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在王文川的卡牌上轻轻一点，选择这个新的身份继续开始试炼。

　　 在他的面前，出现了新的天赋卡牌。

　　 辛慷慨陈词（蓝色）：你的发言变得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庚意志坚定（蓝色）：你的意志坚定，有极强的抗压能力，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固执己见。

　　 庚观察入微（蓝色）：你对细节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得到提升。

　　 “三个蓝色天赋，运气还不错。

　　 “不过该怎么选呢？”

　　 楚歌有些犹豫。

　　 这三个天赋乍一看都是有用的。

　　 既然是扮演王文川，那么要做的事情肯定是推行新法。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挫折。

　　 慷慨陈词这个天赋，能帮助他更好地说服皇帝、压制百官。

　　 王文川之所以能变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皇帝的支持，所以说服皇帝非常重要。尤其是还能搭配文士玩家的浩然正气以及新的自带天赋鼓舞士气，所以虽然是个辛级天赋，实际的收益应该也不会比庚级天赋低。

　　 意志坚定看起来有用，但似乎也没那么有用。而且，它还有一个负面效果，就是会变得固执己见。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特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就很难自我纠错。

　　 所以楚歌首先排除掉了这个选项。

　　 至于第三个选项，观察入微，在破案的时候显然更好用一些。但此时是变法，王文川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法条、监督各种法条的执行。

　　 观察入微或许能在吏治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楚歌可以通过这个天赋来观察身边办事的官员，提前提拔一批人或者打压一批对新法有威胁的人。

　　 但考虑到新法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其实不在于王文川身边的人，而在于更基层的官吏，所以这个天赋其实收益也不是很高。

　　 楚歌的绝大部分时间肯定还是在京城办公，不可能没事干到处跑，去各地查看基层官员的工作情况。

　　 考虑一番之后，楚歌在慷慨陈词的天赋上轻轻一点，最终选定。

　　 眼前的雾气散去，楚歌看到了扮演王文川时的初始场景。

　　 这里是一处官衙，也可以称为中书门下，或者东府，或者政事堂。

　　 这里是齐朝时，当朝宰执办公的地方，也可以看成是整个齐朝的权力中枢。

　　 在东府之外也有西府，也就是枢密院，那边主要掌管军政，跟王文川目前要进行的变法关系相对没那么大。

　　 楚歌甚至能隐约猜到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王文川作为当朝宰执，一切的目的都是变法。所以，他主要出现的地方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朝堂，第二个就是此处的政事堂。

　　 在朝堂上，他的主要任务是上早朝，向皇帝汇报工作，同时应对其他官员对新法的攻讦，确保新法始终都能得到皇帝的鼎力支持。

　　 而在政事堂中，他的主要任务则是处理各种政务，包括制定新法的一些具体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及时纠正，等等。

　　 而此时，楚歌的面前就有一份新法的细则，需要由他来最终拍板。

　　 这也意味着游戏又进入了类似于“皇帝”身份盛太祖的那种“经营模式”。

　　 楚歌首先拿起这份关于新法的细则，开始认真阅读。

　　 果然，跟他在历史上学到的王文川新政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王文川新政的核心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齐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而富国强兵，富国是强兵的前提条件。所以这次的变法，归根结底还是以改善财政为核心目的。

　　 只有国库充盈了，才能有充足的物资军械，才能再去谈练兵的事情。

　　 这一点，玩家们早就在“封侯非我意”那个副本领会过了。没有钱，哪怕是邓将军这样的一代名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么，钱从哪来呢？

　　 显然，历次的变法，钱来的地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豪商、士绅、地主等阶层。

　　 也就是所谓的“劫富济贫”。

　　 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国家的财政出了问题，最上层没钱，那肯定不是底层的事。

　　 因为底层是最没有反抗能力的阶层，他们交的税只会多不会少。哪怕是太平盛世，底层人民也不过勉强吃一口饱饭，要说是因为刁民太多而收不上来税，那纯粹是胡说八道。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层通过种种方式，将本该上交国家的税款给截留了。

　　 所以，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让这群人把钱给吐出来。

　　 当然了，劫富的结果，不一定是济贫。这笔钱收上来之后，到底能不能、会不会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那都是最次要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国库充盈、富国强兵，至少能解决齐朝的困局，不要被金所灭。

　　 新法的核心是青苗法，内容很简单，就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出面代替那些放高利贷的富商、大户，放出在当时来看相对低息的贷款，帮农户渡过难关。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

　　 比如，允许不愿意服差役的民户交钱来免役，也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把土地按土质分成不同等级，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鼓励垦荒，兴修水利；

　　 在京城设置机构调节市场，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等等。

　　 除此之外，王文川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强兵之法，比如在农村中确立保甲制度、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比如鼓励养马、监督兵器制造、裁撤年纪过大或战力低下的军队改为民籍等等。

　　 全都查看一遍之后，楚歌大致确定了，这里边没坑。

　　 确实都是王文川当年新政变法的内容，这个副本应该没有偷偷改变一些细则。

　　 而且，从纸面上来看，这些内容都是毫无问题、无懈可击的。

　　 新法的核心是青苗法，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够顺利实施的话，那么哪怕其他的各项法条都没生效，这次的变法也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

　　 表面上丈量核实土地这一条似乎也很重要，但其实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在做。朝廷中枢，哪个皇帝不想查明各地具体有多少土地、每块土地的产量多少？哪个皇帝不想根据土地的具体情况来收缴赋税？

　　 可查来查去，到了王朝末年，该收不上来赋税还是收不上来，该灭亡还是灭亡。

　　 所以，这条就算能推行得不错，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更何况大概率连治标都不见得好使。

　　 而青苗法如果能顺利实施的话，意义就远不止于此了。

　　 从表面上看来，青苗法只不过是官府出面给农民提供的低息贷款，在现代看来这并非什么惊世骇俗的操作。

　　 但那可是比后世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提早了几百年。

　　 当然，王文川的变法肯定跟凯恩斯主义不是一回事，但这种超前的思想意识，确实被后世之人所称道，就连很多外国人，也都惊叹有家。

　　 青苗法的内容，其实很简单。

　　 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没钱买种子、买肥料，他们能怎么办呢？

　　 要么是卖地，要么是借钱。而借钱的话，也只能找富商大户借钱。这些富商大户肯定要趁此机会狠宰一笔，收取高利贷，如果农户还不上贷，那就顺理成章地兼并土地，或者收买人身自由。

　　 这样一来，脆弱的农业经济更是会遭受重创，农民破产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好处。

　　 便宜全让这些富商大户给占了。

　　 而如果青苗法能够顺利施行，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可以向官府借贷，度过难关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官府在这个过程中将富商大户赚的黑心钱收归国家，还可以将粮仓中的存粮进行置换，不管怎么看，都是一种善举。

　　 但楚歌毕竟是后世的人，他很清楚王文川的变法最终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

　　 也很清楚青苗法最终完全没有像王文川预想中的那样生效。

　　 如果此时他再把这些新法的条目不加改变的推行下去，那么结果也只能是像当年的王文川一样，最终黯然退常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改变其中的一些条目，让新法的成功率进一步提升？

　　 “应该从哪入手呢

　　 “从青苗法的借贷利率开始？”

　　 楚歌首先想到的，是青苗法的借贷利率。

　　 按照王文川当年的规定，青苗法的利率是20%，最高不得高于30%。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年息20%，这显然是偏高的。

　　 而且，在青苗法实施之后，确实导致了很多农户的破产，一时之间，民怨沸腾。

　　 民怨沸腾这一点，给王文川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也影响了皇帝的判断，最终变成了他被罢相的直接诱因。

　　 “看来，这个利息还是要降低。

　　 “降到年息10%？5%？

　　 “似乎还是有问题埃”

　　 楚歌想来想去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全是数值问题。

　　 不管多低，都不安全！

　　 事实上，历史上的王文川显然已经预见到了利息可能对农户造成的压迫，所以，他在变法的细则中，已经对此做出了预防。

　　 比如，“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也就是说青苗法中的借贷属于完全自愿，农户不想要的，不能强制摊派；

　　 又比如，明确规定了利息最高不能超过30%。

　　 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够严格按照王文川所制定的标准来实行，那绝对不会有民怨沸腾的情况出现。

　　 但楚歌很清楚，青苗法推行之后，王文川制定的这些限制，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底下负责新法的官员，很快就突破了这个上限，把年息20%，私自改成了两季各20%，也就是全年高达40%。甚至很多官员还把这个数值定得更高，达到民间借贷100%利息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基本上也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没办法考察到底哪些是民户自愿、哪些是被强制摊派的。

　　 官员们强制摊派后，完全可以说是民户因为还不上借贷而撒谎，说自己被强制摊派了。

　　 而且，为了确保新法的效果，王文川也必然要给这些官员们划定指标。

　　 青苗法完成了多少业绩，要作为官员的考核内容之一。

　　 从动机上来看，业绩考核当然是必要的，否则如何确定哪些官员在办事，哪些官员在阳奉阴违？

　　 那些旧党搞非暴力不合作，不推行新法，只有用业绩考核才能揪出来。

　　 可问题在于，一旦考核，官员们就必然会层层加码。既然以青苗法的收益为考核标准，官员们就肯定会强制摊派、暗中提高利息，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业绩突出。

　　 不管定多少利息，这些官员总能想办法突破。

　　 那么能不能改变考核标准呢？不单纯以收益为标准，而是综合法条执行的准确度、民众口碑等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这显然又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楚歌思前想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这20%的利息，不管降多少，都没意义。

　　 因为哪怕定1%的利息，官员们也总有办法给它提高到100%，而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王文川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是新法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楚歌思前想后，决定才用更果决的措施。

　　 “既然不管利息降到多低、都有可能被这些官员给暗中抬起来，那我干脆强制规定，发放无息借贷！

　　 “这么做，至少有三个好处：

　　 “第一，没有了利息，官员们就没办法明目张胆地收取利息，最大限度地阻止这些官员‘唱歪经’，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民乱，也不至于产生让王文川罢相的负面舆论。

　　 “第二，很多旧党弹劾王文川，说他‘与民争利’。不管利息定多少，他们都会认为这是‘与民争利’。那我直接用无息贷款，总不是‘与民争利’了吧？这就变成了一个救济性质的100%的善政。执行如何暂且不论，至少在道义上站住了脚。

　　 “第三，虽说无息贷款没赚头，但如果青苗法真的能顺利施行，一方面是会在普通民户中产生巨大的声望，形成不错的舆论，支持新法；另一方面，民户能顺利度过青黄不接的阶段，地里的收成越来越好，那么农户能够缴纳的粮食自然越来越多，客观上也是能增加国库收入的。

　　 “就这么办1

　　 一番思考之后，楚歌还是决定，先莽一波看看。

　　 因为他发现，哪怕他带着数百年后的智慧坐在这里，综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根本没办法给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每一种方案，都是有风险的。

　　 但他是玩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一次次地重来。所以他完全可以大胆地尝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从头再来，不必像王文川一样瞻前顾后的。

　　 想到这里，楚歌改掉了青苗法的规定。

　　 在青黄不接时，官府要提供无息借贷，也就是不收取任何利息。

　　 官员的考核中，也不再以青苗借贷数量为考核标准。

　　 楚歌倒是也想过是否找到另外的一种考核标准，但想来想去，还真没办法考核。

　　 于是干脆，不考核了吧！

　　 楚歌知道，王文川变法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用人不当。

　　 而用人不当，一方面是因为许多钻营小人为了更快地获得提拔，混入了新党的队伍中，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过于急功近利的考核制度，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

　　 以青苗借贷为考核，最终选拔出来的，一定会是一些急功近利之徒。

　　 假设有两名官员，一名官员严格按照王文川的办法来执行，不做强制摊派；而另一名官员则暗中强征、提高利息。

　　 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后者的业绩更好看，更容易获得提拔。

　　 久而久之，整个新党上下，就全都变成为了业绩不惜扒房拆屋、强制摊派让农户借贷的官员了。

　　 所以，楚歌干脆大手一挥，不考核了！

　　 不做强制要求，没有业绩考核，这些官员肯定会偷懒，但不管怎么说，农户找上门借贷，他们总不至于置之不理吧？

　　 只要他们稍微干点事，就比之前强。

　　 改革嘛，不求一步到位，只要比之前好一点，那就是进步。

　　 当然了，楚歌其实心里也清楚，自己现在也还是纸上谈兵，要说前人绞尽脑汁都没解决的问题，自己一拍脑袋就搞定了，那多半是不可能的。

　　 但这是试炼幻境，失败了也不会怎么样，试一试看看结果如何嘛。

　　 更何况，楚歌能预知未来，知道不久之后天下就将面临一场大旱灾。

　　 而这场旱灾将进一步放大青苗法的负面影响，让百官找到了攻讦新法的理由，加速了新法的失败。

　　 如果说原本的青苗法，最终结果是损了富民、损了贫民而富了国库，那么现在楚歌改动以后的青苗法，就纯粹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让国库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他想的很简单，至少先把百姓喂饱了吧？

　　 原本的变法，可以说是各个阶层全都得罪了，就连民众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那些流民才会跑到京城来反对新法。

　　 但现在，楚歌觉得自己先把这些底层民众给安抚住，让他们来念着新法的好。

　　 这样一来，至少新法能多坚持一段时间吧？

　　 考虑一番之后，楚歌最终拍板，将这个自己改造之后的青苗法，推行了下去。

　　 雾气弥漫，而后又逐渐散开。

　　 楚歌的视野中出现了一行系统提示。

　　 距牛渚之战：8年

　　 “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么

　　 “如此看来，每一轮试炼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我都有十次对新法进行改良的机会。

　　 “这也合理，毕竟法令从制定到推行下去、看到成果，总需要一定的时间。

　　 “十次尝试之后，如果还是未能达成应有的效果，那就只能从头再来了。

　　 “当然，十次尝试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也有可能中途就直接被皇帝给罢官，前功尽弃。

　　 “嗯让我先看看新的青苗法实施得如何。”

　　 系统并没有让楚歌以上帝视角看到全国各地的情况，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文书来回答他。

　　 这其中，有各地官员上报的内容，也有反对新法的政敌攻讦他的内容。

　　 楚歌获取信息的途径，并没有超出当年王文川的范畴。

　　 他随意打开一份文书，认真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