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淮河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南宋在符离之败后，与金国签订了比绍兴和议更为屈辱的隆兴和议，划定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一线为国界。淳熙十六年（1189）冬，杨万里奉命去迎接金廷派来的贺正使，此诗系四绝句之一，写初入淮河屈辱抑郁的心情。

　　洪泽湖在江苏西部，自北宋开水道以达于淮河，遂为漕运要道。“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二句言才离洪泽，便入淮河，这是“缩地法”式的夸张，给人以一种空间上的窘迫压抑之感。作为臣伏于金的南宋王朝的使者，不免有见人矮三分的屈辱感。诗中把这种潜意识中深沉的感觉用“意不佳”三字轻轻表过，使人读后觉得措语虽轻，分量却重。这里“人到淮河”的人，似乎不仅仅特指作者个人，还有泛指国人的意味。

　　“意不佳”，是因为金瓯残破而收拾无望，陆游《醉歌》说得很直接：“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杨万里此诗则换了曲折委婉的说法：“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桑干即永定河上游，在今山西北部，河北的西北部，在唐代是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接处，唐人每视同边塞（雍陶《渡桑干水》“南客岂曾谙塞北”）。而在南宋，边境线已南移何啻千里，淮河中流以北，便属异域，别说桑干河了。诗句本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别牡丹》：“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写出心理上的咫尺天涯之感，但只是伤离别，杨万里则从淮河想到桑干，大有国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此诗用意十分，下语三分，举重若轻，措辞委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