆当年帷后读书，窃听笑言犹在耳。玄室永潜，遂不复返，对此日堂前设奠，追怀謦欬一伤神。”他的一生纯是为假道学所害，在南京的时代尝同伯升给他起一个诨名是“圣人”，觉得这个名字很得要领，实在可以当作他的谥法用了。我于三月廿七日由绍兴起程往宁波，是日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后，随于傍晚下船往曹娥去了。

　　我将启行的前两天，第五中校的同事十四人为我饯别于偏门外快阁的花园。饯行也是平常的事，似乎不值得记，我在这里记的是那地方，因为据今人尹幼莲在《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里所说：

　　“快阁，在城西南三里，宋陆放翁小楼听雨处。”据说放翁诗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句，即是在这里所做的。快阁在常禧门外跨湖桥边，俗称偏门外，正是鉴湖的胜处，近处有桥名为“杏卖桥”，也是用这典故的。但是那七言律诗的题目，却是“临安春雨初霁”，乃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丙午初春在杭州所作，与快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快阁的花园也只是那么一回事，平凡局促的，看不出好处在哪里，和前后看见的娱园与苏州留园一样，虽然大小有点差别。所以我这一回的快阁饯别也只是徒有其名，在花厅里设席宴饮，就那么走散便算了。

　　丁巳年（一九一七）三月廿七日晚，我从绍兴启行，同了我的兄弟和工人王鹤招坐了一只中船，到曹娥埠去。绍兴城至曹娥是一站水路，这是在曹娥江东边，渡江便是上虞县界，地名百官，据传说是虞舜的典故，那时浙江铁路才造了一段，从宁波通到百官镇。我往北京去，这样的走法，目的是顺路从宁波过，一看伯升叔，他在联鲸军舰上任“轮机正”，便是俗语说的“大伡”，那时正停泊在宁波。我们于次日廿八日晨到曹娥，就过江在百官坐火车，八时开车，十一时到宁波，住江北岸华安旅馆。伯升叔来访，因一同进城，至率春楼饮茶，并吃饭，遂回寓，谈至十一时睡。廿九日晨，打发三弟鹤招回去，同伯升叔至新宁绍轮定舱位，饮茶于江岸，旋下船，下午四时半开轮，伯升叔别去。这两天的事情我在这里就照日记所记的直抄了，原因是借此来做一点记念，因为我这算是与伯升叔的最后一次的会面了。查戊午（一九一八）年日记一月项下记云：

　　“廿七日，得廿三日家信，云升叔在宁病故。”后来检查关系文件，云在阴历十二月初九日身故，可能这就是一月廿一日，次日得到电报，又次日乃寄此信。这样计算起来，他也是刚得年三十七岁，就是俗传过了本寿，同我的父亲正是一样。他虽然是我的叔父，但是比我只大得两岁，从前在家里念书，后来进南京的学堂，也有好几年全在一起，关系都是很好的，如今回想起来，绝无一点欺侮或什么不愉快的事迹。他为人很聪明，但只是不用功，性喜玩耍，可是性情和易，不喜欢和人闹别扭，他对于我们小辈尚且如此，何况并辈以及他所视为尊长的人呢。他平常对于我的祖母和母亲都非常尊敬，常说“长嫂如母”的古老话，因此对于家里其实是我的母亲做主代定的婚姻，也不敢表示反抗，终于酿成家庭的悲剧。母亲也有她自己的旧的看法，她常说道，一家的主妇如不替子女早点解决婚事，那就失了主妇的资格。她替伯升订定了松陵傅家的一头亲事，伯升见不能躲避，于壬子十一月廿四日结了婚，带到武昌去，不久却回来了，当初不敢抗争，后来想要离婚，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了。到了伯升死后，家里有一个傅氏太太，当地又有一个徐氏太太，和一个小孩据说还有遗腹，抚恤费除还债余剩只有二百五十元，四六分得，有小孩的多得了五十元，就是这样了事了。我在这里详细的把这事写出来，意思是给伯升做个供养，说明他的善良成为他的缺点，而尊长的好意乃反是祸根，想起来时是很可叹息的。

　　我此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过去在南京时代很有关系的椒生公和从小就是同学似的伯升，适值都在这个时期过去了，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吧。

　　一〇六 从上海到北京

　　范啸风在《越谚》卷上，占验之谚第六载，“长江无六月”，注云：

　　“越人皆有四方之志，不敢偷安家居，无六月者，言其通气风凉，虽暑天亦可长征也。”其实各处的人都不敢偷安家居，如冯梦龙在《笑府》里讲“余姚先生”的故事，说道：

　　“余姚师多馆吴下，春初即到，腊尽方归，本土风景反认不真，便见柳丝可爱，向主人乞一枝寄归种之。主人曰，此贱种是处都有，贵处宁独无耶？师曰，敝地是无叶的。”——话虽如此，长江这条路我的确有点儿怕。它要经过全国顶有名的都市，即是上海，从前是诸恶毕备，平常的人偶尔通过，便说不定要吃什么亏的。我往来南京学堂，过去曾经走过十几回，总算幸而没有碰到什么，这回从宁波到上海，却不意着了他们一回道儿。我坐了“新宁绍”客船到上海，到埠之后却没有客栈接客的上去，便只好叫茶房帮忙，雇了一辆黄包车，到山西路周昌记客栈里去。那拉车的江北人，似乎开头便打主意，拉了一段路说要换车，我也不加警惕，就下了车，拉车的就向我身边紧挤，这一挤便把我放在衩袋里的一个名片钞票夹子掏了去了。换坐的车子也不好好的走，似乎老在拐湾，又脱下夹衣，放在我脚下的皮包上头，费了好些工夫，这才引起我的怀疑，叫他站住，他不听命令还想前去，我就一手提了皮包，一手按住车沿，蹦了下来，这时拉车的就一溜烟的奔向一边去了。我跳下来的地方，适值前面有巡警站岗，他听我的陈述以后，说道：

　　“可惜他逃到那边界线外去了，没法再去找他。”似乎这是中国地方和租界分界之处，我因为不明白情形，所以也弄不清楚。从那里又坐车到山西路，这回总算平安无事的到了。查衩袋里的失去的名片夹子，其中有几张名片，两块现洋和几个角洋，损失还不大，但是危险的乃是那个皮包，它只是帆布所做的，上边带有锁钥，也是值逢其会，我在从轮船上下来的时候，碰巧把它锁上了，那车夫假装脱衣服，便动手想把它打开，却是没有能够，这里边却是有好些现款，其未被掏摸去，真是侥幸万分了。这一回我算是请教了“扒儿手”一次，大概他们的技艺并不是很高明的一种，而自己也实在是够迟钝的了，所以受到这一个小损失。北京竹枝词有云：

　　“短袍长褂着镶鞋，摇摆逢人便问街，扇络不知何处去，昂头犹自看招牌。”这虽然是说北京的考相公的事，但在码头上受骗的人总归是寿头码子，其迂阔是一样的。我也曾听老辈的教训，说“出门”的时候应该警惕的事，便是要到处提防，遇见人要当他骗贼看，要尽量的说诳话，对于自己的姓名和行踪，也可能要加隐讳，不过听了不能照办，也是枉然。大约这事须得要居心刻薄，把别人都当小偷看待，才能防备得来，不是平常听几句指示的话，所能学得这种本领的。

　　从上海到北京，虽然已是通着火车，却并不是接连着，还要分作三段乘坐。第一段是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的下关，称作沪宁铁路，随后渡过长江，从浦口直到天津，是为第二段的津浦铁路，这时还要改乘第三段的京奉铁路，乃能到达北京。到得坐上了浦口列车，这趟旅行才算是大半成功，可以放了心，其实如误了点，在天津换不了车，也仍是有问题，不过那并不算是什么，因为京津近在咫尺，所以觉得已经到了家门口了。从下关一渡过了长江，似乎一切的风物都变了相，顿然现出北方的相貌，这里主观的情绪也确实占大部分势力，叫人增加作客之感。那列车也似比江南的要差些，但是设备虽然稍差，坐在上面的感觉却并不坏，原因是坐的是二等车，这车上大抵是走津浦远道的才坐二等，近路的便都不坐，所以列车很是宽畅，我们一人不但可以占用两个坐位，而且连对面也都占用了，夜间车上的茶房给垫上一片什么板，成为急就的卧铺。大概在乘客和茶房中间，成立一种心照不宣的约束，这边在相当时期特别给予相当丰富的酒钱，那边也就随时供给设备，足以供一宵的安睡了。我知道这个情形，所以虽然初次乘车，却是无事的到了北京，于四月一日下午八时下车，径自雇洋车到了绍兴县馆里来了。

　　一〇七 绍兴县馆一

　　绍兴县馆当时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这地方有点不大好，因为是个南北胡同，北头的就叫北半截胡同，它的出口即是那有名的菜市口，——是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共弃之，就是古人所说的“弃市”。在那时没有几年前，戊戌政变时杀“六君子”，庚子义和团起事时杀那“三忠”和许多难民，都在那地方，就是西鹤年堂药店所在的丁字街口。似乎明朝杀人还在靠北，因为我看那明末的有名屠杀案之一的剐郑鄤案的纪载，是在西四牌楼举行的，那里一个牌楼标明“大市街”字样，便说明是那遗迹，但现在那牌坊却早已不见了。或者在清朝早已改在菜市口，所以这里就发生了一种神奇的传说，说在“弃市”的那一天夜里，那里常出现一只异乎寻常的大狗，来舔血吃，偶然被人看去，便一道火光，冲上天去，人们才知道它是“神獒”，不是普通的狗。我们不在三更半夜里出门的人，轻易不会得遇见它，但是那与众共弃的人，却不免有碰见的可能，有如我过去在故乡清早上“大街”去，走过轩亭口，那时路上还没有行人，却看见有两个赤脚朋友，倒卧在街心，——轩亭口也是一个丁字街，与菜市口一样，上身合盖着一张草荐，虽然没有揭起来看，但我知道大概是没有头的。还有一回是在南京，徒步走过制台衙门，在前面的马路边上，看见躺着一个死尸，赤膊反剪着两手，身子颇为肥壮，穿了一条类似绸类的袴子，头也没有了，但是杀得很是高明，旁边挖了一个小坑，血都聚在里边，没有乱喷。我从旁边走过，看得很是清楚，心里纳闷，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近处又无一人可以打听，我便只能独自推想，这大约是衙门里的人，因为坏事发觉，赶紧请“王命”把他干掉了，俾大事化小，这也是一种标准的官僚主义吧。这两回的经验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可是至今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印象，终于不能忘记，幸而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杀人换了地方，不再在菜市口，改在天桥了，使得我们出入自由，夜里固然免得遇着神獒，白天也不至于遇到什么东西，会得引起了梦魇。

　　绍兴县馆在名义上是绍兴县人的会馆，所谓会馆乃是来北京应考的人的公寓，有些在京候补的官，自己没有公馆的或者也住在那里。这是山阴会稽两县的人所共有的，从前称为“山会邑馆”，自从宣统年间废除府制，将山阴会稽合并，称作绍兴县以后，这也就改称为“绍兴县馆”了。但是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这不够古雅，於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使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皆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不很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旧绍兴府属八县的会馆，向来也称为“越中先贤祠”，这原因自然是先贤始自范蠡（？是否待考，但里边没有汉代的王充，因为李越缦说他讲父亲的坏话，所以把他扣除了！）那时没有绍兴府名称呢。一总计算起来，浙江十一府的名号，绍兴要算顶是寒伧的了。我之所以讨厌这个名称，其理由完全是为了那第二个，其实假如他用了“建炎”两字做地名，那就没有这样可憎，因为里边颂圣的份子比较的少了。

　　从前的山会邑馆里也有一间房间，供奉着先贤牌位，这是馆里边的正厅，名字叫做“仰蕺堂”，一望而知是标榜刘蕺山的了，因为这里既然没有那为李越缦所不喜欢的王仲任，连王阳明与黄太冲都不在内，这是因为他们是外县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招牌便落下在《人谱》著者的身上了。我虽是在会馆住过三年，但对于先贤是哪些人，终于没有弄清楚，其原因固然由于对刘蕺山等人没有什么兴趣，那仰蕺堂终年关闭，平时不好闯进去，一年有春秋两次公祭，我也没有参加过。公祭择星期日举行，在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我们在十点钟以前逃往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慢慢回来，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一切都已恢复了以前的寂静了。

　　一〇八 绍兴县馆二

　　上边写的是关于绍兴县馆的外面情形，这里想来把会馆里面说明一下子。这虽如此，我对于里面的事或者比较外面知道得更少，也未可知，仰蕺堂是会馆里南边一部分，我尚且不曾走到过，何况是与我们无关的西北方面呢。去年夏天，鲁迅博物馆的干部来邀我同去，一看那里“补树书屋”的现状，以及所谓藤花馆是在哪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看得。诚然是门庭院落依然如故，那圆洞门已经毁坏，槐树也不见了，补树书屋做了什么车间，狼藉不堪，没有能进去，至于西北一部分，更是住民杂乱，看见有人进来了，纷纷质问，是不是“房管局”的人，来干什么的？我们只得乘兴而来，却是扫兴而退了。不过现在所记的乃是四十多年前的绍兴县馆，在记忆中还是完全无损的，有去年夏天所见现状的对比，似乎过去一时的这影象更是着实实在，这里来纪录一回，或者不是多余的吧。

　　会馆在南半截胡同的北头路东，门面不大，有魏龙常所写的一块匾，文曰绍兴县馆。他是山阴县人，但生长在广西桂林，他能写魏碑，那块匾大概也是那一体，却是记不得了，只记署名魏，这是他后来的改名。他在绍兴很有点名气，说是他能打拳，后来知道这种传说很普遍，高伯雨著《听雨楼杂笔》中有一篇《精于技击的诗人魏铁珊》，就是讲他的故事的。说他会“壁虎功”，即学壁虎爬墙壁，但是他却比那师父要高一着，便是他能“以背缘壁”而行，这就是在四脚有吸盘的壁虎也敬谢不敏了。幼时听见先君讲魏龙常的一件故事，说他能纵跳如飞，做秀才的时候曾在镇东阁上头挟妓饮酒，镇东阁在府横街的西头，与杀人的轩亭口遥遥相对，其北接近绍兴府的衙门，是差役聚集的地方。这事为他们所知道，自然认为讹诈的好机会，便有几个差人走上前去恐吓他，意在敲竹杠。魏龙常一声不响，只提起一个差人来，向窗外一扔，这镇东阁至少乃是同小城门一样的高，如一个摔到地上，一定粉身碎骨了。魏龙常却随即一跳，自己也纵身而下，在还未到地的时候，将差人一把抓住，以是没有跌死，但也吓的几乎昏过去了。故事是这么说，不过这里应当有一点订正，似乎应当说魏龙常抓住差人，和他一起从窗子上跳下，这才可能把差人吓了而没有摔死，因为若是先后跳窗便不能同时落地，他纵有内功，但不可能与这物理的定律争胜的。我是一个少信的唯物论者，但是平常很不愿意给人家扫兴，所以讲神异的传说的时候也竭诚静听，所谓“姑妄言之姑听之”是也，可是假如要收入我的文章里去，便不得不稍稍有所订正了，虽然上文所说的故事乃是我父亲对我们讲的。他本来也是无鬼论者，不过也是随便讲新奇的故事，没有注意到不合事理的情形，而且要找漏洞那么别的还有，魏龙常既是生长桂林，那么这在绍兴闹事也似乎可成为问题了。为了一块匾的事情，不料引起技击内功的议论来，这实在是节外生枝，可以结束了事。

　　现在我们来说会馆内部的情形吧。上边已经说及，我所能说的只是会馆里边的一部分，即是进门靠南的两个院子。藤花馆是在西北方面，但鲁迅于丙辰（一九一六）年五月搬往“补树书屋”了。日记里说：

　　“六日晴，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这补树书屋便在会馆南边的两个院子的里进。一进大门的过厅，右手的门里就是第一进的一个大院子，北京房屋在城外的与城内构造大不相同，城里都是“四合房”，便是小型的宫殿式，城外却是南方式的，一个院子普通只是上下两排，这里就是这个样子。在大院子的东西方面，各有房屋一排，上边是正厅三间，南边留一条过道，下边大约四间，前面都有走廊，靠北一带也有廊，为的是雨天可以不走湿路。从南边过道进去，是为第二进的院子，路南的墙上有一个圆洞门，里边朝东四间房屋，在第二间中间开门，南首住房一间，北首两间相连。院中靠北墙是一间小屋，内有土炕，是预备给用人住的，往东靠大厅背后一条狭弄堂内是北方式的便所，即是蹲坑。因为这小屋突出在前面，所以正房北头那一间的窗门被挡住阳光，很是阴暗，鲁迅住时便索性不用，将隔扇的门关断，只使用迤南的三间。靠近圆洞门的东头有一株大槐树，这树极是平常，但是说来很有因缘，据说在多少年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这里吊死了，可能就是这棵槐树上，在那时树已高大，妇女要上吊已经够不着了，但在几十年以前或者正是刚好吧。因此之故，会馆便特别有这一条规定，凡住户不得带家眷，这使得会馆里比较整齐清净，而对于鲁迅亦不无好处，因为保留下补树书屋，容得他搬来避喧，要不然怕是早已有人抢先住了去了。

　　一〇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补树书屋是一个独院，左右全没有邻居，只有前面是仰蕺堂，后边是希贤阁，那里我没有进去看过，听说阁上是供着魁星，差不多整个书屋包围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槐树绿阴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的槐树虫，遍地乱爬，有点讨厌。成虫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时候，在空中摆荡，小孩们都称之为“吊死鬼”，这又与那故事有点关联了，不过它并不“吊死”，实在是下地来蜕化的，等到它钻到土里去，变成小胡蝶出来的时候，便并不觉得讨厌了。“补树”不知道是什么故典，难道这有故事的槐树原是补的么？总之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房屋里边有一块匾写这四个字，也不晓得是谁所写的，因为当时不注意，不曾看得清楚，现在改作工场的车间，怕早已不见了吧。

　　这三间补树书屋的内部情形且来说明一下。中间照例是“风门”，对门靠墙安放一顶画桌，外边一顶八仙桌，是吃饭的地方，桌子都极破旧，大概原是会馆里的东西。南偏一室原是鲁迅住的，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那一间里去了。那些房屋都是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到了夏季，上边糊一块绿色的冷布，做成卷窗。我找了一小方的玻璃，贴在自己房的右手窗格里面，可以望得见圆洞门口的来客，鲁迅的房里却是连冷布的窗也不做，说是不热，因为白天反正不在屋里。说也奇怪，补树书屋里的确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给挡住了。这房屋相当阴暗，但是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虽然门外面的青虫很有点儿讨厌。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是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年旧日记，里边便有三四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在日记上有无记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都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小茶几，在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朝华夕拾》中间有一篇讲到猫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与这有关的。

　　南头的一间是我的住房兼作客室，床铺设在西南角上，东南角窗下一顶有抽屉的长方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北边靠板壁是书架，里边并不放书，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下隔堆着些新旧报纸。书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书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过四人时，可以利用床沿。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盅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人吃的也只是这一种。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长班的儿子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的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就是李越缦等有些名人都赏识过的广和居，有些拿手好菜，例如潘鱼，沙锅豆腐，三不粘等，我们大抵不叫，要的只是些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要怀疑是从什么躄脚的小饭馆里叫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个铜元罢了。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这就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至深夜，用人在煤球炉上预备足了开水，便也径自睡觉去了。

　　我们在补树书屋所用的听差即是会馆里老长班的大儿子，鲁迅戏称之为“公子”，而叫长班为“老太爷”，这两个诨名倒是适如其分，十分确切的。公子办事之巧妙而混，我在前回的挂号寄一片《群强报》这一件事里已经领教过了，长班的徽号则是从他的整个印象得来的，他状貌清瘦，显得是吸雅片烟的，但很有一种品格，仿佛是一位太史公出身的京官。他姓齐，自称原籍绍兴，这可能是真的，不过不知道已在几代之前了，世袭传授当长班的职务，所以对于会馆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在那时已经将有六十岁了，同治光绪年间的绍兴京官他大概都知道，对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介孚公一时曾住在会馆里，或者其时已有不住女人的规定，他畜了妾之后就移住在会馆近旁了。鲁迅初来会馆的时候，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两位姨太太，怎么的打架等等。这在长班看来，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如李越缦也有同样情形，王止轩在日记里写得很热闹，所以随便讲讲，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来谈，许多他所知悉的名人轶事都失掉了，也是一件无可补偿的，很可惜的事情。

　　一一〇 北京大学

　　我于丁巳年四月一日晚上到了北京，在绍兴县馆找好了食宿的地方，第二天中午到西单牌楼教育部的近旁益锠大菜馆同鲁迅吃了西餐，又回会馆料理私事，三日上午叫了一辆来回的洋车，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访问蔡孑民校长，接洽公事。从南半截胡同坐洋车到马神庙，路着实不少，大约要走上一个钟头，可是走到一问，恰巧蔡校长不在校里，我便问他家在什么地方，这其实是问得很傻的，既然不在学校，未必会在家里的，不过那时候胡涂的问了，答说是在遂安伯胡同多少号。我便告诉车夫转到那里去，不过我的蓝青官话十分躄脚，说至再三也听不懂，后来忽然似乎听懂了，捏起车把来，便往西北方面走去。假如其时我知道一点北京地理，便知道这方向走的不对，因为遂安伯胡同是在东城，那么应该往东南方面才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只任凭着他拉着就是了。后来计算所走的路线是，由景山东街往北，出了地安门，再往西顺着那时还有的皇城，走过金鳌玉桥，——提起这桥来，有一段故事应当说一说，民国成立后这一条走路是总算开放了，但中南海还是禁地，因为这是大总统府所在，照例不准闲人窥探，而金鳌玉桥却介在北海与中海之间，北海不得已姑且对于人民开放了眼禁，但中南海却断乎不可，所以在南边桥的上面筑起一堵高墙来，隔断了人们的视线，这墙足有一丈来高，与皇城一样的高，我们并不想偷看禁苑的美，但在这样高墙里边走着，实在觉得不愉快的很。感谢北伐成功，在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墙才算拆除，在金鳌玉桥上的行人于是可以望得见三海了。且说那天车子过了西压桥，其时北海还没有开放做公园，向北由龙头井走过护国寺街，出西口到新街口大街，随后再往西进小胡同，说是到达地点了。我仔细一看，乃是四根柏胡同，原来是车夫把地名听错了，所以拉到这地方来，这倒也罢了，而这四根柏胡同乃是离我现在的住处不远，只隔着一两条街，步行不要三五分钟可到，所以来时的这一条路即是我后来往北大去的道路，实在可以说是奇妙的巧合了。从四根柏回南半截胡同去，只是由新街口一直往南，走过西四牌楼和西单牌楼（那些牌楼现今都已移到别处去，但名称还是仍旧留下）出宣武门，便是菜市口了。

　　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访蔡校长，又没有见到，及至回到寓里，已经有信来，约明天上午十时来访，遂在寓等候，见到了之后，则学校功课殊无着落，其实这也是当然的道理，因为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那时因为袁世凯筹备帝政，需要用钱，令北京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所以北京的中交票落价，一元只作五六折使用，却也不好推辞，便即留下，在北京过初次的夏天，而这个夏天却是极不平常的，因为在这年里就遇见了复辟。

　　十二日上午又至北京大学，访问蔡校长，答应国史编纂处的事情，说定从十六日开始，每日工作四小时，午前午后各二小时，在校午餐。这时大约因为省钱，裁撤国史馆，改归北大接办，除聘请几位历史家外，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一个是沈兼士，主管日本文，一个是我命收集英文资料，其实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这种职务也是因人而设，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说的。其时北京大学只有景山东街这一处，就是由四公主府所改造的，设有本科，北河沿的译学馆乃是预科，此外是汉花园的一所寄宿舍，通称东斋，后来做文科的“红楼”尚在修建未成，便是大学（即后来的第一院）的大门也还在改修，进出都是从西边旁门，其后改作学生宿舍，所谓西斋的便是。但是校中并没有我们办事的地方，沈兼士是在西山养病，我只是一个人，结果在图书馆的堆放英文杂志的小屋里，收拾出地方来，放上桌椅，暂作办公之用，一切由馆员胡质庵商契衡招呼，午饭也同商君一起在庶务课品吃，所以说也奇怪，我在北大为时甚久，但相识最早的乃是庶务课的各位职员，这可以说是奇缘了。我还记得在那里等待开饭，翻看《公言报》与《顺天时报》，一面与盛伯宣诸君谈论时局的情形，如今已事隔四十余年，盛君也已早归道山了吧。

　　一一一 往来的路

　　四月十六日以后，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学上班，地点是图书馆的单独一室，这图书馆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妆楼，广阔的几间楼房，涂饰得非常华丽，我的办公室乃是孤独对立的小房，样子似乎寺庙的钟鼓楼，不知道是什么用的，原来也很不错，如今被旧杂志堆放得没有隙地，实在有点儿气闷。但是我在那里却也过了些有趣的时光，在那旧杂志上面找到几篇论文，后来由我翻译了，登在《新青年》上面，这是一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另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胡质庵是福建人，当时是图书馆的最高的职员，但是似乎身体不大好，后来于六月底因患猩红热死去了。商契衡则是绍兴的嵊县人，原是鲁迅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其后在北京大学毕业，鲁迅曾供给他的学费，在日记上常有纪载。

　　我从绍兴县馆往北京大学，经常往来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一是由菜市口往东，走骡马市到虎坊桥北折，进五道庙经由观音寺街，出至前门，再经南池子北池子走到北头，便是景山东街了。其二是一直往北进宣武门，由教育部街东折经绒线胡同和六部口，走出西长安街，再前进时是天安门广场，过去便是南池子，以后的路和前边一样，但不到天安门也可向北进南长街北长街，这一条直街是和南池子并行的，北头直通北海的三座门大街，往东去经过景山前街。这里是故宫的后门神武门所在，宣统在退位之后还保留皇帝称号，他便在这里边设立小朝廷，依旧每天上朝，不过悉由后门出入罢了，我午前往校经过此处，就常见有红顶花翎的官员，坐了马车进宫，也有徒步走着的，这事在复辟败后尚未停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还看见有一辆驴子拉的水车，车上盖着黄布，这乃是每天往玉泉山取水，来供给“御用”的，但是这似乎不久停止，因为清宫里随后也装了自来水了。

　　北京的街路以前是很坏的，何况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交通不便，许多地方都不能通行，须要绕一个大圈子，我到北京的时候看着南北池子这条马路，是正方开辟的。至于小胡同的难走，是很有名的，我的住处外边一条胡同叫作“前公用库”，每到秋天久雨，便泥水一滩，废名走过这里，遇见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太婆在太息说，这条路怎么总是这样的难走，便可以想见它的年代久远了。这是到了近来的这几年，才算改好了。因为这个缘故，街上的有些景象也改变了，譬如“泼水夫”，便已绝迹，只剩下陈师曾在《北京风俗图》中留下的一幅画，两个人都穿着背有圆图的号衣，脚下马靴，头戴空梁的红缨帽，一个手握木勺，一个侧着水桶，神情活现，但是现在的人已经不能了解，因为早已不曾看见过他们了。此外还有一种是扫雪的人，我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曾经做过一首诗，题曰“两个扫雪的人”，是在天安门前车上所作，便录在这里：

　　“阴沉沉的天气，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

　　全没有车马踪迹，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这种人夫在北京也已经不见，而且说起来也很奇怪，似乎近来这若干年里，雪也的确少下，仿佛是天气也是多少有了变化了。

　　一一二 复辟前后一

　　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当时袁世凯死了，换了一个全无能力的黎元洪当大总统，一切实权还在北洋派军阀的手里，而国务总理是段祺瑞，正是袁世凯的头号伙计，因此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两方面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他们逐渐的结合起来，联合所谓“督军团”，与当时的中央政府相对立了。我在北大庶务课所看的《公言报》《顺天时报》上时局消息，便都是关于这一件事，《公言报》是他们的机关，《顺天时报》则是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一向是幸灾乐祸，尤其是颠倒黑白，没有什么好话了。督军团的首领是有名的两个坏人，即是徐州的张勋和蚌埠的倪嗣冲。倪嗣冲已经够反动的了，张勋更是不法，自己做了民国的官，却仍以前清遗老自居，不曾剪去辫发，不但如此，而且招用有辫子的军队，便是所谓“辫子兵”，驻屯山东一带，凡旅行过那地方的人无不怀有戒心，怕被扰害。鲁迅一九一三年日记六月项下，便有云：

　　“二十日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现今的人，没有见过“辫子兵”的恐怕不能想像那时情景吧，因为一个人如剃去头上四周头发，只留中间一块，留长了梳成一条乌梢蛇似的大辫，拖在背上，这决不是一种好看的形相，如果再加上凶横的面目，手上拿着凶器，这副样子才真够得吓人哩。如今听说这位张大帅将以督军团首领的资格，率领他的辫子兵进驻京津，这岂不是最可怕的恶消息么？

　　在当时风声很紧，正是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却个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灾难，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我说不大，因为这只是一场麻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转成肺炎，是并无什么危险的。但这里我又说是不小，则因我终究不是小孩了，已经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这种病是颇有危险，因为发热很高，颇有猩红热的嫌疑，但是我信凭西医的诊断，相信这是疹子，不过何以小时候没有出过，直到成人以后再出，则与我在四岁时候的出天花，同是不可解的事情。当时热高的时候，的确有点儿危险，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我现在来抄录当年一部分的旧日记在这里，这是从五月八日起头的：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

　　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

　　“廿六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廿八日晴。上午季茀贻炖鸭一器。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罗古勃及库普林小说集各一册。”

　　“六月三日晴。午服狄博尔药已了。”

　　“五日晴。上午九时出会馆往大学，又访蔡先生，下午一时返。”

　　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过程，日子并不算怎样长，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来了，那天里已可理发，而且在第二天许季茀送一碗菜来，吃时觉得特别鲜美，因为那时候似乎遍身都蜕了一层皮，连舌头上也蜕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种感觉，但是过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长上舌苔了。鲁迅在《彷徨》里边有一篇题名“弟兄”的小说，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写这件事的，虽然也是“诗与事实”的结合，但大概却是与事实相合，特别是结末的地方：

　　“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脸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又说收到寄来的西书，这就与上面所记的廿八日的事情相符，不过小说里将书名转化为“胡麻与百合”罢了。但是小说里说病人“眼里发出忧疑的光，显系他自己也觉得是不寻常了”，那大抵只是诗的描写，因为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并未觉得自己是恐怕要死了，这样的事在事实上或者有过一两回，我却总未曾觉到，这原因是我那么乐观以至有点近于麻木的。在我的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瘄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心里起了一种恶念，想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后来在小说《弟兄》末尾说做了一个恶梦，虐待孤儿，也是同一意思，前后相差八年了，却还是没有忘却。这个理由，我始终不理解，或者须求之于佛洛伊德的学说吧。

　　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

　　复辟之变，是由张勋主动，但实在是暗而懦的黎元洪叫他进京的，结果是由段祺瑞利用了做他政治上的资本，这手段可以说是巧妙极了，于是黎元洪被封为武义亲王，只好逃进东交民巷去，段祺瑞却以讨逆军总司令出现，“再造共和”，成为内阁总理，只落得张勋成为“火中取栗”的猴子，也逃到荷兰公使馆里去躲去了。不过在那黎段交恶，督军团与议院对立，事情日益恶化的那时间，情形是够紧张的，我还记得于六月廿六日往北京大学时，走访蔡先生，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意见，他只简单的说道，只要不复辟，我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是没有料到在五天工夫里边，这件事却终于实现了。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这感情没法子来形容，简单的方法只可打个比喻，前回匈牙利事情逐渐闹大，到了听说连“红衣大主教”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了，那种感觉多少有点相近，虽然那时所听的是属于外国的事情。当时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节云：

　　“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出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在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现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我们既然没有资力逃难，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是向城里面退，结果是集中于外城的天坛，和内城南河沿的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避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会馆在外城的西南，地方很是偏僻，难免觉得不安，便于七日搬到东城，我在日记上只记录着：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一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同日的鲁迅日记则比较详细，文云：

　　“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以下都是我的日记：

　　“九日阴。托齐君打电报至家，报平安。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半而了矣。出至八宝胡同，拟买点心，值店闭，至崇文门大街亦然，遂返。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出售粮食，在东裱褙胡同。鲁迅同日日记所记颇详，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这底下又是根据我的日记：

　　“十三日晴。上午同大哥往访铭伯季茀二君，饭后至会馆一转，下午三时后回饭店，途中见中华门匾复挂上，五色旗东城已有，城外未有。晚饮酒，夜甚热。

　　十四日晴。上午十时先返寓，大哥随亦来，令齐坤往取铺盖来，途中五色旗已遍矣。改悬竹帘于补树书屋门外，稍觉凉爽。”

　　那一天的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除，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

　　一一四 复辟前后三

　　在旧笔记稿本中，找到一篇小文章，题曰“丁巳旧诗”，是关于那时的事情的，现在便抄录在这里：

　　“偶然整理二十年前故纸，于堆中得一纸片，写七言绝句二首云：

　　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其一。）

　　落花时节无多日，遥望南天有泪痕，槐茧未成秋叶老，闲土偶坐黄昏。（其二。）末署曰，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以诗意与时日考之，可知是为张勋复辟战后之作。查旧日记，七月二十一日项下只记云，阴，上午雨，终日未霁。但十八日云，得丸善书店五日所寄劳茀尔著《支那土偶考》第一分一册。诗中所即系是书，斋中虽有若干六朝土偶，但块然一物，不能也。张勋率辫子兵驻于天坛，战败乃只身逃入东交民巷，前门为商会所在地，本事惜不复能详，大抵当时多有奇论怪话，第二首云南天何事，今亦已不复记忆矣。其时寓居南半截胡同旧邑馆，院中有大槐树，相传昔有乡人携眷居此，其妾缢死此树下，后遂定例馆内不得住女眷云。每至夏日，槐蚕满地，穴土作茧，故诗语及之。菖蒲溇人谢甲携妾来避难，馆中人共哄，在院外争执，力竭声嘶，甘乙出而调停，许留一宿，其事始解。乙为内务部司官，为鲁迅之三味书屋同学，常督其幼子读《古文观止》，朝夕出入，遥闻其哀吟声，为之恻然，自己虽曾在书房读过旧书，殊不知古文之声，其悲切乃如斯也。因槐茧而想起当年的邑馆，牵连书之，事虽琐碎，亦殊可记，廿余年前往事多如轻尘过目，无复留影，偶得一二事，亦正是劫灰之余，致可珍重者也。”

　　关于谢甲的事，鲁迅日记上一点都没有记载，在我的日记里却记的颇为详细。其文云：

　　“六日晴。下午客来谈。傍晚闷热。菖蒲溇谢某携妾来避难，住希贤阁下，同馆群起难之，终不肯去，终乃由甘润生调停，许其暂住一晚。闲谈，至一时半始睡。”那时我们觉得会馆地僻，不甚安全，想要避往东城，同时也有人想来会馆避难，可见各人看法不同，正如鲁迅在《怀旧》中所说的那样子，“逃难者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北京市商会一向多有“怀古”之情，特别对于满清更是留恋，大约因为久居辇毂之下的原故，所以养成了这一种根性，这时大概又发什么议论，替清室有辩解的话。不过这也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事，“讨逆军”既然胜利，总司令便可仍旧做他的内阁总理，那个替他取火中栗子的猴子烫了一下子，也就逃掉了，可以不必追究，这复辟一案就此云消雨散，商会的给清室呼冤，不免多此一举，所以等于一阵的田鸡叫而已。

　　上边日记里屡次提到国旗的事，说中华门匾额又复挂上，并悬五色旗，次日又说，途中五色旗已遍，这与前面七月一日的“龙旗”对比起来，情形便显然不同了。其实黄龙旗的式样并不难看，从前在《龙是什么》这篇文章的第十一节结论里说：

　　“但是最明显的是在艺术上，它的生命更是长久，图画和壁画的水墨龙，古寺院柱上的蟠龙，北京北海的九龙壁，都永久有人赏鉴，龙袍与龙头拐杖没有人使用了，但这刺绣与雕刻还是一样的有价值，至于一般工艺上装饰施用龙头，也是很好看的。龙头并没有什么意义，难在经过人民意匠的陶镕，把怪异与美和合在一处，比单独一个牛马或骆驼的头更好看，这是很难得的事。将来龙在俗信上的势力和在文艺上的影响会得逐渐稀薄下去，但在艺术上保留着它的痕迹，此在四灵之中最为幸运，谁也比它不上的了。”不过在感情上那又是另一问题，当时因为这是代表满清的势力的，所以看了发生一种憎恶，后来看见临时粗制的龙旗，画的龙有些简直像一条死鳗，心里很是快痛，及至五色旗重又挂上，自然是惊喜之余，情见乎辞了。可是后来这五色旗变成了北洋军阀的旗帜，便又觉得不顺眼，当时有些“醒狮”派的国家主义者发起护旗运动，觉得很是无聊，曾经写些文章挖苦他们过。后来“北伐军”进北京，故友马隅卿首先在孔德学院揭起“青天白日”旗来欢迎，可是一转瞬间人民的感情又生了转变，于是那面青白旗难免走上第三个龙旗的旧路去了。

　　一一五 蔡孑民一

　　复辟的事既然了结，北京表面上安静如常，一切都恢复原状，北京大学也照常的办下去，到天津去避难的蔡校长也就回来了，因为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上载着至大学访蔡先生的事情。九月四日记着得大学聘书，这张聘书却经历了四十七年的岁月，至今存在，这是很难得的事情，上面写着“敬聘某某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记得是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随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到第二年（一九一八）四月却改变章程，由大学评议会议决“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聘书计分两种，第一年初聘系试用性质，有效期间为一学年，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施行细则关于“续聘书”有这几项的说明：

　　“六，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为更换初聘书之期，其续聘书之程式如左，敬续聘某某先生为某科教授，此订。

　　七，教授若至六月十六日尚未接到本校续聘书，即作为解约。

　　八，续聘书止送一次，不定期限。”这样的办法其实是很好的，对于教员很是尊重，也很客气，在蔡氏“教授治校”的原则下也正合理，实行了多年没有什么流弊。但是物极必返，到了北伐成功，北京大学由蒋梦麟当校长，胡适之当文科学长的时代，这却又有了变更，即自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以后仍改为每年发聘书，如到了学年末不曾收到新的聘书，那就算是解了聘了。在学校方面生怕如照从前的办法，有不合适的教授拿着无限期的聘书，学校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用了这个方法，比较可以运用自如了吧。其实也不尽然，这原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实例，林损（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在被辞退之后，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博士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蔡孑民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首先即停止祭孔，其次是北京大学废去经科，正式定名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中国的封建旧势力倚靠孔子圣道的空名，横行了多少年，现在一股脑儿的推倒在地上，便失了威信，虽然它几次想卷土重来，但这有如废帝的复辟，却终于不能成功了。蔡孑民虽是科举出身，但他能够毅然决然冲破这重樊篱，不可不说是难能可贵。后来北大旧人仿“柏梁台”做联句，分咏新旧人物，其说蔡孑民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可说是能得要领，其余咏陈独秀胡适之诸人的惜已忘记，只记得有一句是说黄侃（季刚）的，却还记得，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适如其分。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蔡孑民的办大学，主张学术平等，设立英法德俄日各国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他又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以入学。他的思想办法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为近于折衷，实则无宁说是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所以即可目为唯理主义。《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辑成于民国八九年顷，去今已有四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或肯去虚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旧业师寿洙邻先生是教我读四书的先生，近得见其评语题在《言行录》面上者，计有两则云：

　　“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

　　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寿先生平常不大称赞人，唯独对于蔡孑民不惜予以极度的赞美，这也并非偶然的，盖因蔡孑民素主张无政府共产，绍兴人士造作种种谣言，加以毁谤，乃事实证明却正相反，这有如蔡孑民自己所说，“惟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废婚姻”。其古今中外派的学说看似可笑，但在那时代与境地却大大的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这种宽容的态度，正与统一思想相反，可以容得新思想长成发达起来。

　　一一六 蔡孑民二

　　讲到蔡孑民的事，非把林蔡斗争来叙说一番不可，而这事又是与复辟很有关系的。复辟这出把戏，前后不到两个星期便收场了，但是它却留下很大的影响，在以后的政治和文化的方面，都是关系极大。在政治上是段祺瑞以推倒复辟的功劳，再做内阁总理，造成皖系的局面，与直系争权利演成直皖战争，接下去便是直奉战争，结果是张作霖进北京来做大元帅，直到北伐成功，北洋派整个坍台，这才告一结束。在段内阁当权时代，兴起了那有名的五四运动，这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响于文化方面者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这名称是颇为确实的，因为以后蓬蓬勃勃起来的文化上诸种运动，几乎无一不是受了复辟事件的刺激而发生而兴旺的。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后来有胡适之自美国寄稿，说到改革文体，美其名曰“文学革命”，可是说也可笑，自己所写的文章都还没有用白话文。第三卷里陈独秀答胡适书中，尽管很强硬的说：

　　“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是说是这么说，做却还是做的古文，和反对者一般。（上边的这一节话，是抄录黎锦熙在《国语周刊》创刊号所说的。）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我那时也是写古文的，增订本《域外小说集》所收梭罗古勃的寓言数篇，便都是复辟前后这一个时期所翻译的。经过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所以我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乃是《古诗今译》，内容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在九月十八日译成，十一月十四日又加添了一篇题记，送给《新青年》去，在第四卷中登出的。题记原文如下：

　　“一，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牧歌是希腊二千年前的古诗，今却用口语来译它，因为我觉得它好，又相信中国只有口语可以译它。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二，口语作诗不能用五七言，也不必定要押韵，只要照呼吸的长短作句便好。现在所译的歌就用此法，且试试看，这就是我所谓新体诗。

　　三，外国字有两不译，一人名地名，（原来著者姓名系用罗马字拼，今改用译音了，）二特别名词，以及没有确当译语，或容易误会的，都用原语，但以罗马字作标准。

　　四，以上都是此刻的见解，倘若日后想出更好的方法，或有人别有高见的时候，便自然从更好的走。”

　　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题记中第一节的第二段由他添改了两句，即是“如果”云云，口气非常的强有力，其实我在那里边所说，和我早年的文章一样，本来也颇少婉曲的风致，但是这样一改便显得更是突出了。其次是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钱玄同的诨名）的劝驾，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的九日，十七日，廿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过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五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如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一一七 蔡孑民三

　　如今说到了林蔡斗争的问题，不由得我在这里不作一次“文抄公”了，但在抄袭之先，还须得让我来说明几句。北洋派的争斗，如果只是几个军阀的争权夺利，那就是所谓狗咬狗的把戏，还没有多大的害处，假如这里边夹杂着一两个文人，便容易牵涉到文化教育上来，事情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段祺瑞派下有一个徐树铮，是他手下顶得力的人，不幸又是能写几句文章，自居于桐城派的人，他办着一个成达中学，拉拢好些文人学士，其中有一个自称清室举人的林纾，以保卫圣道自居，想借了这武力，给北大以打击，又连络校内的人做内线，于是便兴风作浪起来了。最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是《谐铎》一流的短篇，以小说的形式，对于在北大的《新青年》的人物加以辱骂与攻击，记得头一篇名叫“荆生”，说有田必美，狄莫与金心异——影射陈独秀，胡适与钱玄同的姓名——三个人，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听见了，把这班人痛加殴打，这所谓荆生乃是暗指徐树铮。用意既极为恶劣，文词亦多草率不通，如说金心异“畏死如猬”，畏死并不是刺猬的特性，想见写的时候是气愤极了，所以这样的乱涂。随后还有一篇《妖梦》，说梦见这班非圣无法的人都给一个怪物拿去吃了，里边有一个名元绪公，即是说的蔡孑民，因为《论语》注有“蔡大龟也”的话，所以比他为乌龟，这元绪公尤其是刻薄的骂人话。蔡孑民答覆法科学生张厚载的信里说得好：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林琴南的小说并不只是谩骂，还包含着恶意的恐吓，想假借外来的力量，摧毁异己的思想，而且文人笔下辄含杀机，动不动便云宜正两观之诛，或曰寝皮食肉，这些小说也不是例外，前面说作者失德，实在是客气话，失之于过轻了。虽然这只是推测的话，但是不久渐见诸事实，即是报章上正式的发表干涉，成为林蔡斗争的公案，幸而军阀还比较文人高明，他们忙于自己的政治的争夺，不想就来干涉文化，所以幸得苟安无事，而这场风波终于成为一场笔墨官司而完结了。我因为要抄录这场斗争的文章，先来说明几句，却是写得长了，姑且作为一段，待再从头从《公言报》的记事说起吧。

　　一一八 林蔡斗争文件一

　　《公言报》是段派的一种报纸，不知道是谁主笔，有人说是后来给张宗昌所枪毙的林白水，它的论调是一向对于北大没有好意，可以说是有点与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同一鼻孔出气的。其时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三月十八日，在报上登出长篇的记事，题曰“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其全文如下：

　　“北京大学之新旧学派 北京近日教育虽不甚发达，而大学教师各人所鼓吹之各式学说，则五花八门，颇有足纪者。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顺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

　　两种杂志之对抗 《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深表同情于刘黄。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史之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调，更藉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然若视新文学派之所主张，当更认为怪诞不经，以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转顾太炎新派，反若涂轨之犹能接近矣。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辨，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免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

　　第三者之调停派学说 至于介乎二派者，则有海盐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于国学，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组织新文学，惟彼之所谓新者，非脱却旧之范围，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以记者之愚，似觉朱氏之主张较为适当也。

　　三者以外之学者议论 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顷林琴南氏有致蔡孑民一书，洋洋千言，于学界前途深致悲悯，兹将原书刊布于下，读者可以知近日学风变迁之剧烈矣。”

　　一一九 林蔡斗争文件二

　　林琴南致蔡孑民书云：“鹤卿先生太史足下，与公别十余年，壬子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为歉仄。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属为题辞，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黎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麋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层，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宗旨不变，勇士也。方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盖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标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班马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拉丁罗马之文字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变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无为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今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澌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集，甚为我公惜之。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覆，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

　　林琴南的信原本只是每句圈断，这回重抄，很想给它断句分节，但是这个极不容易，因为文章头绪不清，找不到主意之所在，所以只好勉强断句，其余便是那么囫囵一大团罢了。

　　一二〇 林蔡斗争文件三

　　蔡孑民答林琴南书云：“琴南先生左右，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当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之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大学教员既于学校之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葛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公。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为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等，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此复，并候著祺。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启。”

　　此外还有一封致《公言报》的信，其词曰：“《公言报》记者足下，读本月十八日贵报，有《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则，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虽原函称不必示覆，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谨以答林君函抄奉，请为照载。又贵报称陈胡等绝对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大约即以林君之函为据，鄙人已于致林君函辨明之。惟所云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何所据而云然？请示覆。”结果是《公言报》并无什么答复。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

　　为了记录林蔡二人的笔墨官司，把两方面的文件抄写了一通，不意有六七千字之多，做了一回十足的“文抄公”，给《谈往》增加了不少的材料，但是这实在乃是为欲了解“五四”以前的北大情形的资料，不过现在已经很是难得，我恰有一册《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里边收有此文，所以拿来利用了。我本来还有《公言报》上的原本，却已经散失，这回转录难免有些错字，只是随了文气加以订正，恐怕是不很靠得住的。现在这重公案既然交代清楚，我们还是回过头去，再讲北京大学的事情。那时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的秋天，距我初到北京才只有五六个月，所以北大的情形还是像当初一个样子，所谓北大就是在马神庙的这一处，第一院的红楼正在建筑中，第三院的译学馆则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完全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其时那正门也还未落成，平常进出总是走西头的便门，即后来叫做西斋的寄宿舍的门的。进门以后，往北一带靠西边的围墙有若干间独立的房子，当时便是讲堂，进去往东是教员的休息室，也是一带平房，靠近南墙，外边便是马路，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作“卯字号”，随后改做校医室，一时又当作女生寄宿舍。但在最初却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以及胡适博士，还有谈红楼故事的人所常谈起的三沈二马诸公，——但其时实在还只有沈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沈士远与马衡都还未进北大，刘半农虽然与胡适之是同在这一年里进北大来，但是他担任的是预科功课，所以住在译学馆里。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这件事说明了极是平常，却很有考据的价值，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那是胡适之刘半农和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四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说，陈朱二刘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十足古希的老博士了。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国初年进校的吧，别人都在蔡孑民长校之后，陈独秀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第二年里了。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的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里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后来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教师所说的“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如“线”，仍用方音读若“艳”，与厌字音便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直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了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后来还有一回类似的事，在五四的前后，文学革命运动兴起，校内外都发生了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荆生”和“妖梦”的小说，是专门攻击北大，想假借武力来加以摧毁的。北大法科有一个学生叫张豂子，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这些事上文都曾经说及，当时蔡孑民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的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但这两件似乎都是例外。从来学校里所开除的，都是有本领好闹事的好学生，北大也是如此。张豂子是个剧评专家，在北大法科的时候便为了辩护京戏，关于脸谱和所谓摔壳子的问题，在《新青年》上发生过好几次笔战。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我与黄季刚同在北大多年，但是不曾见过面，和刘申叔也是这样，虽然他在办《天义报》《河南》的时候我都寄过稿，随后又同在北大，却只有在教授会议的会场上远远的望见过一次颜色，若黄季刚连这也没有，也不曾见过照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恨了。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二

　　这里第二位的名人乃是陈独秀。他是蔡孑民长校以后所聘的文科学长，大约当初也认识吧，但是他进北大去据说是由于沈君默（当时他不叫尹默，后来因为有人名沈默君，所以他把口字去了，改作尹默，老朋友叫他却仍然是君默，他也不得不答应）的推荐，其时他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派的名士而已，看早期的《青年杂志》当可明了，及至杂志改称“新青年”，大概在民六这一年里逐渐有新的发展，胡适之在美国，刘半农在上海，校内则有钱玄同，起而响应，由文体改革进而为对于旧思想之攻击，便造成所谓文学革命的运动。到了学年开始，胡适之刘半农都来北大任教，于是《新青年》的阵容愈加完整，而且这与北大也就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了。但是月刊的效力还觉得是缓慢，何况《新青年》又并不能按时每月出版，所以大家商量再来办一个周刊之类的东西，可以更为灵活方便一点。这事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在民七（一九一八）的冬天筹备起来，在日记上找到这一点记录：

　　“十一月廿七日，晴。上午往校，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十二月十四日出版，任月助刊资三元。”那时与会的人记不得了，主要的是陈独秀，李守常，胡适之等人。结果是十四日来不及出，延期至廿一日方才出第一号，也是印刷得很不整齐。当初我做了一篇《人的文学》，送给《每周评论》，得独秀覆信云：

　　“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唯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阑，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十四日。”我接到此信，改写《平民的文学》与《论黑幕》二文，先后在第四五两期上发表。随后接连地遇见“五四”和“六三”两次风潮，《每周评论》着实发挥了实力，其间以独秀守常之力为多，但是北洋的反动派却总是对于独秀眈眈虎视，欲得而甘心，六月十二日独秀在东安市场散放传单，遂被警厅逮捕，拘押了起来。日记上说：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至警厅，以北大代表名义访问仲甫，不得见。”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狱。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胡同访仲甫，一切尚好，唯因粗食故胃肠受病。”在这以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纪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暂由李守常胡适之主持，二人本来是薰莸异器，合作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没有别的办法。日记上说：

　　“六月廿三日，晴。下午七时至六味斋，适之招饮，同席十二人，共议《每周评论》善后事，十时散。”来客不大记得了，商议的结果大约也只是维持现状，由守常适之共任编辑，生气虎虎的《每周评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有几期里大幅的登载学术讲演，此外胡适之的有名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议论恐怕也是在这上边发表的。但是反动派还不甘心，在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每周评论》终于在八月三十日被迫停刊了，总共出了三十六期。《新青年》的事情以后仍归独秀去办，日记上记有这一节话：

　　“十月五日，晴。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所著《实验主义》一册。”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个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加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三

　　上边说陈仲甫的事，有一半是关系胡适之的，现在要讲刘半农，这也与胡适之有关，因为他之成为法国博士，乃是胡适之所促成的。我们普通称胡适之为胡博士，也叫刘半农为刘博士，但是很有区别，刘的博士是被动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性质，胡的博士却是能动的，纯粹是出于嘲讽的了。刘半农当初在上海卖文为活，写“礼拜六”派的文章，但是响应了《新青年》的号召，成为文学革命的战士，确有不可及的地方。来到北大以后，我往预科宿舍去访问他，承他出示所作《灵霞馆笔记》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可是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国留学，民九乃以公费赴法国，留学六年，终于获得博士学位，而这学位乃是国家授与的，与别国的由私立大学所授的不同，他屡自称国家博士，虽然有点可笑，但这却是很可原谅的。他最初参加《新青年》，出力奋斗，顶重要的是和钱玄同合“唱双簧”，由玄同扮作旧派文人，化名王敬轩，写信抗议，半农主持答覆，痛加反击，这些都做得有些幼稚，在当时却是很有振聋发瞶的作用的。他不曾与闻《每周评论》，在“五四”时却主持高等学校教职联合会事务，后来归国加入《语丝》，作文十分勇健，最能吓破绅士派的苦胆。后来至绥远作学术考察，生了回归热，这本来可以医好，为中医所误，于一九三四年去世，在追悼会的时候，我总结他的好处共有两点。其一是他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他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当时并做了一副挽联送去，其文云：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在第二年的夏天，下葬于北京西郊，刘夫人命作墓志刻石，我遂破天荒第一次正式做起文章来，写成《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墓志》一篇，其文如下：

　　“君姓刘，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二十日，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卒于北平，年四十四。夫人朱惠，生子女三人，育厚，育伦，育敦。

　　君少时曾奔走革命，已而卖文为活，民国六年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教授，九年教育部派赴欧洲留学，凡六年。十四年应巴黎大学考试，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返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二十年为文学院研究教授，兼研究院文史部主任。二十三年六月至绥远调查方音，染回归热，返北平，遂卒。二十四年五月葬于北平西郊香山之玉皇顶。

　　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亲，善谈谐，老友或与戏谑以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呜呼，古人伤逝之意其在兹乎。

　　将葬，夫人命友人绍兴周作人撰墓志，如皋魏建功书石，鄞马衡篆盖。作人，建功，衡于谊不能辞，故谨志而书之。”

　　第五个卯字号的名人乃是刘文典，但是这里余白已经不多，只好来少为讲几句，虽然他的事情说来很多。他是安徽合肥县人，乃是段祺瑞的小同乡，为刘申叔的弟子，擅长那一套学问，所著有《淮南子集解》（？），有名于时。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曰，“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刘号曰叔雅，常自用文字学上变例改为“狸豆乌”，友人则戏称之为“刘格拉玛”，用代称号。因为昔曾吸食雅片烟，故面目黧黑，亦不讳言，又性喜食猪肉，尝见钱玄同在餐馆索素食，便来辩说其不当，庄谐杂出，玄同匆遽避去。后来北大避难迁至昆明，于是相识友人遂进以尊号，曰二云居士，谓云土与云腿，皆所素嗜也。平日很替中医辩护，谓世上混账人太多，他们“一线死机”唯以有若辈在耳，其持论奇辟大抵类此。

　　一二四 三沈二马上

　　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是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全愈。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基督教的辅仁学社里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黄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尝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君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的老兄，叫暂留守常的儿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转往燕大的时期，这以后他就脱离了北大，解放后他来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但是不久也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还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离开北大，在民国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他陆续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职务，他擅长书法，是旧日朋友中很难得的一位艺术家。

　　一二五 三沈二马下

　　现在要来写马家列传了。在北大的虽然只有两位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个，不过后来留存的只是五人，我都见到过，而且也都相当的熟识。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个儿子，时常在九先生那里见着，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本来他们各有一套标准的名号，很是整齐，大约还是他们老太爷给定下来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鉴，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绳甫，后来曾一度出家，因改号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应是个单名，字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换掉了，大约也在考取“百名师范”，往日本留学去的时候吧。不晓得他的师范是哪一门，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传授的文字学的音韵部分，和钱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样。他进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长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边，与北大共始终，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学校迁往长沙随后又至昆明，他没有跟了去，学校方面承认几个教员有困难的不能离开北京，名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马幼渔，孟心史，冯汉叔和我，由学校每月给予留京津贴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与冯孟两位却已去世了。

　　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乎是马氏弟兄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傍听微笑而已。但有时迹近戏弄的也不赞成，有一次刘半农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样和他开玩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信面上写作“鄞县马厩”，主人见了艴然不悦，这其实要怪刘博士的过于轻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见了女学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时的那种客气和不客气的态度都没有用处。现在来讲这种轶事，似乎对于故人有点不敬的意思，其实是并不然的，这便是说他有特别的一样脾气，便是所谓誉妻癖。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狠寻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时，总是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那毕竟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他有一个时候曾在女师大或者还是女高师兼课，上课的时候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

　　“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他有点为难，大概只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来，模胡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即如那捣乱的学生就是那有名的黄瑞筠，当时在场的她的同学后来出嫁之后讲给她的“先生”听，我又是从那里转听来的，所以虽然是间接得来，但是这故事的真实性是十分可靠的。——说到这里，联想所及不禁笔又要岔了开去，来记刘半农的一件轶事了。这些如教古旧的道学家看来，就是“谈人闺阃”，是很缺德的事，其实讲这故事其目的乃是来表彰他，所以乃是当作一件盛德事来讲的。当初刘半农从上海来北京，虽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传来的“才子佳人”的思想还是存在，时常在谈话中间要透露出来，仿佛有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讽刺，将他的号改成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余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半农禁不起朋友们的攻击，逐渐放弃了这种旧感情和思想，后来出洋留学，受了西欧尊重女性的教训，更是显著的有了转变了。归国后参加《语丝》的工作，及张作霖入关，《语丝》被禁，我们两人暂避在一个日本武人的家里，半农有《记砚兄之称》一小文记其事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我所说的便是躲在菜厂胡同的事，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刘胡二博士虽是品质不一样，但是在不忘故剑这一点上，却是足以令人钦佩的，胡适之尚健在，若是刘半农则已盖棺论定的了。

　　一二六 二马之余

　　上边讲马幼渔的事，不觉过于冗长，所以其他的马先生只能写在另外的一章了。马四先生名叫马衡，他大约是民国八九年才进北大的吧，教的是金石学一门，始终是个讲师，于校务不发生什么关系，说的人也只是品凑“二马”的人数，拉来充数的罢了。他的夫人乃是宁波巨商叶澄衷堂家里的小姐，却十分看不起大学教授的地位，曾对别人说：

　　“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可是在那些破教授中间，马叔平却是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胡博士买到福特旧式的“高轩”，恐怕还要在他之后哩。他待人一样的有礼貌，但好谈笑，和钱玄同很说得来，有一次玄同与我转托黎劭西去找齐白石刻印，因为黎齐有特别关系，刻印可以便宜，只要一块半钱一个字，叔平听见了这个消息，便特地坐汽车到孔德学校宿舍里去找玄同，郑重的对他说：

　　“你有钱尽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给齐白石？”他自己也会刻印，但似乎是仿汉的一派，在北京的印人经他许可的只有王福庵和寿石工，他给我刻过一方名印，仿古人“庾公之斯”的例，印文云“周公之作”，这与陈师曾刻的省去“人”字的“周作”正是好一对了。他又喜欢喝酒，玄同前去谈天留着吃饭的时候，常劝客人同喝，玄同本来也会喝酒，只因血压高怕敢多吃，所以曾经写过一张“酒誓”，留在我这里，因为他写了同文的两张，一张是给我的，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都寄到这里来了。原文系用九行行七字的急就庼自制的红格纸所写，其文曰：

　　“我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当天发誓，绝对戒酒，即对于马凡将周苦雨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钱龟竞十。”下盖朱文方印曰龟竞，十字甚粗笨，则是花押也。给我的一纸文字相同，唯周苦雨的名字排在前面而已。看了这写给“凡将斋”的酒誓，也可以想见主人是个有风趣的人了。他于赏鉴古物也很有工夫，有一年正月逛厂甸，我和玄同叔平大家适值会在一起，又见黎子鹤张凤举一同走来，子鹤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的给他看，他将石头拿得很远的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的说道：

　　“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玄同后来时常学他的做法，这也是可以表现他的一种性格。自从一九二四年宣统出宫，故宫博物院逐渐成立以后，马叔平遂有了他适当的工作，后来正式做了院长，直到解放之后这才故去了。

　　此外还有几位马先生，虽然只有一位与北大有关系，也顺便都记在这里。马五先生即是马鉴季明，他一向在燕京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和他共事好几年，也是很熟习的朋友，后来转到香港大学，到近年才归道山。马七先生马准，法号太玄，也是一个很可谈话有风趣的人，在有些地方大学教书，只是因为曾有嗜好，所以不大能够得意，在他的兄弟处时常遇见，颇为谂熟。末了一个是马九先生隅卿，他曾在鲁迅之后任中国小说史的功课，至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一院课堂上因脑出血去世。隅卿的专门研究是明清的小说戏曲，此外又搜集四明的明末文献，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影响，大抵现今的老年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写到清乾隆必称曰弘历，亦是其一。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从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称曰不登大雅文库，隅卿没后，听说这文库以万元售给北大图书馆了。后来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传》，又称平妖堂主人，尝复刻书中插画为笺纸，大如册页，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别有一种画笺，系《金瓶梅》中插图，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时得话本二册，题曰“雨窗集”“欹枕集”，审定为清平山堂同型之本，旧藏天一阁者也，因影印行世，请沈兼士书额云雨窗欹枕室，友人或戏称之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为札记甚多，平素过于谦退不肯发表，尝考冯梦龙事迹著作甚详备，又抄集遗文成一卷，屡劝其付印亦未允。二月十八日是阴历上元，他那时还出去看街上的灯，一直兴致很好，不意到了第二天便尔溘然了。我送去了一副挽联，只有十四个字：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难得恰好的达出，挽联亦只能写得像一副挽联就算了。当时写一篇纪念文，是这样的结末的。

　　一二七 五四之前

　　关于北大里的人物的事情，讲的已经不算少了，现在来讲一点学校那时的一点情形吧。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在讲解时加以解说，所以是用横行排印，虽然用的还是文言。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中间只得少陪了。曾见《欧洲分期文学史》中一册“十四世纪”，是英国圣兹伯利所编，他在例言里边说，因为编写这册书的缘故，重新将十四世纪的作品读了一遍，一切悉依原文，自己说明只有爱尔兰古文不懂，所以用了译文。我看了只能叫声惭愧，编文学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作品都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了时代的需要以后，任其绝板，那倒是很好的事吧。

　　北大那时还于文科之外，还早熟的设立研究所，于六年（一九一七）十二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公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我于甲种中选择了“改良文字问题”，同人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三人，却是一直也没有开过研究会，乙种则参加了“文章”类第五的小说组，同人有胡适刘复二人，规定每月二次，于第二第四的星期五举行开会，照例须有一个人讲演。我们的小说组于十二月十四日开始，一共有十次的集会，研究员只有中文系二年级的崔龙文和英文系三年级的袁振英两人。我记得讲演仅有胡刘二君各讲了一回，是什么题目也已忘记了，只仿佛记得刘半农所讲是什么“下等小说”，到了四月十九日这次轮到应该我讲了，我遂写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在那里敷衍的应用。大意是说它学西洋学得好，能够彻底的去模仿外国，随后就可以蜕化出自己的东西来，随后讲到中国，便大发其牢骚，现在虽已是过时，不妨抄在这里，以供参考：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除却一二种节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Boothby），无名氏诸作。这宗著作，固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它，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它，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学别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更上下古今扯作一团，来作他的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我说这番话，完全是针对那时上海的小说界而说的，当时除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而外，就是刘半农所说的下等小说和“黑幕”派，所指的翻译界现象则是林琴南派的说法了。这里反面的发牢骚，就是对于当时小说界的批评，至今觉得很对，但是正面说日本的话，却似乎现在要加以修正了。日本文化的特色固然是在于“创造的模仿”，但是近来却有点过分的模仿西洋，尤其是美国，连言语也生了变化，混杂了许多不必要的“英文”，仿佛成功了一种新的混血日本语，而且听说书法家也传染了美国什么叫做抽象派画家的习气，大幅的涂抹，这不但浪费纸墨，也简直可以说是风雅扫地了。这个缘因大抵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报馆和文人一同起哄，造成这种混乱情形，或者这是在西方式的所谓自由社会里应有的现象吧。

　　北京大学经过改革，两年来逐渐就绪，马神庙的校舍改造成功，称为第二院。在汉花园建筑也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落成，上下共有五层，本来原拟作为宿舍用的，现在却改为文科，称为第一院，译学馆则称第三院，专办法科，第二院因为房屋较好，作为理科之用，校长办公室也就留在那里，但是以后文化活动的中心却也同文科一起搬到第一院来了。旧日记在民国七年九月项下云：

　　“廿七日，晴。下午同半农秣陵往看新筑文科。”据褚保衡编的《北大生活》里大事记说，五年六月借比国仪品公司款二十万元，建造预科宿舍，至七年十月落成，改为文科，就是后来的所谓红楼。

　　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北大生活》的大事记上有这几项记录：

　　“民国七年十二月三日，新潮杂志成立。”

　　“八年一月，《新潮》杂志出版。”

　　“同月，国故月刊社成立。”这样，《公言报》所夸张的新旧学派对立的情形已经开始，刚到两个月便兴起了那武力干涉的阴谋，但是其实那异军突起的却并不是每月一回的月刊，乃是七年十一月廿七日成立，而于十二月廿一日创刊的《每周评论》。所谓新旧派的论争实在也争不出什么来，新派纯凭文章攻击敌方的据点，不涉及个人，旧派的刘申叔则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另一位黄季刚乃专门泼妇式的骂街，特别是在讲堂上尤其大放厥词，这位国学大师的做法实是不足为训。这手法传给了及门弟子，所以当时说某人是“黄门侍郎”（即是说是黄季刚的得意门生），谁也感到头痛，觉得不敢请教的。《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结果仲甫的怀疑到底是不错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五四”以后罗家伦在学生会办事也颇出力，及至得到学校的重视，资送出洋，便得到高飞的机会了。他们这种做法实在要比旧派来得高明，虽然其动机与旧派一流原是一样的。

　　《每周评论》预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创刊，我乃写了一篇《人的文学》，于十二月七日脱稿，送了过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

　　“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学》，是二十日做成的，此外又写了一篇《论黑幕》，这两篇文章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登载了出来。此后在二月十四日又写了《再论黑幕》，不晓得发表在什么时候，现在这两篇关于黑幕的文章都没有收在集子里，所以说些什么，已经完全忘记了。比较的至今还是记得清楚的，是两篇别的文章，因为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在《谈虎集》上卷收在开头的地方。两篇文章的末尾都只记着“八年三月”，查日记里也没有记载，只有二日下午记着“作文”，可能就是这个。《祖先崇拜》是反对中国的尊重国粹，主张废止祖先崇拜而改为子孙崇拜，主要说：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学问，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柢，而其实关于生物学的学问，不说是外行，也只有中学的程度。第二篇《思想革命》则是正面的主张，强调思想改革之必要，仿佛和那时正出风头的“文学革命”即是文字改革故意立异，实在乃是补足它所缺少的一方面罢了。这主要所说固然是文学里的思想，但实际包含着一切的封建的因袭道德，若是借了《大公报》的说法，那也就是“刬伦常”的一种变相了。我给《每周评论》帮忙，在前三个月中间就只有这一点，因为四月里我告假出京，先往绍兴家中一转，再到日本东京，所以“五四”时候不曾在场，待得我从东京回得北京来，却已是五月十八日了。

　　一二九 每周评论下

　　“五四”的情形因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遇见“六三”事件，我却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周评论》上反映了出来。五四是大学生干预国政运动的开始，所以意义很是重大，六三则是运动的扩大，中小学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学生，出来讲演游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脚，连忙加以镇压，可是对于幼小学生，到底不好十分乱来，只好遇见就拘捕起来。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成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教员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像她孙儿那么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反动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无理的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本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解并同情于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

　　这一天就在混乱中过去了，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时至第二院理科赴职教员会，没有什么结果，又回至文科，则门外已驻兵五棚，很有不稳的形势。五日下午仍至文科，三时半出校，步行至前门内警察厅门前，有学生讲演不能通行，大队军警包围着他们，我们正想挤过去，马队便过来冲散行人，有一老翁忽然大怒，说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马队拼命，好容易由旁人劝止，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证明，和平的小市民怎么的被激动而引起反政府的感情，这全由于北洋政府自己的行动，并不单是学生的讲演所能造成的。那一天回到会馆里，在灯下做了一篇《前门遇马队记》，于次日上午往北大上课的时候，送到图书馆主任室交给守常，请他编入《每周评论》，那天似是星期五，所以可能在下一期上登了出来了。其文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着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得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响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来冲。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的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一定也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丢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理，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什么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过。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这篇文章写的并不怎么的精采，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话，可是不意从相反的方面得到了赏音，因为警察厅注意《每周评论》，时常派人到编辑处去查问，有一天他对守常说道：“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据守常说，所谓有些文章即是指的那篇《遇马队记》，看来那骑在马上的人也隔衣觉着针刺了吧。

　　一三〇 小河与新村上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里，我做了一首新诗，题云“小河”。同年七月我到日本去，顺便一看日向地方的“新村”。这两件事情似乎很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一起写在这里，题作“小河与新村”。

　　我写“新诗”，是从民国七年才开始的，所以经验很浅，写那样的长篇实在还是第一次，而且也就是第末次了，因为我写的稍长的诗实在只有这一篇。现在先来做一回文抄公，把那首诗完全抄在这里吧。

　　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色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样，稳稳的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着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的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里底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微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长的高，能望见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了我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倒在沙滩上，

　　拌着他带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一月二十四日）

　　一三一 小河与新村中

　　事隔三十五年，在民国甲申（一九四四）的九月，我抄了廿四首“弗入调”（方言“弗入调”兼有不遵规则及无赖的意思）的旧诗，题曰“苦茶庵打油诗”，在杂志上发表了。篇末有一段话，涉及《小河》，现在也可以抄了来，做个说明。

　　“这些以诗论当然全不成，但里边的意思总是确实的，所以如只取其述怀，当作文章看，亦未始不可，只是意稍隐曲而已。我的打油诗本来写得很是拙直，只要第一不当作游戏话，意思极容易看得出，大约就只有忧与惧耳。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吾侪小人诚不足与语仁勇，唯忧生悯乱，正是人情之常，而能惧思之人亦复为君子所取，然则知忧惧或与知惭愧相类，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门乎。从前读过《诗经》，大半都已忘记了，但是记起几篇来时，觉得古时诗人何其那么哀伤，每读一过令人不欢。如王风里的《黍离》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其心理状态则云中心摇摇，终乃如醉以至如噎。又《兔爰》云，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小序说明原委，则云君子不乐其生。幸哉我们尚得止于忧惧，这里总还有一点希望，若到了哀伤则一切已完了矣。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是那篇《小河》，民国八年所作的新诗，可以与二十年后的打油诗做一个对照。这是民八的一月廿四日所作，登载在《新青年》上，共有五十七行，当时觉得有点别致，颇引起好些注意。或者在形式上可以说，摆脱了诗词歌赋的规律，完全用语体散文来写，这是一种新表现，夸奖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不幸他们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其次是形式也就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传》中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所以说到底连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把这类意思装到诗里去，是做不成好诗来的，但这是我诚恳的意思，所以随时得有机会便想发表，自《小河》起，中间经过好些诗文，以至《中国的思想问题》，前后二十余年，就只是这两句话，今昔读者或者不接头亦未可知，自己则很是清楚，深知老调无变化，令人厌闻，唯不可不说实话耳。打油诗本不足道，今又为此而有此一番说明，殊有唐丧时日之感，故亦不多赘矣。”

　　这些诗里边有第十五首，情调最是与《小河》相近，不过那是借种园人的口气，不再是譬喻罢了。原诗云：

　　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

　　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原注，“夏中南方赤云弥漫，主有水患，称曰大水云。”这里夏天六月有大水云的时候，什么瓜才生蔓，什么豆花未落，这些都不成题，只是说瓜豆尚未成熟，大水即是洪水的预兆就来了，种园的人只表示他的忧虑而已。这是一九四二年所作，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这又比作妇人的生产，说这没有像想像的那么难，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不过这乃是知识阶级的通病，他们忧生悯乱，叫喊一起，但是古今情形不同，昔人的忧惧后来成为事实，的确成为一场灾难，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救，正如经过一次手术，反而病去身轻了。

　　一三二 小河与新村下

　　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遂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家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到了七月二日，又从塘沽乘船出发，去接她们回来，六日上午到日本门司港，坐火车迂道到日向的福岛町，至石河内，参观“新村”。

　　这“新村”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原来这乃是武者小路实笃所发起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他本是白桦派的一个人，从一九一〇年四月开始，刊行杂志，提倡人生的文学。当时日本文学上自然主义已经充分发展，那种主张对于人生不求解决，便不免发生一种厌倦与悲观的空气，他们为的不满意于这样现象，所以倾向于一种新的理想，笼统的说一句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吧。他们都很受俄国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武者小路是这派的领袖，尤其佩服托尔斯泰晚年的“躬耕”，从理想转变成现实，这便是所谓“新村”了。他最初在杂志发挥他的主张，后来看见同志的青年逐渐增多，就来着手组织实行，一九一八年在日向儿汤郡地方买了若干亩田地，建立了第一个新村。第二年七月间我去访问的，便是这个“新村”了。

　　我首先引用几节武者小路的说话，来说明这新村的理想是什么。他在《新村的生活》里说：

　　“新时代应该来了。无论迟早，世界的革命总要发生，这便因为要使世间更为合理的缘故，使世间更为自由，更为个人的，又更为人类的——的缘故。”这里俨有一种预言者的态度，很有些宗教气，似乎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那是很显明的事。他又说道：

　　“对于这将来的时代，不先预备，必然要起革命。怕惧革命的人，除了努力使人渐渐实行人的生活以外，别无方法。”新村的运动便在提倡实行这“人的生活”，顺了必然的潮流，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以免将来的大革命，省去一次无用的破坏损失。但是怎样才是人的生活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他觉得这可以和平的获得，这是他的主张特别的地方。他说：

　　“我极相信人类，又觉得现在制度存立的根基，非常的浅，只要大家都真望着这样社会出现，人类的运命便自然转变。”他又说：

　　“我所说的事，即使现在不能实现，不久总要实现的，这是我的信仰。但这种社会的造成，是将用暴力得来呢，还是不用暴力呢？那须看那时的个人进步的程度如何了。现在的人还有许多恶德，与这样的社会不相适合。但与其说恶，或不如说是不明更为切当。他们怕这样的社会，仿佛地老鼠怕见日光。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社会来了，人类才能得到幸福。”这里更明白揭示出“信仰”这两个字来了，所以我们无妨总结的断一句说，这“新村”的理想里面确实包含着宗教的分子，不过所信奉的不是任何一派的上帝，而是所谓人类，反正是空虚的一个概念，与神也相差无几了。普通空想的共产主义多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相信人性本善，到头终有觉悟的一天，这里武者小路更称共产主义的生活乃是人类的意志，虽然还是有点渺茫，但总比说是神意要好得多。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而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慰安，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这就正是做那首《小河》的诗的时代。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如在高城地方遇见村里来接的横井和斋藤二人的时候，说道：

　　“我自从进了日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了，这两人便是首先来通告的。现在虽然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我们常说同胞之爱，却多未曾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说是不奇的奇迹了。”我自己承认是范缜的神灭论者，相信人只有形体，没有精神可以离形体而独存，至于上帝与神更是不在话下了。可是尽管如此相信，却有时也要表现出教徒那种热心，或者以为宗教虽是虚妄，但在某种时地也是有用，有时也还要这样的想，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

　　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虽然我因为考虑妇人问题，归结到“女人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才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志过活”（一九一八年十月论《爱的成年》），但是文学上所讲到的，还是很空洞的人类。这不只是《人的文学》是如此，便是在一九二〇年我给少年中国学会讲演的《新文学的要求》，也是那样的说法，结末处云：

　　“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我给少年中国学会先后讲演过三次，都是邓仲澥（后来改号中夏）高君宇二君来叫我去的，末后两次不记得是讲什么了，但大抵总是这一类的话吧。我除了写些评论之外，尤着力于翻译外国“弱小民族”的作品，在民国以前结集在《域外小说集》里，民国七八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结集为《点滴》——后来改称为“空大鼓”，其后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则编为《现代小说译丛》，始终是一贯的态度。当时我在《点滴》的序文上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人说在这里有特别的两点，要我特加说明，这便是一直译的文体，二人道主义的精神，因此在初板时曾将《人的文学》一篇附录在后边，再板时这才撤去了。关于第一点我却仍然坚持，在原序中有一节道：

　　“我以为此后译本，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适当。”现在不敢说方法一定是正确，因为事实上可能有具备“信达雅”这三样条件的，我只说自己才力不及，所以除直译之外别无更好的方法了。

　　我的文学活动的第二件，是在燕京大学文学会所讲演的《圣书与中国文学》。这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廿一至廿七日所写成，至三十日晚间在盔甲厂的一间小讲堂里所讲，这当然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所以选择了那样的题目，但里边所说的话却是我真实的意思，不是专为应酬教会而说的。从前在南京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听前辈胡诗庐说，学英文不可不看圣书，因为那“钦定”译本是有名的，所以我虽不是基督徒，也在身边带着一册《新旧约全书》，曾经有过一个时候还想学了希腊文来重译《新约》，至少也把四福音书改写成上好的古文。后来改译的兴趣已经是没有了，觉得它官话的译本已是很好，而且有些地方还可以作现在的参考，一方面当作文学作品来看，也是很有益的，特别是《旧约》里的抒情和感想部分，如《雅歌》，《传道书》和《箴言》等。我的讲演从形式与精神两点上，来讲它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很从思想方面把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牵连在一起，这方面结论上说：

　　“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奇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不但是讲文学时是这样说，就是在别的泛论中国事情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的意见，仿佛觉得基督教是有益于中国似的。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北京西山养病，写有几段《山中杂信》寄给孙伏园，那时报纸还没有“副刊”这东西，那几封便发表在《晨报》的第五板上。第六段是九月三日写的，里边说看见英敛之所著的《万松野人言善录》的感想道：

　　“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但是这实在能有什么用呢？三年以后在什么书上见到斯宾塞给友人的信里说道德教训的无用，有这几句话道：

　　“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这时我对于宗教可以利用的这种迷信方才打破了。上面已经说过，本来我是不信宗教的，也知道宗教乃是鸦片，但不知怎的总还有点迷恋鸦片的香气，以为它有时可以医病，以无信仰的人替宗教作辩护，事实上是有点矛盾也很是可笑的，那时对于非宗教运动的抗议，便是一例。但是这个矛盾，到了一九二七年也就取消，那时主张说：

　　“假如这不算是积极的目的，现在来反对基督教，只当作反帝国主义的手段之一，正如不买英货等的手段一样，那可是另一问题，”也是可以做的一种事了。关于文学的迷信，自己以为是懂得文艺的，这在“自己的园地”的时代正是顶热闹，一直等到自己觉悟对于文学的无知，宣告文学店关门，这才告一结束。

　　一三四 儿童文学与歌谣

　　在一九二〇年我又开始——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与歌谣。民国初年我因为读了美国斯喀特尔（Scudder）麦克林托克（Maclintock）诸人所著的《小学校里的文学》，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主张儿童应该读文学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完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是不能读书，因为没有养成读书的趣味。我很赞成他们的意见，便在教书的余暇，写了几篇《童话研究》，《童话略论》这类的东西，预备在杂志上发表。那时中国模仿日本已经发刊童话了，我想这一类的文章或者也还适用吧，便寄给中华书局编辑部去看，当然并不敢希望得到报酬，说明只愿发表后得有一年份的《中华教育界》就好了，——结果却说那篇《童话略论》不甚合用，退了回来，后来寄给鲁迅，承他连同《童话研究》都登在教育部月刊中了。这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事情，自然是用文言所写的，在第二年里又用文言写了《儿歌之研究》和《古童话释义》，登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反正是拿去凑篇幅的，也不见有人要看，所以也不继续写下去了。但是还没有全然的断念，心想本地的儿歌或者还有人感到兴趣吧，说不定可以搜集一点，于是便在第二年的一月号《月刊》上登载了这样的一个启事：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游，母姉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这个广告登后经过了几个月，总算有一个同志送来了一篇儿歌，没有完全辜负发起人的意思，但是这征集儿歌的一件事不能不就此结束了。

　　我来到北京以后，适值北京大学的同人在方巾巷地方开办孔德学校，——平常人家以为是提倡孔家道德，其实却是以法国哲学家为名，一切取自由主义的教育方针，自小学至中学一贯的新式学校，我也被学校的主持人邀去参加，因此又引起了我过去的兴趣，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乃在那里讲演了那篇《儿童的文学》。这篇文章的特色就只在于用白话所写的，里边的意思差不多与文言所写的大旨相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大意只在说明儿童的特殊状况，不应当用了大人的标准去判断他。这里分作两点说道：

　　“第一，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即精神的生活与大人们不同，我们应当客观的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

　　第二，我们又知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因为这一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它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因此我们更须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譬如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欢，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的会推移过去的，所以相当的对付了，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我这样的说，仿佛是什么新发见似的，其实是“古已有之”的话，在一千几百年前印度的《大智度论》里已经说过类似的话道：

　　“尔时菩萨大欢喜作是念，众生易度耳，所以者何，众生所着皆是虚诳无实。譬如人有一子，喜在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着，人有夺者，瞋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虽爱着，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印度哲人真是了不起，“小大自休”一语有多少斤两，说明儿童的特质，与中国从前的教育家生怕儿童听了猫狗讲话的故事，便会到老相信猫狗能说话的，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是由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诸人主持其事，后来他们知道我也有这兴趣，便拉我参加这个工作。当初在简章上规定入选歌谣的资格，其三是“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但是其后考虑我提出的意见，加以扩大，于十一年（一九二二）发行《歌谣周刊》，改定章程，第四条寄稿人注意事项之四云：

　　“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在《周刊》的发刊词中亦特别声明道：

　　“我们希望投稿者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但是征集的结果还是一样，在这一年之内仍旧得不到这种难得的东西。在《歌谣周刊》的一周年纪念特刊上，我特地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对于这事稍作说明，随后还和钱玄同与《歌谣》的编辑人常维钧（惠）商量，用三个人的名义共同发起，专门征集猥亵性质的歌谣故事，我个人所收到的部分便很不少，足有一抽斗之多，但是这些在国民党劫收之余已几乎散失了，目下只剩了河南唐河和山东寿光的一点寄稿，——玄同已久归道山，维钧还时常会见，但也没有勇气去和他谈当日的事了。至于普通的地方歌谣，我在民国初年曾抄录有一个稿本，计从范啸风的《越谚》中转抄下来，也经过自己的实验的，有五十五篇，由我个人亲自搜集的有七十三篇，此外是别人所记录，虽然没有听到过，也是靠得住的，有八十五篇，一总计有二百二十三首，略为注解，编成了一卷《绍兴儿歌集》，于一九五八年冬天才算告成，但是这种传统的旧儿歌没有出版的机会，所以也只是搁着就是了。

　　一三五 在病院中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我很做了些文学的活动，十一月廿三日下午到东城万宝盖胡同（俗语是王八盖）的耿济之君家里开会，大约记得是商量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大家叫我拟那宣言，我却没有存稿，所以记不得是怎么说了，但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说这个会是预备作为工会的始基，给文学工作者全体联络之用，可是事实正是相反，设立一个会便是安放一道门槛，结果反是对立的起头，这实在是当初所不及料的了。到了十二月廿二日下午往大学赴歌谣研究会，至五时散会，晚间觉得很是疲倦，到廿四日便觉得有点发热，次日发热三十八度三分，而且咳嗽，廿九日去找医生诊视，据说是肋膜炎，于是这一下子便卧病至大半年之久，到九月里方才好起来，现在且把养病中间的事情来一说吧。

　　我当初在家中养病，到了三月初头，病好得多了，于是便坐了起来，开始给《妇女杂志》做文章，这是头一年里所约定的，须得赶快交卷才好，题目是“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结果努力写了几天，总算完成了前半篇，是说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的，第三节乃是说中古的传奇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写，但是病势却因而恶化，比起初更是严重了，遂于三月廿九日移往医院，一直住了两个月，于五月三十一日这才出院，六月二日往西山的碧云寺般若堂里养病，至九月廿一日乃下山来回到家里。我这回生病计共有九月之久，最初的两月是在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第二段是在医院中的四五两月，第三段是在西山的六至九凡四个月，这里所记述的便是那后边这两段的事情。

　　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生的病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到了午后就热度高了起来，晚间几乎是昏沉了，这种状态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说也奇怪，这种精神状态却似乎于做诗颇相宜，在疾苦呻吟之中，感情特别锐敏，容易发生诗思。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有一篇作为诗集的题名的，叫作“过去的生命”，便是“四月四日在病院中”做的，其词云：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这诗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总是根据真情实感，写了下来的，所以似乎还说得过去，当时说给鲁迅听了，他便低声的慢慢的读，仿佛真觉得东西在走过去了的样子，这情形还是宛然如在目前。解放以前，做了好些寒山子体的打油诗，一九四六年编为“知堂杂诗”一卷，题记中有一节云：

　　“丁亥所作《修禊》一诗中，述南宋山东义民吃人腊往临安，有两句云，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关于人腊的事，我从前说及了几回，可是没有一次能这样的说得决绝明快，杂诗的本领可以说即在这里，即此也可以表明它之自有用处了。我从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欢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刍议》中出来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上边所说，或者不免有“自画自赞”和“后台喝采”之嫌，但是我这里是有些证据的，请看《鲁迅全集》里的书简，有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给曹聚仁的信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解，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又五月六日给杨霁云的信说：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特别是在我们“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可见我上边的话不全是没有根据的了。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与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的胡风等辈，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一三六 西山养病

　　我于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云寺里，所租的屋即在山门里边的东偏，是三间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墙外是直临溪谷，前面隔着一条走路，就是一个很高的石台阶，走到寺外边去。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们“挂单”的地方，那里东西两排的厢房原来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此后如有游方僧到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安顿他们了。我把那西厢房一大统间布置起来，分作三部分，中间是出入口，北头作为卧室，摆一顶桌子算是书房了，南头给用人王鹤招住，后来有一个时期，母亲带了她的孙子也来山上玩了一个星期，就腾出来暂时让给她用了。

　　我住在西山前后有五个月，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后来给爱罗先珂做世界语讲演的翻译，记得有一篇是《春天与其力量》，说得空灵巧妙，觉得实在不错。所以在这养病期间，也着实写了不少的东西，在五月与九月之间一总给孙伏园写了六回的《山中杂信》，目的固然在于轻松滑稽，但是事实上不得做到，仍旧还回到烦杂的时事问题上来。如六月廿九日第三回的杂信上说：

　　“但是我在这里不能一样的长闲逸豫，在一日里总有一个阴郁的时候，这便是下午清华园的邮差送报来后的半点钟。我的神经易于激动，病后更甚，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稍加思索，便很烦躁起来，几乎是发热状态，因常十分留心避免。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有人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我此时放下报纸，努力将我的思想遣发到平常所走的旧路上去，——回想近今所看书上的大乘菩萨布施忍辱等六度难行，净土及地狱的意义，或者去搜求游客及和尚们的轶事，我也不愿再说不愉快的事，下次还不如仍同你讲他们的事情吧。”

　　所谓不愉快的事情大抵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时大家最注意的是政府积欠教育经费，各校教员大举索薪，北京大学职教员在新华门前被军警殴伤事件了。事情出在六月上旬，事后政府发表命令，说教员自己“碰伤”，这事颇有滑稽的意味，事情是不愉快，可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的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一篇短文，名字便叫作“碰伤”，用了子严的笔名，在六月十日的《晨报》第五板上登了出来，原文云：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利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更利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够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这古式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的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的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失少。（大约上船时曾经点名报数，有账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副挽联道，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至于责任当然完全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来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于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

　　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很能懂，并且对于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着，可是这同做诗一样，需要某种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这种机会不是平常容易得到的，因此也就不能多写了。

　　一三七 琐屑的因缘

　　一九二〇年毛子龙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叫钱秣陵送聘书来，去那里讲欧洲文学史，这种功课其实是没有用的，我也没有能够讲得好，不过辞谢也不听，所以也就只得去了。其时是女高师，讲义每小时给三块钱，一个月是二十七元，生病的时候就白拿了大半年的钱，到了新学年开始这才继续去上学，但是那里的情形却全然忘记了。后来许季茀继任校长，我又曾经辞过一次，仍是没有能准，可是他自己急流勇退，于改成女子师范大学的时候，却让给了杨荫榆，以为女学校的校长以女子为更适宜，她才从美国回来，自然更好了，岂料女校长治校乃以阿婆自居，于是学生成了一群孤苦仃零的“童养媳”，（根据鲁迅的考证，）引起了很严重的问题，这时因为我尚在女师大，所以也牵连在内。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〇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项下，记着“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于是这一事也有了着落。家里适值有一本一九二二年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里边文学分史列着“词史，二小时，刘毓盘，戏曲史，二小时，吴梅，小说史，二小时，周树人”，我的功课则是欧洲文学史三小时，日本文学史二小时，用英文课本，其余是外国文学书之选读，计英文与日本文小说各二小时，这项功课还有英文的诗与戏剧及日本文戏剧各二小时，由张黄担任，张黄原名张定璜，字凤举，这人与北大同人的活动也很有关系，在这里特预先说明一句。

　　这一年里在我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是担任燕京大学的新文学的功课，一直蝉联有十年之久，到一九三八年还去做了半年的“客座教授”，造成很奇妙的一段因缘。讲起远因当然是在二年前的讲演，那时因瞿菊农来拉，前往燕京文学会讲点什么，其时便选择了“圣书与中国文学”这个题目，这与教会学校是颇为合适的。后来因时势的要求，大约想设立什么新的课目，前去和胡适之商量，他就推荐我去，这是近因。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到了六日接到燕大来信，即签定了合同，从七月发生效力。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内的现代国文的一部分，原来的一部分则称为古典国文，旧有两位教员，与这边没有关系，但是现代国文这半个系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脚戏也是不行，学校里派毕业生许地山来帮忙做助教，我便规定国语文学四小时，我和许君各任一半，另外我又设立了三门功课，自己担任，仿佛是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类，每星期里分出四个下午来，到燕大去上课。我原来只是兼任，不料要我做主任，职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上课至多十二小时，这在我是不可能，连许地山的一总只是凑成十小时，至于地位薪资那就没有计较之必要。其实教国文乃是我所最怕的事，当年初到北大，蔡校长叫我教国文，曾经坚决谢绝，岂知后来仍旧落到这里边去呢？据胡适之后来解释，说看你在国文系里始终做附庸，得不了主要的地位，还不如另立门户，可以施展本领，一方面也可以给他的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但是据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不过我一向不愿意只以恶意猜测人，所以也不敢贸然决定。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凑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又因为没有力量办事，有许多事情都没有能够参加，如溥仪出宫以后，清查故宫的时候，我也没有与闻，其实以前平民不能进去的宫禁情形我倒是愿得一见的。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而且还有余暇来写这篇《谈往》，将过去的恶梦从头想起，把它经过筛子，捡完整的记录下来，至于有些筛下去的东西那也只得算了。

　　一三八 爱罗先珂上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里北京大学开了一门特殊的功课，请了一个特殊的讲师来教，可是开了不到一年，这位讲师却是忽然而来，又是忽然而去，像彗星似的一现不复见了。这便是所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而他所担任的这门功课，乃是世界语。原来北大早就有世界语了，教师是孙国璋，不过向来没人注意，只是随意科的第三外国语罢了。爱罗先珂一来，这情形就大不相同，因为第一是俄国人，又是盲而且是诗人，他所作的童话与戏曲《桃色的云》，又经鲁迅翻译了，在报上发表，已经有许多人知道，恰巧那时因为他是俄国人的缘故，日本政府怀疑他是苏联的间谍，同时却又疑心他是无政府主义大杉荣的一派，便把他驱逐出国了。爱罗先珂从大连来到上海，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初，有人介绍给蔡校长，请设法安顿他，于是便请他来北大来教世界语。但是他一个外国人又是瞎了眼睛，单身来到北京，将怎么办呢？蔡孑民于是想起了托我们的家里照顾，因为他除了懂得英文和世界语之外，还在东京学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语，这在我们家里是可以通用的，我与鲁迅虽然不是常川在家，但内人和他的妹子却总是在的，因为那时妻妹正是我的弟妇。是年二月的日记里说：

　　“廿四日雪，上午晴，北大告假。郑振铎耿济之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这所谓东屋，是指后院九间一排的东头这三间，向来空着，自从借给爱罗君住后，便时常有人来居住，特别是在恐怖时代，如大元帅时的守常的世兄，清党时的刘女士等人。第二天我带了他去见北大校长，到了三月四日收到学校的聘书，月薪二百元，这足够他生活的需要了。以后各处的讲演，照例是用世界语，于是轮到我去跟着做翻译兼向导，侥幸是西山那几个月的学习，所以还勉强办得来。但是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性格，讲演大抵安排得很好，翻译却也就不容易，总须预先录稿译文，方才可以，预备时间比口说要多过几倍，其中最费气力的是介绍俄国文学的演说，和一篇《春天与其力量》，那简直是散文诗的样子。最初到北大讲演的时候，好奇的观众很多，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适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登台那个时候，才有那个样子，可是西洋镜看过也就算了，到得正式上课那便没有什么翻译，大约由讲师由英语说明，就没有我的分，所以情形也不大明白。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事实上是不十分适用的，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那样的要求，但是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联合，即如“希望者”的世界语实在也只是欧印语的综合，取英语的文法之简易，而去其发音之庞杂，又多用拉丁语根，在欧人学起来固属便利，若在不曾学过欧语的人还是一种陌生的外国语，其难学原是一样的。不过写了“且夫”二字，大有做起讲之意，意思自可佩服，且在交通商业上利用起来，也有不少的好处。但在当时提倡世界语的人们大抵都抱有很大的期望，这也是时势使然，北京有一群学生受了爱罗先珂的热心鼓吹的影响，成立世界语学会，在西城兵马司胡同租了会所，又在法政大学等处开设世界语班，结果是如昙花一现，等爱罗先珂离京以后，也都关了门了。他又性喜热闹，爱发议论，不过这在中国是不很适宜的，是年十二月北大庆祝多少年纪念，学生发起演戏，他去旁听了，觉得不很满意，回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们，说学生似乎模仿旧戏，有欠诚恳的地方，由鲁迅译出登在报上。不意这率直的忠告刺痛了他们，学生群起抗议，魏建功那时还未毕业，做了一篇《不能盲从》的文章最是极讽刺之能事，而且题目于“盲”字上特加引号，尤为恶劣。鲁迅见报乃奋起反击，骂得他咕的一声也不响，那篇文章集子里没有收，只在全集拾遗可以见到。事情是这样下去了，但是第二年正月里，他往上海旅行的时候，不知什么报上说他因为剧评事件，被北大学生撵走了。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国去了，什么原因别人没有知道，总之是他觉得中国与他无缘吧，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撵走了，也未始不可。幸而他眼睛看不见，也不认得汉字，若是知道的话，他该明白中国青年的举动，比较他在离开日本时便衣侦探要挖开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真瞎，其侮辱不相上下，更将怎样的愤慨呢。

　　一三九 爱罗先珂下

　　爱罗先珂（Eroshenko）这是他在日本时所使用的姓氏的音译，比较准确的写“厄罗申科”，因为找好看字眼所以用了那四个字，其实他本姓是“牙罗申科”，因译音与日本语的“野郎”相近，野郎本义只是汉子，后来转为侮辱的意义，并为男娼的名称，所以避忌了。他的名字是华西利，不过普通只用他的姓，沿用日本的称呼叫他做“爱罗君”（Ero-sang），——日本字母里没有“桑”字音，只有“三”字，但在称呼人的“样”字的发音上，却往往变作“桑”了。他是小俄罗斯人，便是现在的乌克兰，那里的人姓的末尾多用科字，有如俄国的斯奇，如有名的小说家科罗连珂，还有新近给他做逝世一百年纪念的谢甫琴柯，都是小俄罗斯的人。——关于谢甫琴科，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写《艺文杂话》十三则，登在绍兴的《民兴日报》上，其第二篇是讲他的，曾以文言译述其诗一首，今附录于下：

　　“是有大道三岐，乌克兰兄弟三人分手而去。家有老母，伯别其妻，仲别其妹，季别其欢。母至田间植三树桂，妻植白杨，妹至谷中植三树枫，欢植忍冬。桂树不繁，白杨凋落，枫树亦枯，忍冬憔悴，而兄弟不归。老母啼泣，妻子号于空房，妹亦涕泣出门寻兄，女郎已卧黄土陇中，而兄弟远游，不复归来，三径萧条，荆榛长矣。”

　　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廿四日到京，寄住我们的家里，至七月三日出京赴芬兰第十四回的万国世界语学会的年会，我同内弟重久和用人齐坤送他到东车站，其时离开车还有五十分钟，却已经得不到一个坐位了，幸而前面有一辆教育改进社赴济南的包车，其中有一位尹炎武君，我们有点认识，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应，于是爱罗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这是很可感谢的。到了十一月四日，这才独自回来了。十二月十七日北大纪念演戏，就发生了那剧评风潮。第二年一月廿九日利用寒假，又出发往上海去找胡愈之君，至二月廿七日回北京来，但是四月十六日重又出京回国，从此就再没有回到中国来了。爱罗先珂在中国的时期可以说是极短，在北京安住的时间一总不到半年，用句老话真是席不暇暖，在他的记忆上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他给青年们有多少影响，这都很是难说，但他总之是不曾白来了这一趟的。在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里边，便明朗的留下他的影象，这是一九二二年发表于十二月号的《妇女杂志》的，可能写这篇小说的时期还要早一点吧。爱罗先珂嫌北京的寂寞，便是夏天夜里也没有什么昆虫吟叫，连虾蟆叫都听不到，便买了些科斗子来，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掘了来种荷花的，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他又怂恿人买小鸡小鸭，都拿来养在院子里。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它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它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说。”这一段是小说，但是所写的却是实事，这里边所有的诗便只是池里的细藕罢了。我也曾经做过三篇文章，总名“怀爱罗先珂君”，第一篇是七月十四日所写，在他出发往芬兰去之后，第二篇是十一月一日，大约与《鸭的喜剧》差不多同时之作，第三篇则在他回国去的第二天所写，已是一九二三年的四月了。我在第二篇文章里有一节云：

　　“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的乡愁却又是特别的深。他平常总穿着俄国式的上衣，尤其是喜欢他的故乡乌克兰的刺绣的小衫，——可惜这件衣服在敦贺的船上给人家偷了去了。他的衣箱里，除了一条在一日三浴的时候所穿的缅甸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外国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俄罗斯’的儿子。他对于日本正是一种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恋之后，只有母亲是最亲爱的人了。来到北京，不意中得到归国的机会，便急忙奔去，原是当然的事情。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送光明者’，却是用点字印出的，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时候，他却已走的无影无踪了。

　　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我的兄弟的四岁的男孩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爱罗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气道：‘唉，唉，真窘极了！’四个月来不曾这样叫，‘土步公’已经忘记爱罗金哥君这一句话，而且连曾经见过一个‘没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几乎记不起来了。”以上所记虽是微细小事，却很足以见他生平之一斑，所以抄录于此，这里只须说明一句，那小说里的最小的小孩也即是这个土步公，他的本名是一个“沛”字，但是从小就叫诨名，一直叫到现在。我的儿子本名叫“丰”，上学的时候加上了一个数目字，名叫“丰一”，到得土步公该上学了，我想反正将来长大了的时候自己要改换名字的，为的省事起见，现在就叫作“丰二”吧，在他底下还有一个“丰三”，不幸在二十岁时死去了。——可是奇怪的事，他们却并不改换名字，至今那么的用着。至于爱罗君为什么不喜欢爱罗金哥这个名字的呢，因为在日本语里男根这字有种种说法，小儿语则云钦科，与金哥音相近似。

　　一四〇 不辩解说上

　　这里且让我来抄一篇刊文吧。普通说刊文有两种意思，其一是已经刊布的文章，不论是谁做的，就抄袭了过来，其二则用于做八股文的时候，遇着做过或是多少相近的题目，便将窗稿中旧作，抄来应付，虽然“刊文”二字似乎用的不很妥当，但是习惯上是那么说的。我这所谓抄刊文乃是兼有此两种的意义，因为这本是我所做的，可以说是后者，但又是刊布过的了，所以说属于前者也未始不可。此篇文章名叫“辩解”，收在《药堂杂文》里边，原本是一九四〇年五月所写，算起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原文如下：

　　“我常看见人家口头辩解，或写成文章，心里总是很怀疑，这恐怕未必有什么益处吧。我们回想起从前读过的古文，只有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文章实在写得很好，都因此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笔祸史的资料，却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在西洋古典文学里倒有一两篇名文，最有名的是柏拉图所著的《梭格拉底之辩解》，可是他虽然说的明彻，结果还是失败，以七十之高龄服了毒人参了事。由是可知说理充足，下语高妙，后世爱赏是别一回事，其在当时不见得是如此，如梭格拉底说他自己以不知为不知，而其他智士悉以不知为知，故神示说他是大智，这话虽是千真万真，但陪审的雅典人士听了哪能不生气，这样便多投几个贝壳到有罪的瓶里去，正是很可能的事吧。

　　辩解在希腊罗马称为亚坡罗吉亚，大抵是把事情‘说开’了之意。中国民间多叫作冤单，表明受着冤屈。但是‘兔在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的景象，平常人见了不会得同情，或者反觉可笑亦未可知，所以这种声明也多归无用。从前有名人说过，如在报纸上看见有声冤启事，无论这里边说得自己如何仁义，对手如何荒谬，都可以不必理他，就只确实的知道这人是败了，已经无可挽救，嚷这一阵之后就会平静下去了。这个观察已是无情，总还是旁观者的立场，至多不过是别转头去，若是在当局者，问案的官对于被告本来是‘总之是你的错’的态度，听了呼冤恐怕更要发恼，然则非徒无益而又有害矣。乡下人抓到衙门里去，打板子殆是难免的事，高呼青天大老爷冤枉，即使侥幸老爷不更加生气，总还是丢下签来喝打，结果是于打一顿屁股之外，加添了一段叩头乞恩，成为双料的小丑戏，正是何苦来呢？古来懂得这个意思的人，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个倪云林。余澹心编《东山谈苑》卷七有一则云：

　　‘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两年前我尝记之曰：

　　‘余君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以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之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方言里的‘魇’字吧，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举例来说，恰好记起《水浒传》来，这在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那一段里，说林冲在野猪林被两个公人绑在树上，薛霸拿起水火棍待要结果他的性命，林冲哀求时，董超道，‘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金圣叹在闲话句下批曰：

　　‘临死求救，谓之闲话，为之绝倒。’本来也亏得做书的写出，评书的批出，闲话这一句真是绝世妙文，试想被害的向凶手乞命，在对面看来岂不是最可笑的费话，施耐庵盖确是格物君子，故设想得到写得出也。林武师并不是俗人，如何做的不很漂亮，此无他，武师于此时尚有世情，遂致未能脱俗。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恋爱何独不然，因为恋爱生死都是大事，同时也便是闲话，所以对于‘上下’我们亦无所用其不满。大抵此等处想要说话而又不俗，只有看梭格拉底的样一个办法，元来是为免死的辩解，而实在则唯有不逃死才能辩解得好，类推开去亦无异于大辟之唱《龙虎斗》，细思之正复可以不必矣。若倪云林之所为，宁可吊打，不肯说闲话多出丑，斯乃青皮流氓‘受路足’的派头，其强悍处不易及，但其意思甚有风致，亦颇可供后人师法者也。

　　此外也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重大，还不至于打小板子，解说一下似乎可以明白，这种辩解或者是可能的吧。然而，不然。事情或是排解得了，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有人觉得被误解以致被侮辱损害都还不在乎，只不愿说话得宥恕而不免于俗，即是有伤大雅，这样情形也往往有之，固然其难能可贵比不上云林居士，但是此种心情我们也总可以体谅的。人说误解不能免除，这话或者未免太近于消极，若说辩解不必，我想这不好算是没有道理的话吧。五月二十九日。”

　　一四一 不辩解说下

　　这篇论“辩解”的文章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里所写，是去今二十年前，那时只为要写一种感想，成功一篇文章，需要些作料，这里边的杨恽嵇康，梭格拉底以及林武师，其实都是肴馔的“垫底”，至于表面的“臛头”实在只是倪元镇这一点。这回讲到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让我们来看他所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彷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并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于下：

　　“《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知道这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在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当时忘记了说，他从藤花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为“避喧”，那么更可证明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说有什么的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做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

　　一四二 吗嘎喇庙

　　民国十二三年便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我们在北大里的一群人，大抵是在文科里教书的那些日本留学生，对于中日问题的解决，还有些幻想，所以在对日活动上也曾经努力过，可是后来都归于徒劳，终是失败了事。这一群人有陈百年，他是光复会的旧人，从前同了龚未生两人一直跟着陶焕卿跑，在焕卿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的时候，二人都列名校对，未生别号是“独念和尚”，百年则称为“悠悠我思”，这与著书的“会稽先生”是相对成趣，鲁迅所时常引为谈助的。此外是沈尹默，他虽然不是留东学生，可是在这团体里很有势力，算是捏鹅毛扇的，因此朋友们就奉尊号称之为鬼谷子，而实际奔走联络的则是张凤举，他本名张定璜，是京都帝大的学生，后来当国民政府的驻日代表团员，现在就一直住在日本。还有两个人乃是马幼渔和我，本来还有朱希祖钱玄同，但玄同或者因为在北大只是讲师的关系，所以除外了，朱希祖不晓得因为什么，也不去拉他，其实他们倒是民报社听讲的人，即此可见“正人君子”的某籍某系的话是胡乱造谣罢了。

　　学校方面当初找我们几个人，商谈一下退还庚子赔款的事情。当年组织联军的八国向中国强要了去莫大的赔款，可是后来又由美国发起，退还给中国，用在教育文化事业上面，这于文化侵略是最有效力的。俄国于第一次欧战之后就完全放弃了，英法各国也相继声明退还，其中只是日本做得顶不漂亮，他不好意思说不退，可是退又是实在舍不得，所以经过好几年的曲折，成立了一个什么“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来修正成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属于他们内阁的一个机关，这事是在几年之后，那时中国只能放手不管，由他们自己去搞了。这是后话，且说其时还什么都没有头绪，我们便是我和张凤举同去日本公使馆找吉田参事官一谈，当时所谈只是公事，这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的事，但是由于这回的访问，渐渐相识，遂于九月二十日在吉田处与坂西诸人相会，商量组织“中日学术协会”，为他日协商的地步。日记上只简单的记着：

　　“二十日晴，下午往燕大上课，四时后往访凤举，至正昌饮茶，同往吉田君宅晚餐，来者坂西，土肥原，今西，泽村，及北大同人，共十六人，十一时散。”坂西利八郎是日本的陆军中将，一向在北京为北洋政府的军事顾问，是个有名的“支那通”，土肥原贤二那时候还是少佐，是他的帮手，坂西用中国话介绍说，“这是我的伙计，”是后来“侵华”的罪魁祸首，在巢鸭监狱里同了别的战犯一起明正典刑的，不过在那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只是觉得在老奸巨猾的坂西旁边，显得乡下老似的土头土脑，其实后来他的鬼计百出，终于弄得一败涂地，也何尝不是他的笨拙的证据呢。今西龙是研究朝鲜语的，泽村则是讲美术史的，都是东京大学的教授，那时逗留在北京，这里只是来作陪客的罢了。这回宴会不久之后，中日学术协会便告组织完成了，里边的主干在日本方面是坂西和土肥原，土肥原还有一个他的“伙计”，叫方梦超，大概是安徽桐城人，乃沈尹默的亲戚，此外由坂西去拉了些在北京政府各部里做顾问的日本人来充数，都是无关紧要的了。中国方面是张凤举，他同坂西后来被选作“干事”，其余的人便都是具员而已，这些人是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和我，此外坂西还想拉李守常，可是不成功。他们的人选是要取北大人里多少和国民党有渊源者，但是对于我却有点看错了，——北伐的时节，沈尹默张凤举和萧子升组织了特务委员会，很替国民党出过力，后来登记党员，凤举替我和徐耀辰都报了名，但是我们敬谢不敏，没有去应笔试与口试。日本人的用意是，那时北洋政府已是完全无望，眼见国民政府的北伐将要成功，便想来找个桥梁，过去和国民党接洽。据张凤举所说，坂西表示中日谈判很是乐观，因为二十一条本未成立，当然可以破弃，即租界等问题亦可让步，日本所希望者只在保留因日俄战争所得的权利，这些权利取自帝俄，并非由中国夺取，这种辩解虽是强词夺理，但出自日本军人之口，也可以说是难得了。但是不久也觉得这样谈判未必可能得中国的认可，所以又复转为强硬政策，于是中日谈判显然无望，而中日学术协会这种组织也就自然归于消灭了。

　　中日学术协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宣告成立，查旧日记于那一天项下记着道：

　　“下午三时至西四帝王庙，赴中日学术协会成立之会，会员共十八人，交入会金十元，会费五元。归家已晚。”这一笔钱就交给干事，作为开办的费用，在东城吗嘎喇庙租了一间大屋，算作学术协会的会所，当时坂西就笑着说：“我们怎么配说学术二字，但是招牌却不得不这样挂。”每月规定开一次常会，平常多借用北大第二院的会议厅，唯有遇到招待客人或接收会员等事，才在吗嘎喇庙里聚会。会章像煞有介事的有严格的规定，凡接收会员，须经到场会员全体通过，以黑白棋子表示赞否，凡投票时如有一个黑子即属无效。会员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这条规则却也发生了一次效力，被否决的人是西本愿寺管长大谷光瑞，这黑子乃是张凤举所投的。这协会自十一月十一日在北大第二院开了第一次的常会，大概维持了将有一年的光景，看看中日形势没有什么好转，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溥仪出宫以后，日本的汉字新闻《顺天时报》更是兴风作浪的胡闹，感觉到协会再弄下去的无意义，遂于十一月十日写了一封出会声明书寄去，因此这有名无实的所谓学术协会也就解散了。

　　一四三 顺天时报

　　凡是不曾于民国早年在北京住过些时候的人，决不会想像到日本人在中国所办的汉字新闻是怎么岂有此理的可气。本来中国的报纸最初都是外国人办的，如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是如此，但那是外国商人主意为的赚钱，不像日本的乃是由政府主持，不但诸事替日本说话，便是国内琐事也都加评论指导，一切予以干涉。这从前清时代就已办起，在北京的一个叫做“顺天时报”，在沈阳那时称作奉天的一个叫做“盛京时报”，就名称上看来，也可以知道它成立的长久，和态度的陈旧了。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其时便在报上大发议论，处处为反动势力张目，其影响实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后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可是人们都不当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国人所办的新闻造谣是常有的，算不得什么，不值得费笔墨来同它斗争，这种理由有一半是不错的，但是一半也在读者，要能够知道它是在造谣才好，可是在中国这怎么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辇毂之下”，数百年来习惯于专制之淫威，对于任何奇怪的反动言论，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会主张，简直是与《顺天时报》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个关系似乎很是重大。结果乃由我匹马单枪去和这形似妖魔巨人的风磨作战，那些文章我都没有搜集，现在就《谈虎集》卷下看来，里边只保存着《中国与日本》等十四篇。这《谈虎集》系取谈虎色变的意思，所收多是攻击礼教的文章，但是因为我是主张中庸的，有的对于个人或是攻击特别粗暴的就一律不曾收入，当时另立一个目录，预备日后另出一册《真谈虎集》，可是这个也不曾实行，那目录也就不见，只记得里边有篇《恕陈源》和《恕府卫》，——即是三一八开枪的执政府卫队，是在那事件发生以后所写的。我那部《谈虎集》是那样经过精密选择，却保有与日本《顺天时报》闹别扭的文章有十四篇之多，可见那时是怎样的浪费笔墨，大约那时没有收集的文章还有不少。这期间是民国十三至十六年（一九二四——二七），以后不久日本的汉文报纸大概是由外务省撤除了，但是它的宣传的恶影响却是尽够大的了。

　　就《谈虎集》里的材料看来，最先和《顺天时报》对抗的是在溥仪出宫的时候，那是在民国十三年的冬天。我在《清朝的玉玺》这一篇文章里说道：

　　“玉玺这件东西，在民国以前或者有点用处，到了现在完全变了古董，只配同太平天国的那块宋体字的印一样，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这回政府请溥仪君出宫，讨回玉玺，原是极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难道拿几颗印还好去做皇帝不成么？然而天下事竟有出于‘意表之外’者，据《顺天时报》说，‘市民大为惊异，旋即谣言四起，咸谓……夺取玉玺尤属荒谬，’我真不懂这些‘市民’想的是什么。我于此得到两种感想。其一是大多数都是些昏虫。无论所述的市民的意见是否可靠，总之都是遗民，迷信玉玺的奴隶，是的确的，所以别人可以影射或利用。舆论公意，不论真假，多是荒谬的，不可信托。其二是外国人不能了解中国的事情。外国人不是遗民，然而同他们一样的不是本国人，所以意见也一样的荒谬，即使不是恶意的，也总不免于谬误，至少是不了解。……

　　《顺天时报》是外国人的报，所以对于民国纵使不是没有好意，也总是绝无理解，它的好恶几乎无不与我们的相反，虽说是自然的却也是很不愉快的事。它说清室优待条件系由朱尔典居中斡旋，现在修改恐列国不肯干休，则不但谬误，简直无理取闹了。我要问朱尔典与列国，以及《顺天时报》的记者，当复辟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干涉，说优待条件既由我们斡旋议定，不准清室破约复辟？倘若当时说这是中国内政，不加干涉，那么这回据了什么理由可以来说废话？难道清室可以无故破约而复辟，民国却不能修改对待已经复过辟的清室的条件么？虽然是外国人，似乎也不好这样的乱说罢。——但是仔细一想，就是本国人，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人也未必没有，那么吾又于外国人何尤。”

　　这篇文章的口气还是相当的缓和，说外国人不懂中国的事情，所以多有荒谬的议论，就怪中国人不争气，爱听他们的谬论。但是在《谈虎集》所收的第二篇《李佳白之不解》中，却收起这种假客气话，单刀直入的指出这种报纸的用意来了。原文最末的第三节道：

　　“《顺天时报》是外国政府的机关报，它的对于中国的好意与了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它引李佳白为同调所以正是当然。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荒谬的议论。我们只要看这些外国机关报的论调，他们所幸所乐的事大约在中国是灾是祸，他们所反对的大抵是于中国是有利有益的事。虽然不能说的太决绝，大旨总是如此。我们如用这种眼光看去，便不会上它的当，而且有时还很足为参考的资料。”

　　一四四 顺天时报续

　　我这所写的是民国十三年的事情，但是《顺天时报》的事却一直继续着，到民国十六年为止，所以这里记录的年代也不免要混杂一点，把其他事情跳过去，先来把这一事件结束了再说别的了。

　　民国十五六年广东政府国共合作成功，北伐着着胜利，眼看北洋派的政府就要坍台，于是这边也变本加厉的反共，在这时候正是《顺天时报》得意之秋，造谣生事，无所不用其极。最显著的是关于裸体游行的宣传，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我写了一篇《裸体游行考订》，前半云：

　　“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载有二号大字题目的新闻，题曰‘打破羞耻’，其文如下：‘上海十日电云，据目击者谈，日前武汉方面曾举行妇人裸体游行二次，第一次参加者只二名，第二次遂达八名，皆一律裸体，唯自肩部挂薄纱一层，笼罩全身，游行时绝叫打倒羞耻之口号，真不异百鬼昼行之世界矣。’该报又特别做了一篇短评，评论这件事情，其第二节里有这几句话：

　　‘上海来电，说是武汉方面竟会有妇人举行裸体游行，美其名曰打破羞耻游行，此真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

　　我以为那种目击之谈多是靠不住的，即使真实，也只是几个谬人的行为，没有多少意思，用不着怎么大惊小怪。但《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以尊皇卫道之精神来训导我国人为职志的，那么苟得有发挥他的教化的机会，当然要大大利用一下，不管它是红是黑的谣言，所以我倒也不很觉得不对。不过该报记者说裸体游行真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我却有点意见。在中国是否从来未有我不能断定，但在世界人类却是极常见的事。即如在近代日本，直至明治维新的五年（一八七二），就有那一种特别营业，虽然不是裸体游行，也总相去不远，‘喴，来吹一吹吧，来戳一戳吧’的故事，现在的日本人还不会忘记吧？据《守贞漫稿》所记，在天保末年（一八四一年顷）大坂庙会中有女阴展览，门票每人八文。原文云：

　　‘在官仓边野外张席棚，妇女露阴门，观者以竹管吹之。每年照例有两三处。展览女阴在大坂仅有正月初九初十这两天，江户（即现今东京）则在两国桥东，终年有之。’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四壁庵著《忘余录》，亦在‘可耻之展览物’一条下有所记录，本拟并《守贞漫稿》别条移译于此，唯恐有坏乱风俗之虞，触犯圣道，故从略。总之这种可笑之事所在多有，人非圣贤，岂能无过，从事于历史研究文明批评者平淡看过，若在壮年凡心未尽之时，至多亦把卷一微笑而已。如忘记了自己，专门指摘人家，甚且造作或利用谣言，作攻击的宣传，我们就要请他先来自省一下。”怎么样的来反省呢？就是裸体游行可能是谣言，他们却有过同类的女阴展览，这是在文献上有“目击”者的证据，便只是有这一点的不同，因为纳付过八文钱的看资，有合于资本主义的道理，或者因此便可以不算是百鬼昼行了吧。

　　这时候北洋政府已经完全是奉军的势力，张作霖进入北京，快要做大元帅了，于是有搜查俄国公使馆之举，那时国共合作的党员便全部被捕，这是十六年四月六日事情。经过三个星期，十几个人都被处了死刑，北大教授图书馆长李守常也就在内，《顺天时报》借此机会，又做了一次颠倒黑白宣传。我在《日本人的好意》一篇文章里加以反驳，上半云：

　　“五月二日《顺天时报》上有一篇短评，很有可以注意的地方，今录其全文如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问题。贪生怕死，蝼蚁尚然，善恶也是另一问题。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所以我对于这次党案的结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来。

　　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人的信仰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再说这一般党员，大半是智识中人，难道他们的智识连蝼蚁都不如么，难道真是视死如归的么？要是果真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干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馆界内秘密行动哩？即此可知他们也并非愿意舍生就死的，不过因为思想的冲动，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顾利害，甘蹈危机，他们却万料不到秘密竟会泄漏，黑幕终被揭穿的。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一般人的写照。唉，可怜可惜啊。

　　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我们也知道，《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外国人所写的中国文，实字虚字不中律令，原是可恕的，又古语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见不同也不足怪。现在日本人用了不通的文字，写出荒谬的思想，来教化我们，这虽是日本人的好意，我们却不能承受的。……照我们的观察说来，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维新志士为不如蝼蚁，便不应该这样来批评党案，无论尊王与共产怎样不同，但以身殉其主义的精神总是同的，不能加以岐视。日本人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轻生重死，更不赞成鼓吹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诲我们。

　　《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什么如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的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日本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像这样明显的胡说八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英国虽是帝国主义的魁首，却还没有用这种阴险的手段来办《顺天时报》给我们看，只有日本肯这样屈尊赐教，这不能不说是同文之赐了。‘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呜呼，是亦汉文有罪焉欤！”

　　这样的前后搞了四年，白花了许多气力，总写了有十多万字吧，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结果还是时局变化，张作霖终于在北京也站不住了，只得退出关去，那时《顺天时报》也就只好关门了。

　　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现在要回过去讲以前的事情，其最为重大的一件，便是举世闻名的所谓女师大的风潮。在这中间，却另有一段和东吉祥胡同派的人往来的经过，另外写作一章，似乎不大好，所以拼写在一起，成了那样一个凑拼而成的题目，实在是很可笑的。大家知道，这二者性质相反，正如薰莸之不能同器，但在那时我却同它们都有些关系，讲起来所以只能混在一处了。

　　讲到女高师，——它之改称女师大，只是在杨荫榆来做校长之后，这以前都是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长校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许寿裳继任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就是有点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谓“印刓不予”，譬如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与则与，不可便立即拒绝好了，他却总是迟疑不决，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满口德谟克拉西，学生们就送他一个徽号叫“德谟克拉东”，这名字也够幽默的了。我那里担任了一年课，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里，我就想辞职。在旧日记里有这几项记载：

　　“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辞兼课。”

　　“九月三日，季茀来，留女高师教课，只好允之。”

　　“十二月廿六日，寄郑介石函，拟辞女高师课。”这时郑君或者是兼职国文系的主任，但辞职仍没有准许，虽然在日记上没有登载。一九二四年夏天许季茀辞去校长，推荐后来引起风潮的杨荫榆继任，杨女士是美国的留学生，许君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岂知这位校长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作一群的童养媳，酿成空前的风潮，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在日记里记着这几项，可以约略的知道：

　　“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

　　“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

　　“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

　　“七月廿二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

　　“九月廿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

　　即此可以看见，我对于女师大的教课一向并无什么兴趣，特别是女校长到任以后更想积极的摆脱，可是摆脱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马幼渔，不晓得是怎么样找来的，出来挽留我，于是我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一名“西席”，后来成为女师大事件中支持学生方面的一个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后，还留下来与徐耀辰成了女师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学的学长林素园交涉以至冲突，想起来实在觉得运命之不可测。而在别一方面，我对于东吉祥派的人们，便是后来在女师大事件上的支持校长方面的所谓“正人君子”，我当初却是很拉拢的，旧日记上还留着这些记录：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陈通伯，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

　　“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

　　“七月五日，下午凤举同通伯来谈，通伯早去。”

　　“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行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回家。”

　　这时候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形势，在二月廿八日的日记里记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

　　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的秋天，迁延至次年一月，仍未解决，学生代表乃至教育部诉说请求，并发表宣言，坚决拒绝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七日该校开国耻纪念讲演会，校长与学生发生冲突，五月九日乃召集评议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个人，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些年月和人名，我都是查考《鲁迅全集》第三卷的注释才能得来的，因为日记里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有几个在女师大教书的教员听了不平，便酝酿发表一个宣言，这启事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由七个人署名，即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照例负责起草的人是署名最后的，这里似乎应该是我拟那宣言的了，但是看原文云，“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似乎觉得不像是我自己的手笔，至于这是谁的呢，到现在却也无从去查考了。

　　这宣言的反响来的真快，在五月三十日发行，而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每周评论》上，就发现陈西滢即通伯的一篇“闲话”，不但所谓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风潮”的话就出在这里边，而且大有挑唆北洋军阀政府来严厉压迫女师大的学生的意思。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退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为此。这之后我就被学生自治会请去开会，时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情形如鲁迅在《碰壁之后》一篇文章里所写，眼见一个大家庭里斗争的状况，结果当上了一名校务维持会的会员。而且说也奇怪，我还有一次以学生家长的资格，出席于当时教育部所召开的家长会，——我其实并无女儿在女师大念书，只因有人介绍一个名叫张静淑的学生，叫我做保证人，这只须盖一个图章，本是“不费之惠”，不过有起事情来，家族如不在北京，保证人是要代家长负责的，这是寻常不会有的事情，但是我却是适逢其会的碰着了。我终于不清楚张静淑本人是不是反对校长的，假如她是女附中出身，那么她应该为附中主任欧阳晓澜的威胁利诱而加入对方去了，如今却还找我这保证人去赴会，可以想见她是在反对的一边的。那一天的日记只简单的记着：

　　“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教育部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这会议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在八月六日北洋政府阁议已经通过教育部解散女师大，改办女子大学的决议，这里招集家长前来，无非叫约束学生，服从命令的意思。当时到场二十余人，大都没有表示，我便起来略述反对之意，随有两三个人发言反对，在主人地位的部长章士钊看见这个形势，便匆匆离席而去，这便是那天无结果的详情。以后紧接着二十二日武装接收的一幕，由专门教育司长刘百昭率领老妈子队伍，开赴石驸马大街，把女学生拖拉出校，就原址开设国立女子大学，派胡敦复为校长。那班被拖出街上的学生们只得另寻栖止，在端王府的西南找到一个地方，作为校址，校长是易培基，这大概是校务维持会所推选的吧。日记里写着：

　　“九月十日，上午往宗帽胡同（十四号电话西局一五八五），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赴女师大开学典礼，午返。”这以后就暂时在那里上课，到了十一月底章士钊离开了教育部，女师大随即复校，仍搬回石驸马大街原处。可是在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中乃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这即是三一八事件，女师大死了两个学生，国文系的刘和珍与英文系的杨德群，随后有些教员也被迫胁离开了北京。教育总长换了任可澄，教育界前途一样黑暗，我在女师大渐渐的被挤了上去，充当代表，在八月五六两日里去见任可澄都不曾见到。二十二日是去年“毁校纪念”，开会纪念了不到十日，教育部又发表将女子大学和女师大合并为女子学院，而以女师大为师范大学部，派林素园为学长，于九月四日来校，武装接收了。今据林素园的报告照录于下：

　　“素园本日午前十一时复往该校，维时该校教职员等聚集多人，声势汹汹，当晤教员徐祖正周作人说明接收理由，该徐祖正等声言同人等对于改组完全否认，早有宣言，何竟贸然前来，言时声色俱厉，继复跃起谩骂，户外围绕多人，一齐喝打，经部员劝告无效，并被拳击，素园等只得来部陈明。”这篇布告登在九月六日的《世界日报》上，但记者说据前日报告，仅云林上午到校因斥该校教授为共产党，言语之间稍有冲突，并无互殴之说，此种报告似觉离奇，殊与事实颇有出入。这新闻报道倒是公平的。

　　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第二次武装接收女师大，已经是一九二六年的事，《语丝》却是一九二四年创刊的，现在要来讲它，须得退两年回去，可是如来从头讲起，那便非先说孙伏园办《晨报副刊》不可，那就更早了。——但是我且不去管它，如今且来跑一通野马，说一说这件事的始末吧。

　　孙伏园原名福源，是我在绍兴做中学教员那时候的学生，我查来北京以后的日记，在一九一七年有这一项记载：

　　“八月廿一日，下午得孙福源十五日上海函。”那年因为有复辟之役，北大的招考改迟了，他来上海是为的应试，但是那一年没有录取。次年暑假里回家去，他来访四次，我于九月十日返北京，可是过了六天，他老先生也飘然的来了。他说想进大学旁听，这事假如当初对我说了，我一定会阻止他的，但是既然来了，也没得话说。日记上说：

　　“十八日，上午孙福源来，为致学长函。”这是写给陈独秀，代他请求准许旁听的信，当时旁听章程，一年后随班考试及格，可以改为正科生，这条章程可是在第二年就修正了，以后旁听生一律不得改为正科了。那一年入学的旁听生，只有国文系二人，其一是孙福源，其二则是成平，即是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在一榜之中出了两位报人，也可以说不是偶然的事。

　　他在北大第一院上课听讲，住在第二院对过的中老胡同，和北大有名的师生都颇熟习了，这时五四运动发生，他就得了机会施展他的能力。他最初是据我所记得，同罗家伦在《国民公报》里工作，后来那报停了，他便转入了《晨报》，因为这两种报同是研究系报纸，研究系是很聪明的政党，见事敏捷，善于见风使帆，所以对于五四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它是首先赞助，在这《晨报》中间更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名叫蒲伯英，但在前清末年四川争路风潮的时候，已很有名，那时叫蒲殿俊，是清朝的一位“太史公”。孙福源在《晨报》最初是编第五板，仿佛是文艺栏，登载些随感杂文，我的《山中杂记》便都是在那上边发表的，这是一九二一年的秋天的事情，等到鲁迅的《阿Q正传》分期登载，已经是《晨报副刊》了。这是报纸对开的四页，虽是附张却有独立的性质，是《晨报》首创的形式，这可能是蒲伯英孙伏园两个人的智慧，出版的时期是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吧。报上有这么一个副刊，让人家可以自由投稿，的确是很好的，孙福源的编辑手段也是很高明，所以一向很是发达，别的新闻都陆续仿照增加。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晨报副刊》只办了三年多，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便交卸了，查旧日记上记着：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伏园辞职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刘勉己擅自抽去副刊上的稿子，这是明明排挤他的意思，所以他觉得不能不走了。伏园既然离开了《晨报副刊》，便提自己来办一个出版物，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的干涉，于是由他自联络筹办，结果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李小峰章川岛，作为经营出版的人，做文章的则另外约了些人，经过一次会商，这刊物的事情就算决定了。日记上记载着道：

　　“十一月二日，下午至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周刊的发刊词是由我所拟的，但是手头没有《语丝》的原本，所以不能记得了，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所以说得很是笼统，到后来与《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句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篇文章里说道：

　　“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气力，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这一节话很能说明《语丝》杂文的一方面的特色，于叱吧儿狗的确有用，可是吧儿狗也不是好惹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要被咬，我自己有过经验，吃了一点亏，但是也怪自己不能彻底，还要讲人情的缘故。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关于《语丝》说了不少的空话，至于实在的文章如何，好在世间还有印本流传，只得请好事者自己去看了。

　　一四八 五卅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英国租界的巡捕对于示威游行的工人市民开枪，死伤很多，这是极为重大的一桩事件，但是在殖民地却是往往发生的事，所以国人虽然奔走呼号，也是没有别的办法，终于在十月里麻胡的了结了。在北大的人也只是发表几篇外国文的宣言，更无聊的还要打电报给罗马法皇向他们“辩诬”，结果是白讨没趣，也实在十分可笑的事情。鲁迅在《忽然想到》之十里说得很好：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自己被了损害，却要先向人家辩诬，而这些人家原是同凶手一伙儿的，这样的做是很有点离奇的事，然而比较利用了来做生意，总还要好一点。不过这种出于“意表之外”的事情，也竟有之，不能不说是奇怪了。在《泽泻集》里有一篇名叫“吃烈士”的文章，便是讽刺这事的，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我遇见同样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说玩笑话的一法，过去的写《碰伤》和《前门遇马队记》，便都是这一类的例子。如今且说那篇《吃烈士》的文章：

　　“这三个字并不是什么音译，虽然读起来有点佶屈聱牙，其实乃是如字直说，就是说把烈士一块块的吃下去了，不论生熟。

　　中国人本来是食人族，象征的说有吃人的礼教，遇见要证据的实验派可以请他看历史的事实，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时一路吃着人腊（案就是人肉干）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东忠义之民。不过这只是吃了人去做义民，所吃的原是庸愚之肉，现在却轮到吃烈士，不可谓非旷古未闻的口福了。

　　前清时捉到行刺的革党，正法后其心脏大都为官兵所炒而分吃，这在现今看去大有吃烈士的意味，但那时候也无非当作普通逆贼看，实行国粹的寝皮食肉法，以维护纲常，并不是如妖魔之于唐僧，视为十全大补的特品。若现在的吃烈士，则知其为——且正因其为烈士而吃之，此与历来的吃法又迥乎不同者也。

　　民国以来久矣夫没有什么烈士，到了这回五卅——终于应了北京市民的‘杞天之虑’，因为阳历五月中有两个四月，（阴历闰四月，）正是庚子预言中的‘二四加一五’——的时候，才有几位烈士出现于上海。这些烈士的遗体当然是都埋葬了，有亲眼见过出丧的人可以为证，但又有人很有理由的怀疑，以为这恐怕全已被人偷吃了。据说这吃的方法计有两种，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个的吞，其功效则加官进禄，牛羊繁殖，田地开拓，有此洪福者不过一二武士，所吞约占十分七八，下余一两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那些小吃多者不过肘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销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坤履，或在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嘉，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我自愧无能，不得染指，但闻‘吃烈士’一语觉得很有趣味，故作此小文以申论之。乙丑大暑之日。”

　　大暑之日系是阳历七月廿三，距出事的时期只有四五十天，便被敏捷的人这样的利用了，好在殖民地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是当作往事来谈谈而已。我写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启示，他的一篇《育婴刍议》（A Modest Proposal）那时还没有经我译出，实在是我的一个好范本，就只可惜我未能学得他的十分之一耳。

　　一四九 三一八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卫队对于请愿的民众开枪，造成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的惨案，这乃是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布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残，杀伤之众多，都是破天荒的，后来孙传芳蒋介石的肆行残杀，差不多都是由此出发的。当日我到盔甲厂的燕京大学去上课，遇见站在课堂外边的学生，说今天因为请愿去了，所以不上课，我正想回来，这时忽见前去赴会的许家鹏君气急败坏的跑回来，说“了不得了，卫队开枪，死伤了许多人！”他自己好像没有受伤，但一看他戴着的一顶呢帽，在左边上却被子弹穿了个大窟陇。我从东单牌楼往北走，一路上就遇着好些轻伤的人，坐在车上流着血，前往医院里去。第二天真相逐渐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死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死者多半是青年学生，与我有关系的学校是女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二人，燕大的许君虽是奇迹的没有受伤，可是研究生郭灿然却因此失了一条大腿，一九三一年我在燕大的时候，他还是国文系当秘书，可是后来大概回到河南故乡去了。

　　三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也只能拿了笔干以文字纪念死者，做了几副挽联，在三月二十三日给殉难者全体开追悼会的时候，送去一联云：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二十五日在女师大追悼刘杨二君时，送去对联云：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我真运气，得到陈源教授替我来做注脚，我在这里说枪声弹雨，本来只是随便的一句熟语，殊有甜熟之感，乃不意在三月二十七日的《现代评论》上的“闲话”里，明说请愿是入“死地”，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这不但明言那天开枪是有计划的事，而且这也做了我的文章的出典了。中法大学的胡锡爵君的追悼会不知是哪一天，我的对联是这样的：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这里很有一点玩笑的成份，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是发挥这个意思的，就拿这副挽联来做结束。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但我有时也颇想找出来看看，因为那时那东吉祥的一班“东西”——这是鲁迅送给他们的徽号——的谣言实在造得太离奇了，不知道是怎么样“恕”他的。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里说：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他的话是对的，此文作于四月一日，我在三月三十一日做了一篇《新中国的女子》，也曾说道：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学生事件发生以后，日本《北京周报》上有颇为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杂志的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说有人拿着手杖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明观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记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中国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北京周报社长藤原镰兄也在社论中说及，有同样的意见：

　　‘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其时他就想到中国的兴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以前有一位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时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中国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想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中国机运的一点消息。’”

　　这《北京周报》是用日本文写，办给日本人看的报，所以意见有时也还正确，不像汉文报的故意歪曲。但那时候的《顺天时报》是怎么说的呢，想必有很好的妙论，可是那时因为有《现代评论》超过了它，所以对于它不曾注意，已经记不得了。

　　一五〇 中日学院

　　以前对于中日问题，还不能没有幻想，希望它能够和平解决，因此徒劳的作些活动，第一次的中日学术协会，已经失败了，第二次又来计划改革同文书院，设立了中日教育会。这也是由于坂西和土肥原的介绍，与东亚同文会的代表大内见面，商议将天津的同文书院改为中国学生的留日预备学校的事宜。这同文会本是经济文化侵略的机关，它在上海汉口天津各地设立同文书院，养成说中国话的人材，熟悉中国习惯，来中国作种种的活动。这一回却愿将天津的一处学校改作私立中学，招收中国学生，就只是用日本文作为第一外国语，毕业后可以留学日本，直接考入大学。他们请中国人合办这学校，总务即经济一切归日本人担任，教务由中国方面主持，都照教育部章程办理。平常他们办事，凡是要中国人给他帮忙时，总是拉些有小功名的如举人秀才的人，这回却找到大学里来，仍旧在中日学术协会中间找了几个人，即是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张凤举和我一共是五个。日记上留存着这几项记事：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往百年处，商议同文书院事。”

　　“九月二日，下午往土肥原宅，与大内江藤及北大同人共商同文书院事，晚八时回家。”

　　“九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往土肥原宅，议定中日教育会契约，午大内约往东兴楼午餐，共计宾主九人。

　　九月五日，午在东兴楼与尹默幼渔凤举百年，共宴大内江藤土肥原，及方梦超四人。”这以后中日教育会便算成立了，议定以天津同文书院为基础，设立中日学院，先办初中高中部份，再扩充到大学部，其教务方面完全由中国人主持，教务长则请原有的张子秀担任，另外请会里派一个院长前去，并请会员二人去任两门功课。结果推定陈百年去教论理学，马幼渔去教国文，每周一次，院长则请沈兼士任之，因为在北京住家，不能常驻天津，所以只好时常往来京津之间。我虽是会长的名义，但只是在有一年的学校纪念日特别开会的那天，我被邀去到校讲演，去过一次，所得的印象实在平凡得很，校舍足够中学之用，但要想办大学哪里能行呢，好在学院方面也是没有诚意，姑且说一句话，后来不再提起，这边也觉得反正不能实现，也没有人认真去追问，便这样虚与委蛇的拖了好久。后来一个时候陈马二君也懒得跑这一段长路了，就都辞了兼职，只让一位由这边介绍去的北大的研究生在枝撑门面，总务长江藤则已去世，由藤江递补，这人也看不出别样坏处，就只喜欢钓鱼和喝酒，大半天在学校边的水池里垂钓，院长则时去时归，很有倦勤的样子，等到一九三一年柳条沟的枪声一响，他也就正式的辞职了。土肥原介绍我们改革同文书院，未能成功，可是他在另一方面进行的捣乱工作，却是着着进行，终于引起芦沟桥事件，结果是“神国”成麦克阿塞的领土，而自己也遂为巢鸭殉国的“七英灵”之一人。凡是见过土肥原贤二的人，似乎不大会预料他能做大事情的人，语云，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我们看现在的日本好像还缺少真的英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中日学院的院长当初原是想把学校办好所以前去的，事实上他有识力可以足够办好一个大学部，但是事与愿违，使他不得不转为消极，然而却有一件事，着实使他受累不浅，这便是从天津得来的一份小家眷。他本有一子一女，家庭很是圆满，不幸他的夫人得了一种不很利害而是经常的精神病，他就在天津营了一所“金屋”，后来回到北京时又不得不把她移回来，日后他的夫人也常见到，旁人便以某女士的资格向她介绍，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喜剧了。我自己虽然没有受什么累，可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来访的那位刺客，也声称是中日学院的李姓，这当然是假冒的，但是为什么要说是中日学院来的呢？这时土肥原已经阔了起来，称为“土肥原将军”了，我于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前去访问他一回，拟问此事，没有见到，从此以后就没有看到他了。

　　一五一 东方文学系

　　我到北京大学里来，到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最初是讲欧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一九二二年至燕京大学担任现代文学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应沈尹默君去教孔德学校中学十年级的国文，即是初来北京时所坚决不肯担任的国文功课，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的。随后还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在大学课程纲要说明道：

　　“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本课即本斯意，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后有案语云：

　　“案成忍斋示子弟帖云，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为唐人之所必不能为，而唐人文则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为者矣。”第二年又增加了“佛经文学”，说明道：

　　“六朝时佛经翻译极盛，文亦多佳胜，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今拟选取数种，稍稍讲读，注意于译经之文学的价值，亦并可作古代翻译文学看也。”这时候几乎完全是转了业，可是芦沟桥的炮声起来，我的这一门外道的功课也终于开不成了。

　　但是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时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大约有十年的光景。中国过去在高等学校里都是英语当王，有的还用英语授课，北京大学才破天荒的加以改革，一切讲义都改用中文，至于外国语也不偏重英文，设立法德俄文诸系，我们也就想建立起日本文学系起来。可是这事不大容易，俄文系也是若有若无，时有时无的不稳定，何况日本文呢？经过好些商议和等待之后，在顾孟余任教务长的时代，乃叫我做筹备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那时我们预备在这系里教书的共有三人，即是张凤举，徐耀辰和我，其实我们三个人都不是研究日本文学的，张徐二君乃是学英文学的，是厨川白村的学生，我则原来是个打杂的，在人手缺少的时候劈柴挑担都可以来一手，至于专门技工实在没得。不过事情既然答应下来，也就只好由我们来分担了，两年的预科还只是语学的功课，这还可来得，等得到了两年完了，已是一九二七年了，这时张大元帅登了台，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旧日学制一律取消，就免除了我们不得不负荷的重担了。日文预科的几个毕业生也就星散，消纳在文法科各系，我只记得一个进了历史系，一个进了经济系了。但是京师大学的寿命并不久长，它只拖了一年，随即同大元帅同时坍了台了。我们当时便想卷土重来，国民党政府却用了封建思想的头脑把北京改名北平，北京大学也改作北平大学，北大的学生不答应，学校一时开不成，因此担误了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才恢复了日文预科。这时张凤举到欧洲留学去了，教员只剩了徐耀辰和我两人，预科学生共有三个，便这样的开了班，但是到了本科的时候，教员就不够分配了，于是去拉人来帮忙，请钱稻孙担任《万叶集》的和歌，傅仲涛担任近松的净琉璃戏曲，徐耀辰担任现代文学，我则搞些江户时代的小说，杂凑成一年的课程，四年间敷衍过去，本科就算完毕了。这第一班于一九三五年毕业，第二班毕业于一九三六年，共计二人，第三班毕业于一九三七年，也是二人，一总三班七个人，计共花费了十足的八年，做了这一件略成片段的事情，但是仔细回想，觉得也是没有什么意义。俗语有云，黄胖舂年糕，吃力弗讨好，正是极好的评语。乡间有一种病，称作“黄胖”，极似时行的所谓浮肿病，其人胖而黄，看来好像是很茁壮的人，就只是没有力气，而舂年糕又是格外要用力的工作，因为这里边多半是糯米粉，乃是很粘的，这里人与工作两相配合，真是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滑稽实在是十分可以佩服的了。

　　一五二 东方文学系的插话

　　讲到东方文学系，这里有一个插话，需得说一说，虽然照年代来说或者要差几年，但是迟下来恐没有机会再说了。这事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杜逢辰君的事》，后来收在《立春以前》随笔集里，不过那篇文章恐怕看到的人并不多，所以我把它来重录一遍在这里：

　　“此文题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会得写得怎么有趣味，一定将使读者感觉失望，但是我自己却觉得颇有意义，近十年中时时想到要写，直至现在才勉强写出，这在我是很满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辉庭，山东人，前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民国十四年入学，二十一年以肺病卒于故里。杜君在大学预科是日文班，所以那两年间是我直接的学生，及预科毕业，正是张作霖为大元帅，改组京师大学，没有东方文学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八年北大恢复，我们回去再开始办预科日文班，我又为他系学生教日文，讲夏目氏的小说《我是猫》，杜君一直参加，而且继续了有两年之久，虽然他的学籍仍是在经济系。我记得那时他常来借书看，有森鸥外的《高濑舟》，志贺直哉的《寿寿》等，我又有一部高畠素之译的《资本论》，共五册，买来了看不懂，也就送给了他，大约于他亦无甚用处，因为他的兴趣还在于文学方面。杜君的气色本来不大好，其发病则大概在十九年秋后，《骆驼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无题’，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署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病中，于北大，可以为证。又查旧日记民国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项下记云，下午至北大上课，以《徒然草》赠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语》一部，托李广田君转交。其时盖已因病不上课堂，故托其同乡李君来借书也。至十一月则有下记数项：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来访，云杜逢辰君自杀未遂，便雇汽车至红十字疗养院，劝说良久无效，六时回家。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侄云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二十一日，上午李广田君电话，云杜君已迁往平大附属医院。

　　二十二日，上午杜君同乡孟云峤君来访。

　　杜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疗养院的。在《无题》中他曾说，‘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连书也不能随意读。’前后相隔不过一年，这时却已是卧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节云：

　　‘这尤其是在夜里失眠时，心和脑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心越跳动，脑里宇宙的次序就越紊乱，甚至暴动起来似的骚扰。因此，心也跳动得更加利害，必至心脑交瘁，黎明时这才昏昏沉沉地堕入不自然的睡眠里去。这真是痛苦不过的事。我是为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当受苦时，不免要诅咒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后这种情形自然更坏了，其计画自杀的原因据梁君说即全在于此。当时所用的不知系何种刀类，只因久病无力，所以负伤不重，即可治愈，但是他拒绝饮食药物，同乡友人无法可施，末了乃赶来找我去劝说。他们说，杜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请你去，可以劝得过来。我其实也觉得毫无把握，不过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无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劝阻人家不要自杀，这题目十分难，简直无从着笔，不晓得怎么说才好。到了北海养蜂夹道的医院里，见到躺在床上，脖子上包着绷带的病人，我说了些话，自己也都记不得了，总之说着时就觉得是空虚无用的，心里一面批评着说，不行，不行。果然这都是无用，如日记上所云劝说无效。我说几句之后，他便说，你说的很是，不过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的。末了他说，周先生平常怎么说，我都愿意听从，只是这回不能从命，并且他又说，我实在不能再受痛苦，请你可怜见放我去了罢。我见他态度很坚决，情形与平时也不一样，杜君说话声音本来很低，又是近视，眼镜后面的目光总是向着下，这回声音转高，除去了眼镜，眼睛张大，炯炯有光，仿佛是换了一个人的样子。假如这回不是受了委托专为劝解来的，我看了这个情形恐怕会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现在不能这样，只得枝梧了一会儿，不再说道理，劝他好好将息，退了出来。第二天去看，听那看病的侄儿说稍为安定，又据孟君说后来也吃点东西了，大家渐渐放心。日记上不曾记着，不久听说杜君家属从山东来了，接他回家去，服用鸦片剂暂以减少苦痛，但是随后也就去世，这大约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杜君的事本来已是完结了，但是在那以后不知是从哪一位，大概是李广田君罢，听到一段话。据说在我去劝说无效之后，杜君就改变了态度，肯吃药喝粥了，所以我以为是无效，其实却是发生了效力。杜君对友人说，周先生劝我的话，我自己都已经想过了的，所以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周先生说的一节话，却是我所没想到的，所以给他说服了。这一节是什么话，我自己忘记了，经李君转述大意如此，周先生说，你个人痛苦，欲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在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种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老实说，这一番话本也寻常，在当时智穷力竭无可奈何时，姑且应用一试，不意打动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转过念来，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销家属的悲哀，在我实在是不及料的。我想起几句成语，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杜君的事正当得起这名称。杜君的友人很感谢我能够劝他回心转意，不再求死，但我实很是惶恐，觉得有点对不起杜君，因为听信我的几句话使他多受了许多的苦痛。我平常最怕说不负责任的话，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到的事，即使听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轻易主张叫人家去做。这回因为受托劝解，搜索枯肠凑上这一节去，却意外的发生效力，得到严重的结果，对于杜君我感觉负着一种责任。但是经过长期的考虑思索，我却得着了慰解，因为我觉得我不曾欺骗了杜君，——我劝他那么做，在他的场合固是难能可贵，在别人也并不是没有。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当益壮，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向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它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则因为有劝说的一段关系，很感到一种鞭策，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得如传说所云写且夫二字，有做起讲之意，不至全然打诳话欺人，则自己也觉得幸甚矣。”

　　一五三 坚冰至

　　《周易》上说，“履霜，坚冰至”，言事变之来，其所从来者积渐久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自从新华门“碰伤”事件发生以来，不到四年工夫，就有铁狮子胡同的三一八惨案，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到了第二年更是热闹了，在北京有张作霖的捕杀大学教授，上海有孙传芳的讨赤，不久各地有蒋介石的清党，杀人如麻，不可胜计。我因为困居北京，对于别处的事多是间接传闻，不很明了，现在只记载在北京所见闻的一点，主要的事是关于李守常先生的。

　　说到李守常，照普通说法应称李大钊先烈，但是因为称呼熟了，这样说还比较方便，称作烈士仿佛有点生疏。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东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而且校长学长室都在第二院，要隔一条街，也不便特别跑去。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记得有一回去访问的时候，不久吴弱男女士也进来了，吴女士谈起章行严家里的事情来，她说道：“周先生也不是外人，说也没有妨碍，”便说章家老辈很希望儿子出去做官，但是她总是反对，劝他不要加入政界。从这件事情看来，可以知道那些谈话之如何自由随便吧。平常《新青年》的编辑，向由陈独秀一人主持，（有一年曾经分六个人，各人分编一期，）不开什么编辑会议，只有一九一八年底，定议发刊《每周评论》的时候，在学长室开会，那时我也参加，一个人除分任写文章，每月捐助刊资数元，印了出来便等于白送给人的。在五四之后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为警厅所捕，《每周评论》由胡适之与守常两人来维持，可是意见不合，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警厅不来禁止，也有点维持不下去了。《每周评论》出了三十六期，我参与会议就只此一次，可是这情景我至今没有忘记。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他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讲演过一次，因为“少年中国”里许多人，我没有一个相识。说也奇怪，“少年中国”集合两极端的人物，有极左的便是共产主义者，也有极右的，记得后来分裂，组织国家主义团体的，即是这些人物。到了他加入共产党，中国局势也渐形紧张，我便很渐少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那时的孔德学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人所创办，教法比较新颖，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这里读书，守常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在内。那时我担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国文，守常的儿子就在我这班里，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末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但是一般还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课，有一个学生走来找我，说他已进了共产党，请我给他向李先生找点事办，想起来这个学生也实在太疏忽，到教员休息室来说这样的话，但是也想见到李葆华，叫他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知道，可是大约有一个月，却终于没有这机会。

　　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清明节的这天，那时称作植树节，学校都放假一日。是日我们几个人约齐了，同往海甸去找尹默的老兄士远，同时下一辈的在孔德的学生也往那里找他们的旧同学。这天守常的儿子也凑巧一同去，并且在海甸的沈家住下了，我们回到城里，看报大吃一惊，原来张作霖大元帅就在当日前夜下手，袭击苏联大使馆，将国共合作的人们一网打尽了。尹默赶紧打电话给他老兄，叫隐匿守常的儿子，暂勿进城，亦不可外出，这样的过了有两个星期。但是海甸的侦缉队就在士远家近旁，深感不便，尹默又对我说，叫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时候，顺便带他进城，住在我那里，还比较隐僻。我于次日便照办，让他住在从前爱罗先珂住过些时的三间小屋里，——这以后也有些人来住过，如女师大的郑德音，北大女生刘尊一等。可是到了次日我们看报，这天是四月二十九日，又是吃了一惊。守常已于前一日执行了死刑，报上大书特书，而且他和路友于张挹兰几个人照相，就登载在报上第一面。如何告诉他儿子知道呢，过一会儿他总是要过来看报的，这又使得我没有办法，便叫电话去请教尹默。他回答说就来，因为我们朋友里还是他会得想办法。尹默来了之后，大家商量一番，让他说话，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及济南事件发生，与孔德去的同学这才都退学回来了。

　　一五四 清党

　　说到“清党”，有什么人会得不感到愤慨的呢？在这回事件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即使自己没有亲属在里边，也总有些友人和学生，不禁叫人时常想起，而且那些就是不认识的，也都是少壮有为的人，如今成批的被人屠杀，哪能不感觉痛惜呢。那时我住在北京，在“张大元帅”辇毂之下，虽说是老牌的军阀，却还比较的少一点这样恐怖与惨痛的经历，在“段执政”的三一八事件之后，也办过些“党案”，杀害了笼统称为党员的，如李守常等人，随后还有高仁山，此外则枪毙了诋毁他们的新闻记者，最有名的是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和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及演过《卧薪尝胆》的戏的伶人刘汉臣高三奎，真实的缘因说是与“妨害家庭”相关，但是据报上说，他们的罪名也是“宣传赤化”，至于如何宣传法，那自然是无可查考了。总之北方的“讨赤”是颇为温和的，比起南方的联帅孙传芳来，简直如小巫之见了大巫，若是拿去比国民党的“清党”，那是差的更远了。

　　从仅存在《谈虎集》卷上的几篇杂文里来看，便有好些资料。第一是那篇《偶感》之三，是民国十六年七月五日所作的，文云：

　　“听到自己所认识的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边，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青年男女死于革命原是很平常的，里边如有相识的人，也自然觉得可悲，但这正如死在战场一样，实在无可怨恨，因为不能杀敌则为敌所杀是世上的通则，从本来合作的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的那却是别一回事了。燕大出身的顾千里陈丙中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这回已以左派的名义而被杀了。北大的刘尊一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来我家暂避，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其一恐怕是她，不知道吉凶如何。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的行动，却终于一样的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惘然。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这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

　　在那时候我写这段杂文，大概对于南方的军阀还多少存有一种幻觉，不想把他来同北方的一样看待，所以那样的说，但是那幻觉却随即打消了，所以复归于沉默，因为那正是军阀的常态，没有什么的例外。同时写一篇《人力车与斩决》，因胡适之演说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我便问他不知斩首与人力车孰为不文明，第二节说：

　　“江浙党狱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杂志上传闻的罗织与拷打或者是‘共党’的造谣，但杀人之多总是确实的了。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后来九月里有一篇《怎么说才好》，这五个字即是沉默的替代，本文云：

　　“九月十九日《世界日报》载六日长沙通讯，记湖南考试共产党员详情，有一节云：

　　‘有邬陈氏者，因其子系西歪（共产青年团）的关系，被逮入狱，作“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论”，洋洋数千言，并首先交卷，批评马克司是一个病理家，不是生理家外，并于文后附志略历。各当道因赏其文，怜其情，将予以宽释。’

　　原来中国现在还适用族诛之法，因一个初中学生一年级生是CY的关系，就要逮捕其母。湖南是中国最急进的省分，何以连古人所说的‘罪人不孥’这句老生常谈还不能实行呢？我看了这节新闻实在连游戏话都不会说了，只能写这两行极迂阔极无聊的废话，我承认这是我所说过的最没有意思的废话，虽然还有些南来的友人所谈的东南清党时的虐杀行为，我连说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这些故事压在我的心上，我真不知怎样说才好，只觉得小时候读李小池的《思痛记》的时候有点相像。”

　　“怎么说才好？不说最好：这是一百分的答案。”但是不说也就是爱憎都尽，给人家看穿了底，不再有什么希望了。北伐成功的时候，马九先生首先在孔德学校揭起青天白日旗来欢迎国民党，但是那最是忠厚的马二先生却对他朋友说道：看这回再要倒霉，那便是国民党了！总算勉强支持了二十年，这句深刻的预言却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