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〇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到一九四〇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是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着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其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的俯冲轰炸机袭击下像花瓶中了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总理突然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丘吉尔说，二十五支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史末资

　　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在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在战斗中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悬殊，那些传统的原则应有所改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特勒进攻我国，这样就可以毁掉他的空中武器。如果他进攻了，那么冬天他将面临这种局面：欧洲在他脚下挣扎，美国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很可能对他作战。”

　　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英雄，当时却被看成各种各样的人物：爱唱高调但常犯错误的人、摇摆不定的政客、有几分才气的演说家、轻率的装腔作势者、写有大量著作但文风古老的多产作家，以及贩卖战争的酒徒。他的大半生在处理英国公务中度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滑稽的、能干的有时又是荒谬的人物。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他从来没有赢得过人民的信任。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而战争还未结束，人民又把他免了职

　　。但是，他在执政时，掌握了希特勒的本性，找到了打败他的办法，那就是：坚持下去，并迫使他向整个世界进攻。这是德国病态的梦想。他的想法是：或是统治或是毁灭，或是夺取霸权或是一败涂地。丘吉尔了解他自己的人，也了解战略形势，用他的讲话启发英国人民接受他的远见。他采取了果断的、英明的但不太侠义的行动，保留了二十五支中队不参与败局已定的法国战役。他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它在漫长的五年之后，以希特勒的自杀和纳粹德国的覆灭而告终。这一切功绩使得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拯救国家，甚至也许是拯救文明的极少数救世主的行列。

　　在法国和低地国家

　　被占领，德国人来到英吉利海峡之后，英国现在已经处于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航程之内了。在一九四〇年，美国不存在遭到空袭的危险，但是德国人不断地在欧洲推进，加上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给美国未来的安全带来危险，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更大的、效能更高的新飞机正在大洋彼岸敌机飞不到的安全地带生产的时候，如果向英国人出售军用飞机能够使他们继续击落德国飞机、杀死德国飞行员和摧毁德国制造轰炸机的工厂，那么是否可以把那些陈旧的飞机出售给英国，使它们在保卫美国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海军、陆军、国防部、国会、报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想帮助英国人，但是他要考虑美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声音：不行！尽管丘吉尔具有战时国家领袖的权力，但他没有派飞机到法国，因为英国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飞机。罗斯福掌管着一个富裕的、土地辽阔的和平国家，这个国家同情盟国，但是一架飞机也不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如果卖飞机给英国，就有可能遭到弹劾。

　　维克多·亨利看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坐着轮椅从办公桌后面出来，大吃一惊。这位未穿外衣的总统上身魁梧壮实，但是下身那条青灰条花薄麻布裤子像口袋一样，可怜地下垂着，松松地贴在他那瘦削的胯骨和软弱无力的小腿上。这个残废人正在观赏一幅支在椅子上的画。站在他旁边的是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维克多·亨利和他很熟。他是仍然活着的老资格海军飞行员之一，个子又瘦又小，面容枯槁，嘴唇薄得像纸，红红的脸带着伤疤，两道白眉毛拧在一起，样子很凶。

　　“你好！”总统很高兴地和维克多·亨利握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湿。天气很热，虽然这间椭圆形书房里的窗子都打开了，室内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你一定认识亨利上校吧，将军？他的孩子在彭萨科拉刚刚佩戴上飞行员的肩章。这幅画怎么样，帕格，你喜欢吗？”

　　在那精致的沉重的金色画框里，一艘英国军舰颠簸在海洋上，正全速前进，天空被暴风雨遮盖着，露出暗淡无光的月亮。“这幅画很不错，总统先生，我当然是一个海景迷。”

　　“我也是，可是你看出来没有，他把船上的索具画错了。”总统准确地指出错误之处，对自己的内行颇为得意。“现在你觉得它怎么样，帕格？这个画家需要做的不过是画出一艘正在行驶的军舰——这是他的全部任务——可是他居然把索具画错了！只要稍有机会，人们什么样的错事都做得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个东西不能挂在这里。”

　　刚才这半天，将军一直皱着眉头，好像这是用来对准维克多·亨利的武器。几年以前，他们两人在军械局曾为给新建的航空母舰加防护装甲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亨利虽然职位低，但是由于他懂得冶金学，最后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总统现在已经把轮椅转离那幅画，看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那只形如舵轮的银钟。“将军，怎么样？让不让帕格·亨利去干那件小事？他行吗？”

　　“要是你分配帕格·亨利去画一艘有横帆装置的船，总统先生，”将军回答说，鼻音很重，看了帕格一眼，样子不很友好，“你可能认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但是索具他是不会画错的。我说过，最好是挑选一个海军飞行员，那要合理得多，总统先生。不过——”他做了个手势，把手往上一翻，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总统说：“所有这些我们都谈过了。帕格，我想你已经找到能够胜任的人替你照料柏林那个摊子了？”

　　“是的，总统先生。”

　　罗斯福看了将军一眼，实际上是下了一道命令。将军从睡椅上拿起他的白帽子，说：“亨利，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好的，先生。”

　　书房里只有维克多·亨利和美国总统两人。罗斯福叹了一口气，用手向后抚平他那薄薄一层蓬乱的灰白头发，把轮椅转到他的办公桌旁边。维克多·亨利现在才注意到，总统使用的并不是一般病人坐的那种轮椅，而是一种特殊的齿轮装置，有点儿像厨房的椅子加上轮子，罗斯福上去下来非常方便。“哎呀，太阳已经下山了，这里还是这么酷热。”罗斯福讲话的声音突然显得疲倦了，他正在批阅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到了该喝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吧？喝点儿马提尼酒好吗？我配的马提尼酒一般还可以。”

　　“再好不过了，总统先生。”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头发灰白、个子很高、穿灰色斜纹布上衣的黑人走了进来，熟练地从各个公文匣里把文件和公文夹收拾起来。这时，罗斯福从身上各个口袋里掏出皱成一团的文件，用铅笔迅速地在某些文件上批几个字，把它们戳在一枚长钉上，把另一些文件扔进了公文匣。“咱们走吧。”他对那个用人说，“你也来，帕格。”

　　穿过一道长厅，乘上电梯，又穿过一道长厅，一路上总统都在批阅文件，并迅速地加上批示，同时衔着烟嘴，喷着烟。热爱工作，这是很明显的，尽管由于劳累而出现了深重的紫色眼窝，尽管有时咳嗽得很厉害。他们来到一间不很讲究的小起居室，墙上挂着各种海上风景画。“那幅画挂在这里也不行，”总统说，“应该把它送到地下室去。”他把所有文件都交给用人，用人把一个镀铬的四轮酒柜推到轮椅旁边，就出去了。

　　“婚礼怎么样，帕格？你的孩子娶到了一位漂亮的新娘子吧？”总统一面像一个药剂师似的在调配杜松子酒和苦艾酒，一面很健谈地、很亲切地问，虽然语气稍稍带点儿傲慢。亨利心想，可能是因为他那种有教养的语调听起来让人感到有点儿居高临下，而实际上他是无意识的。罗斯福想了解一下拉古秋家的情况。当维克多·亨利向他讲述自己和这位议员争论的情况时，他苦笑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障碍，而艾克·拉古秋是一个聪明人，其他有些人则是执拗顽固的蠢人。拉古秋要是进入参院，我们可真要麻烦了。”

　　一个穿蓝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女人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只小黑狗。“来得正好！你好，小狗！”总统大声说。这只苏格兰小狗马上跑到他面前，把脚爪搭在轮椅上，罗斯福用手在它头上搔痒。“这就是有名的帕格·亨利，亲爱的。”

　　“哦？很高兴见到你。”罗斯福夫人看上去有些憔悴，但很精神，是一个很有派头、相当难看的中年妇女，皮肤细腻，一头浓黑的柔发，笑起来温柔可爱，虽然牙齿向外突出（在所有漫画中都特别突出这一点）。她紧紧地和他握手，并以一个海军将官所具有的那种机敏冷静的眼光打量着帕格。

　　“特工部门给我的狗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罗斯福说着，随手递给他的夫人一杯马提尼酒，“他们叫它‘告密人’，他们说它暴露了我的行踪。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只小黑苏格兰狗似的，是不是，法拉？”

　　“你对目前的战争局势有什么看法，上校？”罗斯福夫人直截了当地问他。她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拿着酒杯的手放在膝上。

　　“情况很不好，夫人，这是很明显的。”

　　罗斯福说：“出乎你的意料？”

　　帕格沉吟了一会儿，回答说：“总统先生，在柏林，他们非常肯定西线战役的时间将会很短，早在一月就把和政府签订的军需合同规定在七月一日到期。他们认为到那时候，战争就会结束，可以开始复员。”

　　罗斯福睁大了眼睛：“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过我，这件事非常有趣。”

　　罗斯福夫人说：“可是他们是否也遭受到战争苦难？”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从家家户户征收洋铁皮、铜和青铜的“元首诞辰献礼”运动，新闻纪录片里还拍摄了戈林把他和希特勒的半身铜像扔在堆积如山的锅、罐、壶、瓶、平底锅、铁器和洗衣盆上的镜头，还宣布如果征收人员胆敢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就一律处以死刑，并且提出“一户一口平底锅，为元首捐献一万吨”的口号。他还谈到大雪覆盖的柏林，以及缺少燃料、食物配给、规定买一个好土豆必须搭配一个冻土豆等方面的情况。除了外国人和病人，在柏林叫出租汽车是违法的。从俄国进口的食物如果有的话，来得很慢，因此纳粹将印有俄文的纸拿来包装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的黄油，以制造纳粹得到俄国支援的假象。所谓“战时啤酒”是唯一的饮料，实际上是蛇麻子加酒精，根本不能喝，但是柏林人就喝这种饮料。

　　“他们还有一种‘战时肥皂’，”帕格说，“当你乘上一列拥挤的德国火车，你根本闻不到使用过肥皂的气味。”

　　罗斯福禁不住大笑起来：“德国人更加成熟了，是不是？‘战时肥皂’！我喜欢这个词。”

　　帕格讲到柏林流传的一些笑话。作为加紧战时努力的一个方面，元首宣布只能怀胎三个月。希特勒和戈林有一次路过被征服的波兰，在路边的一座小教堂里停留了一会儿。希特勒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戈林，他是否认为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将如此。“我的元首，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戈林说，“等到我们完蛋时，德国已经没有木头或铁了。”

　　罗斯福听了这些笑话，咯咯大笑起来。他说，关于他自己也有一些笑话在流传，挖苦的程度还要厉害得多。他很有兴趣地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希特勒在凯琳别墅接见时的神情姿势的问题。

　　罗斯福夫人以尖锐、严肃的声调插嘴说：“上校，你是否认为希特勒先生是一个疯子？”

　　“夫人，他把中欧的历史有条有理地讲出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讲得如此清楚。他是临时想起来讲的，就像随便漫谈那样。你可以认为他的看法完全荒谬可笑，但是他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像手表一样，嘀嗒嘀嗒运转得很好。”

　　“或者说像定时炸弹一样。”总统说。

　　听到总统这个明快、厉害的玩笑，帕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马提尼酒太好了，总统先生，喝的好像不是酒，倒像是一片清凉的云雾。”

　　罗斯福听了很高兴，得意扬扬地把眉毛一扬：“你把马提尼酒描绘得到了家啦！谢谢你！”

　　“你使得他一晚上都很高兴。”罗斯福夫人说。

　　罗斯福说：“我亲爱的，就是共和党人也承认，作为一个总统来讲，我是一个很好的酒吧间掌柜。”

　　这个玩笑并不十分好笑，但由于出自总统之口，帕格·亨利听了也就哈哈笑起来。酒、舒适的房间、他妻子和狗的在场，再加上总统对自己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本事所感到的天真的喜悦，都使帕格感到非常安适自在。那只小黑狗最给人以家庭温暖的感觉，它坐在那里膜拜着半身不遂的总统，眼睛瞪得溜圆，不时伸出红舌头舔鼻子，或是把头转过来，好奇地看着帕格。

　　罗斯福啜着马提尼酒，坐在轮椅上的姿势仍像以前那样放松，但是在谈到工作时，他那身份高贵的语调不知不觉变得严肃了。他说：“如果法国崩溃了，帕格，你认为英国人能坚持下去吗？”

　　“我对英国人不太了解，总统先生。”

　　“你愿不愿意以海军观察员的身份到那里待上一段时期？可能是在你回到柏林一个多月以后。”

　　帕格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心情确实像看上去那样愉快，他决定大胆问一下。“总统先生，我可不可以不回柏林？”

　　罗斯福不安地看了这位海军上校五秒或者十秒钟，咳嗽得很厉害。他的脸严肃起来，变成邮局和海军后勤站里悬挂的他的肖像所表现出的那种沉着而疲倦的样子。

　　“你要回去，帕格。”

　　“好的，好的，先生。”

　　“我知道你喜欢海上生涯，将来会让你到海上去当指挥官的。”

　　“好的，总统先生。”

　　“我很想知道你对伦敦的印象。”

　　“如果您希望我去伦敦的话，先生，我就去。”

　　“再来一杯马提尼好吗？”

　　“谢谢您，先生，我不喝了。”

　　“现在存在着帮助英国人这个大问题，你明白吗，帕格？”总统把冰凉的配酒器摇得嘎啦嘎啦响，然后斟起酒来。“如果我们给他们驱逐舰和飞机，这些东西将来可能被德国人用来打咱们，那还不如不给。”

　　罗斯福夫人用银铃般的声音说：“富兰克林，你知道你会帮助英国人的。”

　　总统笑了，用手抚摸着苏格兰狗的脑袋。他脸上浮现出那种扬扬自得、莫测高深的神态，他建议购买盟国远洋邮船时就是这个神态——眉毛向上挑，眼睛也斜着看帕格，把嘴一撇。“这里的亨利上校还不知道呢，你将负责清除那些旧的、没有用的、多余的海军俯冲轰炸机。我们非常需要在那里来个大扫除！让许多多余的飞机塞满我们的训练站是毫无意义的，对不对，上校？太不整洁，有碍观瞻。”

　　“已经这么确定了吗？太好啦！”罗斯福夫人说。

　　“定了。很自然，飞行员们不要‘黑鞋’来办这件事。”罗斯福故意用了这个俚语，觉得很开心，“因此，很自然，我偏要挑这么个人来办。飞行员们拧成一股绳，紧紧攥住飞机不放，帕格就是要掰开他们的手。当然，如果话传出去，我就完了。那样就解决了蝉联的问题，是不是？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帕格？你认为白宫的这个主人会不会打破乔治·华盛顿的规定，去争取连任三届总统呢？似乎谁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维克多·亨利说：“先生，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后四年中，美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总司令。”

　　罗斯福表情多变的发红的脸再次显出严肃和疲倦的样子，他开始咳嗽，看了他妻子一眼。他按了一下电铃。“需要一个人民不感到厌烦的人，帕格。一个政治家过一阵子就不再受欢迎了，正像一个演出时间太久的演员一样，好感消失了，他失去了观众。”一个穿蓝色制服、佩戴着金肩章的海军上尉出现在门口，罗斯福伸出手向维克多·亨利告别。“萨姆纳·威尔斯那件事没产生任何结果，帕格，但是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已经做了努力，你起了很大作用。”

　　“是的，是的，总统先生。”

　　“很明显，希特勒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威尔斯所得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

　　“先生，他经常和大人物在一起，比我见得多。”

　　总统的疲倦的眼睛里露出奇特的光芒，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很快就消失了。“再见，帕格。”

　　轰隆几声雷响，漆黑的天空哗啦啦下起大雨来。维克多·亨利无法离开白宫，在一个写着“记者室”三个字的拥挤的开着门的门道里等着雨停，一阵潮湿的凉风送来雨天的花草气息。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喂，亨利，你的肩章上又多了一条杠了！”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穿着笔挺的绿色斜纹呢衣服，倚着一根手杖，他那留着胡子的面孔，特别是鼻子周围和两颊，比以前更发紫了。他透过很厚的眼镜片，满面笑容地看着帕格。

　　“是你呀，塔茨伯利！”

　　“你怎么不在柏林了，老朋友？你那风度翩翩的夫人好吗？”正当他讲话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英国小轿车在大雨中开到出口处停下按喇叭。“那是帕米拉。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和我们一起去不好吗？英国大使馆举行一场小型招待会，就是鸡尾酒这些东西什么的，你可以见到一些你应该认识的人。”

　　“没有邀请我。”

　　“我刚才就算邀请你了。怎么了，你不喜欢帕姆？她坐在那边的车里，来吧，一起去。”塔茨伯利用胳膊肘推着亨利，冒着雨走过去。

　　“我当然喜欢帕米拉。”做父亲的打开车门，把亨利推进车去，亨利挣扎着说了这么一句。

　　“帕姆，你看我在记者室外面把谁给抓来了！”

　　“哟，太好了！”她从驾驶盘上伸过一只手来紧握着帕格的手，很亲切地微笑着，好像他们在柏林分别后还不到一星期似的。她左手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小钻石戒指——从前她手上是什么也不戴的。“讲讲你家里人的情况吧。”她一面说，一面把车开出白宫场地，由于刮雨器的刷刷响声和雨点的敲打声，她把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你的夫人好吗？你那个困在波兰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安全吗？”

　　“我的妻子很好，拜伦也很好，我跟你讲过跟他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个姑娘的名字吗？”

　　“好像没讲过。”

　　“她叫娜塔丽·杰斯特罗。”

　　“娜塔丽！娜塔丽·杰斯特罗？真的吗？”

　　“她说她认识你。”

　　帕米拉疑惑地瞟了亨利一眼。“哦，是的，好像她那时候要去看你们驻华沙大使馆的一个人——莱斯里·斯鲁特。”

　　“一点儿不错，她那会儿是去看斯鲁特这家伙。现在她和我儿子打算结婚，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

　　“哦，上帝保佑，娜塔丽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帕米拉说，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她不同寻常，聪明，好看，”帕米拉顿了顿，“有坚强意志力。”

　　“你是说她很不好对付。”帕格说，想起塔茨伯利曾用这个词形容帕米拉。

　　“她的确很可爱，而且比我要有条理十倍。”

　　“莱斯里·斯鲁特也来参加这次招待会。”塔茨伯利说。

　　“我知道，”帕米拉说，“菲尔·鲁尔告诉我了。”

　　谈话到此突然中断，冷静了片刻。车子遇到红灯，在下一个路口停下。帕米拉羞怯地伸出两根指头，摸了摸亨利白色军服上的肩章。“现在怎样称呼你好呢？准将？”

　　“上校，上校，”塔茨伯利从后面座位上发出低沉的声音，“四条美国杠杠，谁都懂。你讲话可要注意礼貌，这位仁兄正在成为这次战争的‘豪斯上校’

　　。”

　　“哦，你说得对，”帕格说，“你是说我将成为大使馆里的翻阅文件的公务员。这是动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更准确些，应该说是植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

　　帕米拉很熟练地开车穿过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拥挤的车流。他们到达大使馆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黄昏的阳光从黑云下射出，照耀着盛开的粉红色的石南属花堤，也照耀着一排淋湿了的汽车和川流不息地走上台阶的客人。帕米拉这辆车飞快地到达和突然刹车使得几个华盛顿警察直朝它瞪眼，但也没说什么。

　　“很好，很好，暴风雨后出了太阳，”塔茨伯利说，“这对可怜的老英国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对不对？有什么消息吗，亨利？你在白宫听到什么特别新闻没有？听说德国人正拼命向海岸线进攻，是真的吗？电传打字机传来的消息说，德国人把法国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我确信他们一定会把盟国的战线切成两段。我在柏林和你说过，法国是不准备抵抗的。”

　　“听说他们准备在苏瓦松一带进行反攻。”帕格说。

　　塔茨伯利脸上做了个怪样，表示怀疑。他们进到里面，等待和主人握手的客人在下面排成一条长线，正沿着一道壮丽的楼梯向上走，他们也排在后面。塔茨伯利说：“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入侵比利时和荷兰这件事竟然没引起任何反应。世界只不过打了个哈欠，这说明二十五年以来人类倒退了多远。你想想看，在上一次大战时，强占比利时被看成是震撼世界的暴行。现在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人反正一点儿不知羞耻，反正非常野蛮。你知道，这反而成为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一方反倒丝毫不能像他们那样自由行动。”

　　在铺着红地毯的宽阔的楼梯顶端，今晚的主宾（一个面孔干瘦而红润、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剪裁非常合体的双排扣、大翻领的黑色外衣）和大使一起站在国王和王后的巨幅画像下面跟客人们握手，他心情紧张，不时地老要去摸摸他那卷曲的金色头发。

　　“你好，帕姆。你好，韬基。”他说。

　　“勃纳-沃克勋爵，维克多·亨利上校。”塔茨伯利说。帕米拉继续往前走，消失在人群中了。

　　邓肯·勃纳-沃克向帕格伸出他那看上去很软但实际上很硬的手，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抚平他的头发。

　　“勃纳-沃克来这里是为了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当作废铁的旧飞机扔在那里，可以让他捡一些回去。”塔茨伯利说。

　　“是的，出最高价钱。”这个面色红润的男人说，稍微对这个美国人笑了笑，很快转过去跟别人握手。

　　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和帕格一起穿过两大间烟雾腾腾的客厅，把他介绍给许多客人。在第二间屋里，一对对男女随着三位乐师奏出的声音微弱的音乐在一个角落里跳舞。参加招待会的女人打扮得非常入时，有些很漂亮，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很快乐。维克多·亨利想到战争消息，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协调。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塔茨伯利。

　　“可是，亨利，你要知道，整天愁眉苦脸杀不死一个德国人，和美国人交朋友倒可能有点儿帮助。帕姆到哪里去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我站了好几个小时啦。”

　　他们看见帕米拉和莱斯里、娜塔丽·杰斯特罗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喝酒。娜塔丽仍然穿着那身黑色衣服，据帕格所知，她就是穿着这身衣服来华盛顿的，除了一只蓝皮包外，没带任何行李。她面色憔悴地朝他笑了笑，说：“狭小的世界。”

　　帕米拉对她父亲说：“爸爸，这就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跟亨利上校的儿子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位姑娘。”

　　斯鲁特站起来，一面跟塔茨伯利握手，一面说：“韬基，也许你可以回答我们争论的问题。你认为意大利现在参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还不会，墨索里尼要等到法国差不多完全停止呼吸时才会参战。你问这个干什么？”

　　娜塔丽说：“我有一个年老的叔叔在锡耶纳，得有个人去把他接回来，家里没有别人，只有我来办这件事。”

　　斯鲁特说：“我跟你说过，埃伦·杰斯特罗自己完全有能力离开那里。”

　　“埃伦·杰斯特罗？”塔茨伯利以询问的腔调说，“《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他是你的叔叔？怎么回事？”

　　“你跟我跳舞好吗？”帕米拉对帕格说，很快站了起来。

　　“当然好。”他知道她很不喜欢跳舞，所以有点儿困惑不解，但是他还是握着她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朝乐师那边舞去。

　　当他用手搂着她的腰时，她说：“谢谢你，刚才菲尔·鲁尔正朝这张桌子走来，我讨厌他。”

　　“谁是菲尔·鲁尔？”

　　“哦——很长一段时期，他是我生活圈里的那个人。时间实在太长了，我在巴黎遇到他，他当时和莱斯里·斯鲁特住一屋。他也在牛津大学待过，当时莱斯里是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菲尔现在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但也是一个坏蛋。他们两人很相像，一对十足的浪荡公子。”

　　“真的？我还以为斯鲁特是有头脑、沉着的那种人。”

　　帕米拉抿起薄薄的嘴唇一笑。“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人吗？这些家伙，他们的灵魂像压力锅一样包得紧紧的。”他们沉默地跳了一会儿，她的舞步仍像以前一样笨拙。她很高兴地说：“我已经订婚了。”

　　“我注意到你手上的戒指了。”

　　“幸亏我没等你那个海军飞行员儿子，对不对？”

　　“你没有向我做过任何表示，不然的话，我本来可以促成一下的。”

　　帕米拉笑起来了。“如果是那样，现在就会完全不同了。娜塔丽真的要嫁给你另一个儿子，是吗？好了，两个待娶的亨利都已经有了归宿。我采取行动还算很及时。”

　　“你那位是做什么的，帕米拉？”

　　“怎么说呢，台德这个人很难形容。他叫台德·伽拉德，出身于北安普敦郡的一个世家。他很好看，温柔得像一只羔羊，有点儿疯狂。他本来是一名演员，可是干了没多久就参加了皇家空军。他才二十九岁，可作为飞行员就显得太老了，他现在随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在法国作战。”

　　又沉默了一会儿，帕格说：“我想你大概不喜欢跳舞，特别是不喜欢和美国人跳舞。”

　　“我的确不喜欢跳舞，可是跟你跳倒很从容，你也不那么苛求。年轻人现在跳一种‘颠舞’，简直是发疯。有一次，他们抓住我跳，差不多把我的牙齿都颠松了。”

　　“我的舞步是标准的一九一四年式的。”

　　“可能我的也是，或者说也应该是。哎呀，糟了，”她说，这时音乐速度变了，有些青年男女开始一上一下地跳起来，“这回就是‘颠舞’了！”

　　他们离开舞池，走到休息室，在一张紫色软绒长沙发上坐下，沙发上面挂着一幅颜色鲜艳但画得不好的玛丽王后画像。帕米拉要了一支烟，抽了几口，一只胳臂放在膝上。她穿的古铜色花边的衣服剪裁得很低，露出一小片光滑而白皙的胸脯。在“不来梅”号大邮船上时，她的头发梳向后面，结成一个厚厚的发髻，现在则波浪似的披在肩上，褐色而有光泽。

　　“我非常想回国参加空军妇女辅助队。”他没有作声。她把头转过来：“你的意见怎样？”

　　“我？我赞成。”

　　“真的？这可是十足的不忠，是不是？韬基在这里为英国做着极为重要的工作。”

　　“他可以另外找一个秘书，你那位幸运的皇家空军人员在那里呢。”

　　她听到“幸运的”这三个字时，脸就红了。“不那么简单。韬基的眼睛看久了会感到酸痛，他喜欢口授和别人念给他听。他办公时也很特别，还在澡盆里工作等等。”

　　“那只好让他稍微改一下这些怪毛病了。”

　　“可是，把他扔在这里不管，这样做好吗？”

　　“他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儿子。”

　　帕米拉的眼睛闪闪放光，她看了他一眼。“可是，我要是真的这样做，塔茨伯利就要有一两个星期变成‘李尔王’——‘一个负心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还要多么使人痛入骨髓！’虽然如此，但是我想爸爸会觉得自己扮演这个角色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也许咱们现在该回到他那里去了，亨利上校。”

　　他们站起来，向那间大客厅走去时，他说：“为什么不叫我帕格？认识我的人都这么称呼我。”

　　“知道，我听到过你妻子这样称呼你。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在海军学校时，凡是姓亨利的一般都被称作帕特里克，就像姓罗兹的都被称作杜斯特一样。但是，在高班里已经有一个帕特里克·亨利了，我当时是一年级的拳击手，因此我就得到了‘帕格’这个标签。”

　　“你会打拳？”她打量着他的肩膀和胳膊，“现在还打吗？”

　　他咧嘴笑了：“太累人，现在有空的时候我就打打网球。”

　　“哦？我网球也还可以。”

　　“那太好了，如果我去伦敦，也许我们可以打一局。”

　　“你是要——”她犹疑了一下，“你有可能来伦敦吗？”

　　“并不是不可能。看见他们了，在那边。”帕格说，“天哪，屋子里这么乱糟糟。”

　　“娜塔丽似乎心情不好。”帕米拉说。

　　帕格说：“她刚死了父亲。”

　　“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她越长越漂亮了，这可是真的，肯定要嫁给你儿子了，是吗？”

　　“看来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你可以给我出点儿主意。我觉得对他来讲，她年岁太大了，人也太机灵，除了他们两人疯狂地相爱这一点之外，差不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之处。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条件，但不能单凭这一点。”

　　“也可能不会成功，说不定以后还会发生很多问题。”帕米拉说。

　　“你还从来没见过拜伦，如果你看见他，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他确实还是一个娃娃。”

　　她很调皮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拍了他胳膊一下：“你在这个问题上讲话真像一个做父亲的。”

　　塔茨伯利和斯鲁特正在激烈地争论着，娜塔丽在一边忧郁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根本就没说他欠着英国什么，这不是争论的中心。”塔茨伯利说，把空杯用力往桌上一放，“作为美国人民的领袖，他有责任向人民敲起警钟，叫他们开足马力，如果想要他们避免一场灾祸的话。”

　　“他不是在芝加哥做了那篇关于隔离的演讲吗？”斯鲁特说，“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有人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现在仍然在努力用行动来洗刷他自己。一个领袖不能一个劲儿往前跑，一拐弯就不见了。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感还未消除，而现在，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愚蠢政策，又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现在不是唱《到那边去》

　　的时候了，韬基，再唱那个已经不管用了。”

　　“在罗斯福等待时机的时候，”塔茨伯利说，“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半个世界。帕米拉，好孩子，给我再拿杯酒来，我的腿疼得厉害。”

　　“好的。”帕米拉很听话地走向酒柜。

　　塔茨伯利转过来对亨利说：“你了解纳粹，你说，罗斯福经得起这么等下去吗？”

　　“他除了等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几个月以前，在向你们出售枪炮的问题上，他遭到国会的反对。”

　　“几个月以前，”塔茨伯利说，“希特勒还没有占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还没有出现和你们隔水相望的局面。”

　　“这水面可是宽得很。”帕格说。

　　斯鲁特像一个教授那样，用一只手的一根指头慢慢敲打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韬基，我们回顾一下一些基本问题。旧的政权根本不能适应工业的时代，它们就像死的文字和脱下来的皮一样，是僵死的东西。欧洲开始动起来，先是用多次的大屠杀——这是欧洲解决问题惯用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回事——然后用左的或右的暴虐行为来取代这些古老政权。法国简直已经僵化和腐烂了。英国一方面用小恩小惠的办法安抚工人，另一方面仍然像过去一样，轻松愉快地过着他们那种贵族老爷式的寻欢作乐的生活。与此同时，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他使得美国成为唯一具有生命力的现代自由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用一场和平革命把马克思的学说掏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要到二〇〇〇年，他们才会著书论述这个问题。正因如此，美国是自由人类的后备力量。罗斯福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行动缓慢持重。美国是最后的可以动用的后备力量，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

　　塔茨伯利拼命皱蹙着他那粗眉大眼的脸，表示不同意。“等等，等等，等一等。首先，‘新政’中没有任何一项出自这个伟大的革命头脑，新的思想是在政府更换时随着新人流入华盛顿的，而且都是派生的思想，大部分是从我们这些腐朽的、过着寻欢作乐生活的人那里搬来的。在社会立法方面，我们远远走在你们前头——啊，谢谢你，帕姆！还有，行动的缓慢持重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政治方针，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做法会带来灾难。如果我们一段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跟德国作战，那么我们就会一个个地分别倒下去。这对于英语国家来讲，是非常愚蠢的下场。”

　　“我们买了戏票，你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斯鲁特说着，站了起来，并把一只手伸给娜塔丽，她也站了起来。“我们到爱斯加戈餐厅去。”

　　“谢谢你，我们一会儿和勃纳-沃克勋爵一起吃饭，并且希望把帕格·亨利也骗了去。”

　　斯鲁特请娜塔丽吃了一顿华盛顿最丰盛的晚餐，还喝了香槟酒，又带她到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喜歌剧，然后把她带回他住的公寓，怀着侥幸的心理。他抱着一般男人所习惯的想法，认为只要一切顺利，他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她夺回来。她曾经一度像奴隶般地崇拜他，这样一种感情怎么可能消失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自己的又一个虏获物，他一直为自己计划着一桩审慎的婚姻，花天酒地玩够之后，在三十多岁时娶一位富裕的或出身名门望族的姑娘做妻子。现在娜塔丽·杰斯特罗引起了他的狂热，他早把一切审慎的打算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莱斯里·斯鲁特在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迫切地需要过任何东西，除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她现在这种忧郁的神情和瘦弱的样子，特别具有诱惑力。他非常乐意和她结婚，或是做任何事，只要能把她夺回来。

　　他打开房门，扭亮电灯。“上帝，差一刻一点了，戏真长，喝点儿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要去纽约的几家法院到处查找埃伦的证件呢，我最好早点儿睡觉。”

　　“让我再看看他的信，娜塔丽，你去配两杯酒。”

　　“好吧。”

　　斯鲁特把鞋、上衣和领带都脱掉，躺到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戴上黑边眼镜，然后仔细看起信来。他从墙上拿下一本又一本书——厚厚的绿皮政府法令索编——一面喝酒，一面看。在沉默中，只听见两只酒杯里的冰块碰撞的声音。

　　“过来。”他说。

　　灯光下，娜塔丽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斯鲁特拿着一本书，指给她看国务院关于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归化公民的规定。这类归化公民丧失了美国国籍，但是书中列举了七种例外，其中有些似乎符合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如居住国外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再如本人年龄超过六十岁，已经退休，在国外居住期间和美国保持联系。

　　“埃伦有两个问题比较麻烦。”斯鲁特说，“首先，关于他父亲的归化问题，有一点是含混不清的。如果埃伦当时已经成年，哪怕过了一星期或者一天，那么从法律上讲，他就不算是美国人，而且从来就不算是美国人。即便他那时候是美国人，他也还有这个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我曾经跟他讲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劝他应该回美国住上几个月，因为自从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许多护照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麻烦，这类事我见的实在太多了。”斯鲁特拿着酒杯走进他的小厨房，又配了点儿酒，随后又继续说：“埃伦简直是一个糊涂虫。但是，这样的人远不止他一个，美国人对自己国籍的不关心和糊涂，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在华沙，每个星期都有十几起这种麻烦事发生。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务卿跟罗马领事馆打个招呼。招呼打到了，埃伦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穿着袜子走到睡椅那里，递给她一杯酒，坐在她旁边。“但是，打算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任何技术性的问题，不论问题多么小，我都连想都不敢想。欧洲来的这类案件堆积如山，可能埃伦还得等上一年半。因此，我认为你到布朗克斯区各法院去查找有关他的侨民登记和他父亲归化的记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还不需要这样做。埃伦究竟还是一个有名的学者，我希望国务卿看到这些漫不经心的教授所干的蠢事时会觉得好笑，摇摇头，然后给罗马写一封信。明天早上我首先去办这件事，他是一个正派人，这事应该可以办到。”

　　娜塔丽瞪着眼看他。

　　他说：“怎么了？”

　　“哦，没什么。”这个姑娘一下子喝下半杯酒，“结识一个与重要人物相识的人的确有好处，对不对？可是，我如果要在华盛顿待到周末，就得找家旅馆住，莱斯里，今晚住这里，以后可不行，就连今晚我都觉得挺别扭。也许还有几家旅馆可以再问问。”

　　“去问吧。我已经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啦，五月份在华盛顿住旅馆根本不可能，这里正在开四个大会。”

　　“如果拜伦知道，那可糟了。”

　　“难道他不相信我睡在长椅上？”

　　“如果他知道了，他只好这么相信。莱斯里，你想想办法，让我获得去意大利的许可，好吗？”

　　他把嘴闭得紧紧的，摇摇头。“我跟你说过，国务院正在劝美国人离开意大利呢。”

　　“可是我要是不去，埃伦就回不了国。”

　　“为什么？脚踝骨折又不是残废不能走路。”

　　“他就是不肯鼓起劲头离开那里。你知道他那脾气，他总是过一天算一天，磨磨蹭蹭，心存侥幸。”

　　斯鲁特耸耸肩，说：“我看你想到那里去并不是为了帮助埃伦，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为了躲开这里而已，娜塔丽。你要躲开这里，是因为你感到对你那个潜水艇男朋友很不理解，也因为你对失去父亲感到伤心。实际上，你现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你倒好像挺聪明！”娜塔丽砰地一下把还有一半酒的杯子放到桌上，“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斯鲁特，哪怕到女青年会去住，我也得走。但是，我会先给你准备好早点。你的鸡蛋仍然要煎成两面黄吗？”

　　“我的习惯没有多大改变，亲爱的。”

　　“晚安。”她使劲把卧室的门关上。

　　半小时后，斯鲁特穿着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浴衣，轻轻敲她的门。

　　“有事吗？”娜塔丽的声音倒还和善。

　　“开开门。”

　　她那涂着油膏、泛红的脸微微带着一点儿笑容，身上穿着她当天下午买的一件睡衣，外面罩着一件斯鲁特的宽松下垂的蓝色长袍。“怎么，又想起什么事了？”

　　“喝杯睡前酒好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也好，我一点儿都不困。”

　　莱斯里·斯鲁特愉快地哼着歌曲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拿来两杯很浓的威士忌苏打。娜塔丽坐在睡椅上，两臂交叉着，她的脸在灯光照耀下显得很鲜艳。

　　“谢谢。坐下，莱斯里，别踱来踱去的。你刚才挖苦拜伦的话是很卑鄙的。”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娜塔丽？”

　　“好吧，咱们就来谈谈事实。纳粹已经向外扩张，作为一个外交官，现在娶一个犹太老婆是不是比一年前更不需要考虑了？”

　　斯鲁特的愉快神色突然消失了。“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一点。”

　　“你不需要想到这一点。现在你听着，亲爱的，你可以给我喝浓烈的威士忌酒，可以在留声机上放《这不叫爱情》的唱片，或者干其他类似的事，可是你真正的意思是不是想要我邀请你进卧室？老实说，干这种事是很不体面的，我没有这种心情。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你讲话毫无顾忌，娜塔丽，你一向如此，一个姑娘这样，实在不高雅。”

　　“我第一次表示愿意嫁给你的时候，你也这样说过，亲爱的。”娜塔丽站了起来，呷着她的威士忌酒，“我的天，这酒可真厉害，你简直是一只狼！”她在找书。“有什么书可看？啊，格雷厄姆·沃拉斯，我就要看他的书，半小时以后我就会睡着了。”

　　他站在那里，把手放在她的双肩上：“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我要用一切办法把你夺回来。”

　　“那很好。莱斯里，我必须去意大利把埃伦接出来。真的，不骗你！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父亲，就在他死的那天，他还在为埃伦担心。也许这是一种很好笑的赎罪方式，可是我一定得把埃伦安全地接回来。”

　　“只要办得到，我一定给你办。”

　　“这么说就对头了，谢谢，晚安。”她轻轻吻了他一下，走进卧室，把门关上。虽然他又看了很长时间的书，又喝了点儿酒，但是没有再去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