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此诗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春作于梓州（四川三台）。去年（宝应元年）四月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帅，统帅各节度使和回纥联军进讨史朝义，十月大捷，歼敌八万，叛将张忠志等献地归降，官军一气收复河南、河北十几个州；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自杀，叛将李怀仙等又献首请降，至此，河南河北诸地尽行收复，延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平息。本篇即写诗人避地梓州、彷徨无依中，乍闻捷报狂喜不置，平素所想出川还乡之念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

　　此诗乃一时兴会神到之作。读者可以联想一下二战结束时世人狂喜的心情——当时的新闻图片反映，大街上人都激动得抱住身边的陌生人狂吻，即使是年轻姑娘也不以为忤。却说本诗记录的那一天，杜甫展卷读书之际，忽然有人奔走相告八年平叛战争结束的胜利消息。这是诗人盼望已久，而且坚信必将到来的喜讯，然而当它突然成为事实，诗人又激动得难以承受，神态失常，因喜心到极而呜呜地哭了起来，绝不因自己的失态而感到难乎为情——想必当时像杜甫这样闻讯流泪的人为数不少。

　　紧接着就写了“却（回头）看妻子”、“漫卷诗书”两个潜意识的动作，来表现狂喜的心情。盖人在极度高兴时，都有一种希望与他人分享的愿望，回头看妻子（妻儿）的这个动作，就是潜意识的，极富意蕴。同时展开的书卷也就看不进去了，于是手忙脚乱地卷了起来，这个动作表明诗人在梓州待不长了，立刻就会想到回乡。

　　三联即承“喜欲狂”写还乡的愿望。“白日”、“青春”既写季候，也暗示政治上的冬去春来、雨过天晴；杜甫本来就好酒工诗，在这大快人心的喜讯传来之时，他更不禁要昂首高歌、开怀痛饮，为之庆贺；成都草堂回不了，梓州乃暂居之地，而现在大乱已定，诗人不只是想回成都，而是想结束流寓异乡的生活，踏上回故乡洛阳之路；望着窗外明媚春光，想到一路上风和景明可助行色，喜极之情、手舞足蹈之状跃然纸上。

　　进一步，诗人连路线图都想好，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出川以水路方便，无非是从梓州沿涪江下渝州，沿长江出巴峡、巫峡，直到武昌，再溯汉水北上襄阳，然后改行陆路，最后回到洛阳（作者自注说“余田园在东京”）。萧涤非释：“即是即刻。峡险而狭，故曰穿。出峡水顺而易，故曰下。由襄阳往洛阳，又要换陆路，故曰向。”这是说用字的精练。所谓巴峡，指渝州以下从云安到夔州之川东峡江地带。此诗以想象还乡路线作结，而且自然形成当句对（他例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同时又是流水对，自然工整，妙手偶得，唐诗结句很少有能与其媲美的。

　　前人谓杜诗强半言愁（黄生），本篇一句叙事，余俱写情，句句有喜悦意，一气流注，其疾如飞，浦起龙甚至认为是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像这样情调欢快，热情奔放之作，在李白一定是施之于歌行，而杜甫却用了七律。作为律诗，讲究工整最为重要，而工整的讲究，又不免以丧失自然流畅为代价。杜甫的高明处，就在于他能调和这一矛盾：他不堆砌排比辞藻，而注意从活的语言中发掘天然对偶的因素，在安放对仗时注意到语气的疏落和保持流动的风致，如本篇中的“青春”对“白日”，“放歌”、“纵酒”对“作伴”、“还乡”，以及末联的地名当句对，都是信手拈来自成对偶，甚至还对得很工，其他诗例如“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等。申涵光曰：“读杜诸律，可悟不整为整之妙。”这“不整为整”四字，便是杜律在七律艺术上的创造，为七律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篇读起来只感到挥洒自如、一派神行，即是放歌，初未觉有律的存在，这正表现了诗人对律诗的掌握，已超越必然而进入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