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非亚的愁苦
索非亚的愁苦
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从前他们骂着:“穷党!穷党!”
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会讨不出钱来。
可是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花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过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
索非亚的父亲就是马车夫。
索非亚是我的俄文教师。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样。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样呢?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转着那样圆的圈子,我喜欢她。
没多久,熟识了之后,我们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个新步法!这个,你看我会了。”
桌上的表一过十二点,我们就停止读书。我站起来,走了一点姿势给她看。
“这样可以吗?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们初识的时候更好了。
为着一种感情,我从不以为她是一个“穷党”,几乎连那种观念也没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红的来了。还没开始读书,我就对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为没有看到她装饰过。她从不涂粉,嘴唇也是本来的颜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
“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
我问她:“为什么难看呢?”
“读书,读书,十一点钟了。”她没有回答我。
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有一天,我们正在讲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红光闪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
房东的女儿穿着红缎袍子走过去。我想,她一定要称赞一句,可是她没有:“白吃白喝的人们!”
这样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能说出来。当时,我只是为着这名词的构造而惊奇。至于这名词的意义,好像以后才发现出来。后来,过了很久,我们谈着思想,我们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问过她几次了,但仍常常问她。她的解说有意思:“猪一样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那么,白吃白喝的人们将来要做‘穷党’了吧?”
“是的,要做‘穷党’的。不,可是……”她的一丝笑纹也从脸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没再提到“白吃白喝”这句话。我们又回转到原来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连女人也不再说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样没有增加,这样一直继续到“巴斯哈”节。
节前的几天,索非亚手脸色比平日更惨白些,嘴唇白得几乎和脸色一个样,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节前的一日,她说:“明天过节,我不来,后天来。”
后天,她来的时候,她向我们说着她愁苦,这很意外。友情因为这个好像又增加起来。
“昨天是什么节呢?”
“‘巴斯哈’节,为死人过的节。染红的鸡子带到坟上去,花圈带到坟上去……”
“什么人都过吗?犹太人也过‘巴斯哈’节吗?”
“犹太人也过,‘穷党’也过,不是‘穷党’也过。”
到现在我想知道索非亚为什么她也是“穷党”,然而我不能问她。
“愁苦,我愁苦……妈妈又生病,要进医院,可是又请不到免费证。”
“要进哪个医院。”
“专为俄国人设的医院。”
“请免费证,还要很困难的手续吗?”
“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不是‘穷党’。”
有一天,我只吃着干面包。那天她来得很早,差不多九点半钟她就来了。
“营养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只喜欢空吃面包,而不喜欢吃什么菜。”她笑了:“不是喜欢,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马车没有赚到钱,爸爸的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马怎么也会去做客呢?”
“会的,马到它的朋友家里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读得一年了,索非亚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说的。并且当我到她家里去做客,若当老羊生了小羊的时候,我总是要吃羊奶的。并且在她家我还看到那还不很会走路的小羊。
“吉卜赛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样话,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时候更不能问她。
“吉卜赛人也会讲俄国话的,我在街上听到过。”
“会的,犹太人也多半会俄国话!”索非亚的眉毛动弹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风琴的一个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时候静止着的树叶,一点也没有摇摆。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慌乱了一刻。
“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春天柳条舞着芽子的时候,常常是阴雨的天气,就在雨丝里一种沉闷的鼓声来在窗外了:“咚咚!咚咚!”
“犹太人,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去年‘巴斯哈’节他是在我们家里过的。他世界大战的时候去打过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齐耸起又一齐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畸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地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赛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正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正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情的号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哪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赛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赛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总是说:‘哪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里铛铛地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样子再不像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进了医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吗?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肺病,很轻的肺病,没有什么要紧。‘回国证’她是得不到的,‘穷党’回国是难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这次送我出来的不是索非亚,而是她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