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8日，承德市群众在“抗日英雄无字碑”前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国耻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周年。

　　白书杰代表热河省抗日民主政府、热河警备司令部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重申了“努力工作”、“勿忘国耻”、“还我河山”三个主题。

　　与此同时，白书杰向全民族发出号召：“方今天下，敌势凶凶，各政党、各团体应放弃自己的偏见，联起手来对抗侵略者。敦促南方政府顺应民意，放弃一切苟安求和的幻想，团结全国民众，准备应对侵略。”

　　《承德前线日报》采用通栏大标题，全文刊载了白书杰的长篇讲话，并且在热河、平津地区免费散发。电信局也采用明码电报，反复发出全文。

　　对于白书杰的这一次讲话，有心人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每一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群众集会，白书杰最后的号召，都是“团结起来，准备打仗！”过去的整个讲话从头到尾，都是杀气腾腾，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这一次的讲话，白书杰破天荒的没有提“准备打仗”这四个字，反而在第一个问题上，强调是“努力工作，振兴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大谈“各方势力联起手来，共同面对侵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协商，不要劳民伤财打来打去，让老百姓受苦，让渔人得利。

　　还有，白书杰第一次使用“南方政府”代替原来的“南方卖国政府”，也没说南方政府卖国，而是采用了“放弃苟安求和”的说法。

　　种种迹象表明，白书杰最近好像没有准备打仗，准备转回头大搞经济建设，看样子是要当“和事佬”和“和平人士”了！

　　可惜这个时候还没有“诺贝尔和平奖”，不然的话，小鬼子都有可能出面给白书杰申请一个回来。只要能够把“支那魔鬼”转变为“和平人士”，其实人家小鬼子真的啥都愿意干。

　　“一篇耐人寻味的讲话！”

　　这是伪满洲国的《奉天观察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标题。评论认为：承德方面发表了一篇强烈释放和平意味的讲话！由此可见，热河叛逆经过若干年头破血流的经验教训，终于明白了“和平”的真谛，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篇评论最后表示：“我们高兴看到热河方面释放的诚意，我们更高兴热河方面参与到构建日满共荣的大家庭里来，我们坚信这个日子为期不远。时间必将表明，我们的良好愿望是值得期待的，也更愿意乐见其成。”

　　这一次，南方政府的舆论喉舌没有吱声儿，其它势力没有表态。就剩下伪满洲国那边喜气洋洋。

　　白书杰的一篇讲话，引起各方猜测的同时，历史又被拉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1936年9月18日下午，小鬼子开始在丰台施加压力。

　　二十九军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外出演习归营时，行至火车站前的正阳大街，迎面遇见了打靶回来的日军嘉田大队穗积的队伍，狭路相逢，各不相让。

　　穗积部下的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入孙香亭的连队，踏伤士兵。孙部士兵气愤难忍，便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便散开队形，将孙香亭连包围。孙连长据理交涉时，反被日军掳走。

　　这时，日本兵营听到消息后，立即由大队长率步兵赶到现场，又将二十九军营部包围。

　　日军驻北平的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电报后，率步兵数百人，分乘装甲车、汽车飞奔丰台。行至大井村附近，与二十九军的一个连发生冲突，该连亦被日军包围。

　　晚7点以后，驻丰台的二十九军被分割三处，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敌我双方对峙一整夜，战事一触即发。

　　宋哲元得报后，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现场调查，会商解决办法。日本人步步紧逼，宋哲元步步退让，最后丧权辱国，于19日达成让二十九军撤出丰台的协议。

　　1936年9月19日上午，宋哲元下达命令：“所有军队全部撤出丰台镇，把防区交给日本人。”

　　至此，小鬼子独占丰台，为出兵卢沟桥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史称“丰台事件”。

　　白书杰随即发布通电：“强烈抗议日军天津住屯军牟田口廉也制造事端，无耻侵占丰台镇的丑恶行径。强烈谴责宋哲元出卖国家利益，必将成为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号召所有爱**人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发现，白书杰的这份通电，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议”这种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而不是发表“声明”，更没有说“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报复日军的行动。”

　　反过来“强烈谴责”当事人宋哲元，好像白书杰把一腔怒气撒到了自己人身上。这倒很符合华夏大国历来的处事风格——对外地软弱无能，对内部强硬得过分。

　　1936年10月22日，蒋某人飞抵西安，着手“围剿”陕北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某人拒绝。两人大吵一顿，最后不欢而散。

　　白书杰再次发表通电：“强烈谴责南方政府和蒋某人置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于不顾，肆意挑起内战，彻底违背了全国民意，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样的话说多了，那就没有人相信。

　　白书杰一改往日的行事风格，连续使用“强烈谴责”这样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他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派。现在已经完全当放屁一样，再也没有“有心人士”劳力费神去猜测了。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某人祝寿，再次当面陈情，劝蒋某人联共抗日，遭蒋某人严词拒绝。

　　对于张学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请求，蒋某人坚决并强令东北军立即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某人，请缨抗战，蒋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进废纸篓里面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某人，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同时向蒋某人面报，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现在根本弹压不住，所以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

　　蒋某人略作犹豫，就同意了张学良的请求，定于一天后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某人由洛阳到抵西安，就住在华清池。与此同时，蒋某人发布命令，立即抽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登门进谏，遭蒋某人拒绝。蒋某人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某人，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某人拒绝，而且把张学良直接轰出了房间。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某人，蒋某人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全国动员令，这一次一定毕其功于一役，要取得彻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蒋某人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商谈接下来的剿匪进兵事宜。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一次是铁了心，绝对不和陕北红军作战，始终不接受出兵命令。

　　蒋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临阵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傻子，老蒋的这一次临阵换将如果得逞的话，他们两个人就算走到头了。所谓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蒋某人自以为权倾天下，没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蒋某人的天下，根本摇摇欲坠，但他没有丝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通报了蒋某人不仅不想抗日，反而准备对东北军、西北军采取措施的决定，同时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二人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拿老蒋。老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被杀。

　　当天，张、杨二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次中国近代史上的兵谏，因为发生在西安，所以史称为“西安事变”。

　　这件事情来得及时，白书杰自然高兴不过。

　　1936年12月3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惊闻西安发生事变，窃以为此事大有转圜之余地。如果势力各方放弃陈见，以民族大义为重，能够秉公而谈，达成抗日之谅解，则中华民族幸甚！”

　　“何应钦历来狼子野心，已成为卖国急先锋。窃取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纯属非法。派遣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纯属蛊惑民心，制造动乱！蒋某人虽然举止失当，但还是民国首脑，何应钦私调军队，形同谋反，其心当诛！”

　　“正告南京朝廷里面的卖国贼：西安之变，自有协商之办法。如果你们胆敢派兵靠近潼关附近五十公里，热河警备司令部即日兴师，讨伐卖国贼何应钦，诛灭所有和小鬼子勾勾搭搭的无耻之徒！此布天下，咸以知闻。”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