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伍

　　人生实苦，然而有美

　　用一种审美态度观照自我，就有了人生的滋味。

　　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

　　本文是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巴塞罗那文化论坛”组织委员会筹办的“传播中的他者”研讨会上的讲演稿。

　　一九八〇年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测验，主持者请求一些美国居民列举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名。他们的答案中提到了孔夫子、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排名第四的是功夫演员李小龙，排名第五的是并不存在的侦探小说中的人物陈查礼。这就很有趣了。

　　小说和电影是能提供某种信息的，但是这种信息不一定准确。

　　美国华裔英语女作家汤婷婷描写了在美的华裔早期移民修建横亘美国的大铁路的情况。还有一些电影表现了早期华裔淘金者。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华人的坚韧、勤劳、刻苦、节省与服从长上、服从命运的特点，也表现了某些华人的嗜酒、嗜赌、殴打妻子等。我想这些作品大致上是写实的，我对它们的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

　　小说与电影不仅有写实的一种，也可以包含许多虚构和想象。一些好莱坞的娱乐片中，唐人街的华人多是非法移民、黑手党徒，充斥在那里面的对于华人的负面描写也就是想象的成分居多了——如果我不说这里有什么偏见的话。事实如何呢？请注意，一九九三年美国移民局统计，中国人在非法移民总数中，并不占首位，数量上占首位的非法移民恰恰是来自一个欧洲国家。

　　一些在西方十分畅销的小说，如谭恩美的《喜福会》(Joy Luck Club)，也包含着明显的对于西方读者趣味的迎合，改编的电影竟然把中国的民间比喻“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表现为一个中国女人当真从中国拿着一片鹅毛不远万里到美国去探望亲戚，这是荒唐不经的。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动人之处，我无意在这里对全书做出轻率的价值判断。

　　不仅在西方，近年来，在中国，许多作家和电影导演，热衷于做“被看”的“他者”，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奇特、神秘、古怪以至于贫穷、野蛮、残酷、愚昧。一些青年作家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功受到了极大鼓舞和启发，他们也热衷于用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神秘的东方”，热衷于写一些匪夷所思的地理条件下的闻所未闻的故事，即专写穷乡僻壤里的奇闻佚闻，或只是曾经存在于一些人的口头而早已灭绝了的奇风异俗，加上来自原始迷信的传说故事。

　　可能是由于外国硬通货的吸引力，或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追逐，一些急于成功的作家从开始谋篇就考虑到翻译成外文的前景，竭力投合西方可能的读者的口味。电影也是如此，张艺谋的才能是世界驰名的，他在中国也有极多的观众，我个人对他的成就一直极表敬意。但是他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片中所表现的挂灯以表示“驾幸”、捶脚以增进性欲等情节，全都是杜撰，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性风俗。电影家、小说家有权虚构情节，对此我对我的同行们没有任何异议。问题是如果有机会告诉北美与欧洲的观众，哪些情节是写实的，哪些情节是杜撰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许就更好了。

　　也许这些提到了的小说和电影更适合于娱乐和抒情，而不是反映中国的真实。也许那些奇特的描写表现了作家的出色的想象力，乃至具有某种文化学的意义，但它们显然无助于正确地了解中国。请不要太相信流行在你们那里的以中国人和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和电影，想了解中国还是到中国去看一看更好。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多妻制。描写中国的多妻故事也许迎合了某些男性的性心理，所以这类题材的作品很容易得到市场。

　　我的朋友、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多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得到了巨大的成功。我在部长任上支持他完成了此片的拍摄。他描写的皇帝与两个妃子同时做爱的场面，其中对被单的起伏的表现或许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因为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时用对牙床、锦衾和罗帐的描写来曲折地写人们的性生活。然而，具体到中国皇帝，他同时与两个女人做爱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是猫王，他们大都患有性无能症，多妻制对男人也并非总是好的。当然，同时，中国的旧时代虽然允许男人特别是皇帝的多妻，从道德和风俗上是绝对不允许同时在同一张床上与一个以上的女人做爱的。群交和乱交，这在中国是没有记录的，它的发明权显然是属于现代西方社会。

　　上面提到的只是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重要的是，贝尔多鲁奇的电影表现了对中国人在近现代的遭遇的巨大同情，面对着历史的冲突、历史的曲折、历史的考验、历史的挑战，个人常常是渺小的，个人的选择余地是很有限的。那些动不动想教训中国人的人，那些整天要给中国人上文明社会的ABC课的人，遇到了中国人在近现代遇到过的境遇，我不认为他们一定比中国人表现得更有道德或更智慧。

　　简单的结论：

　　小说和电影对于“他者”的形象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不一定可靠。

　　为取悦西方受众而过分地编造，虽然可能取得市场上的成功，从艺术良心与艺术质量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很可取的。至于具体作品，还是要做整体评价，我前面提到过的张与贝的电影，从整体上看都是优秀的成功的。

　　全球化的进程将使东方不再神秘，依靠神秘来吸引受众，将不可能长期成功。我们（华人）与欧美人互为主体与他者，在以往许多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才是主体，而欧美人正是他者异类。中国人也有过许多对欧美人、对“洋鬼子”的荒谬的描绘，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的形象也并不佳妙。这需要一个过程来增进相互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学会更文明也更聪明地共处于一个多元的世界。

　　随着亚洲的崛起，随着中国的进步，我个人并不为中国人的形象问题而感到担忧。中国人在开放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好东西，发展与壮大了自己，这也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自信，树立了中国与中国人的日益良好的形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获得了新的可能。中国在世界上不会永远是“他者”。我们也从不认为具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的中国是“他者”。这里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将对各方有益。友谊离不开正确的理解。

　　惊险的模式及其他

　　大概也算是娱乐吧，年来无事，还真看了不少好莱坞与准好莱坞出产的惊险片、警匪片，看了电视片《神探亨特》许多集许多集，看了西德、日本的一些多本电视剧等。

　　看多了有时就混淆在一起，全串了。这一类片子的公式化其实也很严重，大同小异的模式在起着作用。试概括一下好莱坞的警匪片，标准情节如下：

　　第一段，匪情严重，连连告急。一个贩毒集团、一个黑手党、一个杀人狂（多半是专杀女人的）、一个希特勒纳粹余孽、一个意欲侵吞某古国（多半是埃及）文物珍宝的野心家，恶性作案。或毁尸灭迹，或连连无故死亡（死的多半是美女），或恶性残害，或穷追无辜（追到电梯上放火，追到厕所里捅刀子，追到被窝里下毒蛇等），手段毒辣，气焰嚣张，无法无天，危机四伏。恐怖、紧张、严重、刺激，令胆小的人发抖，令一般人来神，吃完安眠药，一看这些场面就不困了。

　　第二段，是拙笨软弱涣散的秩序力量。警方或主观臆断，或内部不纯（一举一动被匪方了如指掌），或轻易结案，或张冠李戴，或刚一接近线索自己先被灭了，或受骗上当犯了方向性错误。而犯罪分子方面力量强大，纪律严格（不是严明，严而不明），手段先进（富有创造性，例如用低温固态氧做子弹杀人，杀后毫无痕迹），耳目众多，尤其是运气极佳，经常是以零点一秒之差而漏网，以零点一毫米之差而在子弹前安然无恙。

　　第三段，好人无用。掌握内情的关键人物恰恰是一个备受摧残、一声不吭的妓女，或是一个白痴，一个瞎子或者哑巴，其他人或胆小怕事，或辫子被坏人抓住，或另有不可告人的犯罪的或不道德的隐情，或因个人恩怨而故意提供假情报假线索假证据把侦察引入歧途，加上坏人的有意把水搅浑，使你觉得此案根本没有查清的希望。看到这儿你觉得有点累了，但由于悬念的吸引使你还是瞪着两眼傻看下去。

　　第四段，案情大大地复杂化、泛漫化、神秘化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案未破，彼案又发。一件盗窃，引出一段历史宿怨。一件情杀，引出一场种族纠纷。一场斗殴，引出一桩古物走私。一场婚姻纠纷，引出遗产争夺混战。此外以及，神鬼仙怪，僵尸幽灵，科学幻想，医药杀人，毒蛇猛兽，机关暗道，星外来客，间谍密码，赌徒嫖客，团伙道门，国际背景，人性变异，心理疾患，发明专利，财阀政客，奇风异俗，沙漠高空，古塔教堂，巨树毒蘑，冒名顶替，三角恋爱……扯得越杂越好，越多越好，越远越好，使观众感到自身知识和智力完全不能适应影片所展示的宽广的领域的需要，望洋兴叹，五体投地，头晕目眩，自愧无计。

　　第五段，一个超常的孤胆英雄出现并开始了扭转乾坤的行动。他可能是一个警察局长，一个私家侦探，一个怪人。他风度翩翩或外貌奇特，极富对异性的吸引力，神采照人，英气逼人，偏偏不受上峰的青睐。他怀才不遇，怀忠不遇，被官僚主义的低能的治安机器排斥在案件侦破之外。甚至为了惩治坏人，他冒着违法、被起诉的危险去铤而走险，例如他不得不非法地对涉嫌者进行突然袭击、搜查乃至逼供（可见法律、秩序、现有的工作系统常使英雄人物感到碍手碍脚）。在侦破过程中他屡受干扰，乃至受到罪犯、无能的好人、官方治安机构、误解了他的身份与意图的其他人几方面的围攻夹击。但他或则一贯正确，或则小事糊涂大事聪明，吃一堑长一百智，大意失荆州以后紧接着便妙算如神、势如破竹。他紧紧追踪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虽然几次失之交臂却使该主儿心慌意乱、由主动变成被动。他有超人的体能智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打不死砸不烂饿不垮关不住（有点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的劲儿），这样，整个形势便发生了有利于好人的转变。看到这里，你既觉得佩服又觉得可疑，编导以意为之、神砍胡抡的马脚露出来了，乏味的千篇一律漏出来了。但宽厚的观众又发挥了恕道，他暗说：“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主角死了不就没有戏了吗？坏人一直肆虐下去又怎么可以呢？”看来，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接受小儿科的公式模式。

　　第六段，罪犯开始犯错误，坏人开始内讧，本来无所不能的犯罪团伙渐渐捉襟见肘、欲盖弥彰、缘木求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而几乎以“合作”的态度，走向自己的最后一站。

　　第七段，武打再加特技。最常用的是汽车赛、枪战，各种搏击方法——欧美拳击、日本柔道空手道、中国功夫等，有用无类。

　　第八段，团伙被制服，真相大白，原来扑朔迷离的东西澄清了一看：干货很少，真货很少，障眼法很多，花式子很多，假复杂，真低劣，假神秘，真一般，假新奇，真老一套，假热闹，真乏味。你开始觉得自己是上了当，整个影片故事不过是一个骗局，这一切不过是生活贫乏、想象贫乏、智力贫乏、艺术贫乏的结果。你来看这样的电影，说明你与他们同样的贫乏白痴和俗不可耐。也许你原来还有几分灵气，看多了这样的片子，习惯了这样的情节、结构、说白、场面、伴奏，动辄用一个半至三四个小时（如果是上下集的话）来接受这样的催眠，你的最后的那点灵气便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以上八段，可以说是“惊险八股”或“侦破八股”。概括一下，可称为虚张声势法或虎头蛇尾式或假造紧张式。当然，这是一般泛泛而言，不是说惊险片、警匪片、侦破片就没有有新意的突破。不突破又怎么样呢？“八股”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太大价值。现在笔者借一个严肃的做学问的杂志谈这种没有学问的对象，是因为面对这种八股模式不免有一些思索：

　　第一，这种八股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反映了怎样的心态怎样的经验怎样的“规律”呢？完全是凭空编造的吗？怎么编来编去走到同一（同八）股道上去了呢？

　　第二，许多观众都对这种八股模式摇头，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制片人制、那么多演员演、那么多观众看呢？这种模式究竟投合了什么样的市场需要与欣赏心理？

　　第三，虎头蛇尾是这一类片子的痼疾，连外行都看得出来，何况内行？怎么还是照样虎头蛇尾？这究竟是可治之症还是不治之症？不治之症还算不算症？（谚云：“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不治便成命喽！）观众喜欢看提出问题、扑朔迷离、紧张痛苦的开端，不喜欢看解决问题、水落石出、愉快胜利的结局，这是片子创作的问题还是观众心理的问题？这种心理算不算正常健康？不是说我国观众（读者）喜欢大团圆的结尾吗，为什么看起这一类片子照样是迷其头而斥其尾？

　　日本电视剧中常常出现一个极善良高贵的人物，好心做好事却把矛盾吸引到自己身上，增加纠葛，搞乱是非，尴尬狼狈。这可以称为高尚的窝囊废乃至可敬的搅屎棍模式。那个在《血疑》里饰演过大岛茂的演员常常演这样的角色，他在警匪片《秘密部队》中扮演的探长(？)也是这种角色。当然，我的这一段感想绝对没有对演员不敬的意思。

　　西德的电视侦破片中比较突出的是对犯罪心理的分析与对各种证据的逻辑推理。不论是《老干探》还是《探长德里克》，似乎都有这样的情节场面：探长与罪犯进行深入的讨论、诘难、辩论，最后罪犯辩输了，逻辑的力量使罪犯束手就擒。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善于思辨的特点？探长与罪犯的对话是否继承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话的光辉传统？他们的这一类片子远不如例如《神探亨特》花哨，但着实可爱。

　　中国戏曲中也有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逐渐咀嚼以求满足的模式。好人胜利了（中了状元、打了胜仗、冤情昭雪、升任了大官、找到了位在公卿的亲爸爸等），但不宣布自己的胜利，而要穿破衣戴破帽赶走皂役，作仍然窝囊状，然后委委琐琐地去一些地方骚情，给经不住考验的势利眼的丈人丈母娘太太大舅子小舅子以羞辱自己的机会，给残害过自己出卖过自己的赃官恶友以继续嚣张、继续表演的机会，然后一声圣旨到或更大的老爷到，使所有这些敌手坏蛋或有弱点的亲眷大出洋相，觳觫在自己的膝下，眼看着他们叩头求饶发抖，而自己从中十分过瘾、无限快意。薛平贵来到武家坡，王宝钏已经等他十八年了，他却不急着与发妻拥抱流泪而是诈称他是薛友，薛已死，当年已将宝钏卖给了他。这甚至有点猫玩耗子的模式了，而且王宝钏不是势利小人更不是坏蛋。每看到这里我常常过意不去。或谓戏曲的表演特点需要这样的情节设计，不宜过分现实主义地去较真，可能也对。看戏主要看表演，不要去细抠人物与情节逻辑，可能就会看了。

　　关于《女人的气味》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在香港看了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女人的气味》（香港电影院放映的译名为《女人香》）。

　　《女人香》的片名很容易把观众的预期导入歧途。其实这个片子根本与男女之情之性不相干。影片描写一个著名中学的一对朋友，阔家出身的乔治与出身寒微、靠奖学金度日的查理。二人凑巧看到他们的一位同学在筹划针对他们不喜欢的马屁精校长的一次恶作剧。淘气的学生制作了一个气球，气球上写着校长的名字。第二天校长看到了这个气球，去捅破它，结果一捅，牛奶泼了校长一身。一位女工回忆起了前一天晚上与查理及乔治的相遇。校长追问这两个学生此恶作剧究竟是谁所为，并且以推荐名牌大学的奖学金为饵鼓励查理供出真“凶”。乔治鼓励查理顶住。

　　查理找了一份假期工作去照料一位盲人退休上校。盲上校性格乖戾，脏话连篇，但感觉特别灵敏。他尤其善于通过嗅觉辨别女性的年龄、身材、美丑、背景、个性，甚至闻一闻能猜出对方的名字。他在查理的服侍下到华盛顿的一个豪华酒店尽情享受。他在没有视觉的情况下翩翩起舞。他甚至去“闭着眼”高速驾驶一辆豪华轿车，驾车场面十分刺激。在他玩完了准备自杀的时候查理不顾一切危险救了他。

　　他闻听了查理面临的麻烦。他预言乔治将会叛卖友人。果然不差。在学校举行听证大会，乔治怯怯懦懦地说出了恶作剧者的姓名。校长当众要求查理作证的时候，遭到了腼腆软弱的查理的断然拒绝。查理面临被开除学籍断送一生前程的危险。这时盲上校闯入会场，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地把学校的逼供诱供，诱导一个青年人为了一己的利益可以做卑微下作的事情的做法破口大骂了一顿，用各种脏话把校长骂了个狗血喷头，引起了全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最后，他扭转了局面，使查理的处境化险为夷。他的出色胆识与口才也为他赢得了爱情。当然还是好莱坞的模式——好人必有好报。

　　却原来这是一部道德片。按照中国式的表述方法，这是一个忠与义的道德悖论。查理对校长“忠”的话就陷入了对同学的不义。乔治在他的阔爸爸的亲自陪同与掌握下当众推卸责任，嫁祸查理并且含糊其词地揭发了挂气球的同学，他对校长“忠”了，但他的动机绝非对校长或对学校的忠诚而是为了保自己才不惜出尔反尔，两面三刀，厚颜无耻，陷于不义。盲上校的论点是，这种无耻无义的“忠”并非真正的忠诚，完全不应该鼓励，而查理的道德自律要高尚得多。盲上校的慷慨激昂与破口大骂并且使人产生一种联想，美国（当然不仅是美国）社会里其实盛行着对于种种无耻无义的卑贱行为的容忍、诱导乃至鼓励，更盛行着对于不肯苟且的正直之士的排斥、施压与打击。观众可以联想到，如此正直、雄辩、自信、聪慧超凡而又富有魅力的上校在两次重要的关头都未被提升（电影对此虚写），终于自暴自弃变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酒鬼与狂徒，一定与他自己的某种经历有关；他一定也曾遇到过这种两难的选择，他听从了道德与良心，他摒弃了私利与迎合，他就是这样失去了远大的前途的。

　　扮演盲上校的演员阿尔·帕契诺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他的表演相当戏剧化、舞台化，但仍然力度逼人，令人赞叹。看来演电影也不只是自然化生活化一条路子。驾车的戏令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痛斥的演说则令观众泪下。

　　但友人告诉我，这部影片不过是好莱坞编造出来的又一个神话而已。现在是一个“利”的世界，实利是真正的上帝。哪会有这样的驾车急驶的瞎子？哪会有这样的盲人迂论？社会又怎么可能接受这种过了时的大道理呢？

　　即使是编出来的神话也罢，能在电影屏幕上痛快淋漓地把卖友求荣、见风使舵、表里不一、出卖灵魂的乔治一路货色大骂一顿，更把鼓励卑鄙行径、鼓励下作行为的校长“fuck fuck”地大骂一顿，也是令人痛快的。看到这里，我甚至眼睛都湿润了。

　　通俗、经典与商业化

　　大片《泰坦尼克》商业上的成功已不待言——当今世界上，文化产业的可能性正在拓展。我看这个电影是在纽约州的首府奥班尼，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与仁斯利尔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强化MBI（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的学生一道。说是这部片子是从一九九七年年末开始放映的，到我们看的时候已经历时四个月仍然是场场爆满。在美国看惯了那种门庭冷落车马稀——观众席冷冷清清，甚至一个大厅里只有三五个观众——的电影，看到人们争看《泰坦尼克》的热烈场面，确实觉得新奇。一位小经沧桑、精通几国文字又在商海中游泳颇有效益的留学生告诉我，他看了电影，觉得震撼灵魂。

　　这种盛况在美国一直延续到五月初。一些传媒分析说这部电影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吸引了女中学生，而吸引女中学生的王牌是青春小生演员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他确实长着一副极可爱的模样。到五月中旬我结束了在康州三一学院一个学期的访问时为止，一会儿是《人物》杂志，一会儿是《十七岁》杂志，更不要说那些电视与电影杂志了，他们竞相把里奥搬上了自己的封面。书店里卖着里奥的专刊，从幼小到长大，有他的各种“玉照”。此外以真实的泰坦尼克船为题材的画刊也出来了，有关《泰》的出版物一直在畅销榜上名列前茅。甚至由于这部片子的走红，和船有关的旅游业也热了一阵子。

　　后来说是中国也进口了这部大片，说是在中国此片掀起的传媒炒作热浪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略带嘲讽地报道了这一点。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也有精英对《泰》片表示自己的清高与不屑。他们声称自己没有看也不想看《泰》片。好在有几个精英不看也无妨事体。你热我也热的情形下，精英的不屑反而显得无奈和酸酸的。《泰》片在中国火起来了，票价比在美国还贵。美国最贵的票是八美元一张，而中国高达八十元人民币，等于九个多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中国人不买房子不买汽车，大体温饱以后的消费失去了方向，从而消费欲望与能力被高高挂起。任你银行再降利率，百姓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照旧高储蓄率不误。与此同时，抽不冷子某种消费突突突地乱往上蹿，也够绝够邪的了。

　　窃以为《泰》片的成功不仅在于里奥那个靓仔，他演了许多片子，都没有取得《泰》的效果，相反还被人诟病。关键在于《泰》的配方完全符合一部成功的商业大片的要求：骇人听闻的高投资大制作先声夺人；现代的科技和电影特技令人咋舌；戏剧性极强的故事情节；爱情至上；把影片的主人公放到了最最严峻的生死考验关头；令观众叹为观止的巨大场面（有的地方干脆是“人海战术”），包括豪华场面、惊险场面、恢宏场面、庄严场面和灾异场面等；招人喜欢的俊男靓女的不乏激情的表演；一分崇高、一分纯洁、二分善良、半分丑恶、半分叹息、二分令观众干瞪眼的豪华、一分半恐怖、一分正义再加半分虚空——其酸甜咸淡都正可口；而最叫我感兴趣的是它的古典加通俗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有极普泛的覆盖面。

　　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在祖国大陆效应平平，而特别走红于台港；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秋菊打官司》受到大陆观众与老外的好评，却不能见爱于香港同胞。这也与某种配方问题有关，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不赘。

　　这种价值观念说简单了不外乎真、善、美。这三个字已经被讲得很滥，又早在现代后现代面前过了时。却原来被宣布为过时的东西也还有生命力，有时过时的力量超过了行时的泡沫，这的确发噱。人们恰恰在眼花缭乱日新月异的思潮冲击当中，钟情于某种相对稳定乃至古老的东西；人们渴望着某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典与永远。以为人愈进化就愈是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恐怕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永恒与古典之一便是男女之情的热烈与纯洁，包括对世俗的门第观念的否定，对浪漫与自由境界的向往——理想。片中也有对大自然例如大海的敬畏、服膺与热爱，对尽职尽力的恪尽职守者的尊敬，对临危不惧特别是先人后己的道德勇气的张扬，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即不愿意把人的弱点写得太淋漓尽致太丑陋，不愿意把人写成狰狞残酷的怪兽。这些老一套的观念，从莎士比亚到莫里哀，从关汉卿到曹禺，其实是没有什么歧义的，几乎是人类所共享共识。

　　也应有不同之点，因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一大特色是反淫防淫，《泰》片最不符合我国国情之处当是罗萨与杰克的“苟合”，不知道在中国上演的时候是不是对这一类涉嫌污染的地段有所剪裁。不知道中国农村里能不能接受罗萨与杰克做爱这种“丑死了”的镜头。当然，男主人公杰克站在船头自称是世界之王（后来该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领取奥斯卡金像奖时也用了这句台词，他举着金像喊道：“今晚我是世界之王！”），也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不合，中国人提倡的是谦虚，是做老黄牛与螺丝钉，一个小娃子竟敢称王称霸，那岂不是作（读嘬）死！

　　真善美的范畴很古典（classic，一译经典）也很通俗。包括影片对下层大众的同情与对装腔作势的英国贵族的嘲弄（几乎达到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毛主义”式的结论呢），其实也并没有脱离开古典加通俗的路子。中国传统戏曲里也鞭挞嫌贫爱富嘛——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嫌贫爱富太多了，才更需要为贫而壮志凌云的人出出气。这里边当然有美国人的特色，他们对等级观念、贵族门第观念特别反感。他们的影片中的英雄起点也许是窃贼（《风流女窃》），也许是海盗，也许是妓女（《漂亮的女人》），更多的则是无业游民流浪汉。这就与狄更斯的高贵出身，误入下层，终回高层的故事编法不同。《泰》片这一点表现得很尖锐，甚至还让丰满可掬的凯蒂·温丝莱德饰演的女主角啐了高贵的混蛋一脸唾沫，使练啐唾沫一节也有了着落——叫作各种细节一点也不糟蹋——这种手法也符合古典加通俗的原则——叫作长了卑贱者的志气，灭了高贵者的威风。但他们的这种大众意识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大众立场搭不上太多的界。这无非表达一种“亲民”的倾向，不知道算是“媚俗”还是“媚民”，这后一“媚”似乎是越南劳动党在六十年代“反右倾”时提出来的。依常理，讨好大多数或者说得严肃一些叫作争取大多数，这既可能是商业化的规则、手段；也常常是任何一种社会功利的考虑者例如政治家之所以为政治家之所在。在大众面前灰溜溜酸溜溜乃至恶狠狠的，是否就反衬了自己的一定超庸拔俗？这很可疑，倒说不定是一种心虚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心态的流露，更难以成就什么社会贡献。当然，以大众小众作为判断是非美丑的唯一标准也蠢得可爱复可悲。我们不能肆意否定小众化的“精品”，正如我们不能不面对大众化的经典——例如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甚至也可以正眼看一下艺术成就有争议但确已红遍全球的《泰坦尼克》。

　　在作品当中替劳苦大众说了几句话，或者声明自己是站在了下层大众一边，固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连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如是做过了嘛。与其大惊小怪于自己或别人的居高临下的大众立场，不如多写一点亲民的作品，哪怕只亲到了商业化大片《泰坦尼克》或《今古奇观》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程度也罢。

　　问题还不仅在于价值观的通俗加经典的普泛性与无可争议性，我觉得《泰》片在表现“终极关怀”上也还可以。冰海沉船的场面令人想起远古的洪水，想起诺亚方舟的故事，想起基督教文明的积淀。茫茫的大海的形象与苍茫而又真挚的歌曲，似乎表达的不仅是沉船者，而是整个人类对于宇宙时空的无限和生命无常的刻骨感受。年老的，由格洛丽亚·丝托娃扮演的皱纹比蛛网还要密的作为回忆者的今日罗萨，与散发着青春的健康与热力的昔日罗萨，即不但有纯洁的对于爱情与幸福的追求而且有鲜活美艳肉体的作为当事者的青春罗萨的对比，无法不令人哀叹人生的短暂与时光的无情，青春的易逝与驻颜的无术。豪华的，崭新的，气宇轩昂不可一世的泰坦尼克号轮船，触礁后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惶恐无地、回天无力的破船，与海底的锈得不能再锈了的烂船死船古船即船的遗骸的对比，不能不叫人想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者佛教讲的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或者从儒家的观点来看，沉船的故事说明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会令人沉思历史的各种兴衰沉浮。是的，泰坦尼克的故事里包藏着一种大悲哀，大教训，有警策存焉，令学问平常智商也平常的观众看过后唏嘘不已。

　　商业化的东西也能表达古典与终极？是的，不但可能而且必须，完全没有古典与终极的商业追求往往导致过分的粗鄙与刺激，例如单纯的色情片与暴力片，那些东西往往低于受众的文化素养水准，它们的市场其实是有限的。当然，这种古典与终极要以观众能够接受为度，不能太独创太深奥太抽象了，它又是有限的叫作有限终极或有限哲理，或者叫作常识以内的终极眷注，你从中得不到新的认知新的思维的启示——大学问家不会太为它喝彩。看一部电影与读一部大师的哲学著作的收获毕竟不同。浪漫与理想也是如此，谁能说《泰》缺少浪漫、理想与人文激情？谁说商业化通俗化注定了要排斥浪漫理想古典与人文？当然其古中要有新，起码是新形式新技巧；终极中要有趣味，要符合人的已有认知水平即人们所掌握的常理常规。要表现在具体可触的人物与情节之中，而不是强加庸常的观众以他们感到玄虚而又偏执的哲学或神学教义。

　　在文艺作品当中我们常常碰到商业化、社会功利化（主要是教化要求）与精英化的不同取向与歧义。美国确实是一个文艺极其商业化的国家。好莱坞的电影商业化的手段几乎什么都用上了，包括最丑恶最下作的刺激。有时提到这种商业化的表现，美国知识分子也捂上脸以表厌恶以至惭愧，但他们很少人自认为是什么精英。不是精英却也不一定渴望堕落。没完没了地看血腥和性交肯定会叫人厌烦，觉得“开眼无益”。人们常常还要回到古典即经典的价值取舍上去。美国也不乏正人君子，绅士淑女。美国的正派人对美国社会、美国大众也具有相当的影响。用正派人所不齿的手段去追求商业利益，那是恶性的商业化，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其商业利益恰恰为自己的商业格调所囿限所破坏。这一点其实眼下的中国个体书商也注意到了，低级下流并不是文化经营的出路，这里还没有说到“一要繁荣，二要管理”的政府行为。与八十年代相比，美国对色情与暴力作品的管制也大大增加了力度。这样说，正人君子们的取舍也会以一种形式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商业化的思路并不注定要排除对于正人君子的尊重。一个老板资助交响乐团，不仅是为了艺术也可能是为了他或他的公司的名声——而名声是不无商业效益的。为了名声他就不能只媚俗（低俗，不是指通俗）不媚雅，哪怕他自己对于交响乐一窍不通。其实这种“媚雅”的事我也不是没有遭遇过，遇到令自己一头雾水的艺术创造，我也常常是硬着头皮“做欣赏状”的。

　　商业化说到底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的前提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就是说希望自己有市场而不是没有市场。如果我们说某个作家或导演已经没市场，那恐怕很难说是恭维。这本来是（艺术从业）人之常情。为了这个目的，它可能采取良性的或恶性的手段。在非恶性的情况下，商业化的货色也可能搞得不错直到很好，如《泰坦尼克》。争取受众的考虑并不是一个罪恶的考虑，但毕竟又是一个浅层次的思路。争取受众与发挥艺术独创性攀登艺术的高峰各有各的内涵与外延，在生活实践中，它们可以相龃龉相冲突，也可以各不相干——你争取你的诺贝尔、奥斯卡、戛纳……奖（就一定不俗吗？），它争取它的票房和印数。如果你为了争取受众而牺牲了自己的艺术独创，而你的艺术独创确实又很天才很伟大，那是太可惜了。但那与其说是商业化潮流之罪不如说是你缺少操守之过。（我以为一个真正天才的与郑重的艺术家，根本不存在为了商业化而牺牲艺术的可能，艺术人格、才能与修养连这么点免疫力都没有，能够是天才的与伟大的吗？至于一个平庸的艺术从业者，有了商业化追求固然搞不出杰出艺术品来，但没有了商业化思路或表示极端轻蔑商业化，就能搞出杰作来吗？我也深表怀疑。说实话，如果我们至今没有拿出当今的《红楼梦》来，恐怕只能怨我们自己没有曹雪芹的出息，而未必应该太多太多地怨完了政治再怨经济，怨完了头头再怨歌星与卡拉OK。）何况商业思路与艺术追求也可以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有雅俗共赏的通俗的经典，例如中国的几大才子书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它们能够寓独创性于传统，寓深刻性于人们的喜闻乐见。

　　至于教化方面的考虑当然更不能排除受众。一个乏人问津的作品，再提倡再给奖再贴标签也是徒劳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商业化可以涵盖一切，而只是说商业、教化与艺术独创性的追求，既有相抵牾的一面也有相作用的一面。美国也好别的国家也好，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的艺术家其实是很愿意标榜自己的电影制作的艺术性与非商业炒作性的。一方面，奥斯卡奖的十一项大奖与金球奖的四项大奖都被《泰》片夺走，另一方面是英国的电影学院评奖坚决不买《泰坦尼克》的账，一个奖也不给它。一方面是美国的各种通俗杂志以里奥的照片做封面，另一方面是他在奥斯卡评奖过程中连提名也没有；他也就干脆没有参加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我看这也说明了某些问题，即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的文艺环境里，你想得到所有的百分点是太难了。以一己的标准抹杀一部广受欢迎的作品也同样是太难了。至于以不看来表达自己对于商业化的拒绝，却多少给人以捂上眼睛以保持纯洁的天真感，看完了再否定应该也还来得及。当然，也可以说，那么多的杰作“精品”还看不过来呢，谁有空闲去看一部好莱坞blockbuster——大片？那是太对了，我向你致以缪斯名义的敬意，并为自己的居然频频未能免俗而不好意思。

　　话说《雨人》

　　一九八九年三月，笔者访问新西兰时，在奥克兰市，利用复活节假日未安排官方活动的机会，看了当时已获奥斯卡金像奖八项提名的美国电影《雨人》。

　　电影描写一个患有自闭症即不能与旁人交流的精神疾患的病人，因获得其父大笔遗产，受到异母兄弟的青睐，与弟弟共同上路。此病人名叫“雨人”，一路上出了许多洋相，闹了不少笑话。由于他运算与记忆能力超人，弟弟异想天开与他大逛赌城，在赌场所向披靡，大显威风。最后“雨人”回到精神病院，弟弟依依不舍。

　　果然，笔者回国后不久获悉，电影《雨人》获最佳故事片等四项奥斯卡奖。中国记者报道此消息时，评述道：此次评奖中，伦理道德片又受到了好评。

　　《雨人》是伦理道德片吗？

　　大概可以这样说。笔者相信，中国记者的报道当非个人的见解而是综合了外电外讯，我们的记者乃至学者似乎还没有抢先对一部外国文艺作品发表评论的勇气与习惯。与笔者一起在奥克兰市皇后大街的影院看电影的中国同志，看完后也众口一声地议论，影片中的弟弟本来是为了偿还买汽车分期付款的债才对利用哥哥感兴趣的，但通过一路同行，通过他的回味儿时的孤寂生活与渴望伴侣的心情，他竟然由衷地产生了对“疯哥哥”的手足之情，十分可信，十分人情味，十分动人。（笔者幽一默曰：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的美国佬居然拍出了宣扬手足情深的电影，莫非是受了早已夭折的黄河文明及其头面人物孔夫子的影响？）

　　当然，即使不这么伦理道德人们也会喜欢这部片子。疯子出洋相，带有滑稽的色彩。疯子威镇赌场，带有奇遇记、歪打正着记——即刘宝瑞说的“黄蛤蟆得胜记”的故事的色彩。呜呼人类，何其喜侥幸盼侥幸也！估计电影的前半部使观众们庆幸自己幸亏没有一个疯哥哥纠缠不休，而后半部更富好莱坞的“砍（王按，不应是侃）大山”风格的故事，一定会使观众恨自家爹娘未给自己生这样一个哥哥了！伦理道德也不能干赔不赚呀，也不能不问“经济效益”呀，您说是不？

　　但我喜欢这部电影却是从更深（自以为更深，也许恰恰是浅薄）的层面感受。第二次获得影帝称号的美国著名电影男星霍夫曼表演的“雨人”，只不过是看着犯傻而已。其实他比谁都更智慧更超拔更深邃也更有境界。他的境界只有老子与释迦可以相比。在美国这样一个性崇拜性爆炸的国家，“雨人”对其弟弟与情人的做爱竟然毫无感知、无法理解。不但不理解而且走入正在做爱的弟弟的房间，天真烂漫地用自己的哼哼回应了那一对男女的声学效应。真是对隐私权的最大嘲弄！真是对性崇拜性美化的最大嘲弄！我看好莱坞以及准好莱坞电影的床上镜头亦多矣，这样拍的可是天字第一号。有了这个场面，所有的床上镜头加在一块儿也黯然失色了！

　　“雨人”回答弟弟的责问说：“噪音太大！”做爱者，噪音也，影响了“雨人”专心致志的阅读。阅读什么呢？“雨人”一进旅馆房间就宣称，他只能住一间有书读的房间。端的是“老九”的路数！弟弟随手递给他一厚本电话簿，而他居然秉“烛”夜读，一夜之间把从A到J的人名户名的电话号码全部记住了！这是胡砍吗？我怎么觉得这么悲哀？我就体验过这种滋味，读性难改，读瘾难挨，在某个时期某个场合，便去读电话簿，读“须知”，读报纸上的广告……乃至只读反复读自己写的“交代材料”。是谁可怜？是谁可笑？是谁有精神病？

　　“雨人”的言论和行为更构成了对发达的工业技术文明的极大嘲笑。他不但专注地看电视，也专注地像看电视一样地看透明的洗衣机离心干燥器的运转。真的，谁能说衣服的万花筒式的旋转一定比胡砍瞎凑的电视节目不好看呢？“雨人”精确地背诵了美国各航空公司的空难记录，因而拒绝乘飞机，这是说明“雨人”的智力有问题？还是说明我辈的智力有问题？好吧，不坐飞机坐汽车，偏偏半夜高速公路上又出了交通事故。举目茫茫的“雨人”跑到乱成一团的汽车缝隙中，面临巨大的危险而不自知。这种荒唐而又危险的处境难道不值得全人类深思吗？难道不是对许多人许多许多人的人生处境的生动写照吗？还有美国（不只美国）的人行横道，行人要按键钮它才给你亮出“请通行”字样。而当你刚走到不足半路处，它已改成了“请止步”。其中道理自然是明白的，它是为了不让后来者再开始横穿马路。但已经走到半路上的人忽然看到“止步”的标志，岂有不恐慌狼狈之理？我这个认字信字的人在发达国家过马路就常有这种不安感。“雨人”倒好，你（电脑）一让他“止步”，他干脆站在那儿不动了，成了故意妨碍交通的了。这才叫盖帽儿呢！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愈来愈学会正视自己的困境和弱点，愈来愈善于自我嘲弄了。这未尝不说明着一种成熟和进步。不妨说这种嘲弄有一种悲观色彩。看电影“雨人”，令人笑个不停，笑后又有无比苦涩。笑“雨人”就是笑自己，哭“雨人”就是哭自己！一部电影如此，横看成岭侧成峰，就应该奖一奖了。好作品永远不是单摆浮搁的平面。

　　关于“雨人”的译法，我请教了几个美国朋友，Rain Man，意译是“雨人”。香港译作“怪杰雷曼”，四字中两个字算音译，两个字是港味的作料。据说Rain Man在英语中可以作求雨的人讲（不知是否有神神道道之意）。电影中也提到“雨人”幼时曾安慰怕雨的弟弟。这么说，译“雨人”或“雨中人”都还不无根据。但也有另解，Rain Man本名Red Man(雷德曼)，弟弟念白了，念成了Rain Man了，那么译成“雷曼”也就有理了。唉，幸亏咱们不是吃翻译饭的。要不，为一个电影名字也这么费脑筋，不是早白了头发？

　　电影门外谈

　　近年来电影看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忙，因为看完电影常感到头晕眼花腰酸，因为觉得花一两个小时看电影不如用来喝茶读书写点什么。我常把这种“影冷淡”作为自己无可抵抗地在老化的表现之一种。别的方面，似乎还自我感觉不错。

　　但还是看了一些。《老井》《红高粱》引起争论是意料中事。因为看到衣角擦食品、咬虱子、瞎子唱小调、往酒里撒尿等导演的得意之笔也略感不安。可能是自己也有那么点僵化吧。不安感中也有沉重之意。说不清是为了电影中很难说是无意地或客观地集中表现这些玩意儿，还是因为生活中确有这些个东西，甚至于不妨说自己也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吧。

　　不过我仍然不赞成批评这些电影是“售国人之陋、邀洋人之赏”，以至于去批评奖了这些电影的洋人。原因很简单，文艺批评应该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批评文艺成果——文艺作品的客观存在，对作品见仁见智争个面红耳赤怎么说都可以，指出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却不可省略掉对作品的认真分析，说不好听的话即还没弄懂作品便去断言创作者与给奖者别有用心。一上来就给创作动机扣帽子，不是个好办法，不好开展争鸣。攻之者曰有，辩之者曰无。我们该给张艺谋等人做怎样的政治鉴定呢？如果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攻那些热衷于维护光辉形象的人动机也不无可疑之处呢……算了吧，还是离开这种由影及人由艺及政的批评的思路吧。

　　写了、表现了落后就有辱尊严，这条逻辑未免过于天真可爱了些。依照这种逻辑，各国的大作家各国的文学瑰宝就都会成为该国的国耻了。《堂吉诃德》《复活》《欧也妮·葛朗台》《大卫·科波菲尔》直到《阿Q正传》，哪个没写落后没写黑暗没写罪恶？它们究竟是各自国家与民族的骄傲抑或耻辱？我们干吗这么神经衰弱？

　　但我仍然不能完全对《老井》《红高粱》《盗马贼》之类的电影认同。问题不在于写了百分之几的落后，而在于这些作品似乎缺少一点真实而深刻的人生经验、人生意味、人生思考。使我们或惊喜或困惑的是它的取材、它的手法、它的风格，却不是它的深度。它引不起我们的灵魂深处的共鸣，它未能使你在银幕上映出“剧终”以后仍然难分难舍、回味咀嚼、余音绕梁三日不尽。它们的某种情调、氛围的强化处理既是成功的、别开生面的，又是不无做作、刻意为之、以“力”为之的。多么费劲的几部电影！创作者真是挖空了心思！要黄土味、要严峻感、要野、要寻根挖根、要张力与力度、要原始人性……要这个要那个，而且，对不起，要猎奇！要符合世界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趣味！

　　这最后的一句话违背了笔者自己确立的规则，有“诛心”之意。好在本文不是电影评论，只是个人的杂感。

　　而好的作品，窃以为，不必要求那么多、那么大的劲。真正的艺术品，或者说笔者偏爱的艺术品恰恰是人生的结晶，是真才真情的流露，是恍如先验的智慧果实，是不要那么多“这个那个”的、举重若轻的、妙手天成的作品。

　　例如，最近看了《人·鬼·情》一片，影片题材不算大，场面也不宏伟。情节与人物性格刻画甚至也谈不上多么深刻。但它是那样真挚，那样令人信服，那样令人感动。把一个出身低微的戏曲艺术家、一个女人，在亲情、爱情、世情上的小小的却也是刻骨铭心的经历表现了出来，又把人生中的种种真味、种种酸甜苦辣与影片女主人公创造的昆曲中的钟馗形象沟通起来，形式内容，第一形象第二形象，人的经历与艺术的经历，都结合得那样合适。观罢影片，唏嘘不已。时隔数月，仍然为之感叹。虽然，笔者的经历绝无或绝少与影片女主人公有相似点和可比性，仍然觉得，那种种的挫折和奋斗、侮辱和坚毅、宿命感和孤独感与你相通，与人类相通。与人类相通的经验可不仅仅是原始本能的经验哟！看完《人·鬼·情》，你不能不为影片中的主人公——也是为你自己而洒泪，而长久地发出会心的叹息。

　　人生的真味、会心的叹息，这就是笔者个人对电影的期冀——一个观众对于电影所抱的最殷切的企望！笔者深深地感谢这样的电影的创造者。外国也不乏这样的成功之作，比如美国影片《回首往事》，那种理想主义的不见容，那种感情上的理想主义的失败与依恋，那种真诚、可爱而又确实未免迂僵的性格，常令笔者发出会心的叹息。再如影片《末代皇帝》，外国导演当然不会放弃以猎奇、大场面来刺激观众的努力，但笔者仍然为之鼻酸，为之牵肠。因为，在神秘的场景、在奇风异俗（对于洋人来说）、在传奇故事后面是活的人，是人的命运、人的沧桑、人的美丑、人的喜怒哀乐，就是说，是真实的人生。末代皇帝的经验虽然绝无仅有，影片表现出来的却是普通人可以感知可以理解可以咀嚼可以推敲的真人生。

　　对于电影功能的多元性，笔者理论上和情感上都不拒斥。看完《少林寺》笔者也想学几套拳路，并且精神为之振作。看完《珍珍的发屋》笔者为之微笑，为之不无唏嘘却又明知故事是编造出来的。看完《良家妇女》实在欣赏江南风光与丛珊的演技，又不免为情节故事的如此集中单一浅显而感到不满足。看完《星球大战》《大白鲨》就只剩下佩服了。佩服人家的技术、场面、想象力直到资金，佩服而不感动、不共鸣。

　　看完《老井》，也震动，却又觉得如果导演把更多的笔墨放到刻画人物身上也许会更好。表现环境、表现风俗画、表现诸如械斗、坍方、井底做爱之类的刺激固然未尝不可，但是当这些东西掩盖了真实的人生，至少是胜过了真实的人生的时候就会使观众觉得头重脚轻。一分刺激就需要十分人生垫底儿，不知道这种粗陋的表述是否能包含一些真理。《芙蓉镇》的不足也在这里，此片充满政治意识道德意识，都是好的，看着能令人想起许多过往的年代，就是说，此片也充满了时代意识年代意识即历史意识吧！如果再多一点人生意识，就更好了。说下大天来，《芙蓉镇》里正、反面人物的划分自然似嫌简单化了一些，其中有几个人物甚至是脸谱化的，历史与生活要都这样简单那敢情好了，可惜，这种用道德两极来处理政治两极的表现路子，恰恰是“左”风下的文艺遗产，虽然影片拼力反“左”。

　　回过头来谈谈热门话题《红高粱》。高粱地拍得真绝！酿酒场面也好，但是令笔者联想起苏联影片《童年》中高尔基的外祖父的洗染作坊。浓烈的野性不失为成功的色调，从剥人皮到打汽车表现抗日大为出新，这就是说，热烈的情绪、色调、氛围、风俗画、场面、情节处理，都有不凡之处。就是说，这一条龙的龙须龙尾龙身龙鳞都很不错。

　　缺少一点的是龙之睛，是人的命运与灵魂。“我爷爷”与“我奶奶”，野了半天爱了半天烈了半天却仍然使人觉得陌生，觉得相隔，摸不着他们的心思，虽然他们似乎不乏血肉。然而他们缺乏的是灵魂。他们的存在与所做所为所感所思所念，他们的人生抉择令人难以信服，经不起推敲，不令人感动。他们更多的可能是伟大的创作主体所牵的线、所煽的风、所点的火、所派生的而不是人物固有的。他们有点像道具。

　　无疑，《老井》《红高粱》的得奖是可喜的，请张艺谋接受我这个观众的敬意。但我们不妨探讨，这两个片子是否外在的东西胜过了内在的东西，外化、视觉化的东西太厉害了，它打动的是你的眼睛而不是你的心。形式的追求超过了深挚的意味。视觉形象的丰富新奇并未建筑在思想与情感的相应的丰富上，毋宁说更加突出了头脑与灵魂的相对不够充实。我们看到了野合，却体会不到“我爷爷”与“我奶奶”的爱，爱的力量、爱的压抑、爱的爆发、爱的喜悦。我们看到了反抗，却体会不到反抗的艰难、反抗的威严与反抗的决心。我们看到了红色的酒，却体会不到酒的味与热。更解不开“我爷爷”向酒里撒尿的意味，尽管撒尿的镜头确实拍得颇有雄风、颇有弗洛伊德的暗示性，终于还是为撒尿而撒尿，终于还是导演牵线而“我爷爷”当了会尿的傀儡。否则，即使是撒尿拉屎，也可以有性格有逻辑有慨叹有同情。对人物的原始化处理，给人以感染的与其说是人性、自然、生活的深刻揭示不如说是创作者本身的热烈、狂放、执迷，很可爱，但不免有些小儿科。

　　也许现在这些话说得早了些，特别是在颇有一些人心虚地对得奖一事疑神疑鬼的时候。还是先祝贺和保护我们的电影艺术新成绩吧。也许这里反映了笔者的一种狭隘欣赏习惯与狭隘艺术价值观念。以人生经验人生真味会心叹息要求一切影片，客观上会不会打击一大批诸如历史片、社会片、推理片、传记片、战斗片、青春片、歌舞片、体育片、边疆片呢？艺术评价上确实不能搞整齐划一。我承认本文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谁让“老”与“红”得了大奖而名噪一时了呢？在为张艺谋庆功的同时，我们不是可以以真正的艺术、以电影大家而不仅是追逐潮头的工匠即押宝押对了的赢家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吗？六十年代，笔者看到《冰山上的来客》也就叹为观止了。而现在，真正的艺术（比好莱坞的标准应该高一些或高得多吧？）离张艺谋还颇有点距离。与真正的艺术之神相比，金熊金猫金狗金象不是不在话下的吗？只知道与人家“看齐”“走向人家”的人，又能有多大出息？难道不应该追求自己的路、自己的目标、自己的高峰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们的电影评论能不能比庆功、辩护，跟着人家捧或者生怕吃亏上当丢脸……的种种初级心态更高明一点，更富有独特的性格与深思呢？

　　作者又及：本文写完后，传来我国“参赛”电影《孩子王》在戛纳电影节上被评为最差影片——获得金闹钟奖的消息，当然，这是非正式与非权威的。而本届戛纳电影节一开始，我国报刊上已出现期待捷报之类的文章了。现在呢，据说《孩子王》的创作者又在那儿叹息中国电影（不是自己的那一部片子）与世界电影水平颇有差距了。看来洋朋友们的心思以及所谓世界水平也不好捉摸，还是多琢磨艺术本身，琢磨艺术的更加深刻和真挚吧。

　　也说歌星种种

　　歌星云云，对于一个社会实在并没有什么不好。无非是歌舞升平一下子，文化消费一下子，点缀点缀，轻松轻松，至多是享乐的大大的有。

　　歌星义演骗人、歌星漏税等等，都不是歌星表演与通俗音乐的应有必有之义。我们可以反对骗人漏税（或者说反对还不行，要予以制裁），却不必反对歌星；正如我们反对假冒伪劣、污辱与欺骗顾客的行为却并不一般地反对商场商品与售货员、经理。

　　歌星要价太高，对于这种反映还是要分析。国家最好有个规定，有个杠杠，否则什么叫高，什么叫不高呢？跟谁比高，跟谁比反而可以说是太低了呢？至少歌星赚的不比倒卖房地产的人与挂靠在某单位搞边境贸易的人多，也不比利用某种身份与关系搞批件的人多。歌星的收入仍是劳动收入，这总比买空卖空、权力化为财富光荣。

　　有一些青年追星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比打架斗殴、赌博酗酒、闹事滋事更安全更无害一些。当然特别有出息有作为的青年不会老是疯狂追星，正如特别恶劣的罪犯也没有雅兴去追星。追星与旧社会的捧角一样，是一部分有钱而没有大善大恶的人的事。追星并不比打一宿扑克牌或一夜“筑城”更坏，多花一点钱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且钱花了可以促进流通——当然如果他们把钱都捐给灾区会更伟大得多，但是我们无法如此去要求每一个有钱的人。

　　我觉得我们做事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对青年对人民的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两头小中间大，雷锋、居里夫人式的人物很好，但在人们当中是少数，我们无法以他们的模式去设计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当然可以宣传之提倡之向往之，我们还必须承认——至少私下悄悄地承认，大多数人其实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心里还得有另一笔账：一般地说，一个青年奉公守法，敬业乐群，正当挣钱，自力消费，也就行了。对一般人我们的要求不能超出法律所准允的、起码的道德标准所准允的范围太多。毋宁说，我们过去思想工作的一大失误就是我们常常考虑到英雄并希望大家做到英雄，我们也常常考虑到罪犯也随时准备与罪犯进行殊死的斗争，却常常忽略了大多数——既非罪犯也非英雄的大多数。有时我们宣传的标准太高，一般人做不到，宣传者自己也做不到。于是出现了一批“马列主义要求别人自由主义要求自己”光说不练的假英雄，使宣传的高调威信扫地，使应有的理想主义被虚无主义所取代。对另一个极端的过分关注则夸大了阶级斗争，把大量的所谓中间状态的人推到敌人一边去。

　　歌星另一个罪名似乎是他们败坏了人民的欣赏高雅艺术与民族传统艺术的能力，他们的冲击造成了高雅艺术的困境。

　　乍一听，振振有词；实际细细地琢磨琢磨，未必。

　　有些发达国家，通俗艺术泛滥而又泛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拥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大文豪，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与乐队，拥有受到尊重与爱护的民族传统艺术。问题是在他们那里有国家与各界对高雅与民族传统艺术的关心支持，有相当多的能够欣赏高雅艺术的观众。他们把力量放在高雅或传统艺术的建设与发展上却无须批评贬低通俗歌星。因为一个国家人们的文化素质再高也不可能人人都爱听交响乐，对欣赏趣味还不够高的多数人，总还是要给予他们能够接受的艺术享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高雅与传统艺术本身也还需要提高提高再提高。谁说中国观众不识货？怎么帕瓦罗蒂和多明戈来演出的时候是那样热烈空前？怎么费城交响乐团来演出的时候是那样广受欢迎？如果我们抱怨现在的观众不如梅、尚、程、荀时代的观众爱戏懂戏，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反思一下我们的角儿的水平与演出质量呢？

　　谁也不可能把什么都占了。歌星赚得多，歌唱家地位高。当然如果你是帕瓦罗蒂式的歌唱家，就能够又有地位又有大款了。可惜，咱们暂时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也就达不到这个名利双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