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时期，郑子产便提出了“宽猛相济”的统治术，并授权给子大叔，血腥镇压奴隶起义。一代圣人，孔老夫子对此还赞扬说：“善哉！”并进一步阐述这种策略，说什么“政策宽大则百姓散慢，散慢必须纠之以猛，政策一猛百姓受到伤残，伤残应施之以宽，宽以猛济，猛以宽济，政局才能稳定。”孔圣人认为：宽猛应用应当得当，宽而有节，严而不苛。刑宽则民慢，猛则民残，治理国家的政策应在宽猛之中，使上下无怨。

　　欧阳修也曾对宽做出过解释，他说：“以放纵为宽大，以疏略为精简，则政事必发驰废而人民必受其弊。我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猛本所以济宽，但过于猛则不可，因为过于猛，人民无所措手足，济宽而过于猛，犹如矫枉过正。所以，为政过宽过猛都有弊端。”

　　由此可见，为官施政要宽猛得当，治民当宽，治盗当严，治盛世当宽，治乱世当严，不能千篇一律，要审时度势，因势而用。

　　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时候很严厉，法正对此表示异议，对诸葛亮说：“当年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秦民众感恩高祖的功德。今天，您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步建立了国家，民众还没有得到安抚，况且我们是客，客主之义，理应以礼相待，希望丞相能够缓刑驰禁以安抚众望”。

　　面对法正的异议，诸葛亮坦然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无道，政苛民怨，人民振臂一呼，天下土崩瓦解。高祖因秦暴政，因而弘扬大德。而刘璋暗弱，蜀国民众顽固不化。自刘焉以来，法令不明，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横跋扈，君臣之道，逐渐沦丧。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改敝，实由于此。如今，我威之以法，发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治国之道，于此可以显著。”

　　可见，诸葛亮深知“政宽则济之以猛”的道理。

　　为官贵在知变，要因势治民，要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绝对不能千篇一律。

　　《资治通鉴·唐纪》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唐文宗时，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地带依山傍水，处于百越、巴、蜀、荆、汉的要枢，地方群盗横行，剽掠行舟，无论老幼必尽杀而后止。崔郾到任后，训练士卒，建造兵船，进行追讨，一年之中，即全部剿灭。

　　崔郾在陕西为观察使时，以宽仁治郡，或经数月不鞭一人，及至鄂州，严峻刑罚，诛伐从事。或问其原因，郾答道：“陕西土瘠民贫，我安抚还来不及，惟恐他将受惊。鄂州地险民杂，夷俗慓狡作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即就此而言。”

　　得人心在于宽大，反对苛政，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是说苛政为害人民。善于驾车的人，不在于多用鞭子；善于治国者，无须采用严刑，所以为官之道，必须宽猛相济，对民当宽，对盗当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