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风起水涌
第七章 风起水涌
在德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对乔治·韦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亲自体验到了存在于那些素不相识者们精神里的陈腐却真实的邪恶。这并不是说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年来他的世界观以及对自己所处的地位都不断地变化着。而这一次德国之行更加速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并使这种变化达到顶点。那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时代特征,使他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他彻底明白了那些来自黑暗的过去、如今又潜伏在返祖欲望背后的各种危险。
他觉得希特勒主义正是古老原始行为的再次萌发。其中有关种族歧视的胡言乱语和残酷,对强权露骨的崇拜,对真理的压制、撒谎和神话,对个人的无情蔑视,鼓吹个体的正确判断和决断,而别人只能盲目、毫无异议屈从的反知识、反道德教条,这些希特勒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要素都是向野蛮、古老的部落文化的回归,这种文化曾经促使粗野的日耳曼人从北方猛扑而下,彻底摧毁了罗马文明的大厦。这种原始的贪婪、渴望和强权历来就是人类的敌人。
但是这种精神并不仅存于德国,任何一个种族都具有。它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分子。这种痕迹无处不在。它有多种伪装形式、多种名称。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称谓。在美利坚合众国,它也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因为在那些残忍者共谋大计的地方,在那些自相残杀的地方,这种精神就会滋长起来。在发现它们的地方,人们也会发现这种精神深深扎根在那些丑陋的原始物体中。乔治觉得,要是人类想要彻底获得自由、避免再次陷入野蛮的状态、避免完全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种根基就必须设法根除掉。
当乔治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开始寻找那种返祖的渴望。他找到了很多。要是有足够诚实,人人都能找得到。从德国返回的那一年里,乔治一直在进行着自我的反省。最后他终于明白,随着知识的增加,他逐渐有了确定的方向感,这是他不断摸索的东西。他明白黑暗的祖先洞穴、人类走向光明的发源地永远都会拖累着人类,你再也不能回到家乡。
对他来说,这句话富有诸多含义。你无法重回故乡、回到你自己的家园;无法返回童年、回到那种浪漫的爱情中、回到你年轻时对名利的梦想中;你无法返回流亡的状态、无法逃避生活来到欧洲那些异国他乡;你无法返回满是诗意的日子、无法为唱歌而唱歌;你无法回到唯美主义、回到“艺术家”年轻的思想以及“艺术”与“美”的满足之中;你无法返回象牙塔、返回乡下、返回百慕大的村舍,无法远离所有的纷乱与冲突;你无法返回那些已经失去、但却一直找寻的父亲身边;你无法回到那些帮助过你、拯救过你、减轻过你负担的人身边;你无法回到事物的古老形式与体系之中(有时候,这些东西似乎是永恒的,但却一直处在变化中);你无法逃避时间和回忆。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句话将学到的一切作了概括。他所了解的一切无情地促使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的思想一直在激烈地斗争着,他与自己的朋友、编辑——福克斯·爱德华一起促膝长谈,同时也与自己的真实意愿做着激动的斗争。最后他不得不离开福克斯,因为他们之间有了分歧,并不是福克斯是某个新的野蛮人。天哪,绝不是!因为福克斯……唉,福克斯……福克斯全能理解。乔治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福克斯将会是他永远的朋友。
但直到最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友谊,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乔治坐下来给福克斯写了一封信,他想把一切清楚地记录下来。
45 年轻的伊卡洛斯
亲爱的福克斯[乔治写道],最近我特别想念你,想念你古怪、但却熟悉的脸。以前我从来没有认识过像你这样的人,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永远都难以想象你是怎样一个人。然而,我觉得认识你都是命中注定的。正因为认识了你,我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生活将是怎么一副模样。你是指引我前行的星辰。你是业已编织完毕的巨大网络的魔线:我们的生命正在围绕着它全速旋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旋转方式:我们再也无法转得更远。终点也就是起点……这一切都是注定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的长辈,再见吧。
距离我第一次等候在你的门前时,已经过去了9个年头。我并没有被你拒之门外。没有,相反,我却被你接受了,受到了你的欢迎,而且不断加速,并一直向前,直到我的精神处于低潮。正是在你的信仰影响下,我的自尊才得到了恢复,我的自信才得以维护,我的信心才得以加强;在你的帮助下,在你一贯的信任和崇高的启发下,经过全部的奋斗、怀疑、迷茫、绝望以及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坚持下来了。
但是现在,终于结束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那条路。我们两个人都完全明白这一切已彻底结束了。由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想把它写下来。
你可能觉得在我37岁的时候对自己的生活做一番总结为时尚早。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相反,我要谈谈自己的经历,37岁不算太晚,但也算不上太早。到了这个年龄,人们都已经经历了不少,能够回首来时之路,并从客观的视角看清了某些昔日懵懂的事件和时刻。当我回首那些特别的变化和发展的时期时,生命中某些经历又会重新浮现在眼前。不仅是激励我劳作不息的精神,而且还有我看待人类和生活的各种观点,还有我和这个世界的各种联系。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请相信我吧,并不是出于某种自负我才愿意写下这一切。你会明白,我全部的经历突然掉转了方向,就像绕着某个命中注定的轨道,在这分离的时刻一齐向你掉转而来。所以请容恕我吧,然后我们再一起道别。
首先从开始说起(从开始到结束,一切都很清晰):
20年前,我正好17岁,那时还是松岩学院的大二学生。和我的同学一样,我很喜欢谈论“人生的哲学”。这是我们最乐于谈论的一个话题了,我们谈论的态度非常真挚。我并不知道现在我的“哲学”是不是还和当时保持一致。但是我肯定自己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哲学。每个人都曾拥有过。在松岩学院的时候,同学们都深深地痴迷于哲学。我们常常对那些令人敬畏的术语,诸如“概念”“范畴的必要性”“否定时刻”等断章取义,其歪曲的方式连斯宾诺莎都自愧不如。
其实,我自己的生活从来都没有懒散过。17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成绩优等的“哲学家”了。我年少的时候从来都不惧怕任何“概念”,而“否定时刻”则是我的专长。我可以出色地剖析各种事物。现在,既然我已经开始了自吹自擂,那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在逻辑方面得了一分,据说那是该门课多年来的最低分了。所以一谈起哲学,你就会明白,我是一位有发言权的人。
我不知道当代的学生状况如何,但是对我们20年前的大学生来说,哲学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们总在谈论“上帝”。在我们无休止的讨论中,我们都曾试图明白“真”“善”“美”的本质。我们满脑子全是这些概念。现在我决不会嘲笑他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我们曾慷慨激昂过、我们充满了真诚。
大学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就是:有一天中午,正当我走在校园小路上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做D.T.琼斯。有时候DT比他的名字迪莉耶·特雷蒙更为人们所知。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哲学家”了。就在我看见他靠近的那一刻,心里明白他早已深陷在痛苦之中。他来自一个原始浸信会家庭,长着红色的头发,面容憔悴、棱角分明。而现在,就在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他身上的一切——头发、眉毛、眼睑、眼睛、雀斑,甚至连他宽大而瘦长的双手都在阳光的照耀下,释放出巨大、可怕的红色来。
他刚从一个神圣的小树林走出来,那是当年我们每逢周日都会去散步的地方,也是我们常常单独前去思考哲学问题的神圣之处。正是在那里我们常常会经历某种“荒野的体验”。正是在那里经历过“荒野体验”之后,我们才会胜利地出现。
现在DT出现了。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整个晚上都待在那儿。他的“荒野体验”真是棒极了。他像袋鼠一样朝我蹦过来,而且还蹦得老高老高的,他所讲的唯一一句话便是:“我搞懂了一个概念!”
然后,他便跑开了,我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赶忙用手扶住一棵老树,才没有跌倒下去。他沿着小路一直连蹦带跳地跑了下去,把这个伟大的消息传达到所有兄弟的耳朵里。
现在我仍然不会嘲笑这一切。那些年月里,我们看待哲学的态度都非常严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见解。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哲学家”。他是一位受人尊敬、品德高尚的好人——多年前,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这样的伟大人物,而且我希望他们都还健在。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整个国家生活的主导人物。他主要讲授黑格尔哲学。他的学术推理错综复杂:从古希腊开始,然后贯穿一系列的“发展”过程,最后到达黑格尔。黑格尔之后,唉,他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黑格尔之后,有他存在,他就是我们自己的先哲。
现在看来,我们自己的哲学家的“哲学”似乎并不重要。这种哲学似乎是他对别人思想进行的扭曲和修补。但重要的是哲学家本身。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在他执教的50年生涯里,他教给我们以及别人的,并不是他的“哲学”,而是他的机敏、他的开创精神以及他思考的力量。他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因为他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次传达了质问的智慧和灵感。他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提出问题;他教会我们要对那些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固有偏见和迷信提出批判性的见解。所以,在整个国家,那些顽固分子都非常痛恨他;但是他自己的学生却把他视为偶像,崇拜他。他播撒的种子已经长大——在黑格尔之后很久,“概念”“否定时刻”,以及所有其他的术语都已经被人们遗忘、忽视,直至消失。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我是学院校报的编辑,同时还为文学杂志《伯尔》撰写故事和诗歌,我本人也是该杂志的编辑成员之一。当时战争正在持续,由于过于年轻,我没有服役,但是我的首次文学尝试恰好源起于战争所激发的爱国热情。我记得有一首诗(我的第一首诗,我确信),以不幸的元首比尔皇帝为抨击的目标。有人公然称之为“人身攻击”,使用的风格与格律同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的《目前的危机》一样。我还记得,诗的开头语调非常崇高。据说这位诗人是一位先知和吟游诗人——是所有百姓都熟悉的语言,千篇一律。在危机四伏的民主中,我让恺撒有事可做。我尤其记得为了呼唤自由而发出愤怒声音的两行诗:
“你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你这条狗,要付出代价,前进吧!”
我之所以记得这两句诗,是因为当时我任编委时与别人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那些较为保守的杂志编委认为,“你这条狗”用词太过于强烈,倒不是这个词不能用在恺撒的身上,而是因为它与整首诗《伯尔》的崇高与庄严不相协调。我虽然提出了严厉的抗议,但最终在不考虑韵律的情况下,还是把这个词给删掉了。
当年我写了另外一首格调欢快的诗,内容讲述的是一位农民在佛兰德的田地里犁出了一个头骨,接着又平静地继续干他的农活,直到这一巨大的消息在人群中爆发出来,“露齿的头骨隐藏着可怕的秘密”。我也记得自己首次写的一则短篇故事——题目叫作“维吉尼亚的温彻斯特”,讲述的是某位大户人家的儿子鼓足勇气起诉自己的长辈玷污自己名誉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作品都是我自己创造性努力的开始;从中也能看出那一次战争在作品中的重要角色。
我提起这些,只是为了良好地开个头。这都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
近些年来我曾经多次尝试过把大学时代发生的事情作个交代。福克斯,我肯定自己从来没有向你说起过这些事。并不是难以启齿,也不是害怕提起这一切。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回想起来,我忘记了某些事情。但是现在,在这个离别的时刻,我觉得最好还是谈一谈为好,因为把这些事说出来,对我本人非常重要。我并不是那些往事的牺牲品或者痛苦的殉难者。哦,没错,曾经有些日子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这一点你很清楚。曾经有一段日子,我感觉生活背叛了我。但是现在,这一份可贵已经离我而去,而我的痛苦也会随着它消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还是回到我要说的事情上来吧:
正如你所知道的,福克斯,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以后,我的家乡掀起了一股针对我的浪潮。后来,我试图解释大学期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那个事件,想说明自己为什么会感到痛苦。现在,松岩学院发生的那次事件在老卡托巴地区已经广为人知了,但是就在那本书出版的时候,事件当事人的名字几乎全被遗忘。因为我是其中之一,人们开始再次谈起了这件事,那个可怕的悲剧再次被人们抖了出来。
回首往昔,某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愿上帝能怜悯那些安息的灵魂)带着同班同学贝尔来到了运动场,并蒙上了他的双眼,然后强迫他站在一只水桶上跳舞。我能想起他站在水桶上跌跌撞撞、然后跌落下来的情形。他跌倒在一只破裂的瓶颈上,割断了静脉血管,由于失血过多,5分钟内便死掉了。我想起当时在场的5个人——包括我自己、兰迪·舍波顿、约翰·布拉克特、斯通维尔·安德森以及迪克·卡尔全都被逐出了学校,等待接受司法的审判,最后在父母和亲属的监护下被释放回家,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
这一切全都是事实。但是那本书出版以后,人们对它进行的各种捏造、戏弄全都是假的。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并没有被那次事件完全“毁掉”,也没有“饱受痛苦”,我们后来的生活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行为所酿成的悲剧(5位因公民权利被剥夺而饱受其苦的孩子,至少有3个人……我不讲明哪3个人……只充当了围观者)在我们年幼的生活里留下了黑暗而可怕的印记。但是,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我们面色苍白、无助地站在月光下,看着那个可怜的孩子由于失血过多而撒手人寰。当晚兰迪低声地对我说:“我们都没犯什么罪,只不过都是几个该死的笨蛋而已!”
当晚我们就是那样认为的。当我们由于惊恐而无力地跪在那个垂死的男孩周围的时候,我们都是那样认为的。我知道贝尔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看到我们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恐怖和悔恨,虽然他快要死去了,但还是试图报以微笑,并想和我们说话,但他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明白,他要是能说出话来,他肯定会说都是他不好,他知道我们的心中并没有邪恶,没有邪恶,只有愚蠢。
是我们害死了那个男孩……是我们的愚昧把他活活害死……但是他弥留之际的喘息声便是对我们的唯一评判。我们让柏拉图·格兰特感到心碎,他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哲学家,但是当晚他看着可怜的贝尔,然后转过身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的上帝,孩子们,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就是全部。甚至连贝尔的父亲对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在首次风暴过后,全国上下义愤填膺。这都是对我们的惩罚:我们清楚一切全完了。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不停残忍地提出那个致命且不可逆转的“为什么?”
我们很快就明白、感受到了这一点。第一轮愤怒爆发过后,我们很快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刚满3年,我们的政治权利又悄悄地恢复了。(至于我本人,当时只有18岁,甚至还没有因为剥夺权利而错过一次司法表决。)开除学籍之后的第二年,我们都被允许重返大学,并且修完了全部课程。各地民众的感绪不仅大大地软化了下来,而且连他们的结论很快都变成了:“他们并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几个该死的傻瓜而已。”后来,随着我们重新获得政治权利,民众的情绪实际上变得更加宽容。“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人们这样说,“他们只是孩子,并不是故意那样做的,除了……”这是对我们有利的观点,“……这次事件以生命为代价,但却让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加清醒。”
至于5个人后来的情况,兰迪·舍波顿现在已经去世了,而约翰·布拉克特、斯通维尔·安德森、迪克·卡尔都在自己的地区功成名就。我上次见到斯通维尔·安德森的时候,听说他做了律师,而且还成了他所在地区的政治领袖。他平静地对我说,那次事件对他的职业生涯根本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反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说,“要是人们发现你恪守规矩,他们就会忘记你过去所犯的错误。我觉得,总的来说,人们不仅会原谅你,甚至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要是他们觉得你是个守规矩的人!”此句话的意义不必多说,但我觉得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件事。对于其他的3个人,布拉克特、安德森和卡尔,他们的“守规矩”并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我认为他们为守规矩而表现出来的自然倾向,在松岩事件中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我觉得,自从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人们对我的“不守规矩”纷纷给予了谴责,这比起给予可敬的布拉克特、安德森和卡尔的谴责还要恶毒得多。
唉,福克斯,我不嫌麻烦地向你讲述了我人生中某个还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因为我认为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听说这件事,并有可能紧张地对此作出解释。在利比亚山地区,有些人觉得我撰写的书合理且完整地解释了发生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这件事情令我饱受苦恼和痛苦,于是想以这种形式讲述给你听。你的思想和内心几乎完全能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讲述给你,但你仍然会有一丝疑惑,而且我知道你会一直疑惑下去。有时候,你近乎严肃地想要劝说我放弃自己的“激进主义”。我觉得自己身上没有任何激进主义,即使有,那肯定不是你使用那个词时所表达的意义。
所以,请相信我,松岩事件与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它什么都说明不了。相反,我认为,对我和其他参与那次事件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一场经历,它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更加恪守规矩。
福克斯,你有一个朋友名叫亨特·康罗伊,是你把我介绍给他的。他只比我年长几岁,但是他却坚持他所谓的“迷惘的一代”的观点。你知道,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喜欢到处声张的人,他非常热情地想把我也列进去。对此亨特曾和我争论过。
“你也属于这个群体,”他曾经一本正经地说过,“你和我是一条道上的。你没法摆脱这个。你是其中的一分子,不管你主观上怎么认为。”
对此我粗鲁地回应道:“难道你想抬举我!”
如果亨特想加入“迷惘的一代”——就像那些渴望拥抱荒野幽灵的人一样,这真令人吃惊,但这只是他本人的事。他可不能把我加进去。如果我被列在其中,那便是对我认识和意志的极大违背——我坚决不同意。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迷惘的一代”,而且我从来没有这么感觉过。事实上,我非常怀疑“迷惘的一代”的存在,每一代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着,都注定会迷惘。不过,我最近有了一个想法,觉得要是在我们的国家真有“迷惘的一代”这样的东西,那很可能就是由那些年长的中年人组成的,因为他们仍然在讲1929年以前的语言,他们只知道那些语言。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已经迷茫了,但是我并不在其中。
虽然我觉得自己并不属于某个地方的迷惘一代,但事实是,作为一个个体,我真的迷茫了。福克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这么迫切地需要你的原因吧。因为我已经迷茫了,正在寻找某个年长的智者,为我指明前进的道路。而我找到了你,你接替了我已经故去父亲的位置。在我们一起共事的9年里,你的确帮助我找到了前进的道路,虽然你本人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这条路却通往与你的意图相反的方向。因为事实是,我不再感到迷茫,我想告诉你为什么。
当我回到松岩学院,完成所有的课程并顺利毕业的时候,当时只有20岁。我没有料到竟然会找到一位比我更加苦恼、更加困惑的人。我被送往大学“为人生做好准备”,这是当年人们常用的说法。但最后的结果表明,我的大学教育几乎让我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我来自美国最为保守的地区之一,是那个地区最保守的部分。我所有的先辈们,直到一代之前,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靠土地生活的乡下人。
我的父亲,约翰·韦伯一生都在劳作不息。他从12岁起就开始做苦役了。就像我以前经常对你说过的,他天生就是一位能干、聪明的人。但是,和其他许许多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寄予了厚望:他把我上大学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在我即将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却辞世了。但我上大学的钱全都是他出的。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们应接受正规教育、获得实用性的学位,但实际上这种学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他眼里,大学不仅是一扇向所有好学者敞开的神奇大门,而且也会让他们通过愉快的学术熏陶,自由地踏上任何一条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应该明白,这样的成功只有沿着那些最熟悉、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道路才容易获得,实际情况恰是这样。
他在临终前为我选定的道路是某个工程学的分支。他坚决反对乔伊纳提出的法律专业。父亲觉得法律作为职业用处并不大,而且人们对律师不够尊重;他通常把律师描述成“一帮奸诈的人”。在他弥留之际,我看望过他,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忠言是:“学会做点事情,学会创造新事物——这就是上大学的目的。”
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早年由于贫穷无法使他学习超越木工和泥瓦工之外的知识。他是一位不错的木匠,一个良好的泥瓦匠——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喜欢称自己为建设者。事实上,他的确是建设者。但是我认为,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哑巴,难以说清自己内心的痛苦,觉得自己无力设计和创造什么。当然,要是他知道自己希望的“做”与“创造”的形式最终有多么古怪的时候,他肯定会大失所望的。我说不清楚他为什么对法律和写作那么厌恶。
但是直到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无论我拥有什么样的天分,它们都与工程或者法律毫无关系。一方面,我在工程技术方面毫无任何能力;另一方面,鉴于我在随后多年的探索,我觉得自己太过于诚实,无法胜任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但是怎么办呢?由于在松岩事件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主谋,我被驱逐出了大学。除逻辑课获得一分以外,我的学术生涯中再也没有任何闪光的记录了。我辜负了父亲和乔伊纳对我的期待。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乔伊纳已经对我彻底地失望了。
由于以上许许多多的原因,我甚至连自己都难以接受这些荒谬、不切实际的强烈写作愿望。这不仅再次证实了人们对我的最大怀疑——我担心,这种怀疑开始腐蚀我本人的观点。因此,我最初的陈述都是逃避性的。我曾经想过从事新闻工作。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清楚地知道当初这个想法产生的原因。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热衷于新闻的热情大惑不解,但是我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自己。因为从事与报纸相关的工作是我所知唯一能够从事写作、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且还可以向世界以及自己证明我并没有浪费时间。
向家人公开坦言自己想做一名作家是不大可能的。按现在的话说,成为作家就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如果能成功的话”。在乔伊纳的思想深处,在我本人的思想深处,“作家”距离自己太遥远了。就像拜伦或者朗费罗,或者……或者……欧文·S.科布……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有能力把单词汇集成诗或故事或小说,然后印刷成书,或者发表在像《星期六晚邮报》那样的杂志上。因此,他显然是那种古怪、神秘的人物类型,过着古怪、神秘、光彩夺目的生活,来自奇怪、神秘、光彩夺目的世界,而且远离我们熟悉的生活和世界。对一位在利比亚山小镇上长大的孩子来说,他公开表示自己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异于精神失常。回忆一下叔叔兰斯·乔伊纳的日子吧。他年轻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学习拉小提琴,后来又从叔叔马克那里借来50美元去上颅相学课程。有人曾经对我说过,我和兰斯叔叔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我清楚,要是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大家一定会觉得这种相似性会更加显著。
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回想起这一切,倒觉得很有意思。这也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美国人的特点。即使在今天,我觉得乔伊纳家族的人并没有从我真的成为“作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这种态度,也就是我20岁时的态度,多年里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接受了父亲遗留给我的一小笔遗产,怀着欣喜的心情把自己的秘密连同我的几条裤子一股脑儿装进了手提箱中,开始动身远走。一个男孩背着行李,踏上了追求名利和荣耀的道路。也就是说,我来到了纽约,找了一份报社工作的差使。
我真的在寻找工作,但是却没有全力以赴,最终我并没有找到。在这段日子里,我有足够的钱来维持我的生活和写作。后来,等手头的钱花光后,我只好屈身在纽约市的某个了不起的教育机构里担任讲师。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妥协,但是它却有一项好处——它能使我正常地生活,并继续从事写作。
在纽约工作的第一年,我和几位男青年共同租用了一间公寓,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南方人,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结识的人。通过其中的一个人,我结识了一些住在“村子”里的年轻艺术家。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与年龄同我相仿、久经世故的年轻人有了交往。他们与我不同,不是来自边远的穷乡僻壤,不是孤陋寡闻、性格胆怯、只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这些年轻人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能够从容应对这个世界,他们随意却坦诚地告诉我他们都是作家。他们全都是作家。他们在一些小型的、专门发表不知名作者作品的文艺性杂志上投稿,并发表自己的作品。在当时,这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我多么羡慕他们啊!
他们不但能够公开声称自己是作家,而且还能公开宣称自己就是我心中认为的伟大作家。但令人极为沮丧的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作家。当我犹豫着想办法加入身边的各种精彩对话时,我开始发现自己必须为承受某些异常粗鲁的打击做好思想准备。这一点颇令人不安,例如,如果要问其中某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他对斜纹软呢服进行过粗糙的修剪:“你有没有读过高尔斯华绥的《斗争》?”他会慢慢地抬一抬眉头,缓缓地吸一口香烟,然后又缓慢地摇摇头,最后以一种惋惜、无可奈何的口气说:“我读不了,我简直读不了,实在抱歉……”他的音调稍微做了一下调整,好像在说写得太差了,可并没有完成他的意图。
他们对很多人和事都觉得遗憾。剧院是他们最为热情、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似乎没有什么戏剧作品不会受到他们的谴责。萧伯纳的戏剧非常有意思,但是他算不上剧作家——他从来没有真正学会怎样创作剧本。奥尼尔的声誉被严重地夸大了:他的对话拙劣、人物俗套。巴里的多愁善感令人难以忍受。至于皮尼罗之流,他们的作品既过时又令人可笑。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超临界状态对我倒是件好事。这一切让我明白,对于那些备受尊敬的人物及其声誉,以及从老师那里获得的、很少经过思考就欣然接受的权威性,我们应该提出更多的质疑。但是麻烦的是,我本人不久也和其他人一道加入到琐碎、精细的审美活动中去了。这种工作不仅累人、可贵,而且偏离了生活,目的就是为高质量、创造性的作品提供一定的素材和创作的灵感。
现在回想起来,15年前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多么有趣啊。我们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都想创造出一些富有艺术价值的东西。我们对“艺术”“美”“艺术家”谈论得很多。事实上,我们谈论得太多了。我们以为“艺术家”是某种审美的怪物。他肯定不是活生生的人。如果艺术家首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意思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属于生活的人,他与生活关系密切,并从中汲取力量——那么他该是如何生活的呢?
我们所谈论的艺术家根本不是这种人。事实上,如果他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外,他肯定就是自然创造的最不平凡、最不具备人类情感的畸形人。我们的“艺术家”并不热爱生活、信仰生活,相反,他们憎恨生活、逃避生活。事实上,我们撰写的大多数短篇小说、戏剧、小说的基本主题正是这样。我们塑造的全都是一些敏感的才子、年轻的天才,他们被钉在生活的十字架上,受到山野村夫们的误解和鄙视,受到褊狭、卑劣乡镇风尚的嘲笑和驱逐,被吝啬的妻子出卖、蒙羞,最终被有组织的暴徒打垮,变得沉默不语、支离破碎。这就是我们对艺术家的看法,这些被反复谈论的艺术家同生活毫无关联,相反永远与生活有着冲突。他并不属于自己生活的世界,他一直处于抗争的状态。世界本身就像一个食肉的野兽,而艺术家就像某个受伤的神,永远都在试图逃离这个世界。
现在当我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觉得心情很不愉快。这一切能给那些缺乏生活经历、与艺术家本应接触的实际生活相脱离的年轻人提供一种不健康、矫揉造作的语言和程式。这会让他们形成一种逃避现实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标准。它会使我们这些将来会成为艺术家的人形成某种既特殊又有优越性的禀赋: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并不受那些约束他人(具有不同的欲望、感受、激情)的规则限制。简而言之,这些人在本质上都患上了某种美丽的疾病,就像贝蚌里的珍珠一样。
这一切对我这样的人造成的影响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来。现在,我第一次有了一副保护性的盔甲,有了一面金光闪闪、先进的盾牌,它能防止我产生怀疑、产生害怕、没有信心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一旦说起自己的欲望,我就会产生傲慢蛮横的态度。和其他人一样,我开始胡言乱语,空谈“艺术家”,轻蔑地谈论资产阶级、市侩者、毫无教养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每个人都不属于那个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小而珍贵的地区。
努力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样子,我担心自己并不是一个友好而且容易与他人相处的青年。我具有某种敌对、好斗的性格,不怕世界出什么乱子。和那些经常怀疑我做事能力的人谈话的时候,我的语气常常过于傲慢,这是因为我的内心一点儿都不自信。这是一种自我打气的方式,只想让自己保持一定的勇气。
福克斯,你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这种人。啊,没错,我热情、谦卑地谈到了我希望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希望。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蔑视那些小而被宠坏的乌合之众。我并不知道一个人若没有谦逊、宽容和谅解的胸怀,他也就难以真正地超越别人。我并不知道,要想加入到某个优秀的、富有教养的群体,他首先必须培养起一种无私奉献的力量和才华。
46 即使两个天使还不够
[乔治在给福克斯的信中写道]:从童年开始,我就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很想出人头地、希望得到爱情。这两种愿望贯穿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全部的教育过程;它们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些时代青年们应该信仰和希望的东西。
爱情和功名。唉,我已经全部拥有了。
福克斯,你曾经对我说过,其实我并不希望得到那些并不想要的东西。你说得完全正确。在我得到这些东西之前,我特别渴望拥有,而一旦拥有,我却发现这些仍然都不够。我觉得,如果我们说的都是真话,那么每个生活中的人、每个拥有生命火花的人都会拥有同样的东西。
承认名利本身并不危险,世界上有一位特别伟大的诗人曾经把这一点称为“崇高思想中最后的一项不足”。但要是承认了爱情的弱点,人人都会觉得非常危险。或许对有些人来说,爱的形象本身就已经足够了。或许,就像一滴闪光的水珠,爱会在微小的世界里折射出太阳、星辰、人类的天堂与全部宇宙来。已经故去、远走的伟大诗人们曾经说过,这一切全都是事实。从那以后,人们都公开予以接受。对此,我只能说,我本人并不觉得青蛙游泳的池塘或者瓦尔登湖都具有海洋一般的形象,即使那里都有水。
“爱并不是全部,虽然世界缺乏爱。”威廉·莫里斯这样写道。我们听到这些话以后,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想法。也许对他本人的确如此,然而我却对此有所怀疑。他可能在写作的时候,情况完全与此相同,但是到最后,当一切都已经说出口、一切都已经经过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至于我本人,我觉得情况并非这样。
因为,即使当我被牢牢地吸附在爱情的枷锁中时,我仍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大。爱情并没有产生突然、爆炸性的意义,就像翻译家查普曼的《荷马史诗》突然出现在约翰·济慈面前的那样:
“接着我感到自己就像观察天象的人
看见一只流星从眼前划过。”
它出现的形式与此完全不同,是一点一点到来的,几乎不为人所觉察。
当时,我只是一个与自己所在的小镇、家人、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的年轻人——然后成了陷入爱河、敏感的年轻人,开始非常关心自己爱情的小天地,觉得那就是自己的整个世界。但渐渐地,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最终使我感到震惊,并走出了那个完全独立的自我世界。我看了一眼地球上那些伟大、富足、幸运的人们,他们都无精打采地依靠这个来生活,并将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我看见他们长期拥有某种特权,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似乎把自己成为生活的宠儿看作一项命定的规则。同时,我开始想到被淹没、被遗忘的赫洛特,他用无尽的辛劳、汗水、鲜血和苦难支持、滋养了那些有权势的达官贵人。
到了1929年,发生了大灾难,随后又出现了可怕的年月。现在这幅画面显得更加清晰了——清晰得人人都能看得见。在布鲁克林都市丛林生活过一段日子后,我看清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实、可怕、没有权利的生活画面,我突然看见了一幅残忍的人间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具有的那种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渐渐消失了。后来我觉得自己开始懂得了谦卑。我对自己微小生命强烈、热情的关注似乎变得微不足道、毫无价值,而我对自己的同胞以及全人类则有了更加强烈、更加热情的关注。
当然,这一切经我一讲述,全都大大地简化了。尽管我当时只有模糊的认识,但是现在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才真正地领略到了当时的全部意义。唉,人性就是泥泞的游泳池,沉满了泥沙、沉满了灰暗的日子,常被潜伏在池底、表面的未知暗流所搅浑,难以反映出鲜明、准确、完全忠实的形象来。所以,人们只得耐着性子等待水域安静下来,但是在这之后,不管他多么希望能够摆脱灵魂的覆盖物,他却永远别指望会像蛇蜕掉陈腐皮肤那样轻松、彻底。
因为,即便在当时,当这个全新的世界观开始逐渐渗透,并以奇怪的形式显现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也比以往更加投入。这就是那些最为怀疑、绝望的日子。我整天纠缠于创作第二本书所出现的问题中,我把日常生活中简短的一瞥、闪过的瞬间、快速抓取的片段全都写进了书中。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这一切全都铭刻在内部的感光软片上,直到后来,当我完成第二本书并正式出版的时候,我才看清了它的全貌,才理解了自己所经历的全部体验。
当然,自始至终,我一直迷恋于漂亮的美杜莎——名利本身。我对她的渴望就是逝去的遗迹。名利富有魅力的伪装就像在林间移动的幻影和幽灵。年轻的时候,我早就梦想过她,她的形象上千次与心爱之物的形象重合在一起。我一直想获得爱情,想功成名就。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爱情,而名利却仍然捉摸不定。所以在创作第二本书的时候,我开始追求她。
后来,我平生第一次碰见了她。我碰见了劳埃德·迈克哈格先生,那次古怪的经历可能教会了我不少东西,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教会了我许多。劳埃德·迈克哈格是我见到的真正伟大、诚实的人,他曾经向往过名利、追求过名利,但是我发现这只是一个虚空的胜利。他所得到的名利,要比我曾经想象过的更加完整。然而很明显,对他来说,名利还远远不够。他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他还没有找到。
我觉得自己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然而,我怎么做才能吸取教训呢?有没有人在自己真正接受教训之前,会真正地从别人那里得到教训呢?人们可能会关注别人的生活,并泰然视之,但却从来不会把那种教训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难道不是这个荣耀的“自我”意识——这个美好、独特的“自我”总会出现在不合适的时候吗?——难道不正是这个备受宠爱的“自我”会在下定决心之前恳求妥协吗?我想:“是的,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劳埃德·迈克哈格,但是对于我本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只是我。”我历来就是这样。不到最后的一刻,我永远都得不到教训。在明白这一切之前,我必须亲自体验一下才行。
这便是名利,到最后我一定要得到她。她是另一位女人——爱的竞争对手。这是我得出的一个奇怪悖论,她是唯一的女性,唯一的爱人。我非常自然地得到了她——最后却发现名利跟爱情并不同,都还不够。
到现在,岁月已经将我浸透了,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什么东西开始渗透,或者在哪里渗透,在什么方向渗透,但是生命之渠已经开始汩汩流淌。我只知道自己已经在劳动中精疲力竭,在角逐中气喘吁吁。我只知道,我已经是精疲力竭的跑手,比赛已经结束,一切都已经收场,我已经大获全胜。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觉得自己经受了第二次的磨难,最终征服了绝望、征服了自我怀疑。从此以后不必再担心自己无法取得圆满、最后的成功了。
后来,这种轮回逐渐达到了高潮,最后彻底停止了。一连好几个月,我的内心空落落的,感到精疲力竭,我的生活开始止步不前,我费力地勉强打起精神。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世界再次涌起力量的洪流。世界又开始运转起来,不断地运转着。而在这个世界上,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东西我却始终难以理解。
我返回那块异国他乡中最喜欢的地方,想放松自己的心情、消遣时光、把过去遗忘掉。在与世隔绝、拼命写作的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多少次强烈地向往过这片土地,就像监狱里的人常常会摇晃着沾满灰尘的镣铐,希望见到萦绕在脑海的树林以及世外桃源的草地。多少次在梦里我又重新回到那里——梦到了表面凹陷的大钟、哥特式的镇子、午夜时分水花飞溅的喷泉,梦到了古老的地方,破碎的时钟,神秘、性感女人的胴体。后来,当我在清晨走过勃兰登堡门,走进绿色动物园宜人的林荫道,发现名利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这时候正好是5月天,我走在七叶树巨大、繁茂的花朵下面,感觉就像帖木儿大帝正在得意地行走在波斯波利斯的街道上,变成了尽人皆知的名人。
经过多年长期、疲倦的劳作,我饱受折磨的精神需要稍微放松一下。这种我梦里可望而不可即的放松方式,而在此刻竟然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由于长期漂泊在世界的各大城市间,我现在反倒觉得柏林成了我自己的归属。一连好几星期,人们都沉浸在愉快和庆祝活动中,在异国他乡见过上百位朋友,这一切既刺激又妙不可言。现在我才首次明白,才被真正地吸引住了。空气里闪烁着蓝宝石般的光芒,北方令人神往的短暂黑暗、细长酒瓶里荣耀的红酒、清晨绿色的田野、漂亮的妇女……所有这一切都归我所有。它们似乎为我而生,一直期待着我,散发着魅力,只为让我获得它们。
几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个世界开始慢慢地显现。刚开始的时候,它慢慢地渗透进来,人们几乎觉察不出来,就像从某些伺机报复的天使翅膀上脱落的绒毛一样。有时候,它们用绝望、哀求的眼睛看着我,露出明显的吃惊和迅速被隐藏起来的恐惧。有时候它就像光一样到来,渗透其中,渗透其中——渗透在快速的词汇、言语和行动中。
但是,过了一些日子,等到晚上劳动结束以后,在厚厚的墙壁、上了栓的门、紧闭的窗户后面,它终于一下子涌了出来,充满了率直的绝望。除非他们明白我对他们的爱,还有对他们国家深深的爱,否则我就难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向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吐露心声。他们似乎非常渴望同那些善解人意的人谈话。他们的内心深处郁积了许多的心事,而我对德国的全部同情也打开了他们矜持、防备的闸门。他们痛苦、恐怖、难以言说的故事开始奔流而出,回荡在我的耳边。他们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消失得无踪无影,讲述了盖世太保,讲述了邻居间的争吵、讲述了琐碎的个人恩怨如何演变成政治迫害,讲述了集中营和大屠杀,讲述了富裕的犹太人怎样被人剥光了衣服、遭到毒打,然后被劫掠一空,最后剥夺了他做乞丐的权利,讲述了有教养的犹太人如何遭受抢劫、如何被驱逐出家门,然后被迫跪在地上,擦洗涂在路面上的反纳粹口号,而那些士兵模样的年轻人却野蛮地围成一圈,用刺刀朝他们身上戳去,寂静的大街上回荡着他们无耻的嘲笑声。这一幅黑暗时代的画面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令人震惊且难以置信。但是这一切就像人们为自己创造的地狱一样,全都是事实。
就这样,我想起了人类的生活信仰和埋藏心底的痛苦所形成的腐败——我终于辨别出来了,从可怕的方面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毒害并致使某个崇高、强大的民族窒息死亡的精神疾病。
但是即使在我知道了它,明白它是什么东西以后,我又奇怪地想到了另一件事。我在德国的朋友家里坐了一整夜,坐在上了栓的门和紧闭的窗户后面——他们内心充满痛苦地在我的耳边低声讲述着。我认真地倾听着,坐在椅子里看着他们脸上滚落的泪珠和难以抹去的痛苦表情,我的心里也十分难受。由于许多人在场,我只好装出一副轻松、愉快、漫不经心的样子。当我听到、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已被撕得粉碎。在这些敞开的事物里面,我突然意识到有种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彻底弄明白。奇怪的是,我又想起了自己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度过的那段灰色的日子,它们已经渗透进了我的灵魂深处,如今再一次回到了我的脑海里。那些在深夜探索丛林小径的日子也一同浮现出来。我再次见到了无家可归的人、流浪汉、被剥夺权利者憔悴的面容。那些曾经工作过、而现在已经无事可做的年迈工人和从来没有工作过、现在找不到活干的年轻而毫无经验的男孩一起脱离了这个不需要他们的社会,他们想尽办法来应对这种转变——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在纽约市政厅附近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里寻求温暖和友谊、在地铁站走廊的混凝土地面上裹着报纸入睡。
全都回想起来了,我想象中所有的插曲,那个上流世界夜晚的不祥回忆以及所有的财富、柔软且做作的享乐、生活中苦难与不公正的冷漠等正一起闪烁辉映着。全都回想起来了,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图片。
所以,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在这些令人深受触动、深感不安的陌生境遇中,我首次彻底明白美国病得有多么严重,同时也明白这种病态跟德国非常类似——这是一种存在于世界范围的可怕精神疾病。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弗兰茨·海利希后来给我讲述了同样的事情。在德国,一切都令人绝望:事情发展得太离谱了,现在除了死亡、破坏、彻底的崩溃以外,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阻挡这一步伐。但是美国,我觉得似乎情况还不算太严重、并没有到达无药可救的地步——一切还不算太晚。如果在美国和德国那样,人们不敢正视恐惧本身,不敢探讨其背后产生的根源、说出其真相的话,那么,美国仍然会陷入绝望之中,而且会更加绝望。美国还年轻,仍然是人类充满希望的地方。美国和这片古老、衰败不堪的欧洲并不相同。那些从古代遗留下来、未经医治的疾病如今开始肿起、化脓。美国仍然具有弹性,仍然有望得到医治……如果……如果人们不再害怕真理。朴素、敏锐的真理之光在德国已经变暗,最终消失不见了,而这是唯一一味可以洗净、治愈人类灵魂伤口的良药。
这样经过一个晚上,我终于再次看清了全部真相:未来的日子,凉爽、光芒四射的清晨,铜金色的蕨树,清澈碧绿的池水,迷人的公园和花园……但是这一切都跟过去大不相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生活中有些东西就像早晨一样清新、和地狱一样古老。在德国,大多数的人都具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疾病,而这一刻它正通过一连串的短语和可怕的体系传达了出来。一天又一天,这种疾病逐渐渗透人心,而且还在不断地渗透着,直到渗入我所遇到的、接触过的每个生命体内,我见证了那种难以言说的玷污所造成的破坏。
所以在这一刻,我的眼前又有一层东西被剥落了下来。我心知肚明,自己曾经亲眼见过的、心领神会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被忘记,永远都会铭记心底。
47 传道书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向你讲述了[乔治曾写信给福克斯]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对我所产生的影响。你可能会问,这一切究竟与你自己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谈一谈20年前本人上大学时拥有的“人生哲学”。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当时自己并没有真正明确的人生哲学,现在我也无法确定。按理说,17岁的人应该拥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且人们都会乐于谈论这个,好像这是一件能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具体事物。每次一想到这个我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重要。就在不久前,有人曾邀我撰写一本名叫《现代哲学》的书。我试着写了一部分,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我不想、也没有心理准备向人们讲述自己拥有的“现代哲学”。原因倒不在于本人对自己所思所想的东西感到迷惑和怀疑,而是因为本人对以形式主义和终极术语对这些东西进行阐释着实感到迷惑和怀疑。
这就是20年前在松岩学院读书期间,我周围的大多数人所碰到的问题。我们的脑海里都是关于真、美、爱、现实的“概念”……这些概念使我们对其所指的意义有了更加坚定的认识。之后,我们已不再怀疑什么……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信仰的本质就是怀疑,现实的本质是质疑。时间的本质是流动,而非静止。信仰的本质是明白万物都处于流动与不断的变化之中。成长中的人是有生命力的人,他的“哲学”必须与他一道成长、共同流动。要是不流动,我们正是如此……难道不是吗?我们就会变成僵化顽固的人,成为永远不务正业的人,成为时尚的模仿者。现代的人大都过于僵化,明天又不确定,所以他信仰的实质除了一系列僵化不变的东西以外,什么都没有。
因此,我无法对你自己的“哲学”作出任何阐释,因为要想作出阐释,就要把你本人同少数从事学术的人作出区分。感谢上帝,你并不属于这一类人。要想作出区分,我必须要再次谈谈你古怪的蔑视、谈谈你突然且饶有风趣的嘲弄。有谁能够把你新格兰人所具有的本质特点清晰地讲述出来呢?——敏锐、自豪、害羞、疲倦、孤独,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觉得你非常勇敢。
很难为你下个定义,亲爱的福克斯。但是我可以说明,可以吗?我可以用“我觉得”来说吗……福克斯外表怎么样……你是怎么看待他的?
唉,首先,我觉得福克斯就像传道书。我觉得这么说是公正的。就定义而言,我想你肯定会同意的。你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定义比这个定义的程度更深一些呢?我不知道。经过37年的思考、感受、梦想、劳作、努力、旅行、贪婪地求知,我没有碰到过另一位能够抵得上你一半的人。也许这个世界上某些已经写下来、画下来、唱出来或者讲出来的东西能够更好地概括出你的特点来。即使有这种东西,我还没有见过,如果我还没有见过,那么我倒觉得某位到西斯廷教堂的来客会比前者更加了不起,截至目前还没有谁听说过此事。
本人用9年时间对你进行的观察表明,我发现你过着一种思考、感受、实践、传道士般的生活。我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比这更好的了。在我读过、听说过的书里,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生活在世界上的生命最崇高、最智慧、最有力的表达了,同时它也是地球上诗歌、修辞、真理的最高成就。我并不会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给出教条式的判断,但要是非得让我得出什么结论,那我只能说传道书是我知道的最伟大的单部作品了。它体现出最持久、最深刻的智慧来。
和别的事物一样,我觉得它完美地表明了你的地位。我每年都会拜读多遍,我熟悉你所认可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章节。
如果从那本圣书中引出几句格言来,我想你肯定不会反对的:一个好名声要胜过珍贵的软膏;我想你也会同意的:死亡的日子要比出生的日子好。你也会同意,对伟大的布道者而言,一切事情都需要劳动来创造;这一点人们说不出来。眼睛不会满意看到的东西,耳朵不会满足听到的东西。我知道你会同意,过去的事就是将来的事;完成了的事就是应该做的事。阳光下没有什么新的事物。你会同意,一心想了解智慧、疯狂和愚蠢就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我知道你会同意的……因为你已经告诫过我许多次了……万事万物皆有盛期,天底下所有的目的都有恰当的时机。
“虚荣中的虚荣,布道者说,全都是虚荣”。你肯定会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的,但是你也会同意他的另一个观点的,也就是说,傻瓜交叉着双手,吞噬着自己的血肉。你会同意,人的存在就是不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因为不论你走在坟墓的任何地方,那里都没有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知识、没有智慧。
这个简短的定义恰当吗,亲爱的福克斯?没错,因为我不止1000次见过其中的每个音节。我听到过你强调的每处地方。就在我谈起你为某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的时候,你曾经说过我所写的正是你的墓志铭。但是你错了。你的墓志铭在许多世纪以前早已写好:传道书才是你的墓志铭。伟大的布道者给自己画像的时候就已经为你画好了肖像。你就是他自己,他的话正好就是你的话,假如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表达过这些话,那么他本人以及他所有伟大、崇高的布道都将有可能再次从你这里产生出来。
所以,如果我能为你的哲学——以及他的哲学——下个定义,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宿命论。从本质上来看,你们两个人都是悲观主义者,但都是满怀希望的悲观主义者。你们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很多真正、有希望的东西。首先,我知道一个人必须得工作,必须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按自己的能力去做。那些对已经逝去、可能得到但却没有得到的东西不停地抱怨、渴望不已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你们教给我敢于接受的胸怀:承认人生悲惨命运后面隐藏的复杂关系,人类必须依赖这种关系才能够生活下去,离开以后便会死掉。你们教会我不要抱怨,要敢于接受这一基本的事实,但是接受以后,要努力去做眼前的事,而且要全力以赴。
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俩之间出现了某种陌生、艰深的悖论——我认为,就在这里,就在你和我意气相投的地方,现在却出现了分歧。我几乎想对你说:“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却无法同意你的观点。”这正是我们烦恼的根源,正是我们最终分道扬镳的秘密。别人会说各种闲言碎语——而且我知道已经有人在这样说了。他们会有上千种敏捷、现成的解释(正如他们所说的)——但是说真的,福克斯,整个事情的根源就在这儿。
在你最近写给我的一封信里,你讲了一些令人心情愉快、感动人心的话:
“我知道你马上就要离开了,我一直都认为这一天总会到来的。我不会阻止你,因为你执意要走。然而,奇怪且令人费解的是,在许多本质的问题上,再没有人能和我有这样一致的看法了。”
这的确非常奇怪、令人费解,神奇且神秘。因为那些喋喋不休的闲谈者们从来都不会了解这一点,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如此,你我之间有一个奇怪的悖论:我似乎觉得你就是北极,而我是南极——两个人处在平衡、协调的状态中。然而,亲爱的福克斯,整个世界就处在两极之间。
的确,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相似。当我们一起眺望着窗外,看到人们在同一个太阳底下饱受着煎熬,在同样的寒冷里瑟瑟地发抖,同样任凭风吹雨打,由于同样的轻信而上当受骗,由于同样的糊涂而自我背叛,由于同样的愚蠢而受人误导、感到困惑迷茫。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半球上,观察着这个痛苦、饱受折磨世界的旋转轨道。我们每个人看见的画面全都一样。我们不仅看见了人类的愚蠢、糊涂、轻信和自欺欺人,而且也看见了他的崇高、勇气、渴望。我们看见了捕获他并把他丢弃的狼群——具有贪婪、恐惧、特权、权力、暴政、压迫、贫穷、疾病、不公正、残酷、不道德等特点的野蛮食肉动物——亲爱的福克斯,我们同时也发现我们二人的思想已经达成了一致。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有分歧呢?为什么在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两人还会分道扬镳呢?我们看见了相同的东西,都起了相同的名称。由于同样的愤慨和反感,我们憎恶它们——但是,我们还是有了分歧,而我向你提出了告别。亲爱的朋友,我年轻时代的精神之父和监护人,事情已经发生了,而我们二人都心领神会。而这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知道这其中的答案,下面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在我本人过去的年月里,我终于明白人生就是经历、受苦、死亡的残酷过程——这是你自己和那位伟大传道者的信条——我非常同意命运使然的天数。简单来说,你觉得困扰人类的许多疾病都是难以医治的:就像人生来就要经历、受苦、死亡一样,人生来就会因为他自己的创造物(恐惧、残忍、专制、权力、贫穷、富有)而饱受困扰和折磨。你会觉得,在这种顺从天命的精神下,一切都会注定这样、永远不变,因为它们永远都是人类堕落、饱受折磨的灵魂固有物。
亲爱的福克斯,亲爱的朋友,我听到了你讲的话,也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我却难以苟同。你感觉得到——我听见了你说的话,而且也能明白——要是古老的怪兽被人摧毁,新生的事物就会诞生。你认为要是旧的暴政被推翻,新的政权就会继之而起,虽然同样阴险而邪恶。你认为所有明显的邪恶都生长在我们周围的菘蓝之中:存在于权力和奴役之间、存在于缺乏和丰裕之间、存在于特权和沉重的歧视之间。那些巨大、不合理的失衡关系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它们正是人类的祸根,正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你说过并肯定过——而我也听见了你说的话,但却不能苟同。
为了更加明白地把你的规则和行为作一交代,我想我本人从来不认识比你更加友善、更加温和的人,但是我也从来不认识哪个会比你更屈从于命运的人了。在实际生活中——在生活和行为里——我已经发现传教士的布道已经奇迹般地在你的身上取得了成功。我看见你面容憔悴、脸色灰暗,因为你看见人才被埋没,生命被滥用,应该完成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看见你费力地挽救你认为值得挽救的东西。我看见你付出了惊人的劳动和耐心把一位天才从失败的沼泽地拉了出来,要不然他的生活肯定会沉沦下去;在每一次下滑的过程中,你不仅没有在放弃与遗憾中承认失败,相反眼睛里却闪烁出光芒,就和铸钢一样坚定。我看见你用力地挥拳砸向桌子,我听见你的语气里夹带着深厚的热情,低声说着:“他绝不能离开,他是不会迷失的。我不会迷失,他肯定迷失不了,接受这一切吧!”
要想为你崇高的人生美德增添一分应得的华丽,现在就该由你在这里作解释了。因为,没有你的解释,人们就无法对你的价值和实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不提及你艰辛劳动背后给予的启发,不把你对严酷天命的默许作一交代,肯定会给人们留下一种虚假、不充分的印象,这便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一代人出现的最奇怪、最狡猾、最直率、最简单、最复杂的人物印象。
如果说你用一种屈从命运的容忍态度看待这个纷乱世界里的痛苦和不公正,但却不说明你本人是如何专注而奇迹般地挽救了那些能够挽救的人,那么这对你来说是不公正的。没有人比你更好地完成了布道者下达的任务,同时尽己所能地完成了他手边的任务。没有人给他更多的任务,只要求他亲自完成下达的任务,并挽救那些没有完成任务、且有挽救可能的人。但没有人会不动声色地接受那些无法挽救的人。我觉得你是在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位毫无益处、任性地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的朋友,但是我也清楚,你对接受这个难以避免的结局丝毫不会后悔。我看到你面容苍白、眼窝深陷、为那位饱受紧张性休克或者不明疾病困扰的孩子忧心忡忡。你最终找出了致病的原因,并作了身体检查,但我知道,要是病情严重得难以根治,你肯定会精神振奋、神闲气定地接受这个现实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之间巨大差异的组成部分,和我们二人悖论般的相反观点一样奇怪、难以理解。但是我们纠纷的根源和断交的种子就埋在其中。你本人的哲学使你接受了事物的固有秩序,因为你早已不再希望能够改变,你觉得任何别的秩序都同样糟糕。按永恒的术语来说——那些永恒的东西——你和传道者可能都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智慧比起传道书更加智慧了,最终也没有哪一种接受能和岩石一样坚定。人天生就要经历、受苦、死亡,这都是命里注定的悲剧。最终的时候一切都是这样。但是亲爱的福克斯,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不得不否认这一点。
人类是永恒的,但是活生生的人为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日子。新的罪恶会不断跟随着他,但是他关注的却是当前的罪恶。在我看来,一切信仰的本质、我信仰的宗教本质讲的全是人类将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目前人类的最大敌人——目前的存在形式——即我们见到的恐惧、仇恨、奴役、残暴、贫穷和需要等诸形式——都会被征服、被摧毁。但是征服和摧毁它们将不亚于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全盘的修正。顺从天命、悲哀的默许都难以征服它们,逆来顺受的哲学——悲观地假定事物恒定不变、好坏一如从前,形式一如从前——都难以摧毁它们。我们仇恨的罪恶(你并不比我少)难以通过耸一耸肩膀、唉声叹气、聪明地摇一摇脑袋就能摒除的。我觉得当我们开始在他们面前撤退、想用人类普遍的悲剧搪塞其词的时候,他们只是嘲笑般地望着我们,胆子也越来越大。坚信新生的怪物将和古老的怪物同样恶毒,相信装着人性脆弱和伟大的潘多拉之盒,一旦被打开,丑陋的东西将会蜂拥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它永远进行下去。
你和传道者可能永远都是对的,但是亲爱的福克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只在这一刻是对的。只为了这一刻,只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开口说话,把我们所见所知的真相都说出来。我们怀有真理的勇气,当敌人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会迎着走上前去,而他们就会被我们争取过来。要是他们一旦被征服,那么如果有别的敌人再次靠近时,我们就能够在那里同他们会面,并在那里继续下去。为了确定这个事实,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就成了一个人的宗教和他的生活信条。
48 信条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信仰作过任何声明,[乔治在致福克斯信的结束部分中写道],虽然我信仰过很多东西,而且我说过自己信仰过它们。但是我从来没有用具体的词语表达过自己的信仰,因为我的每一个本质元素几乎都不赞同那种生硬的框架、定论、明确的表达。
你是生活的岩石,而我则是一张网,所以,我觉得自己就是时间的植物,正如你是时间的花岗岩。我的生活比起任何一位熟悉的人更加具有成长的形式。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能比我更深地扎根在时间和记忆的土壤里,没有谁能比我更多地接受了个人世界的磨砺。在整个巨大的冲突中,你始终都跟随着我。4年了,我一边生活,一边工作,一边探索布鲁克林的丛林奥秘——这些丛林奥秘正好符合我自己灵魂的奥秘,而你一直陪在我左右,紧紧地跟随着我。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能够完成——结束——摆脱循环——彻彻底底地把这一切都弄明白。由于我本人的疲惫、绝望、那些无所知者的闲言碎语,我唯一的疑问越来越强烈,而且不断地折磨着我。那些人小声地说我永远都完成不了,因为我没办法开头。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多么荒诞、多么虚假——多么荒诞、多么虚假,以致有时候都成了痛苦和绝望的笑柄。而事实却与此迥然不同,我的担心正好与此相反:我可能永远都完不成什么,因为我再也无法把自己所知、所感、所想、非讲不可的东西说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张巨大的网络,我被困在里面,它是我遗传的庞大产物——奔流不息的记忆,源自我母亲所提供的素材,都是维系我和过去的精密外壳。它不仅同我的生命相通,而且和每一块生命的土壤休戚相关,所以最终什么都难以逃离这个根深蒂固、蕴含了各种感受的人生探索。阳光出现并照耀着大地,青草在赤裸的脚趾间带给人的那种感受、稍纵即逝的午间、铁门的砰砰声、公共汽车在拐角处停下时发出的咯吱声、人们吃午饭时皮鞋踩在路面上发出的清晰声音、青萝卜的味道、冰钳的叮当声、母鸡的咯咯声——此外,像梦幻一般逐渐模糊的时刻,渐渐融化成难忘的时刻,我两岁时的模样。不仅这些,还有所有逝去的响声与声音、忘却了的记忆全都不停地敲击着我思想的闸门,直到它们一起涌入我的梦里,巨大、无休止的重荷沉甸甸地压在我不安的睡眠中。过去的一切并没有全部消逝。它们正源源不断地再次显现出来,甚至连父亲卧室墙壁涂料上的斑点、印着父亲印记的古老皮制沙发散出的气味、布满灰尘的瓶子和地下室蜘蛛网散发出的气味,马房地板上偶尔传来的缓慢、无力、踩在松软杂物上的马蹄声、扫帚般的马尾巴自豪的摆动声,以及吃了燕麦而留下的粪便等。我再次穿越整个时间和岁月——穿越荒凉冬日尽头的3月天,穿越淡红色残阳的凄凉和悲怆,穿越4月魔幻般的绿色,穿越盛夏令人恐怖而窒息的具体地点,穿越10月落叶的气味和空气里木料散发出的烟雾。这些被遗忘了的时刻和数不尽的人生片段,连同我全部的巨大记忆、多年前消失在山巅、那些已经不在、永远不会再现的亲属的声音,他们修建并长辞在那里的房屋、留有他们足迹的道路、姨妈芒向我讲述过去那些名不见经传者故事的时刻,这时候一齐重新浮现在脑海里。它们在我巨大的思想脉动中恢复出来,庄稼也再次浮现出来,一株株、一棵棵、一丝丝,直到完全、完整,并同滋养它们的大地(它们最后、有生命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你就像留在我身边的岩石,直到我挖出植物,循每一根深入黑暗、无声土壤中的脉系,追根溯源。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事物的循环正好圆满——而我们也都完成了任务,所以我有话要说:
我觉得,我们在美国这儿已经失去了自我,但是我相信我们定会再次找回自我。这个信念,现在对我来说——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相当于一种知识和信念的宣泄,它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希望,而且也是美国永恒、实实在在的梦想。我觉得我们所创造的美国式的生活风格,以及生活所塑造的我们——我们创造的形式、所有成长的细胞、创造的蜂房——一切的本质都是自我破坏式的,都注定要被摧毁的。我觉得,现在这些形式正在死去,而且必须死去,正如我所知,美国和美国人民都是不朽的,都是没有被发现的、不死的,而且必定会活下去。
我想,我们还没有真正发现美洲的大陆。我想,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人民、我们强大而不朽的土地还有很多任务没有真正地圆满完成。我想,我们还没有真正发现自己的民主。我想,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朝阳一般确定而实在,中午必然会出现在天空。和大多数的当代民众一样,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的美国正在向我们召唤,这不仅是我们生活希望的荣耀保证,而且是我们马上就要实现的伟大梦想的荣耀保证。
我觉得敌人就站在我们的前面。但是我认为,我们对敌人的形态和面孔了如指掌。清楚我们对他们很了解,将会和他们见面,并且最终要战胜他们,这都是我们生活的希望所在。我觉得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具有上千张面孔,但是我觉得所有的面孔都戴着同样的面具。我觉得敌人都太自私、太贪婪。我觉得敌人都是瞎子,只知道在黑暗里拼命地摸索前进。我觉得敌人并不是昨天才出生的,不是40年前就已经长大成人,也不是在1929年身患疾病并且已经崩溃。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开始行动,我们的幻想并没有受到动摇,我们并没有迷失了方向,然后却突然出现在营地。我觉得敌人和时间一样古老,同地狱一样邪恶,从一开始他们就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土地、摧毁了我们的财富、蹂躏和掠夺了我们自己的家园。我觉得敌人带走了我们的人民、奴役了他们,污染了我们生活的泉水、劫走了我们最稀有的财宝、抢走了面包,留下了面包屑,但是他们还不满足,因为敌人的本质就是贪得无厌——最后连面包屑也要抢走。
我想,敌人到来的时候,脸上会装得非常清白,并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想,敌人会用谎言欺骗我们,他会说:“瞧,我就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我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弟兄,你们的朋友。瞧,我变得多么聪明,多么结实——因为我只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是你们的朋友。瞧,我现在多么富有,多么强大——因为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和你们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成就。我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我就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是你们谦虚的弟兄和朋友。瞧,”敌人喊道,“我现在的样子,我变成的样子,我已经取得的成就——反省反省吧。你们愿意摧毁这样一个东西吗?我肯定这是你们最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你们自己、是你们每个人具体的形象,是你们每个人的成功,是根植在你们血液中、与生俱来的、固留在美国传统中的东西。这是你们每个人都非常渴望的东西,”敌人说,“这样说来,”他谦虚地说,“难道我不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吗?难道我不是你们的弟兄和儿子吗?难道我不是你们每个人都希望渴望并期望你们的儿子都变成的化身吗?难道你们会破坏这个展现你们英雄自我的荣耀化身吗?如果你们摧毁了我,那么,”敌人说,“你们就摧毁了你们自己——你杀死了全美国最为荣耀的人,你们是在杀死自己。”
他在撒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在撒谎!他并不光荣,从任何方面来看,我们自己也不光荣。他并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儿子,不是我们的弟兄。他不是美国人!因为,虽然他有上千张熟悉、善变的面孔,但是他的真实面目就跟地狱一般古老。
看看你的周围,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亲爱的福克斯,我的老朋友,我们已经走到了曾经共同走过的那条路的尽头。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现在向你道别。
但是在我离开之前,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夜里,点起残年的蜡烛,有人曾经对我说:“离开你熟悉的土地,去寻找更加伟大的知识;离开你现有的生活,寻找更加伟大的生命;离开你挚爱的朋友,寻找更加伟大的关爱;寻找比家园更加亲切、比大地更为广阔的故乡吧……”
“……大地的支柱在那里出现,世界的良知都指向它们……风已吹起,河水开始怒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