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关注明天》杂志专访 注释标题 实习记者段亚希录音整理。

　　◎卢泽明

　　巴金四句金言关爱下一代

　　1942年，巴金为他写下关爱孩子的金玉良言：“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今年84岁的李致先生仍清楚地记得72年前的一段经历。四爸巴金为医治牙齿回到阔别数年的成都，那一年李致刚刚小学毕业，是一名童子军。李致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多少被宠爱着，有一些蛮横，被家人唤作“横牛”。平时，巴金带着李致的四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李致看不懂，拿钱给爱好集邮的李致去买邮票。夜晚，巴金和李致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巴金已经很有名气了，许多年轻人拿着纪念册来找巴金签名。李致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做了一个签名簿，试着让巴金题字。他心里想：我和其他人对于巴金而言是不一样的吧，或许四爸不会给我写什么的。巴金接过李致的本子，没有丝毫的轻视，他用毛笔写下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让李致牢记在心，日后，他人生的悲欢离合与之相关。这四句话，让我们看到巴金的秉性，他要求别人做的，他自己

　　当要做到。他最后写作《随想录》绝非源于一时性起，而是他人性中坚守诚实这一高尚品格的自然表现，“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是理解巴金的钥匙，用它，同样也能开启李致先生的心门。

　　巴金的四句话让少年李致对人生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那时，十分爱他的外婆在他眼里什么都好，就是不断催促他学习这一点让他反感。按照外婆的说法，似乎古代孩子整日都在学习，玩耍的时间是一点也没有的。这是何等的残酷啊！可四爸巴金却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四爸是真正懂得孩子也理解孩子的。这拉近了李致与巴金的距离。其实巴金写给李致的这四句话，可以赠送给天下所有的孩子。不学习，无以进步；不玩耍，天性尽失。这四句话，如今成都东城根街小学拿来做了校训。可是，现在孩子们背负沉重的书包，面对没完没了的作业、各种各样的补习、兴趣特长学习，几乎全部的玩耍休息时间都被挤占了，就连喘息的时间都快没有了。李致先生为此感到心痛。施加在孩子身上的所谓教育太过沉重，教育制度的设计者、决策者，应当想一想巴金七十二年前的那几句话。巴金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他虽然不是教育家，却深深懂得如何关爱孩子。他的那四句话可以看作是儿童教育的金玉良言。

　　或许是巴金先生埋下的种子，李致后来的事业中，与孩子结缘的部分最多。他1947年在重庆参加学生运动被关押四天，1950年成为了青年团重庆大学委员会书记，1963年到共青中央工作。他是一个资格的老团干部，在团委系统工作了17年，直到“文革”被夺权。不过，他的具体工作却大多和孩子们有关。在重庆时，他做过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参与筹建了重庆市少年宫；在青年团四川省委时是《红领巾》杂志的总编辑；在共青团中央，他是《辅导员》杂志的总编辑。即便后来离开了团委系统，成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也没有忘记孩子们，他筹划组建了四川少儿出版社。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以后，他还担任过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在关工委任职期间，步入老年的他不满足于挂个名头，而是要去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当时，他了解到中小学校园里孩子们大欺小的问题很严重，他立即给省关工委写了个报告。关工委主任又把这份报告报给省委，省委高度重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落实。

　　现在，李致先生已离开公众视野许多年了，但《红领巾》杂志还记得他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总编辑，他现在还是《红领巾》杂志的顾问。杂志每一期出刊，总要送给他三份，他居住的小区里，还有几位少先队员和他保持着联系。说到这些，耄耋之年的李致先生充满喜悦。

　　鲁迅也有感情温厚之作

　　像大多数经历过职业革命生涯的有文化的老人一样，李致对鲁迅先生十分崇敬。他喜欢鲁迅的文章，喜欢鲁迅的精神。他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写作，毫无疑问也受到了鲁迅的影响。现在国内中小学教育有点去鲁迅化的趋势，有些教材把鲁迅的文章去掉了，见诸报纸电视的说法是，鲁迅的文章不好懂，对于孩子们来说过于艰涩。李致先生没有评价这一现象，却表明了他对于鲁迅文章的态度。他特别提到鲁迅文章中关切孩子的那些部分，认为今天读来都是有意义的。

　　他初次接触鲁迅文章时，还是一个私立中学的中学生。他到学校一位叫杨邦杰的老师寝室去玩，老师翻开《新青年》杂志，给他们读《狂人日记》。小说《狂人日记》是以狂人的心态来写的，让他们知道了中国历史和“吃人”的社会，最后提出要“救救孩子”。他对此有很深的印象。

　　鲁迅杂文不全是“战斗檄文”，也有感情温厚之作。李致说鲁迅很幽默，鲁迅就说过“除了鱼类生几千个蛋，没有办法一一照顾，其他的动物都是爱孩子的”等这一类充满温暖的话。李致因此联想到自己在“五七”干校，亲眼看见两小孩把小乌鸦给弄走了，大乌鸦不停地追着人想要回小乌鸦的情形。是鲁迅的那个“动物都是爱孩子”看法，激发着他的怜悯心。鲁迅说，重要的是让孩子成才，不能成才的话，你就是只能生，不能养。

　　他还记得鲁迅那篇名为《风筝》的散文。鲁迅看不惯他的弟弟做风筝，把他弟弟做的风筝弄坏了。以后，鲁迅知道玩玩具是儿童的天性，跟弟弟道歉，弟弟却忘了这件事。鲁迅为自己当年的蛮横内疚，他通过这篇文章来表达他的后悔。想想看，一个人一辈子都记得这些别人早已忘记的事，还要写出来，说明他是善良的。他的良心和他过不去。鲁迅喜爱弟弟，希望弟弟能接受道歉，他的心也就安了。李致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

　　他特别注意到了鲁迅先生心慈柔软的一面，虽然少年李致是一个“横牛”，其本性却是善良温和的，这一点最接近于他的四爸巴金。

　　真话是一切的基础

　　李致先生解读巴金四句话，说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说真话做好人，好人必须说真话，说真话的才是好人。巴金提倡的讲真话，在1942年就提出来了，后来有人不赞成巴金的“讲真话”，说真话不代表真理。但真话与真理是两个范畴，真话针对假话来说，真理是针对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只有说真话的人才可能接触到真理。真话是一切的基础。巴金百岁诞辰时，省长张中伟对李致说：“李致同志，我就很赞同说真话”。李致先生提到，80年代的共产党员守则里面就提到了讲真话。可见经历了“文革”这样灾难性的大事件的中国，“说真话”是一个极具分量和挑战性的词语。

　　尽管巴金先生提倡讲真话，并且写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但讲真话在今天仍没有成为常识，没有成为普遍的风气。社会上仍流行着官话、假话。作为“可能理解我要多一些”（巴金说李致）的与巴金有着独特血缘关系的李致先生，对“讲真话”的现实处境，或许比我们有更深更真切的体会。他记得庆祝巴金百岁生日的时候，搞得很热闹，但巴金本人却很低调。李致先生当时提出，如果有条件，读几本巴金的书，是对巴金最有意义的庆祝。巴金的著作有一千多万字，以小说《家》为代表的早期作品反对封建社会，而《随想录》带有忏悔性质，提倡讲真话，非常真诚地反思一个时代。正因为如此，巴金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随想录》出版二十余年了，要不要忏悔，要不要道歉，要不要讲真话，仍旧是一个问题。

　　马识途老先生有句话：“我曾经不揣冒昧的说过，鲁迅是中国的脊梁，巴金是中国的良心。”马老的说法，可以引起很多人特别是经历过劫难的知识分子的共鸣。马老是比李致更老的老人，经历了漫长的人生岁月，对社会、对人生不乏智慧之见。他对鲁迅与巴金的评价，李致先生完全赞同。尽管李致先生秉承巴金教诲做人行事，在“文革”中被审查被关“牛棚”，一度失去人身自由，吃尽苦头，但他仍坚信巴金四句赠言的金子般的价值。他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写作，散文随笔在川内小有名气，但受胡风事件影响，被迫搁笔近40年。离休前后，才重拾文笔，开始写作，其散文的第一篇就是回想巴金先生的那四句话！李致先生仁和温厚，与记者聊天，不疾不徐，一派温文。他早已不是“横牛”了，但他一辈子都记得四爸巴金的那几句话，他身体力行，吃再多苦、受再多罪，也不改初衷，这分明还是一个“横牛”！只是这“横”的内容完全不同。

　　喜欢文艺的李致，1949年以后，原本怀着当演员的理想，却被组织上安排到青年团工作，从此将演员梦掩埋，情绪激昂地投身于新的工作。他在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辑期间，与人合作，采访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当时引起巨大轰动。现在，李致先生谈到这篇文章，说是受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产物，有缺陷。李致先生受巴金《随想录》影响，从不回避谈自己的过去，他有反思精神，因而更显豁达。

　　别把娃娃教成小老头

　　50年代以来在团委、特别是团中央工作，对李致先生也有较大的影响。因为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耀邦。胡耀邦的开明、开朗给李致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他都记得胡耀邦的一次讲话。胡耀邦说，说我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虽然好，但是花朵是要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花朵，现在的都喜欢娃娃听话，把娃娃教成小老头。胡耀邦就说这个不对，小孩子要作小老虎小狮子，不要作弱不经风的花朵。胡耀邦还问：学校对学生有什么要求。讲台下人回答有什么学生守则，胡耀邦问有好多条，回答说21条，胡耀邦又问有哪21条，台下就回答不出来了。胡耀邦说：21条？袁世凯才有21条。对儿童的教育不要抽象，不能繁琐，儿童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对他们说。当时的环境下，胡耀邦的讲话是很大胆的，也是很中肯的。他的讲话生动有趣，很少空话套话。团中央有一种活泼的气氛，无疑和胡耀邦有关。而关于儿童教育问题，胡耀邦讲话不那么中规中矩，却更有见地。今天，对儿童教育仍有启迪作用。

　　要小心教条化的所谓国学

　　时下国学热，二十四孝一类的东西又出现了。李致先生却认为要小心教条化的所谓国学。

　　头悬梁、锥刺股，精神可以肯定，但完全不必那么做。至于凿壁借光等等，今天已失去了那样的环境。二十四孝中所说的卧冰求鱼的故事，更是脱离实际，比如南方的河水就不结冰，人怎可以去“卧”呢？还要求出鱼来？他说，这样的孝子我不敢当。或许正是讲究顺其自然，不强求、不苛求，李致先生的一双儿女都学有所成。对于国学，李致认为不必盲目学古师古，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去伪存真，适应时代要求。他还引述了鲁迅先生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的一段话：

　　“人之初，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研究的问题。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做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坐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声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

　　素质教育更应是品格教育

　　以父亲的身份回到家庭教育上来谈孩子的成长，李致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孩子品格的培养，对过错要宽容。他认为，特别是小孩，不可能不犯错误，首先划清界限是不是品质问题，若是说假话乱拿别人东西就是品质问题，若是作业没做完贪玩一类的事，就不是品质问题。品质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其他问题则无须小题大做。他讲到克林顿绯闻这个例子。总统感情上出了偏差，照例说在美国算不上大问题，但不承认却是大问题，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总统是否诚实的问题，这是品格问题！李致还提到自己女儿的一个故事，1958年，李致从苏联访问回来，带了一个小工艺品，是石头上面有一个插起来的蘸水钢笔，他很喜欢这件工艺品，但被女儿弄烂了。女儿告知他，他很不高兴，但是想到女儿说的真话，没有重责女儿。而是原谅了她。其实，全世界好的儿童教育是一致的，那就是将品格培养放在首位。李致先生不但认同这一点，而且很早的时候，就在孩子身上加以实践。他似乎有着某种先知先觉，但联想到巴金先生，李致有这样的教育实践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最重要的是“说真话，做好人”。

　　李致先生多次出国，不但听到，也亲眼看到我国国民出国旅游时的一些遭人诟病的行为。国外对我国国民去旅游，既欢迎又害怕。欢迎是因为我们消费能力大；厌烦是因为我们大声喧哗，不排队，乱丢东西，随地吐痰，吵闹。这些东西严格讲起来都是应该在幼儿园里解决的。现在，随地吐痰的人还是多得很。李致散步时看到乱扔东西随地吐痰的人多，会说这些人应该回去再上幼儿园。好的习惯、好的素质要从小培养，否则，长大了很难纠正，到国外会遭人白眼。母亲对李致的教育很严厉，她的观点是小树扳正很容易，大了之后就不容易扳正了。其实素质教育更应该归位于品质教育。母亲的严厉，铸就了李致一生诚实、正直的风骨，颇有巴金先生的遗风。离休后，李致先生笔耕不辍，自找苦吃，但他时刻提醒自己，写“往事随笔”，写人、写事要绝对真实，不可随意为之。更不可有意作假，曲笔美化。他写巴金的文章比较多，写巴金说的话，他会查证巴金留给他的三百多封信，凡是涉及到，他都会用信上的原话。记忆可能有差错，但李致先生的心诚实无欺。

　　扭曲的时代，正直、诚实可能使人遭受厄运。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着眼于长远，美好的品格终会使之受益，使之强大。

　　作者侧记

　　李致先生住在成都市高新区某花园顶层的一套公寓房里，他平素少有出门，只是每天会在院子散步三圈，算是与土地有一次亲密的接触，也算是一种锻炼。他虽然已是84岁高龄，但精神甚好，记忆出色。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经13次对他采访，进行“口述实录”，但尚未到收口的时候，可见李致先生是一个“宝”，需要多方面的“挖掘”。原定一到两个小时的采访，不曾想超过了3个小时。李致先生至始至终兴致勃勃，毫无倦容。让晚辈后生如我者，心生感佩。采访时，还有比我晚一辈的90后新人参与，热热闹闹地挤满了李致先生家的客厅。李致先生无一丝厌烦，相反，极表欢迎。采访接近尾声时，他让保姆到街上买回台湾品牌的一种牛肉锅盔，分发给记者，一人一个。热辣的锅盔极好吃，李致先生满面笑容看着我们一一吃完，才继续他的叙说。

　　《关注明天》杂志以关心、关爱下一代成长为己任，李致先生的个人经历和见解，让这“关心、关爱”有了超越物质的视角。

　　2013年12月13日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