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胡适陪杜威到山西。1920年10月10日,，杜威在国立山西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胡适担任口译。

　　杜威在演讲中,着重讲述了有何方法、何余暇讲求品格道德等问题而教授学生。他批评当时教员、家长单纯以学生成绩优劣，评价学生好坏的错误倾向，要求“在竞争之外,使学生爱群尽公益有互助精神,并于学校内外洒扫清洁各事,由学生为自发的共同动作”。他提倡提高学生的自治能力，即“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杜威演讲之后，胡适作了题为《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的演讲。除了介绍娘子关外的思想文化新潮流外，还对当时山西的落后黑暗情形进行批评。山西大学的学生听了演讲非常兴奋，纷纷向胡适要求转学北大。胡适回到北大后经过商谈，北大允许山西大学预科毕业生免试入北大本科，于是山西大学学生纷纷转学北大。这一方案执行了两年。

　　1919年12月1号，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所发表的“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檄文，《新思潮的意义》与读者见面了。

　　引人注目的是，在同一号上，发表了新青年同仁共同主张的《本志宣言》。

　　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

　　宣言明白交代它的来历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书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意见全体社员的公同，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本志宣言》接下来的文字，当属“全体社员”的共同主张：“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了空前的政治高涨，大家都把《新青年》看成是这一运动的总司令部。

　　但是这个总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有人很激进，有人很平和，有人甚至不时地使用谩骂式的语言，对此，很多关心这个总司令部的人，用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

　　比如，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张奚若写信给胡适说：“吾非谓《新青年》登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为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

　　但是，更让一些人不满的是这个总司令部同仁的分歧，诸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必须指出：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正是人们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活跃，各抒己见，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久处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于忽然展现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接不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总司令部里发出不同声音，使他们无所措手足。

　　陈独秀1919年6月被捕，9月出狱。这期间《新青年》处于停顿状态。陈独秀出狱后，经《新青年》同仁商量，改变1918年以来轮流编辑的做法，重新交给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力主主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应该是出于重整旗鼓、统一思想、团结战斗的考虑。

　　当然，在对统一思想的本身，《新青年》同仁们认识上也并不统一，钱玄同就提出，若让“外界觉得《新青年》是主张统一思想的，那是很丢人的”。因为他们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本来就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的”，是提倡独立思想的。

　　而事实上，共同宣言的发表，也并没有阻止《新青年》同仁们分歧的近一步发展。当然，这是后话了。

　　然而，《新青年》同仁们对统一思想尽管有异议，共同宣言既然能够发表，说明大家还是做到了求同存异的。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既然没发表在“读者言论”一栏，也就是说，该文的主要思想，是被《新青年》同仁认可的。

　　细读全文，就是将其视为总司令部对前段新文运动的总结，和对下一步运动的部署，也一点也不为过。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开宗明义：“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

　　“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话虽然狠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那何为新思潮呢？胡适认为：“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湖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

　　a

　　svaluatio

　　ofall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狠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在这里，胡适“评判的态度”也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罢，都是在鼓励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要避免盲从和迷信，要能够独立思考，就要养成一种健全的怀疑态度，就是要对既有的祖辈相传的习俗、制度等等，重新评判他的意义与价值，要拷问它在今日的社会现实中是否仍具有积极意义，对最大多数的人群，是否还有积极意义，然后再决定弃取。