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黍苗芃（péng）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hé）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本篇赞颂召伯经营谢邑的功绩，属于“美”；《毛诗序》认为是幽王时人借古讽今之作，则又含“刺”，但“刺幽王”说没有根据。周宣王时的召伯（召虎）是一个功德昭著、有口皆碑的历史人物。《诗经》中好几首作品都提到他的事迹（如大雅之《崧高》《江汉》《召南·甘裳》），与本篇一样，都是为他树碑立传的作品。

　　周宣王封其母舅于申，命召伯为之经营，建筑谢城（申都）和宗庙。《大雅·崧高》也写到这件事，但那是朝臣尹吉甫颂美申伯的作品，“申伯之功，召伯是营”，诗中召伯只是配角。而此诗是随从召伯建设申国的士役，在完成任务于归途之中的歌唱，召伯是歌中的英雄。

　　诗用民歌的兴语发唱，“芃芃黍苗，阴雨膏之”，雨露滋润禾苗长，显然有所取义。据说《甘裳》的作意是因召伯在社前断狱听讼，公正无私，所以为人感戴，故尊及社木。看来这位召伯，在当时人们心中，确实是一位“青天”式人物。诗的首章兴语（前二句）与情语（后两句），采用了错综对仗形式，形式的同构暗示了内涵的联系。“黍苗”与“南行”者对应，“阴雨膏之”与“召伯劳之”对应，感恩戴德之意溢于言表。

　　从这由衷的赞美可以体味，召伯确乎是位“仁者爱人”的上司，说激进一点，至少也是深通统治驭下之术的贵人。故他的下属士役皆乐为之用。二三章写营建谢邑大功告成之后，士役在归途愉快的心情。《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一路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一连串十个“我”字，显示了召伯统率下的万众一心。而士役的归心，便是不赞美的赞美。虽只写“盖云归哉”、“盖云归处”即归途情状，却能使人由此推想他们先前劳作的同心协力，共赞成功，如见“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大雅·緜》）那样令人振奋的劳作场面。可以说是“众志成城”。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奴隶，还是英雄？这是个久有争议的问题。此诗的歌者是毫不怀疑地归功于召伯：“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这也许是英雄史观在隶役头脑中的反映。从另一个角度看，召伯确乎是营谢工程的组织者，有经营管理之功。士役们将首功无条件地归于他，也不无道理。

　　诗的末章再次用了兴语，“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大有一种移山造河，征服自然的意味。这对营建城邑之功是很自然的起兴，显得那么雍容，那么踌躇满志。诗的最后说召伯办事，周王放心，在封建时代算得是最高的颂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