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馀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报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作《长恨歌》，马嵬事件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有了相当的时间距离。李隆基、杨玉环这一对帝妃的生离死别故事，被传说赋予特殊的美感，使得《长恨歌》不同于《哀江头》，减弱了现实的悲痛，增强了浪漫的感伤。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成名作，也是广为传诵唐诗名篇之一。诗成不久就给诗人带来声誉，据作者自述：“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与元九书》）作者身后，唐宣宗更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之延誉。诗是好诗，无可争议。然而关于此诗的主题却是古今聚讼纷纭。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一说讽刺玄宗荒淫误国；二说歌咏生死不渝的爱情；三说双重主题。文学鉴赏的实践表明，越是杰作，由于结构层面较多，象征意蕴越难穷尽，故有“诗多义”之说。主题的认定，实即多义的取舍。《长恨歌》的中心内容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故事，这是一场生死之恋。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还是客观效果上看，都是一篇言情杰作。

　　作者友人陈鸿谈及此诗的写作缘起：“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地近马嵬坡。鸿与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色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一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长恨歌传》）显然，荒淫误国不能称为“希代之事”，而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生死之恋才是“希代之事”。这样的“希代之事”经过“深于诗，多于情”的诗人的润色，主题的走向可想而知。白居易自己就把《长恨歌》编入“感伤诗”，而不编入“讽喻诗”，题词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用题卷末》）又对元稹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凡此，都足以表明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创作实际，从客观上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意图。

　　长诗共分三大段。从篇首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安史之乱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恋史。劈头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暗用汉武帝遇李夫人故事，“倾国”出自李延年“北方有佳人”那首歌，后来成为绝代佳人的代称。“重色”二字不能说没有托讽，不过讽刺的分量太轻，与其说是唐玄宗的弱点，毋宁说是人性的弱点。（《礼记》谓修身当“如好好色”，作者《李夫人》诗谓“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便是明证。）“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二句与史实大有出入，不像陈鸿《长恨歌传》那样哪怕是委婉地指出杨氏本是寿王妃这一事实，这种润色或美化，其目的和效果都是明显的。接下来有六句写杨妃的承宠。《丽情集·长恨歌传》形容杨妃的美是：“绿云生鬓，白雪凝肤。涯饰光华，纤秾有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仅限于静态的描摹，不胜痕迹。相形之下，白居易抓住一个动态和美的效果来写杨妃之美，何等灵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避开正面描写，却引起更生动的关于美的印象。

　　昭应县（陕西临潼）东南骊山有温泉，开元中建温泉宫，天宝中改华清宫。玄宗常于其地避暑越冬，设有浴池十余处。得杨妃后又“别疏汤泉，诏赐澡莹”。赐浴温泉自以春寒时最舒服。水何谓滑？实乃间接表现肌肤的光洁，从水浇凝脂的形象不难悟出“滑”字之工。作者语言平易而绝对细腻，故有别于唐诗中的粗浅一派，此即一例。温泉浴汗，出水后会感觉乏力，诗人通过眸子、肌肤、浴态等生动细节，写活了一个美丽而性感的杨妃，给后来戏曲家和画家无穷灵感。继十句写杨妃的专宠。南朝民歌“打杀长鸣鸡”一首形容蜜月中人“春宵苦短”，是情有可原的，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则是说不过去的，这两句和“承欢侍宴”几句写唐明皇“泡”杨贵妃，应该说是有托讽的。不过这种托讽的分量太轻，不足以改变全诗的总体倾向。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自注：“天宝五载（746）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亦可移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二句。“金屋”又关涉汉武故事，极言妃之宠幸。

　　接下来有四句写杨氏一门沾光。妃有姐三人，大姨封韩国夫人，三姨封虢国夫人，八姨封秦国夫人，富比王室，恩泽势力过于大长公主。可自由出入宫禁，乃至素面朝天。从弟铦为鸿胪卿、锜以侍御史尚主，从祖兄钊赐名国忠，授金吾兵曹参军，后任宰相。妃父玄琰追赠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这就是“姐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所据事实。故当时谣谚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怒，君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杨妃专宠，光耀门第，居然改变了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心理，诗中的慨叹很深。继六句写乐极生悲。“骊宫”即华清宫。《霓裳羽衣曲》本《婆罗门》曲。开元时从印度传入，经玄宗润色为著名的舞曲。“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宣告了李杨纵情欢娱生活的终结。写安史之乱仅两句，只作为对爱情生活产生破坏的事件来写，也表明《长恨歌》写的是爱情悲剧而非政治悲剧。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唐玄宗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和玄宗对死去的杨妃无时或已的怀念。十句写马嵬之变。大乱初起，玄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杨国忠首倡幸蜀，此之谓“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可见一路人困马乏。马嵬驿在咸阳之西，距长安“百余里”。由于军中积怨，突生哗变，国忠被杀，殃及杨妃。从政治角度歌咏马嵬之变的诗人，总是冷静地判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杜甫）、“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郑畋）。唯独白居易写出了一个割不断情根爱胎的玄宗，“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讽刺之笔哪得如此惨痛飞迸！在诗人笔下，堕入爱情的炼狱的玄宗，将逐渐洗清“重色”的表象，而袒露出一颗情种之心。

　　“黄埃散漫风萧索”八句写赴蜀路上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借萧索、孤凄、暗淡的景物色彩，及月色铃语给失眠者的特殊感觉，渲染出玄宗的悲痛。据《杨太真外传》，玄宗一行至斜谷口，属淫雨涉旬，于栈道闻铃声隔山相应，玄宗悼念杨贵妃之情愈切，遂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月无心可伤，铃无肠可断，而谓之伤心色、断肠声，以伤心人别有怀抱（对照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天旋日转回龙驭”六句写光复后还京路上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至德二年九月收复长安，十二月玄宗从蜀归，过马嵬坡，派人备棺改葬杨妃，挖开土，香囊犹在。“不见玉颜空死处”的“空”字，极写出他心境的悲凉。时过境迁，他那难以消减的悲痛感染了左右，此时是“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本应归心似箭，快马加鞭，但玄宗却打不起精神，“信马归”三字可见意懒心灰。

　　“归来池苑皆依旧”十八句写回京后身为太上皇的玄宗对杨妃更深的相思。玄宗还京后居南内兴庆宫，因邻街与外界接近，肃宗心腹恐变生不测，使迁至西内太极宫甘露殿，处境更凄凉。当初在幸蜀路上，玄宗曾以《雨霖铃》曲授张徽，回京后复幸华清，从官嫔御无一旧人，因于望东楼令徽复奏此曲，不觉怆然。诗中写他看到池中的芙蓉想起杨妃，看到宫中柳叶想起杨妃，正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从春到秋，年复一年，此情有增无减。“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间接是说，玄宗自己也是岁月不饶。诗人不惜以八句篇幅写他的孤眠难熬之夜，大事渲染环境。有人嘲笑“孤灯挑尽未成眠”一句“寒酸”，理由是“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烛，明皇自挑灯者乎！”（《邵氏闻见续录》卷十九）“此尤可笑，南内凄凉，何至挑孤灯耶！”（《岁寒堂诗话》）殊不知这正是离形得似，不拘实录的妙笔。冬至前夜晚逐渐增长，“初长夜”是说难熬的夜晚还在后头。说到“星河”则暗逗“他年七夕笑牵牛”的情事，正是往事不堪回首。“鸳鸯瓦”是两片嵌合的瓦，它在字面上有反衬失伴的孤单的作用。凡此种种，都可见诗人意匠经营。以上写各种场合，四时交替，而玄宗悼亡之情无时或已，这样的钟情，不但“在帝王家罕有”（洪升），也超出了市井一般情种的水平。弗洛伊德说，性本能能够升华，即此时对于特定的兴奋可以确定一种更高的，显然不再与性有关的目标，一种更有社会价值的目标。我们文化的最高成就就应归功于这种以升华方式释放的能量。“假如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郭沫若）《长恨歌》中的玄宗的生死恋，就升华到了精神恋爱的、纯情的高度。当他的精诚感动了一个道士，诗篇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临邛道士鸿都客”到篇末，在一个幻想的神仙世界中，刻画了死者对生者刻骨铭心的眷念，补足了悲剧主人公之一的杨妃形象。诗人所据，应是王质夫转述的民间传说（方士致魂魄的情节，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亦有之）。“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几句，最有山重水复之妙。当初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就叫太真。这便是蓬莱仙岛传说的现实凭借。“金阙西厢叩玉扃”到“在地愿为连理枝”，以细腻的笔墨写杨妃接见道士的情景和对话。仙府重深，须经辗转通报的手续（小玉、双成皆神话中女子，此作太真妃的侍女），当睡眠中的杨妃得知玄宗使者到此，先是一“惊”，然后是“揽衣—推枕—起徘徊”三个动作，表现出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珠箔银屏接连打开，云髻半偏便下堂来，表现出她迫不及待要见使者的心情。她依然那样美丽，下堂的步态就能使人想见当年的舞姿。诗人以“梨花一枝春带雨”形容她的“玉容寂寞泪阑干”，贴切而形象，真“淡处藏美丽，浅处著工夫”（方虚谷）。诗中刻画杨妃神情，每每抓住一双眸子传之，前有“回眸一笑”，此处有“含情凝睇”，可谓善绘。

　　诗中省去了道士的致辞，而重在写杨妃的答词，寄赠旧物与信誓：“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数句采用了“分总”辞格，钗、合、金、钿四字反反复复，在音情上渲染杨妃缠绵悱恻的相思，淋漓尽致。这民间式的旦旦信誓，丰满地刻画出一个同样执着于爱情的杨妃形象。根据当时传说，“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汉时赵人，以善望气致宠，后被告发有诈被杀）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之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长恨歌传》）诗的最末几句便写这一情节，骊宫（诗云“长生殿”）之誓，被诗化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尽管通过杨妃的誓言和行动丢下了一个希望，但他并没有来一个廉价的大团圆结局。因为誓中虽有“愿世世为夫妇”和“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头，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李商隐），大错今生铸成，遑论来世？“只有等待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好像说很有希望，其实是很悲哀、很无奈的话。李商隐《马嵬》结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也就是“长恨”结穴所在，但说得露，不及白居易的结句有悠悠不尽的余味：“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悲剧性结局，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喜欢“大团圆”的模式，尤为难能可贵。

　　无论从创作动机和客观实际看，歌颂生死不渝的恋情，感伤因为情深缘浅而导致的“人生长恨”（李煜《相见欢》），才是《长恨歌》主题所在。白居易基本上是从一种超政治功利的角度，即人性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发生在玄宗与杨妃间的生死之恋的。《长恨歌》的崇情倾向，明显在受到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它事实上和唐代中叶爱情传奇的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莺莺传》的元稹，作《李娃传》的白行简，分别是诗人的密友和胞弟，这该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长恨歌》可以说是一篇诗体传奇，尽管主人公有帝王贵妃的特殊身份，但他们和普通人一样爱、一样犯错误、一样受苦，也一样的被理解被同情。

　　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无名氏《焦仲卿妻》曾是一个孤立的高峰。杜甫创作了一大批叙事诗和叙事性很强的政论诗，成为文人叙事诗一大作手。但他的叙事诗如“三吏”“三别”篇幅短小，笔墨尚简；史诗如《北征》等，则无故事性，非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在具有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这点上，《长恨歌》可与《焦仲卿妻》比美。王湘绮说：“白居易歌行纯似弹词，《焦仲卿妻》诗所滥觞也。”而弹词特点就是演说一个故事。一向与《长恨歌》齐名的《连昌宫词》“虽然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但它基本上是指陈时事，没有什么故事性。作为一首七言长篇叙事之作，《长恨歌》比五言诗《焦仲卿妻》在技巧上的显著进步表现在描写的细腻上。

　　《焦仲卿妻》诗的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大多是通过个性化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直接描写不多，人物动作描写则很简单。而《长恨歌》得力于说唱文学和传奇文学，在人物外貌和心理的刻画上细致入微。“侍儿扶起娇无力”、“君王掩面救不得”、“九华帐里梦魂惊”几段写人物动作何等生动！“黄埃散漫风萧索”、“西宫南苑多秋草”几段刻画人物心理何等细腻！环境气氛的烘托也称绝妙。前段写男女欢爱，一连串“春”字及“温泉水滑”“芙蓉帐暖”，烘托出的环境何等温馨！后段写生离死别，则多用秋景，“鸳鸯瓦冷”“翡翠衾寒”，渲染出的环境何等悲冷！在叙事的同时，《长恨歌》始终保持诗的特质，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它的韵文形式内流动着一股反复歌咏的情绪，“不是在讲说一个故事，而是在歌唱着一个故事。”（何其芳）便使得长诗易记易唱，感染力特强。

　　《长恨歌》还创造了独特的美学风格。“那气息的超脱，写情的不落凡俗，处处不脱帝王的nobleness，更是千古奇笔”，“把悲剧送到仙界上去，更显得那段罗曼史的奇丽清新，而仍富于人间味”，“全诗写得如此婉转细腻，却仍不失雍容华贵，没有半点纤巧之病。明明是悲剧，而写得不哭哭啼啼，多么中庸有度，这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傅雷）《长恨歌》既哀感顽艳，又庄严美丽。歌咏唐玄宗、杨贵妃孽缘，像《哀江头》《远别离》那样的政治抒情诗，李杜有之，他人亦能有之；而像《长恨歌》这样的传奇故事诗，李杜亦不能有之，唯白居易有之。这为白居易在后世被评为唐代第三大诗人，增加了很重的筹码。无怪清赵翼评道：“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色，可歌可泣，自是千古绝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