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东明，汉族，1931年4月出生，上海市人。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6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工程师，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等职，中等个子，方脸盘。妻子陈幼华，1954年卫校毕业，分配在福安防疫站工作至今。1984年9月26日夜，夫妇俩共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陆东明：我今年53岁。在我走红的时候，作家张洁、李陀都曾跟过我一段，并说：“写你，要有大的曲折就好了。”我现在遇到曲折，却没有人来找我了。去年这时候，附近这家宾馆主动提出要接受我爱人到他们单位工作。现在，我托人去问，却不记得了，说不接受了。

　　我在省政府有房子，但我不愿进去了。潇湘电影制片厂曾来找过我，写过一个剧本，说是要投拍，现在说我出了问题，也宣布不能拍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不是用我的真名。过去我还是行的嘛！现在我不行，你还可以拍我的下集，留给后人更有启迪意义嘛！湘江《镜报》登了我，说我跳楼自杀。有朋友告诉我，在湘江有了好几个版本，说我自杀，说我没有死。北京有个记者来采访我，问：“你的腿怎么样了？”我说：“三百斤的木头我都能扛起，有什么怎么样？”湘江《镜报》讲我：跟女秘书搞关系，挑得女秘书的家庭关系不和。其实，女秘书才20岁，有什么家庭呢？根本就没有建立家庭。起码这一点就与事实不符。《镜报》还说，我只要跟外商能谈成生意，把小姑娘送上床都可以。再说我在国外有巨额存款。我很敏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马上想起毛主席讲过的话：相信人民相信党。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去年8月，开始弄我的问题。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了十年。我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去年的《当代》第2期，刊登了我的报告文学。我自己不愿看反映我的东西，我怕看。我只想到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我喜欢听音乐，骑摩托车。我现在倒希望作家来体验我的生活，了解我的内心。我比过去穿得好多了，为什么？人生战略上的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机器是我们设计的，工厂是我们设计的，但是人生是很难设计的。生气，百病就来了。思想病，生理病。上坡路好走，下坡路难行。上，是有人推的；下，是任其往下滑。我是去年8月陡然滑下来，今年4月刹住了，慢慢回升。我自己已经感觉到，开始在回升。有的事情，我自己知道，问心无愧。有的事情，没有一定的时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上个星期，有个省委领导找我谈话，说了我的问题。但又表示还没有弄清。我认为：既然没有弄清，为什么要把那些所谓我的问题登到报刊上去呢？是要把我弄死，还是怎么样？去年8月27日登报，8月29日就把那个女的抓起来了。10月2日、4日省委根据张传东同志的汇报，就决定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省长胡平同志找我谈话，说福厦公路建设工期紧迫，面临最大障碍是沿线居民不配合拆迁。说是省委已经决定了，叫我去抓福厦公路建设。我服从组织安排。我来到施工现场，的确遇到钉子户，房子撤不了。我给房主做工作，一是希望他顾全国家大局，二是经济上尽可能的满足他的要求。可好说歹说，对方就是不进油盐，打死也不拆。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开着推土机，直逼房檐下，房主站在房顶上，指着我说：“你敢来。”我开上去，推一下，他也就下来了。后来他还跟我成了好朋友。做群众工作，主要靠以理服人，但也不能过份迁就，该强硬的时候就得强硬，不能心慈手软。

　　8月27日，我从厦门回来，我在全国受表扬的时候，好像一块钢铁，烧得红红的，突然一下冷到零点以下，碎火，会达到两个程度，一是变得很硬，一是摧毁掉。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今春在机器厂说了，经过这一下，陆东明同志会更坚强起来。8月27日，胡平同志找我谈话后，8月28日省委召开厅局长会，就说项南同志的意见，不让我参加会议，要我到房子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

　　我从闽东电机厂的一个技术员开始起步，到科长，到工程师，到厂长，是我把它组建成闽东电机公司，并担任公司一把手。产值从“文化大革命”前的零，到400万元。我是1966年被打倒，1976年，还是400万。到1983年我下台，产值4000万元。“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闽东公司被整得最厉害的，被打，我都没觉得伤感情。前段整我，却伤害了我的感情。有人认为：如果陆东明又站起来了，他会怎么办？说我在闽东贪污了6000元。如果一旦否定，他们怎么办？我没有构成法律罪，是党内处理。为什么不让我到省大会上去检讨几句，为什么不让我到省委委员会上检讨几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在报上登了，侵犯了我的人权。你敢在报上登我的事，为什么不可以让我在报上登文章。道德败坏，品质不好，所以撤掉。经济问题待查清后处理。为什么不让我的申辩在报上登一登呢？我现在也掌握了不少事实。宣布撤销我的省委委员时，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会议。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但话说回来，今年3月，省纪委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上不追究责任。省委的主要领导对我还是爱护的。有人要把我弄到山区去，我死也不去。今年4月，项南同志视察福州机器厂，见了我说：陆东明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现在的干部政策是能上能下，能上去，能下来。陆东明同志是改革者，工作有魄力。福厦公路我只讲了几句话，他就抓起来了。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只能是爱莫能助。

　　我原来是在山沟里的福安电机厂。“文化大革命”后，好多人都离开了老单位。我没有离开。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我的人，诬陷我是叛徒的人，我出于人道主义，对他们该用的照样用。我在台上，他们对我百依百顺。我受了挫折后，他们就在背后搞我的明堂。我在闽东抓工作，厂长负责制，有人心里是不服的，是恼恨的。有些厂长、书记过去是专门整人的。本来跟我相处得蛮好，但他们不整人，是过不去的。就像猫要吃老鼠。当时，我任总经理，开拓时，机械厅厅长就跟我对着干的。我当时要按他的办，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我兼并了几个厂，得罪了闽德地区、省机械厅、福州市。得罪的面太大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都是搞行政当官上去的，唯独我是抓技术工作上去的，他们穿布鞋，我穿皮鞋，他们穿宽大的衣，我穿上海的衣。我跟他们的形态也不一样。

　　闽东是第一个做霓虹灯广告的。那时谁也不敢那样做。福州市长张继中来找我，要我把霓虹灯广告拿掉，50万元，我不干。诱骗我也不干。我是1982年7月出任福建省副省长。

　　项南来了以后，讲话有开拓性，他是决策者。有人认为我是项南提拔的，打倒我，也就是对项南的打击。这话对了一半，我是1979年当选为省委委员。我当副省长，是中组部派人来考察的。怎么是项南提拔的呢？如果项南同志不在这里，我可能还会好一些。他不会怕人家提意见说他包庇我。项南对他的老战友、大作家陈登科说：我是闽东副厂长。莫名其妙。他们那会管那么细，管那么多？

　　我从泉州回到省政府机关，林端容来找我，24岁，她原是山区的知青，我们把她带出来，放在闽东公司做秘书工作，收发文书之类。我的来往信件、公章都交给她保管。去年7月，她的父亲病了，开刀。天气最热。她在医院没办法休息。我从泉州回来，她就打电话给我，找我有事。我就用车子把她带进了我在省政府分配的新宿舍里。她告诉了我很多闽东公司的内部情况，她就是我的耳目。办公室主任是过去整我的。对她控制得很紧。她当时在我房子里睡了。我六点钟回来，她从床上起来，告诉我，有人敲门，喊：“老陆！老陆！”接着，省委秘书长来了电话，找我谈工作。谈了以后，就要看我的房子。我看到林端容在房子里，我没开门，说没带钥匙。此时周围都是人，把我房子里包围了。我就去问省纪委书记张传东，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抓华侨大厦的两个妓女，被人带到省政府来了。我就出外休息了。我当时就没有让她出去。第二天早晨，她就从后墙出去了。垫凳子出去的。胡平接着就找我谈话，说我男女关系。当天下午就抓人。抓了肖桂英，要她承认和我的关系。她在东街口上班。晚上，就把她放了。她碰到我，不敢说话。林端容7月份谈的一个朋友，姓张，爸爸是闽东地区的经委主任。这主任是“文化大革命”中专整我叛徒材料的专案组长。林端容与这位主任的儿子谈恋爱，是由闽东电机公司的党办主任介绍的。晚上，把林端容关在福建省教育厅反省，把她的短裤、内衣拿到医院去化验，结果只有她自己的大小便痕迹。林端容开始十几天都没承认，后来就逼，最后以她的口气写了个材料，要她自己抄。又说我在闽东电机公司搞的资产阶级一套。说我把漂亮的女孩子都弄到门市部。还说我调戏林端容的妹妹。林端容现在被弄到福安山沟里去了。闽东电机公司第二厂工作。事情发生后，我给党中央写过信，反映我遇到的这些问题。尽管我现在被打得晕头转向，但我相信，党总会把事情给我弄清楚。我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一个强者，但我没有想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竟然失败了。陈登科来采访过我，今年9月2日才走，他打算写篇《谁在福建胡作非为？》。

　　现在，有很多人，很多单位来请我当顾问。我真正的顾问是东门大队的顾问。我要他们把东门大队企业办的牌子改为企业公司，从土里土气中脱颖而出。我最低的就是给东门大队当顾问，了解农民的情况。我过去没有真正的和农民接触过，现在才真正了解了农民。农民也经常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我还可以与湘江通电话。我是6级高级工程师，工资100多元。只要我的血液还在流动，脉搏还在跳动，我就要继续为党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坐了三年班房。现在总没有坐班房那么苦。我要挺过去。

　　陈幼华：我今年48岁，过去与他住在一间木屋子里，有时为给在上海的儿子买点东西，他不肯，争争吵吵几句，夫妻之间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有人也是拿这种小事大做文章。年轻的时候，我和丈夫一起去跳交际舞。也有人指指点点，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过去，有人劝我，要陆东明急流勇退，我想：怎么退呢？他是搞技术出身的，在政治舞台上，没有经验，没有手腕，所以要吃亏。

　　陆东明：省纪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我四条罪状：一是与林端容的两性关系；二是调戏林端容的妹妹；三是在闽东电机公司搞资产阶级一套；四是说我态度不好。说我跟胡平承认了有几个男女关系，但不肯向省纪委承认。我问胡平省长，我什么时候承认了？胡平说：“我认为那样，大家日子都好过一些嘛。”你看看，这还有什么真理？我分析，他们可能对我采取折中的办法：安排一个职务，算了。

　　我的电话59193，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随时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